延州道

由三川驛東北行,60里至鄜州治所洛交縣,有州驛。 由延州西北行,48里至金明縣(今安塞縣北)。 又北出秦長城烏延口,約110里至夏州,途經州縣當有驛館。

道路開闢與路線變化

延州道的開闢與黃帝族向南遷徙有關。據郭沫若考證,黃帝原本是北方戎狄人的祖先,他率領族人逐步游徙到關中,又由關中游徙到中原,先後戰勝蚩尤(古夷人首領)和炎帝(古羌人首領),並與炎帝族融合,被尊為中華民族的祖先[121]。
西周時期,玁狁族雄居朔北,不斷侵犯周王畿之地,周不斷予以反擊。周宣王時(前827~前782),一方面派南仲駐兵朔方,加強防禦,另派尹吉甫率軍討伐,並築軍城駐守[122]。
秦惠文王十年(前328),張儀為相,戰勝魏國後,魏納上郡15縣予秦。秦都鹹陽與上郡之間,當沿魏長城(即華州至上郡間的長城)有一條相互連線的路線。
秦漢皇帝在子午嶺南端甘泉山下修建的避暑盛地甘泉宮,為鹹陽、長安以外的另一個政治中心。故秦漢時由鹹陽、長安通往上郡之路,多沿子午嶺北行。秦時蒙恬率軍工、民工修“直道”,“長千八百里”,達於九原郡(治所九原縣在今內蒙古包頭市西北)。
東晉義熙十三年(417)前後,建都於統萬城(今靖邊縣白城子)的大夏天王赫連勃勃率兵南下攻長安,在今安塞、志丹縣境內,大體是沿秦直道南行。
隋唐時期,長安北去的驛路東移於子午嶺、梁山之間的谷地。這條驛路至延州後,分出兩大支線,西北經夏州至西受降城,東北經麟州至東受降城和中受降城,為長安通往“三受降城”的“中路”幹線,形成了長安北側的傘狀交通防禦體系。

歷代運用

延州“東帶黃河,北控銀夏”,“為形勝之地”[123]。戰國時,“魏人人上郡於秦,而秦益強。漢逐匈奴開朔方,恆自上郡而北,蓋其地外控疆索,內藩畿輔。上郡驚,則關中之患已在肩背矣。……唐自貞觀以後,開拓益廣,延州之患絕少。……宋以西夏憑凌,置重鎮於延州,往往選將屯兵,與諸路相聲援,王庶曰:延安,五路襟喉也。金人之窺關陝也,恆自山西渡河,亟犯延安。延安陷,則南侵三輔,如建瓴而下矣”[124]。這段記載,精闢地概述了延州道在秦、漢、唐、宋時期的軍事價值。

戰國時

秦、燕、趙均矚目延州道。《史記·蘇秦列傳》記載,蘇秦說燕文侯曰:“且夫秦之攻燕也,蹄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史記·趙世家》記:“主父(趙武靈王)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侵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無論是秦軍“逾雲中、九原”攻燕國,或趙國“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軍旅都要經過上郡至鹹陽問的道路。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令大將蒙恬監修“直道”,其目的也是為了防禦北方匈奴的侵擾。
秦始皇生前與死後,兩次經行上郡南北的道路。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第四次出巡,從碣石、雲中歸來,經上郡回到鹹陽。三十七年(前210),最後一次出巡,七月丙寅死於沙丘平台後,裝載靈柩的車隊繞道九原郡,循“直道”歸於鹹陽。

漢文帝時

漢文帝三年(前177),匈奴入據“河南地”(九原郡以南的鄂爾多斯草原),攻掠上郡,漢文帝“遣丞相潁陰侯灌嬰擊匈奴發車騎詣高奴擊之”[125]。《通典》稱,延安府西北百里處的金明縣即“古高奴地”。

唐代

唐代為防禦突厥,於河套黃河北側設“三受降城”。開元年間(713~741),以靈州靈武郡、夏州朔方郡及延州為基地,開闢三條大驛路,分別通至“三受降城”。延州道為“中路”,距長安最為捷近。《元和郡縣誌》記:“從天德(軍)取夏州,乘傳奏事,四日余,便至京師。”
唐代延州道上的鄜州(治所洛交縣即今富縣)為軍事重鎮,交通咽喉。封敖云:鄜州“扼朔塞之咽喉,為鎬京之管輸”[126]。白居易《城鹽州》詩云:“鄜州驛路好馬來,長安藥肆黃耆賤。”延州道亦為經濟作物運輸之路。《唐左屯衛將軍盧玢墓誌》記:“出為鄜州刺史。鄜疇舊郊,回中故郡。北通河塞,戎馬歲殷;南接都畿,徵稅日給。俗有贏鋤之弊,人多挽粟之勤。”戰馬、財貨由延州道源源輸往京師。
延州南側的野豬峽控扼驛路。《讀史方輿紀要》記:“山隘險窄,為戍守要地。志云:甘泉當邡延二州之中,為咽喉之所,而野豬峽由當其要。”

北宋與西夏對峙時期

北宋與西夏對峙時期延安為宋前哨軍事指揮部所在地。延安府軍政首腦范仲淹,徵調禁軍20萬、廂軍10萬、鄉兵10萬,長期駐守郝延路。其軍需品靠“支移”解決。即官府以軍事需要為名,勒令各州縣農民把賦稅穀物自費送到數百里外的沿邊城鎮去繳納。《小畜集·對雪》記:“因思河朔民,輸稅供邊鄙。車重數十斛,路遙幾百里。贏蹄凍不行,死轍水難曳。夜來無處宿,闐寂荒坡里。”北宋時期,京西北路、京西南路的芻糧,皆經延州道及其支線運往邊地。元豐四年(1081)京西南路轉運司調均州、鄧州一帶民夫3萬人經商州往延安送糧。宋欽宗靖康元年(1126)曾在詔書中記:“一方用師,數路調發,軍功未成,民力先困。京西運糧,每名六斗,用錢四十貫。陝西運糧,民間倍費百餘萬緡,聞之駭異。”

元代

元代陝西行省治長安,稱奉元路。於延州設延安路。於夏州附近設定察汗腦兒軍用大牧場,為安西王(駐長安)的軍馬來源地及軍隊的屯駐地。其屯軍冬天徙往長安,夏季回到察汗腦兒。屯軍年復一年的轉徙,皆經延州道。明洪武二年(1369),明將徐達、湯和等自河南進兵陝西,元軍敗逃察汗腦兒牧地。湯和等軍回師北進與元軍大戰於察汗腦兒,俘虜元猛將虎陳,擄獲馬、牛、羊10餘萬匹(頭)。長安經延州通往察汗腦兒的驛路,與元朝的命運相始終。

明朝

明朝與韃靼對峙,困守長城一線,榆林鎮(又稱延綏鎮)為軍事據點。榆林“鎮截河套之中,固延綏之守”,韃靼兵“南犯榆林,則關陝戒嚴,東犯偏關,則晉、雲驚擾”。因而延綏鎮駐兵53067人,防守長城東至府谷,西至定邊、花馬池一線。其駐軍所需芻糧,除採用民屯、商屯、軍屯辦法解決一部分外,汴、楚、沔等地軍糧,皆輾轉經由延州道北運。
明代的延州道並用以由關中向沿邊轉輸綢緞、布匹、茶葉、菸草與蒙古人民進行“互市”,換取牲畜、皮毛、鹽鹼。互市方式有“民市”、“月市”等。

清朝

清朝王室與蒙古上層階級一直保持婚姻關係,滿、蒙、漢各族人民能夠和睦相處,長城沿線的戰雲一掃而空,“前代所謂‘九邊’,皆成勝地”,“斥堠遙通,畿甸宴然”。因而,延州道一改舊觀,成為一條傳遞公文邸報和商業貿易之路。三、驛傳設定

唐宋時期

唐宋時由長安去延州,官使多經中渭橋70里至涇陽縣迎冬驛,又東北40里至三原縣三原驛,又北50里至華原縣泥陽驛。唐代長安城北郊為禁苑,平民百姓出入不便,所以,商旅多經行東渭橋、高陵、三原進入驛路。
華原縣為交通樞紐,西去80里有寧谷驛,再西經石門關200里至邠州。華原縣東南50里至富平縣,又東180里至同州。
華原北去50里至同官縣,又北歷神水峽40里至宜君縣,宜君又北百里至坊州治所中部縣。
坊州北去,沿華池水而行,90里至三川縣。三川縣在今富縣縣西南境,北洛水西岸,當華池、黑原、洛水等三水之交匯處,約今富縣吉子縣三川驛村附近。三川之南的長城塬,尚有古道遺存。由三川驛東北行,60里至鄜州治所洛交縣,有州驛。
鄜州又北,75里至甘泉縣(亦名伏陸縣),有縣驛。又北經野豬峽75里至延州治所膚施縣。《清一統志》記:據“《元統志》,州城舊在延水東,宋慶曆五年,改卜水西,即今路城,與故城相值,人呼故城為東州。《明統治》,延安故城在府城東五里”。延州有州驛。
延州有二途,分別通向東、中和西受降城。
由延州西北行,48里至金明縣(今安塞縣北)。又北128里至延昌縣(貞觀年間名罷交縣)。延昌縣北不遠處有蘆子關,為延州、夏州間的交通要隘。北宋時,“置鄜、延、丹、坊、保全軍路馬部軍都部署,……以(延)州為治所,控綏、銀、夏、蘆子關一帶”[127]。蘆子關為北宋時的邊防重地。
出蘆子關經屏風谷、石堡城,約66里至寧朔縣(今靖邊縣東)。又北出秦長城烏延口,約110里至夏州,途經州縣當有驛館。
夏州西北320里至榆多勒城,唐天寶中置經略軍,並遷宥州寄理於此。元和九年(814)復置新宥州。又西北430里至豐州治所九原縣。豐州西北80里至黃河,河外為西受降城。豐州東北80里渡河,又80里至天德軍。元和八、九年間,又由新宥州北至天德軍復置驛館11所,以通急驛[128]。
由延州去東、中兩受降城,皆經麟州。北宋時,西夏據有銀州(今橫山縣黨岔)地,延州、麟州間的交通被隔絕,麟州、府州(今府谷縣)改歸河東路(今山西省)管轄。
由延州東北行,30里至豐林縣,置葦子驛[129]。又東北經合嶺關120里至延川縣,復循吐延水(今清澗河)而上,約60里至清澗城。再北140里至綏州,宋置綏德軍。綏州城築於高崖之上,為邊防軍壘。
由綏州循無定河而上,25里出秦長城,又北55里至撫寧縣(今米脂縣西)。又西北80里至銀州治所儒林縣,在無定河西南岸,當榆溪河來匯處附近。地當交通要衝。
由銀州東北行100里至真鄉縣(今佳縣西北柳樹會),又東北100里至開光縣(今榆林縣安崖鄉開荒川下游)。又北30里至柘珍驛,人麟州境。又北40里至銀城縣(故石龜城,在今神木縣南)。又北40里至麟州治所新秦縣(今神木縣北十里),天寶元年(742)置。麟州城三面孤絕,形勢險固。
麟州以北40里至連谷縣,又東北400里,中經富谷至勝州治所榆林縣(今內蒙古托克托縣西南)。勝州西南至長安1860里。由勝州東北渡黃河,約10里至東受降城。勝州向西微北300里至中受降城(今內蒙古呼和浩特市)。由連谷縣至中受降城360里。
上述驛路所經的、城治所,皆當置驛。

發展

元代由奉元路治所長安經延安路至察汗腦兒牧地開闢了一條驛路,其驛站計有秦川站、龍橋站、耀州站、同官站、宜君站、中部站、三川站、廊州站、甘泉站、延安路站、龍安站、塞門站、白塔兒站、察汗腦兒站。
明代築長城(又稱邊牆),設榆林鎮。西安府、榆林鎮間有驛路相通。其驛站、驛程具體為:自西安府京兆驛90里至建忠驛(三原縣龍橋),80里至順義驛(耀州城內),70里至漆水驛(同官縣城內),90里至雲陽驛(宜君縣城內),70里至翟道驛(中部縣城內),70里至三川驛(富縣西南吉子現三川驛村),60里至鄜州馬驛(鄜州北關外),90里至撫安驛(甘泉縣城內),90里至金明驛(延安府城西北),80里至甘谷驛(延長縣西70里),80里至文安驛(延川縣西北30里),60里至奢延驛(清澗縣城東南),70里至石嘴岔驛(清澗縣北70里),70里至青陽驛(綏德州城南),80里至銀川馬驛(米脂縣西),90里至魚河驛(榆林鎮南),80里至榆林驛(榆林鎮城內)。
清代陝北地區置延安、榆林二府。西安府至延安府、榆林府間為官馬支路,稱“北路”。官馬支路所經各府、州、縣,均設定驛站,站名與明代相同。傳遞公文邸報另有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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