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隨紅軍總部進駐延安。同月底，美國人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另譯：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就以《法蘭克福日報》記者身份，到延安作為期七個多月的採訪。她是繼埃德加·斯諾到中國革命隊伍里採訪的第二位記者，並且事先通過宋慶齡、斯諾的介紹，所以受到特別的重視。來到延安的當天晚上，史沫特萊就先後見到了她心目中的英雄朱德和毛澤東。次日，中國文藝協會和新中華報社聯合，熱烈歡迎史沫特萊的到訪。簡介
延安舞會交際舞是由美國記者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傳授，史沫特萊於1937年1月底來到延安。延安交際舞作為向封建勢力的挑戰，被逐漸時興起來，陝北黃土地上，寶塔山下，延水河邊，一對對聞樂起舞的翩躚身影，別有一番生動活潑的革命生活景象。
延安早期的交際舞，主要是在高級幹部聚會的娛樂性晚會上作表演性節目。範圍不大，半掩蔽半公開。但這種帶有異域色彩，具有強烈心理刺激作用的表演節目卻非常具有示範性。革命隊伍里很多曾經生活在上海、天津、廣州等大城市，以及在法國勤工儉學的同志們，對交際舞並不陌生。很快，在鳳凰山下史沫特萊的住處，就有了私人性質的娛樂晚會，當然少不了要跳交際舞。
興起
延安的這支年輕的革命隊伍，一直盛行的娛樂節目是集體唱歌和相互“拉歌”。史沫特萊不擅長唱歌，卻能跳舞。她後來回憶：在延安召開的一次高級軍事幹部會議期間，我試著教他們一些人如何跳舞，他們勤奮好學，每事必問，不怕丟面子。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開了交際舞的場面。周恩來接著也跳了起來，不過他跳舞像一個人在演算一道數學習題似的。彭德懷喜歡作壁上觀，但不肯下來跳一次舞。賀龍在青磚鋪的地上隨音樂鏇律一起歡跳，他是身上唯一有節奏感的舞師。
據史沫特萊回憶：毛澤東剛開始“由於自尊心強，他不學跳舞，生理上也沒有節奏感”，但卻經常光顧客人們的住處。有時候，我給毛澤東寫一個‘請即來一談’的便條，他很快就來了，手裡提著一袋花生米。於是請外國友人唱一支歌，外國朋友引吭高歌，中國主人拍掌擊節，歌罷由中國主人們或唱歌或講古，窯洞滿座，談笑風生，一時稱為樂事。在這種友好歡樂的悠閒時刻，我經常邀大家排成一隊，教他們跳維吉尼亞土風舞，繼之教授西方式的交際舞。慢慢地，交際舞逐漸出現在公開舉行的晚會上。當時延安古城裡的鐘樓東側有一座不大的基督教堂，被闢為中共中央大禮堂後，幾乎每個周末的晚上，這裡都舉行晚會或舞會。史沫特萊和她的“學生們”成了舞會上的“明星”。
盛大場面
參與舞會的部分青年學生因為大量青年學生的到來，延安周末晚會或交際舞會更加時興起來。這些青年學生的到來，不僅為革命隊伍增添了大量新鮮血液，而且使延安這座本來灰色狹小的古城，頓然間煥發出年輕的光彩，成為歌的海洋，舞的世界。每到周末和節假日的晚上，延安城裡由原基督教教堂改制的中共中央辦公廳大禮堂、城東門外橋兒溝由原天主教堂改制的魯藝大禮堂、城南門外的自然科學院禮堂、城西門外延河兩岸的王家坪八路軍總部大禮堂、女子大學禮堂或操場、藍家坪的馬列學院大禮堂、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所屬的作家俱樂部、大砭溝的文化俱樂部，等等，幾乎都有文藝晚會或交際舞會。音樂伴奏雖然很簡單，但已經是現場樂器演奏。計有口琴、風琴、手風琴、小提琴、竹笛、二胡，其中很多樂器大多是臨時手工製作的。
最能渲染舞場氣氛的定音鼓、爵士鼓，都是用廢棄的美孚油筒改做而成。全延安唯一的一架鋼琴，是大後方一位愛國民主人士贈送給周恩來的，1941年春轉贈到魯藝。只有兩處教堂里的舞場是青磚地面，其他舞場都是平整的黃土地。有的露天舞場由於天氣乾燥，跳舞人多而難免塵土飛揚。好在踏著黃土地的舞步，僅有屈指可數的幾雙自蘇聯或重慶穿來的皮鞋，其他全部是布鞋、膠底鞋或草鞋。住窯洞，穿草鞋，是當時參加革命的標誌。軍人常常自己打草鞋，女同志就多半自己做涼鞋。用不同顏色的布條，編成彩色帶子，釘在舊鞋底上，就變成各種式樣新巧的涼鞋。男同志的草鞋沒有什麼花哨，女同志的草鞋或涼鞋上綴上一對跳躍的絨線紅球，就成了舞場上的時髦。
在灰色一片的制服中間，從大城市新近來到的女同志們將上衣腰身收緊，紮上皮帶，就顯露出優美的身材曲線。有的甚至把津貼節約出來，買一塊白布或藍布，做成短袖襯衫，衣襟上還繡上一朵小花，就更加別致了。冬季里將制服手袖、領口鑲嵌上一道白色或藍色的布邊，在舞場裡也是很出眾的時裝。在當時延安所有的舞場裡，王家坪和中央大禮堂舞場是政治級別最高的，經常有軍政首長光顧。藍家坪文抗所屬的作家俱樂部舞場條件最好，有被張仃設計成沙髮式的摺疊椅，是延安絕無僅有的，還有蕭軍夫人王德芬當壚的窯洞酒吧供應飲料。但是，最客滿為患的舞場卻是女大禮堂或操場，最熱鬧的舞場是橋兒溝魯藝那座中世紀城堡式樣的大禮堂，每到新年之際這裡都舉辦稀奇迷人的化裝舞會。
遭到反對
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延安交際舞時興不久，很快就引起了革命隊伍里女將們的強烈反對。民眾運動、民眾大會、示威遊行、競賽，這幾種行動形式在蘇區的規模之大、次數之多和民眾的熱情之高，都頗為驚人。紅軍長徵到達陝北後，很快就恢復了革命歌詠和紅色革命舞蹈。這種革命歌詠和紅色舞蹈，是集體情緒的相互協調與感染，其藝術指向是對美好社會生活的集體幻想。而交際舞通常卻是男女成對相伴而舞，其效果指向是個人生命空間的情緒調適。所以，最初在延安高層男性社會時興的交際舞，直接觸犯的是革命隊伍里女將們的安全感。參加過長征的50位女英雄們，她們戎馬倥傯的生活和工作，無暇去修飾自己的容顏；她們在革命隊伍里所享有的地位和聲望，也沒有必要去注意修飾自己的外貌。據說，她們從來不化妝，頭髮太長有礙行動時，隨便拿一把剪刀剪短即可。因為在她們看來，把頭髮梳理得漂漂亮亮是一種小資產階級情調的表現。
交際舞一直是被當作外國的惡習遭禁止的。陝北那些生性溫順、政治落後的鄉下婆姨，對這批強悍的女英雄們沒有構成多大的威脅。現在，隨著“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從淪陷區和國統區的上海等大城市湧來的一批批受過教育的女學生們，他們剛剛參加革命隊伍的驚喜未定，又被邀請參加逐漸蔓延的延安周末晚會或交際舞會，從而有了與延安高層社會男英雄們手把手，面對面直接接觸與交流的機會。女英雄感到，男人們在異動，她們在想方設法制止這種“反叛”。
導致離婚
賀子珍這場矛盾的結果，是導致延安離婚率上升，以及賀子珍的負氣出走。“跳舞就是照著音樂走路。”毛澤東對交際舞也有他自己獨到的理解。雖然他也經常光顧舞場，但一開始並沒有參加交際舞，只是與史沫特萊、吳光偉有著非常頻繁的接觸。據史沫特萊回憶：“毛澤東常到我和我的翻譯同住在一起的窯洞裡來，於是我們三人一起吃便飯，縱談幾個小時。因為他從來沒有出過國，所以他提出了成堆的問題。我們談到印度，談到文藝。有時他朗誦中國古代詩人的名句，有時他低吟自己寫的律詩。他有一首懷念他第一個夫人的悼亡詩，因為她被國民黨殺害了。……他一口湖南腔，試著跟我的女秘書學北京官話，跟我學英語，學唱英文歌子。”
另據埃德加·斯諾根據史沫特萊介紹所作的記錄說：“毛澤東常常會在太陽剛一落山和開始工作之前，帶一名警衛，來到史沫特萊的窯洞。他們一邊喝茶或喝米酒，一邊談天說地。他對外國的情況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他和艾格妮絲同歲。他詳細詢問她的生活經歷，包括她的愛情生活。毛讀過一些譯成中文的西方詩歌，他問艾格妮絲，她是否體驗過拜倫、濟慈和雪萊那一類詩人所讚美的那種羅曼蒂克愛情。……他說，他不知道在西方小說中讀到的那種類型的愛是否真有可能存在，他很想知道它究竟是什麼樣的。在他遇到過的人中間，我（史沫特萊，引者注）似乎是體驗過這種愛的第一人。他似乎覺得曾經錯過了點什麼。莉莉好像喚醒了他對於美好高雅感情的青春幻想。”
長時間頻繁的接觸，使賀子珍產生了疑心。賀子珍自己晚年對來訪者說，有一天，她找到史沫特萊住的窯洞，發現毛澤東與吳光偉坐得很近，面對面地正在談話，很是火熱，眉開眼笑。她一腔怒氣地沖了進去，毛澤東仍然坐在那裡，吳光偉起身招呼，讓座：“賀子珍，請坐，來，來！”而賀子珍卻厲聲厲色地回道：“還來呢！我就是為你才來的！我不是為你，我也不來這裡了。”窯洞裡的氣氛頓然緊張起來，毛澤東愣住了，吳光偉也不知所措。賀子珍馬上轉向毛澤東發火，說著說著，手就揮舞起來，手指劃到吳光偉的耳朵和臉頰上。“怎么，你打人？還了得！”吳光偉也很厲害地吵開了。這時，史沫特萊聞聲出來勸架。毛澤東既掃興又尷尬，趕緊把賀子珍拉回家。事後，吳光偉向有關部門反應賀子珍打人，小範圍內稱之為“吳光偉事件”，但有關部門並沒有對此給予一個什麼處理意見。賀子珍在得知自己被“惡人先告狀”後，氣憤地表示：要把史沫特萊槍斃了！其他女英雄們都極力支持賀子珍。她們一致認為，一個外國女人竟然花費那么多時間在自己的窯洞裡與別人的丈夫談話是不可思議的事，況且男男女女夜晚聚在一起彼此親密地接觸，更是傷風敗俗的資產階級腐朽生活方式。而禍根子不是別人，就是史沫特萊。這樣，一時間延安因為交際舞而鬧得沸沸揚揚。先是吳光偉大約在1937年7月底“被禮送”悄然離開延安。稍後，賀子珍於8月間離開延安，經西安轉道赴蘇聯。史沫特萊因為從馬背上摔了下來，在延安多呆了一段時間，到9月初“毛澤東斷然命令她離開延安”，便與斯諾夫人一道，素然寡味地告別了延安。賀子珍出走，毛澤東婚變，在延安引起不大不小的風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