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糴論

平糴論

戰國時期的魏國國君魏文侯是一個較為進步的君主，在其執政期間，任命李悝（又名李克）為相推行新政。新政方針中最有名也是最有效的內容就是“盡地力之教”。《史記·貨殖列傳》記載：“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之教。”李悝所謂的“盡地力之教”是指勸教農民提高土地畝產糧食的能力，特別重視農業勞動力的作用。
李悝為一般五口之家的農民算了一筆賬，認為他們種田百畝（合今三十畝左右），每年所收穫的糧食，待交完租稅，留足口糧，支付各種費用後，就所剩無幾了，連添製衣服也感到困難：“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
如果遇上疾病、喪葬等事或國家增加苛稅，就更沒有辦法了。
為此李悝提出“盡地力”的辦法來解決農民的困難，這就充分發揮土地的潛力，以增加單位面積產量。他著重的並不是農業技術本身，而是推行封建制的生產關係，以提高農民的積極性，並採取一種措施保證糧價穩定，以保障農民的生活。這種穩定糧價的措施就是“平糴論”。

平糴原理及實施

平糴論

李悝認為，糧價太賤，農民入不敷出，生活困難，國家就要貧困；糧價太貴，城市居民負擔不起，生活困難，就要流徙他鄉。因此糧價無論太貴太賤，都不利於鞏固國家統治。其基本思想是“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不傷而農益勸”。
為了發展農業生產，戰勝自然災害，增加朝廷稅收，李悝根據“平糴論”的思想頒布了“平糴法” 。“平糴法”利用經濟槓桿來協調不同年景時的糧食價格，一舉解決了豐年多糧、災年少糧的矛盾，對後世影響很大。
“平糴法”規定每家農民收入的糧食中，除交十分之一的稅及自己食用、消費外，多餘的糧食由國家收購。法令把好年成分為上、中、下三等，壞年成也分為上、中、下三等，好年成由官府按好年成的等級出錢糴進一定數量的餘糧，壞年成由官府按壞年成的等級平價糶出一定數量的糧食。這樣“故雖遇飢、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

平糴論

在具體實施中，法令規定以“治田百畝”的一個農家作計算單位，上熟、中熟、下熟時由政府分別收購其餘糧三百、二百、一百石，以防止糧價下跌。如遇欠收年份，小飢則政府以下熟所收百石出售，中飢則以中熟收購的二百石出售，大飢則以上熟收購的三百石出售，“善於平糴者，謹視歲有上、中、下熟。……故大熟則上糴三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飢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飢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飢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之。”主張由國家來平　糧食，使糧價維持在30至80錢（折成現在的人民幣）之間，以便做互“農末俱利” ，隨著物價的彈性而起伏，關卡的稅收和市場的供給都不缺乏，這乃是治國的道理。計然還認為，屯積貨物的道理，務須積貯完好牢固可以久藏易售的貨物，才不至致於有滯銷之虞。以貨物去貿易時，容易腐敗或腐蝕的貨物就不要久藏，或屯積以求高價。能判斷貨物的過剩或不足，就知道物價漲跌的趨勢。物介漲到極限就會下跌。跌到極取便會上漲。物價上漲到極限時，就是把屯積的貨物如低賤的糞土一般快速拋售出去；下跌到極限時，就要把價格下跌的貨物如寶貴的珠玉一樣快速收購進來，錢財貨幣要利於通行，就像流水不斷那樣。這是我國最早出現的商業經營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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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行這一措施，是使糧價保持穩定，既不“糴貴傷民” ，又不“甚賤傷農” ，並不以營利或家財政收入為主要目的。即使是災荒之年，糧價也不會抬高，農民也不會因飢餓而逃亡了。就實際來說，“平糴法”是後來歷代王朝的均輸、常平倉等辦法的開端。這些以提法無不體現了現代的“以民為本”重要思想。

1200年後，唐代著名理財家杜佑（735年—812年）在其《通典》中將李悝與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政治家並列在一起，他評論道：“周之興也得太公，齊之霸也得管仲，魏之富也得李悝，秦之強也得商鞅，後周有蘇綽，隋氏有高熲。此六賢者，上以成王業，興霸圖，次以富國強兵，立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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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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