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

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

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簡稱紅四方面軍,與紅一方面軍和紅二方面軍並稱,為中國工農紅軍三大主力部隊之一。1936年10月,紅四方面軍同紅一方面軍在會寧地區勝利會師。1937年8月,西征後的紅四方面軍殘部和紅29軍等整編為八路軍第129師,紅四方面軍結束了艱苦的歷程,廣大指戰員緊密地團結在黨中央和中革軍委的周圍,在黨中央的直接領導下,投入抗日戰爭。

成立

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即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團。紅軍第四方面軍是在1931年10月底,由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第四軍、第二十五軍開始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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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7日,在湖北省黃安縣(現為紅安縣)七里坪鎮建立,徐向前任總指揮,陳昌浩任政治委員,劉士奇任政治部主任,實際領導權由張國燾控制。方面軍下轄第四軍、第二十五軍。第四軍軍長為徐向前(兼),政委為陳昌浩(兼);第二十五軍軍長鄺繼勛,政委為王平章。原四軍部改為方面軍總部,兩軍所轄各師歸總部直接指揮。總兵力3萬餘人。時為中國共產黨控制下僅次於中央紅軍的軍事力量。不久,又建立紅九軍,全軍共有6個師。

紅四方面軍成立初期,在1931年12月下旬其攻克鄂東重鎮黃安獲重大勝利後,《紅色中華》報導中即稱紅四方面軍為“紅軍第四軍團”。史載此時在鄂豫皖蘇區活動和取得上述戰績的紅軍非四方面軍莫屬,故紅四軍團即是紅四方面軍無疑。

反圍剿

1932年7月開始,國民黨軍隊以30萬人的兵力,對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發起圍剿,這是第四次反圍剿戰爭的一部分。10月12日,紅四方面軍主力離開鄂豫皖革命根據地,除留下紅七十四師和紅七十五師及各獨立部隊編成紅二十五軍由沈澤民負責堅持游擊戰之外,軍部和主力紅十師、紅十一師、紅十二師和紅七十三師轉戰陝西南部,取消各軍番號,12月轉移到位於四川、陝西邊界的通江縣,在四川省通江縣建立了川陝革命根據地總指揮部。

1933年7月,紅四方面軍擊敗川軍的三路圍攻,力量迅速發展,遂將所轄四個師升格為軍,依次改編為紅四軍、紅九軍(軍長何畏、政治委員詹才芳、副軍長許世友、參謀長王學禮、政治部主任王新亭)、紅三十軍(軍長余天雲、政治委員李先念)和紅三十一軍(軍長王樹聲、政治委員張廣才),又將川東遊擊隊改編為紅三十三軍(軍長王維舟、政治委員楊克明、副軍長羅南輝),共轄5個軍,總兵力達8萬人。

1933年10月至1934年8月,紅四方面軍再一次擊敗以劉湘為首的川軍的六路圍攻,殲滅大量川軍部隊,並繳獲眾多武器物質,大大充實了紅四方面軍的實力,使川陝革命根據地到達頂峰時期。

長征

前期

紅四方面軍的長征,從1935年3月強渡嘉陵江西進開始,到1936年10月與紅一方面軍會寧會師結束,歷時1年零7個月,途經4省,行程1萬餘里。

1935年3月,紅四方面軍奉命退出川陝革命根據地,開始長征

嘉陵江戰役

1935年3月,紅四方面軍為向四川、甘肅邊界發展,並配合中央紅軍在川、黔、滇邊境地區的作戰行動,決定發起嘉陵江戰役。國民黨川軍鄧錫侯第28軍和田頌堯第29軍共52個團的兵力,布防於廣元至南部長約300公里的嘉陵江西岸,企圖憑藉嘉陵江及其西側後劍門關險要地形,扼住紅軍西進發展的通路。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政治委員陳昌浩決定集中方面軍主力,分成第1、第2兩個梯隊,選擇守軍防禦薄弱部位實施多路而有重點的突破,爾後向兩翼及縱深發展,進占嘉陵江、涪江間廣大地區,求得在運動中大量殲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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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奪取渡江作戰的勝利,紅四方面軍各部進行了充分準備,並於3月上、中旬攻克儀隴蒼溪,掃清了渡江障礙。28日晚,戰役開始。紅30軍一部在蒼溪城南塔子山附近秘密渡江,迫近對岸時被守軍發現,突擊部隊在炮火支援下登岸,全殲守敵1個營,攻占灘頭陣地。29日拂曉,紅30軍主力相繼渡江投入戰鬥,攻占西岸飛虎山、高城山、萬年山等制高點,並擊退援敵1個旅。與此同時,紅31軍在蒼溪城北鴛溪口強渡成功,一舉攻占對岸險要陣地火燒寺,擊潰守敵1個旅,直插劍門關。紅9軍一部在閬中城北澗溪口順利渡江,於31日攻占閬中。第1梯隊占領西岸要點後,迅速向守敵縱深及兩翼發展進攻。第2梯隊紅4軍從蒼溪渡江投入戰鬥。紅9軍一部擊潰守敵2個旅的阻擊後向南疾進,並在紅4軍一部配合下,於4月2日攻占南部縣城。紅30軍及紅9軍另一部於3月31日攻占劍閣後,紅30軍一部和紅31軍進攻戰略要衝劍門關。4月2日抵達劍門關,經激戰,全殲守敵3個團。接著星夜兼程,於3日攻占劍門關西北的昭化縣城。

國民黨軍遭此打擊後,其第29軍退守射洪、鹽亭、三台,第28軍主力退縮廣元及其以北地區,另以一部布防梓潼江油、中壩等地。據此,紅四方面軍首長決定集中主力殲滅梓潼、江油地區之敵,並伺機向川甘邊發展攻勢。10日,紅四方面軍主力攻占梓潼,包圍江油縣城,前鋒直逼戰略要地中壩。鄧錫侯急忙親率10個團增援江油。紅四方面軍主力於14至15日,在江油以南擊潰援敵,並於18至19日連克中壩、彰明。同時,紅30軍一部溯白龍江而上,於10日攻占青川,而後北上摩天嶺,殲胡宗南部1個營,14日攻占平武。紅四軍一部於21日攻占北川。至此,戰役結束。

戰果

嘉陵江戰役歷時24天,共殲國民黨軍12個團多約1萬人,攻克縣城8座,控制了東起嘉陵江、西迄北川、南起梓潼、北抵川甘邊界縱橫100餘公里的廣大新區,為紅四方面軍向川甘邊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並從戰略上配合了中央紅軍的行動。

會師

1935年6月,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與紅一方面軍會師。8月,兩軍混編共同北上,紅四方面軍主力和紅軍總司令部為左路軍。不久,張國燾率左路軍穿過松潘草地到達阿壩後,拒絕執行中央北上方針,擅自率領左路軍重過草地,向南退卻到天全、蘆山、大小金川等地。南下途中,部隊損失嚴重,付出了重大代價,紅軍由南下時的10萬之眾銳減為4萬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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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黨中央和共產國際的一再電令下,1936年3月,南下部隊陸續撤離天(全)蘆(山)地區,向西康東北部轉移。4月上旬,攻占道孚,爐霍、甘孜等地後,部隊進行了整編。整編後紅四方面軍的序列是:總指揮徐向前,政治委員陳昌浩,參謀長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轄5個軍1個騎兵師,第4軍轄第10師、第11師、第12師和獨立師,各師直轄營,不設團部;第9軍:轄第25師、第26師、第27師和模範師,師直轄營,不設團部;第30軍、第31軍仍各轄兩個師;第33軍番號撤銷併入第5軍:軍長董振堂,政治委員黃超,副軍長羅南輝,參謀長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楊克明,下轄第30師、第15師和兩個直屬團;第32軍:轄第94師、第96師;紅軍騎兵師:師長許世友,下轄3個團,約3000人騎。還有紅軍大學:校長劉伯承、政治委員何畏;中共大金省委:省委書記何柱成(後為邵式平);大金省蘇維埃政府:主席邵式平;“抗日救國軍”總指揮部:總指揮王維舟;金川軍區:司令員倪志亮,政治委員邵式平。

1936年6月,紅四方面軍與長徵到達甘孜地區的紅2、6軍團會師。7月2日,根據黨中央的指示,紅2、6軍團正式編成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紅軍總部決定將第32軍編入二方面軍建制。這時,張國燾在黨中央的耐心爭取和二、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的強烈要求下,同意北上同中央紅軍會合。7月初,紅二、四方面軍編成左、中、右三路縱隊北進。左路縱隊,由第四軍第10師、第11師、第30軍第88師和紅二方面軍組成,由朱德賀龍率領,7月3日從甘孜地區出發。中央縱隊,由第4軍第12師、第4軍獨立師、第9軍全軍、第31軍第93師和四方面軍總部組成,由徐向前率領,7月2日,從爐霍地區出動。右路縱隊,由第5軍和第31軍第91師組成,由董振堂率領,7月10日,從綏靖(大金)、崇化地區出動,負責後衛。7月27日,中央批准紅二、四方面軍組成西北局,張國燾任書記,任弼時任副書記。

10月,紅四方面軍同紅一方面軍在會寧地區勝利會師。11月中旬,在“前敵總指揮部”總指揮彭德懷、總政委任弼時、總參謀長劉伯承的統一指揮下,紅四方面軍第4軍和第31軍協同紅一、二方面軍,取得了山城堡戰鬥的勝利。12月2日,朱德、張國燾率紅軍總部到達保全同黨中央及中革軍委會合。7日,中革軍委擴大組織,由毛澤東擔任主席。此時第4軍:軍長陳再道,政治委員王宏坤;第31軍:軍長蕭克,政治委員周純全(後為郭述申)。“西安事變”以後,紅4軍、紅31軍向東開進,於1937年1月到達三原淳化地區。

西征

紅四方面軍總部率第5軍、第9軍、第30軍,共21800餘人,於1936年10月下旬,根據黨中央和中革軍委的指示西渡黃河。11月10日中革軍委電令授予渡河部隊“西路軍”稱號,指示組成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並指定陳昌浩為軍政委員會主席,徐向前為副主席,統一指揮西路軍的作戰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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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軍統率第5軍、第9軍、第30軍和騎兵師。第5軍:軍長董振堂,政治委員黃超,副軍長羅南輝,參謀長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楊克明;第9軍:軍長孫玉清,政治委員陳海松,參謀長李聚奎,政治部主任曾日三;第30軍:軍長程世才,政治委員李先念,參謀長黃鵠顯,政治部主任李天煥;騎兵師:師長董俊彥,政治委員秦賢道。由於敵人的強大和處境的惡劣,雖經半年的征戰廝殺,付出了重大犧牲。

到1937年4月,西路軍終遭失敗,餘部的一部800多人由李先念等率領轉戰祁連山,在中央代表陳雲的接應下,至新疆後返延安;另一部900餘人在王樹聲、李聚奎等率領下分散游擊繞回陝北。徐向前與秦基偉在警衛全部戰死的情況下,喬裝商人艱難返回陝北。陳昌浩突圍後,在當地一湖北老鄉家隱藏近半年,尋找黨組織未果,返回湖北老家,三年後返回陝北,遭批判,1967年被迫害至死。

奔赴抗日前線

1937年8月,紅四方面軍殘部和紅29軍等整編為八路軍第129師,紅四方面軍結束了艱苦的歷程,廣大指戰員緊密地團結在黨中央和中革軍委的周圍,在黨中央的直接領導下,投入抗日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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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碑

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誕生地紀念碑位於七里坪西門外河灘上。1979年10月,縣革命委員會在此修建紀念碑。紀念碑占地面積1200平方米。碑為方柱形的鋼筋混凝土建築物,高16米。碑的正面和背面鑲滿漢白玉,正面鐫刻著徐向前題寫的碑名:“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誕生地”;背面鐫刻著紅安縣革命委員會撰寫的碑文。

李先念

簡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他畢生奮鬥,為中華民族獨立和中國人民解放,為社會主義革命、建設、改革事業,為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贏得了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崇敬和愛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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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貢獻 :1909年6月23日,李先念同志出生於湖北黃安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在大革命影響下,他積極投身黨領導的農民運動。大革命失敗後,他毅然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李先念同志就把畢生精力奉獻給了祖國和人民。 

1927年,李先念同志率領農民武裝參加著名的黃麻起義。隨後,他隨紅四方面軍艱苦轉戰,先後參與創建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和川陝革命根據地,在革命戰爭血與火的磨練中成長為紅四方面軍最年輕的軍政治委員。長征途中,他受命指揮紅四方面軍先頭部隊攻占懋功,率先同紅一方面軍勝利會師。他向毛澤東同志詳細匯報了川西北形勢和紅四方面軍情況,為黨中央確定北上戰略方針提供了重要依據。他堅決支持朱德、劉伯承、徐向前同志等同張國燾的分裂主義進行鬥爭,率先遣軍和紅二方面軍一道北上,為實現三大主力紅軍會師作出了貢獻。

會寧會師後,他遵照中央軍委指示率部突破黃河天險,執行寧夏戰役計畫。隨後,他擔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委員,指揮紅三十軍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連續奮戰,重創敵軍,對配合河東紅軍戰略行動、推動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起了重要作用。西路軍失敗後,他受命於危難之際,擔任西路軍工作委員會委員,負責統一軍事指揮,率領西路軍餘部翻越終年積雪的祁連山,穿過荒無人煙的戈壁灘,歷盡千辛萬苦到達新疆,為黨和紅軍保存了一批骨幹力量,受到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高度評價。

抗日戰爭時期,李先念同志是鄂豫邊區抗日根據地和新四軍第五師的主要創建者和領導人。1938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以後,他受黨中央重託,前往戰略地位十分重要的中原地區,開始了創建鄂豫邊區抗日根據地的艱苦歷程。他發動和依靠人民民眾,先後創建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和新四軍第五師,開闢並發展起鄂豫邊區這塊地處要衝、孤懸敵後的抗日根據地。他善於正確判斷形勢,不失時機發展壯大人民力量,領導創建了擁有1000多萬人口、具有戰略意義的中原抗日根據地,創建了擁有5萬餘人正規部隊和30余萬民兵的武裝力量,從戰略上有力配合了全國各個地區的抗日戰場,在中華民族抗戰史上寫下光輝篇章。

抗日戰爭勝利後,李先念同志領導的中原軍區成為國民黨軍發動全面進攻的首要目標。他堅決執行黨中央的戰略部署,沉著果敢,機智靈活,指揮6萬中原軍區部隊突破30萬國民黨軍隊的重圍,並親自率領北路突圍部隊轉戰千里,在戰略轉移中創建了豫鄂陝邊區根據地。中原突圍拉開了解放戰爭的序幕,顯示了他統帥大兵團同強敵作戰的戰略戰術和指揮藝術。解放戰爭進入戰略進攻前夕,他任新成立的中原局第二副書記、晉冀魯豫野戰軍副司令員,之後又任重建的中原軍區第二副司令員,參與劉鄧大軍重建大別山根據地鬥爭和淮海戰役後勤保障工作,為建立新中國立下了不朽功勳。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李先念同志是黨和國家財經工作的卓越領導人。他擔任國務院副總理達26年,長期分管財政、金融、貿易等工作,為確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建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為探索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規律傾注了大量心血。

“文化大革命”期間,李先念同志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了堅決鬥爭,被誣為“二月逆流”成員受到錯誤批判。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他忍辱負重、顧全大局,努力協助周恩來同志維繫國民經濟運轉,為協助毛澤東、周恩來同志打開外交新局面做了富有成效的工作。1975年鄧小平同志主持全面整頓期間,他積極配合和協助,為努力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付出了大量心血。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他作為主要決策人之一,為從危難中挽救黨、挽救國家作出重大貢獻。粉碎“四人幫”後,李先念同志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積極領導國民經濟恢復和發展。他堅決支持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倡導解放思想,恢復和確立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同其他老同志一起協助鄧小平同志領導全黨實現偉大歷史轉折、開創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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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他積極推動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主張充分肯定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和堅決維護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以務實果敢的作風為實行和推進改革開放做了大量開創性工作。他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積極推動經濟體制改革,提出要善於運用經濟手段而不要濫用行政方式,充分和正確運用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的力量;在加強綜合平衡的前提下,充分發揮部門、地方和企業的積極性;改革計畫、財政、物資、內外貿易和企業管理體制,以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在堅持自力更生的同時,積極大膽引進外國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他強調“一定要從自己國家的實際出發,走出一條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實現現代化的中國式的道路”。他十分重視在改革開放中維護和發展人民民眾利益的問題,強調“把經濟的發展同民眾的切身利益緊密地聯繫起來,使勞動者經常得到看得見的物質利益,這樣才能進一步調動民眾的積極性”。

上世紀80年代,他主持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工作,密切關注國際形勢發展變化,參與制定對外政策,妥善處理國際上發生的一些重大問題。在擔任國家主席期間,他經常去各地考察了解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情況並給予指導。他出訪20多個國家,向世界闡明我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介紹改革開放的方針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的成就。在擔任全國政協主席期間,他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支持政協委員和各界人士參政議政,開展調查研究,就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出建議,幫助黨和政府改進工作,為鞏固和發展愛國統一戰線,為實現香港、澳門回歸祖國,為積極推動海峽兩岸交往,為積極開展人民外交,作出了突出貢獻。李先念同志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為祖國統一大業殫精竭慮,奮鬥到最後一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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