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紀略

《崇禎紀略》記載的是明崇禎一朝的軍政要事,上自天啟七年(即公一六二七年)明熹宗去世,崇禎帝繼位;下迄崇禎十年(即公元1644年)三月,京城陷落,崇禎帝自縊身亡。共四卷,明末清初李遜之輯。

崇禎紀略

記載明朝崇禎年間軍政要事的史書,共四卷,明末清初李之輯。
李遜之,字膚公,江陰(今屬江蘇)人。是明代天啟年間遭黨禍為魏賢所害的御史李應升的兒子。明亡後,李遜之自稱為“江左遺民”,素以明朝遺民自居,專心治史。關於《崇禎紀略》的寫作緣由,據作者自稱,是因為當時野史叢出,他有感於“國政亂於朱紫,欲語流為丹青,緣飾愛憎,增聞易見者有之矣,黨庇奸逆,抹殺忠義者有之矣”,於是輯錄成《三朝野紀》,記述明朝泰昌,天啟、崇禎三代之事。《崇禎紀略》又名《崇禎紀事》,便是《三朝野紀》卷四至卷七的單行本。
就內容看,《崇禎紀略》記載的是明崇禎一朝的軍政要事,上自天啟七年(即公一六二七年)明熹宗去世,崇禎帝繼位;下迄崇禎十年(即公元1644年)三月,京城陷落,崇禎帝自縊身亡。應該說,崇禎帝剛剛繼位時,恭勤儉讓,勵精圖治,是想有一番大的作為的。他從前輩手中繼承來的明朝,是一個充滿矛盾和危機、行將滅亡的爛攤子。朝內政治黑暗、混亂,社會上階級矛盾尖銳,農民起義不斷,邊境地區對後金的作戰每況愈下。為了支撐和加固行將傾覆的明朝大履,崇禎帝自十七歲繼位起到死之止,一直是奮鬥不息,銳意進取的。他勤於政事,常常召見大臣,“面決慮政”,為了批閱奏章處理政務,常常廢寢忘食,不曾不辭勞苦的步禱求雨。為了不拘一格任用有真才實學的人,他提出了“濟變之日,先才後守”的主張,為了打破用人唯重進士的局面,他“重保舉”,並任用“外僚”入閣,使翰林以外的人也可以成為內閣大學士,協理政務。
為了保證閣臣的質量,他還下令“擇知(縣)、推(官)治行卓絕者入翰林”,以克服其“儒綏不習吏事,無以理紛御變”的缺陷,所有這些不拘一格用人的主張,都使當時朝政有了極大的改進。另外,對於前朝弊政,他也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比如,他一即位便首先除宦官魏忠賢一黨,銷毀《三朝要典》,平反糾正了一大批冤假錯案,重新起用東林黨人錢龍錫、倪六璐等,使得朝野上下有正義心者人人稱快。對於邊關戰事,他派袁崇煥等名將鎮守遼東邊界,軍備得到休整。自從中葉以後,政治上昏庸腐敗之風日盛,積弊太深,崇禎帝雖然想有所作為,實乃回天乏力。崇禎帝繼位後,雖剷除了魏氏,從新起用東林黨人,但王朝內部的黨爭並未消滅,相反,卻更加激烈。各派系之間不斷地勾心鬥角,互相排擠,爭權斗利,搞得朝無寧日,崇禎帝在位僅十七年的時間內,內閣大臣就換了五十多位,邊關將吏更是不知被調換了多少次,搞得人人自危,直接導致了政治的敗壞。
作為一位少年天子,崇禎帝頗為自負,遇事喜歡自作聰明、剛愎自用、獨斷專行,聽不進逆耳之言。同時,他所面臨的複雜局勢和他的急躁脾氣,又使他往往因急功近利而頭痛醫痛、腳痛醫腳。在處理棘手的政務難題時,他往往遷怒於文武百官,怪他們不盡職盡責,以至於造成了“重典繩下”的局面,搞得“上下囂然”。剛愎自用和虛榮心使他聽不進逆耳之言,只喜歡聽相同的意見,遂給善於奉迎的大大小小奸佞之徒竊官大開了方便之門,竊居高位的溫體仁便是一例。另外,崇禎帝為人多疑,好猜忌,總是不信任各位文武大臣。剛剛繼位時,他對宦官進行約束,不加重用。但自從崇禎二年(1629年)冬,後金兵進入內地騷擾,京師戒嚴後,崇禎帝便公開表露了他對百官不信任的態度,開始重新起用宦官。
他先是在這一年的十一月十日,“遣乾清宮太監王應朝監視行營”,十七日,“遣太監馮元升核軍,畢,詔下戶部發餉。又命太監呂直勞諸軍”。十二月,又以“司禮太監沈良佐,內官太好呂直(提)督九門及皇城門,司禮太監李鳳翔總督忠勇營,提督京營”。自開此或後,宦官派出的越來越多。除去監督軍餉外,宦官們還被派去督察錢糧稅務、恭馬,司法等各項政務。宦官們對文武大臣政務的監督,名為“督”,實為“監視”侵奪了官吏將領的職權,也影響了統治集團內部的和諧秩序,因此遭到朝臣的反對。而崇禎帝對此置之不理,一昧寵信宦官,凡是與宦官發生衝突者,他在處理中總是偏向宦官的一邊。宦官干政,不僅引起了文臣武將與宦官們的矛盾,嚴重影響了文臣武將的積極性,而且由於宦官們的恣意妄為大大幹擾和敗壞了軍政事務,更加劇了崇禎政權的政治危機。
貪官污吏,是封建僚政治體制的一大痼疾,整個明代,這個問題就一直存在,並且日益發展。在萬曆、天啟年間它已十分嚴重,進入崇禎年間,則更加厲害。官吏升遷,全靠賄賂,部隊的武官,則靠”虛冒”、“吃空額”來貪污軍費,貪婪腐朽的封建官吏要維持自己驕奢淫逸的寄生生活,必然要搜刮民脂民膏,殘酷地剝削人民的血汗,另外,由於崇禎一朝政局不穩,戰爭頻仍,崇禎政權外要對付後金,內要鎮壓農民起義,必然需要大量的軍費開支,而軍政的腐敗,又使靡費軍餉數額甚巨,勞動人民身上被強加了沉重的賦稅負擔,農民不僅飽受戰亂之苦,沒有條件休養生息,反而要承擔沉重的苛捐雜稅,生活極端困苦。不堪忍受的農民終於起來反抗,爆發了聲勢浩大的以李自成、張獻忠為領導的農民大起義,從陝西起來後迅速席捲全國各地。
同時,早就野心勃勃想入主中原的清廷虎視眈眈地注視著明王朝,一有可乘之機即會揮師而來。外有強兵壓境,內有農民起義,明朝的江山已是危在旦夕,明王朝處於腹背受敵的困境。這時的明王朝本該戮力同心,上下團結並奮起禦敵,但他們仍在爭權奪利,互相傾軋,大興冤獄,無暇也無意理會風起雲湧的戰爭形勢。在前線抗敵的將領得不到朝廷信任,被殺、被撤者比比皆是,將士們人人自危,即使不被殺、被撤,也無力將全部精力集中於抗敵事宜。朝廷內部,更是“相率自愚,莫有以賊在意者。”農民起義軍攻擊襄陽地區後,內廷重臣張鳳翼竟以為“賊走南,已入絕地,此賊不食大米,賊馬不識稻草,行自斃矣”,迂腐僵化,自欺其人到了可笑的程度。在這種腹背受敵,內外交困的局勢面前,崇禎帝手足無措,無計可施,只好寄希望於神的保佑。他拜天祭地,希望列祖列宗能幫他保住明朝基業,用盡了種種辦法;比如,他先是崇信西方傳入的天主教,後又改拜佛教,用術士率兵抗敵,還派人去南京勘察龍脈。可惜,諸位神靈既不能阻擋農民起義軍前進的步伐,更無力挽回明王朝覆滅的命運。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北京城被李自成率領的農民起義軍攻破,崇禎帝叛親離,只好在煤山自縊,明王朝在全國的統治至此結束。
就體例看,《崇禎紀略》系一部編年體的歷史著作。書中往往是先記載每年歷史事件之概要,然後對其進行詳細的註解,而對於其中一些較為重要的歷史人物,如錢龍錫、孫承宗等人,書中附有簡單的小傳,這使該書在編年紀史中又有了自己的特色。至於該書的史料來源,據作者在自序中所言,無非來自邸報抄傳耳聞目睹,諸家文集,以及稗官小說、雜綴小品等。在取材上,作者較為嚴格,據其自敘是“毋偏毋循,勿偽勿訛,若夫傳疑未確者,寧闕而不濫,庶幾竊附識小之義,存一代之軼事乎?”這一方面使得《崇禎紀略》所載史實大都證實可言,另一方面,又因為其材料多不出《明史》所載,無法補正史之不足,使其史料價值並不是很高。
另外,由於李遜之系黨人之後,其父李應升本為天啟年間御史大夫,為閹黨魏忠所害,所以《崇禎紀略》對於黨禍情事的記載非常詳盡。同時,由於李遜之痛恨魏黨,所以在記述中對於黨禍情事的記載也難免會執其一端,不夠客觀,這是我們在閱讀該書時所應該注意到的。雖有以上不足,但李慈銘在《越縵堂日記》中稱讚該書為“見聞質實,議論亦平允”的概括仍符合該書實際。李遜之自稱為“江上遺民”,以明朝遺老自居。在《崇禎紀略》中凡出現李自成、張獻忠的農民起義軍處,皆以“賊”呼之。而對於清朝政府。他在寫《崇禎紀略》時,還是頗有顧忌的,並不想公然與之發生牴觸。這表現在他在涉及清廷忌諱處,都一律以空格表示。但這並沒有使《崇禎紀略》擺脫被禁毀的命運。乾隆五十三年,軍機處以該書所記事屬傳聞失實,且多悖礙之語為由,奏清禁毀此書。
《崇禎紀略》今存《荊駝逸史本》、《常州先哲遺書》本以及其它各種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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