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慕久

宮慕久字竹圃,山東東平州人。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舉人。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任蘇松太兵備道。

簡介

宮慕久(生卒年不詳)山東東平人,字竹圃,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舉人。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5月)任蘇松太兵備道、上海道台,直接與英國首任駐滬領事巴富爾談判上海開埠以及西人居留地問題,商定《上海土地章程》,為日後上海租界的基本法規。上海正式開埠後不久,即在洋涇浜北設盤驗所,向西洋商船徵收進口貨稅銀,並拒絕英國在上海縣城內開設領事館的要求。1845年10月,以超出管轄許可權為由,拒絕法國特使拉萼尼歸還上海天主教教堂舊址的要求。西商有狎視廳縣者,宮慕久戒之說:“吾官雖尊,無刑柄,彼雖小有刑柄,慎無狎。”西商遂加收斂。凡西商有饋送不能卻,則鎖一室中,去後封積如故。
不久,用告示形式公布和英國首任駐上海領事巴富爾“依約商妥”,經兩江總督批准的《土地章程》23款,規定將洋涇浜以北,李家廠以南,黃浦江以西之地,準租與英國商人,為建築房屋居住之用,西界未定。此為租界開端。第二年又規定西以界路為界,並在縣城北門外頭壩南面浦建立新關,撤盤驗所。1847年遷江蘇按察使。
宮慕久、巴富爾與上海租界起源
宮慕久與《上海土地章程》

1845年深秋,在上海這座枕江濱海的蕞爾小城中,發生了一件足以撼動後世的大事。然而這件大事在當時人們的心海間,卻沒有掀起足夠的波瀾,因為根本就沒有太多的人知道這件事,所以也就不會有太多的人來關心這件事。
道光二十五年,霧蒙蒙的陽光顯得幽邃而慘澹。
11月29日上午,一件關於允準英國商人在上海縣域內租地、建屋、築路的大字告示,被悄悄地懸掛在了外灘新海關,以履行它必須完成的一道程式:公布於眾。若干年後,這件告示被沿用它的不同國籍的人們安上了《上海土地章程》、《地皮章程》、《第一次土地章程》、《上海租地章程》等等花樣繁多的名目,成為了上海百年租界的一個起點,備受關切。然而在它面世之初,一切都遠不如後來這般鄭重其事。它是直白而裸露的,只有光禿禿的23項條款,連個像樣的標題都沒有。它僅僅是上海道宮慕久與英國首任駐滬領事巴富爾經過兩年的反覆拉鋸,以個人名義“依約商妥”的一個約定、一件充其量相當於今天地級市制發的公文而已。檔次不高,文本意義似乎更大於實際意義。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充分預見到它將給後世社會帶來多么巨大和深遠的影響。作為當事人的宮慕久也不能。他曾花費了兩年時間,試圖拖延或阻止這樣的文本出現,他痛恨英國佬的貪婪與得寸進尺,這不是他想要的結果。但是,在清王朝舉國衰微的頹勢面前,他的拖延、阻止,乃至痛恨,悉屬狗屁!不接受又當如何?
江蘇巡撫孫善寶,還有兩江總督璧昌,均已為他統一好了口徑,並且筆墨酣暢地批下了兩個大字:照準。
清代官制,總督為轄治一省或數省的封疆大吏,官階從一品,舉凡厘治軍民、綜制文武、察舉官吏、修飭封疆,無所不包。康熙年以後,全國共設直隸、四川、兩江、湖廣、浙閩、兩廣、雲貴、陝甘八大總督,這一建制如今早已消失,假如類比的話可能同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大區制比較接近。而巡撫,則為省一級的最高行政長官,也就是今天的省長。1845年《上海土地章程》
豈止巡撫和總督,朝廷上下,哪一層哪一環不是風帆直掛、一路放行?但宮慕久清楚,筆墨酣暢並不代表心情酣暢,朝廷這也是出於無奈啊!他所面對的晚清政治,就是典型的“危機政治”,為國家民族千年之所未遇之大變動、大危機。那些表面看來不可一世的皇族貴戚、政治大佬,其實已經喪失了對政治局勢的駕控能力,根本弄不明白該如何應對危機,從祖宗成例和儒家教義中,他們找不到可以像馴化百姓一樣馴化洋人的有效辦法,手足無措,走投無路。從1840年開始,這種憂鬱而深刻的悲愴,便荼毒著大清的腦殼與身軀,除了逆來順受,難道還有別的什麼更好的選擇嗎?
歷史已經注定,這將是上海不可逆轉的一個命運拐點
如果說,鴉片戰爭爆發以來,那些發生在廣州、天津、廈門的戰事,和上海的關係還不算太大的話,那么,1842年6月爆發的中英吳淞之戰,就毫無商量地屬於上海人自己的戰爭了。從6月16日英軍炮艦沿吳淞口、寶山一線開打,到6月19日上海城陷落,前後攏共四天光景,上海防區“均已豫備齊全,堪資得力”(兩江總督牛鑒之語)的炮台、深港、高岸,以及火槍火炮、大炮抬炮、火箭噴筒毒火等等之類,和號稱“布置精密,可打勝仗”(江南水師提督陳化成之語)的戰略自信,就被英國海軍少將巴駕率領的旗艦“康華里士”號,以及區區十來艘戰船和兩千之數的英國陸海軍打得稀里嘩啦,全線崩潰。
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後,清軍主要憑自造的和購自歐洲的加農炮與英軍作戰。這種西洋火炮最初在16世紀初的明正德年間由西班牙人輸中國,後隨葡萄牙、荷蘭、英國等殖民者的侵而名震一時。《皇明世法錄》有云:“紅夷大銃,盛傳中國……可洞裂石城,震數十里。”但這種被稱為“紅夷大銃”的加農炮也有其明顯的短處,管壁厚且短,長度僅為口徑的20倍,雖可發射較重的彈丸,但射程短。儘管如此,“紅夷大銃”仍惹得吾國軍界上下眼饞不已,於明末清初開始仿造,並委託外籍人士擔任監製。由於這些監製人大多為目深鼻高、須髯赤黃的荷蘭人,被清國人目為“紅夷”,“紅夷大炮”遂由此而得名。
仿造之物終究難以同原裝貨抗衡。雖然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中西雙方的主導火炮都是這種前裝滑膛炮,使用的也都是黑火藥和球形實心彈,但仿貨的鑄鐵質量、火藥配料、膛孔精度,都被打了許多折扣,所以它的射程和命中率都遠不及原裝貨。魏源在其《海國圖志》中針對虎門炮台曾發議論:“大角、沙角炮台,遠隔虎門之外,江面寥廓,大炮僅及中泓,不足遏夷艘,適足招夷炮,何必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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