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
安海扼晉江、南安兩縣的水陸要衝，依山臨海，海灣曲折。港口有白沙、石井對峙成為海門，從圍頭灣入海門以後，海面開闊，水深，風浪小，岸彎流平，是個天然良港。山川形勢
清·道光《晉江縣誌·卷4·山川志·安平鎮山川》：“安平鎮山川
在縣治西南八都，上接溫陵，下達漳、粵，西拒九溪、黃岡之險，南通金、廈、台、澎之舶。
其地勢則自三峰毫光轉東十里許，為六都熊山。迤邐至七都桐林、錢埔、曹店直至龍山寺，分為三支：東則由坑岬而貫於東洋，西則由型厝而達於西疇，中乃龍山，為安平入脈之腦。
由龍山南行，至北門埔，仍三分其派：東由後庫而至海，以護於左；西由鰲頭而之下坂坑，以護於右；中則自拱北亭突起永高山，轉南而鰲美塔、世德里，以跨于海。
此安平內局之形勢也。
以外局言之：
自曹店而東曰坩坂庵，前接以浦邊，障安平之左臂。而由浦邊南行，則有莊頭蕭，下至東石，以距海門之東。
自曹店而西，曰古田、後蕭，接以曾埭，障安平之右臂。而由曾埭南行，則有朴兜、江崎至石井，以距海門之西。
其水道東則自古陵趨東南隅，入于海；西則由南安九溪達大瀛，入曾埭，而注于海，與東之水匯於石井江。
此安平外局之形勢也。
采柯希九《安平紀略》。”
古名“灣海”、“彎海”
清·道光《晉江縣誌·卷9·城池志·安海城》：“安海城，即石井鎮。在八都，瀕海，人煙輳集，古名‘灣海’。”
清初·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99·福建5·泉州府·晉江縣·安海鎮》：“安海鎮，府南二十里，古名‘彎海’。”
安海漢代稱“灣海”、“彎海”，以其地處“九十九曲”的石井江之濱，海灣航道彎曲而名。
唐·開元六年（718年），晉江設縣建制，灣海隸屬晉江縣。
唐時，來泉州的中外舶商主要集中在安海互市，安海港曾一度是泉州港的主港。清·蔡永蒹《西山雜誌》載：“唐·開元八年（720年），林鑾舟至渤泥、台灣，引入蠻舟，恐被礁石，故造七星塔。”“唐·乾元間（758—759年），參軍署在安海榷稅。”
北宋·開寶易名為“安海”
入宋，泉州灣內的後諸港後來居上，而安海港依然見盛一時。宋初安海分有東西新舊兩集市。泉州設市舶司後，州官即到安海建津榷稅，稱石井津。清·道光《晉江縣誌·卷9·城池志·安海城》：“唐·安金藏之後連濟居此，因易‘灣’為‘安’。宋為安海市。東曰舊市，西曰新市。客舟自海到者，州遣吏榷稅於此，號石井津。”
清初·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99·福建5·泉州府·晉江縣·安海鎮》：“宋初始改‘彎’為‘安’，曰安海市。西曰新市，東曰舊市。海舶至州，遣吏榷稅於此，號石井津。”
安金藏，安息國人後裔。唐·景雲中（710—711年）任右武衛中郎將，玄宗即位後授右驍衛將軍，爵代國公。《安平志·卷7·名宦政績名臣傳》載：安連濟，其祖安金藏。安連濟入宋為御乾，北宋·開寶（968—975年）中徙居灣海，繁衍後代，將其地易名為“安海”。
北宋·元佑二年（1087年），泉州開港設市舶司，安海逐漸成為對外貿易港口，始稱安海市，並形成西、東的新市、舊市。《安海志·卷3》：“於宋全盛時，直街曲巷，無非貿易之店肆，約有千餘座，蓋四方射利者所必趨，隨處成交，惟直街為最盛。”
當刺桐港鼎盛時，安海“港通天下商船，賈胡與居民互市”，成為十分興隆的刺桐“南港”。明《安海志》載：“宋、元於今，商則襟帶江湖，足跡遍天下，南海明珠，越裳翡翠，無所不有，文身之地，雕題之國，無所不到。”
安海碼頭有一眼自然形成的石泉深井，井水清冽甘美，石井畔設立津卡，海泊至，泉州州官遣吏在此榷客舟稅，號曰“石井津”（即海關“分關”），安海市即屬石井津管轄，稱石井津安海市。今“石井津”遺址尚存。
南宋·建炎創石井鎮
建炎四年（1130年）建石井鎮。宋代在港區建鎮，泉州僅安海一處，可見安海在泉州諸港中的地位是最高的。清·道光《晉江縣誌·卷9·城池志·安海城》：“（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創石井鎮，以迪功郎任之。”
清初·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99·福建5·泉州府·晉江縣·安海鎮》：“建炎四年，置石井鎮。”
安海設立石井鎮，是安海建制之始。首任石井鎮監是吏部郎朱松（韋齋，朱熹之父）。當時的石井鎮並轄今晉江安海、南安石井兩地，兩鎮所沿用的掌故是同一歷史事件，即宋代朱松監稅於石井鎮，故有“石井津開雙石井”之稱。安海即稱石井鎮安海市。
由於朱熹曾隨父至任所，青少年時代在泉州度過；朱熹任同安主簿時，又“數臨安海講學，啟迪文風，誨掖士子，因而人才蔚起”；後來朱熹之子朱在還在安海主持建設頗具規模的石井書院，奉祀朱松、朱熹父子，因此，安海被稱為“二朱過化”之地。泉州府文廟明倫堂舊有一聯：“聖域津梁，理學淵源開石井；海濱鄒魯，詩書弦誦遍桐城。”（參見泉州歷史網www.qzhnet.com《泉州人名錄·朱熹、朱在》、《泉州書院·石井書院》、《泉州寺廟·文廟·明倫堂》）
南宋·紹興築安平橋和土城
巨量貨物的集散促進濱海陸上交通運輸迅速發展。海港東畔的安海，當時還是從東北向西南走向的半島，陸路只有北面經曹店至五陵通州治的車馬大道，與南北大官道的連線則專靠舟渡。那時，安平渡“方舟而濟者日千萬計”，但“船交水中”，時有不測，“大為民患”。為此，南宋·紹興二十一年（1151年）建造竣工安平橋，橫跨於安海、水頭海灣，長達五華里，號稱天下第一長石橋，成為晉南交通要衝。安平橋竣工後31年（南宋·淳熙九年，1182年），又於安平橋北面約三華里建造鎮安橋，與安平橋並列於同段海港。故又有“安平渡架兩安平”之謂。兩座橋頭，分別建有龍興塔、瑞光塔（又稱文明塔）。橋樑的建設，即反映了安海在南宋時期社會經濟發展的程度，同時又對安海港的發展起了推動的作用。此外，安海還有兩座祀奉海神的昭惠廟和天妃宮。這表明宋代安海海外貿易之盛。（參見泉州歷史網www.qzhnet.com《泉州古橋樑·安平橋、安平東橋》）
同時，安海還建土城以防海寇，這是安海建城之始。
清·道光《晉江縣誌·卷9·城池志·安海城》：“（南宋）紹興二十六年（1156年），海寇奄至，鎮官方璽築土城，壘石為五門備之。”
清初·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99·福建5·泉州府·晉江縣·安海鎮》：“紹興二十六年，海寇奄至，鎮官自鎮西偏循東北築土城，疊石為門備之。後圮。”
這是安海建城之始。
元·置石井鎮巡司
宋末元初，蒲壽庚大力經營後渚港，而宋、元時期安海又先後圍筑西埭和東埭，用以圍海造田，影響了港道通航，“造成客舟不通，稅無從出，鎮監遂廢”，導致元代安海一度中衰。清初·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99·福建5·泉州府·晉江縣·安海鎮》：“元置石井鎮巡司於此。”
元末，泉州出現賽甫丁、阿迷里丁和那兀納兩次共10年的兵亂（參見www.qzhnet.Com《泉州歷史網·亦思巴奚戰亂》），對泉州的海外貿易造成極大的毀壞性影響，但對安海港的衝擊不是很大。《安海志》說：“……時泉州為回回那兀納所據，但出城南至海濱一帶，又皆三峰陳酋所有。”可見由泉州城南至安海為地方武裝勢力控制，安海的監鎮官因而廢置。
因戰亂無法進入泉州灣港口的船隻，轉而來到安海。一向以海貿為生的安海商人，利用無政府的混亂局面，擺脫束縛，開展私商自由貿易，從而為明朝禁海環境中出現的安平商人，積累了販海貿私的經驗。
明·為安平鎮
清·道光《晉江縣誌·卷9·城池志·安海城》：“明為安平鎮。”明代，晉江安海與南安石井分別析出設鎮，南安石井鎮沿用“石井”為名，而晉江安海鎮則改稱“安平鎮”。
清初·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99·福建5·泉州府·晉江縣·安海鎮》：“明初洪武二十年（1387年），徙巡司於同安縣之東坑鎮，（安平）仍為商民輳集處。”
明·嘉靖築石城
清·道光《晉江縣誌·卷9·城池志·安海城》：“（明）嘉靖三十六（“六”，府、縣《志》作“七”）年（1557年），倭入寇，（泉州）知府熊汝達檄（晉江）知縣盧仲佃築城。及半，賊猝至。邑紳柯實卿自造一百丈，又拆東洋橋石築成之。周一千二十七丈，高一丈三尺。為門四，各有樓。窩舍二十八，水關八。歲遣千戶或縣佐防守，仍撥民兵二十名協守。林希元記（《記》文略）。”（參見泉州歷史網www.qzhnet.com《泉州邑衛所司城·安海城》）清初·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99·福建5·泉州府·晉江縣·安海鎮》：“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以倭亂湫石拓城，周五里有奇，為門四，水關大小凡八，設官軍戍守。亦曰安平鎮。（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倭寇兩攻安平；四十三（1564年），復自仙遊來攻，皆不能陷。”
林希元《記》載：“泉南之安平鎮，民居萬戶。其地濱海，山川風氣之所鍾，文物衣冠之所都，不特財寶金帛之所聚而已也。”
明·隆慶增建東北二敵樓
清·道光《晉江縣誌·卷9·城池志·安海城》：“（明）隆慶元年（1567年），知府萬慶增建東北二敵樓。吳德憲記。（《記》文略）”（參見泉州歷史網www.qzhnet.com《泉州人名錄·萬慶》、《泉州邑衛所司城·安海城》）吳德憲《記》文載：
“安平去府治五十里，阻山襟海，屹為東南鉅鎮。闤比闠聯，萬有餘家。然生齒既繁，而其民益逸欲柔靡，一聞有警，鹹相率委離其鄉。寇至，則恣其焚掠，滿意而後去。卒莫能捍禦格鬥之者，以無垣墉畫之足恃也。
晉江令東陽盧公仲佃來蒞茲邑，始為民度地，砌城垣周圍若干丈。自是安平之民，始重還其土而安其居。但是歲鳩工始建起於兵役之後，一時苟就，甬道之廣，僅得數尺，垣垛之高，不能二丈。
嘉靖甲子（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春，寇賊大至，直抵城下，以木梯攀緣，窺瞰城堞，幾危者數矣。城中居民與村聚逃負者不下數萬。皆籲天禱神，涕泣相顧，無復人色。至期必死，罔敢與賊為抗，何者？以雖有城而處勢卑隘，用兵拒敵，不得其便利故也。”
故泉州知府萬慶增建東北二敵樓。
明· 萬曆建縣丞署以通判駐鎮
清·道光《晉江縣誌·卷13·公署志·縣丞署》：“縣丞署：原在縣治東。隆慶《府志》：‘宋時有亭。紹興五年（1135年），丞閭邱次將母在官，因舊亭新之，名燕壽。今移駐安海。明·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建署（縣丞署）於安平石井書院西，以督糧通判廳駐鎮。’”清·道光《晉江縣誌·卷9·城池志·安海城》：“（明）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以督糧廳通判駐鎮。”
清初·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99·福建5·泉州府·晉江縣·安海鎮》：“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移府通判駐此，為濱海要地。”
明·萬曆黃汝良《記》
清·道光《晉江縣誌·卷13·公署志·縣丞署》收錄明·萬曆黃汝良《記》，並按：“此《記》系黃汝良撰。現碑猶存。舊《志》作蘇琰，非。通判殷光彥立題名碑。”《記》文曰：
“安海距泉郡五十里而遙。其地北阻府會，南控漳、潮，諸島夷僅在襟帶間。承平久而生聚繁，室家鱗次，闤闠櫛比，昔村落而今奧區矣。
嘉靖（1522—1566年）之季，倭訌突發，萬室為墟。當事者料民醵貲築為城堡，保聚捍禦，民用稍寧。
其後夷氛既熄，經久慮疎。城非公創，不領於職方；守無專官，罔慮於民社。於時堡之縉紳父老走控上官。台使者下其牘，或言置邑，或言設鎮。
邑侯顧公議曰：‘安海置邑，如海澄，誠便；然必割晉、南、同之界，紛更為難。又必設官，必建學，必多創公署，必措處輿台，一切廩祿經費，猝未易辦。宜略仿雲霄竹崎故事，建設分府。即以見在府倅一員筦之。無增官之擾，有保障之安。計無便此者。’
監司上其議，直指方公深韙之，為請於朝，給印章，文曰：‘駐鎮安海，用示專守。保人聞命，歡欣鼓舞，輸將恐後。’
乃始揆曰蠲吉，飭材庀工，即城之西北而建署焉。統以周垣，拱以重門，有堂有皇，有寢有房，賓館廨舍，罔不畢備。蓋不煩官帑一錢，而梁棟巍然矣。經始於別駕汪公、殷公，繼之趨事益敏。起丙午（萬曆卅四年，1606年）某月，越戊申（萬曆卅六年，1608年）某月落成。
殷公幹旄，自郡來駐，乃屬余記之。余因是有感於謀始之難也。自安海有城，何日不議守官？微方公堅決於上，顧公調停於下，百年之計，未有定也。前人議之數十載而不足，二公定之一旦而有餘。夫豈不惟勞民傷財之為兢兢。要以利擇其大，害權其細，目前之偷安，孰與百世之寧謐，斯不亦慮始之善物哉？
方公名元彥，歙縣人，丙戌（萬曆十四年，1586年）進士。顧公名士琦，太倉人，戊戌（萬曆廿六年，1598年）進士，今為給事中。汪公名矩，富川人，由舉人。殷公名光彥，歙縣人，由官生。若效勞諸役，則碑陰具矣。”
明·萬曆黃鳳翔《記》
清·道光《晉江縣誌·卷13·公署志·縣丞署》收錄明·萬曆黃鳳翔《記》，文曰：“別駕之駐鎮安平也，蓋請自兩台，仰奉俞旨，始於萬曆丙午（萬曆卅四年，1606年）雲。
安平濱海而城，屹然稱吾郡巨鎮。西有徽國朱文公祠，是先哲過化之地也。故其詩書弦誦，材賢文物，幾與郡城埒。乃至帆海之艨艟，積著之闤闠，貨賄叢集，生齒繁夥，他鎮城莫敢跂而窺焉。
曩嘉靖之季，島夷內訌，躭躭梯棚者數矣。其士民率力捍禦，霄烽晝柝，迄用無他虞。頃歲，更藩失守，海陬震動，當事者豫為衣侞戒，初宿以戎兵，已乃董以郡幕，皆於士民弗便。已又議建邑治，不果。乃請疏於朝，特葺公署。以郡別駕往臨之時，郡方闕守。別駕汪公攝篆事，鏇入覲闕下。當受事之日，遙為控制已耳。
今別駕新安殷公故名卿胄，由比部郎來蒞是郡。甫履任即驅車抵安平，周視其雉堞署宇，慨然興懷曰：‘茲署之設，奚為者？藉令高居郡邸，雍容諷議，舉明旨而弁髦之，將為官守何？’爰乃攜圖籍，挈案牘，即安平公署，昕夕與居。所為董民正俗，剖斷爭訟，鈐束卒伍，皆如振裘揭領，遊刃中綮，士民鹹德而頌之。聽政餘暇，則捐俸召工礱石，勒題名牌於堂左，以待來者，而屬記於不佞。
蓋唐·元次山刺道州，作《廳堂記》。上下百餘年間，所博詢耆舊，追溯良牧，惟徐履道、於廙。諸以貪猥、惛弱、蒙譏貶者，不勝數也。而呂溫謂其章善不黨，指惡非誣，直舉胸臆，足昭鑒戒。嗟乎！可畏哉！
今夫聞譽則喜，聞毀則怒；見善若企，見不善若浼，非為名計也乎？古人有雲，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顧有逃之而我隨，有蓋之而彌章，詎可以見見聞聞、巧匿剽取也？大都里語巷譏，猶之飄風過耳，傳響須臾，即青史美刺，歷世不泯。匪案籍繙閱，未易竟也。
茲石也，勒在堂上，昭然眾睹。吏曹走卒胥目擊腹存之，相與指而評曰：‘某也良，某也不良。’口耳郵傳，月旦相續，它日有如元次山者，得熟數而稱譏之。其可畏，乃甚於青史。志士不為悚然懼乎？是公所以勒《記》垂後之意也。”
明·萬曆議割晉、南、同三邑地置安平縣不果
清·道光《晉江縣誌·卷9·城池志·安海城》：“（明·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議割晉、南、同三邑地置安平縣，不果。”
安海港的復振
明朝嚴厲的海禁，造成全國範圍包括泉州港海外貿易普遍萎縮，但是海禁雖是嚴厲，但禁之不絕，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勢。邱浚《大學衍文補》：“雖律有明禁，但利之所在，民不畏死。民犯法而罪之，罪之又有犯者。”泉州的海外貿易因此出現一個特殊的現象，就是在這場激烈衝突中，以泉州港的重要支港安海港為基地的販海貿私活動，也就是走私貿易，卻日見繁盛。安海港逐漸發展成為閩南一帶民間走私貿易的重要據點之一。（參見泉州歷史網www.qzhnet.Com《海絲之路·明·安海港的崛起》）明·泉州儒士李光縉（參見泉州歷史網www.qzhnet.com《泉州人名錄·李光縉》）《景璧集·卷4》載：“吾溫陵（泉州）里中家弦戶誦，人喜儒不矜賈，安平市（安海）獨矜賈，逐什一趨利。然亦不倚市門，丈夫子生及已牟，往往廢著鬻財，賈行遍郡國，北賈燕，南賈吳，東賈粵，西賈巴蜀，或衝風突浪，爭利於海島絕夷之墟。近者歲一歸，遠者數歲始歸，過邑不入門，以異域為家。壺以內之政，婦人秉之。此其俗之大概也。”
明·泉州何喬遠（參見泉州歷史網www.qzhnet.com《泉州人名錄·何喬遠》）《鏡山全集·卷52》亦云：“安平一鎮……瀕於海上，人戶且十餘萬，詩書冠紳一大邑。其民嗇，力耕織，多服賈兩京都、齊、汴、吳、越、嶺以外，航海貿諸夷，致其財力，相生泉一郡人。”
何喬遠《秋日安平八詠（錄二首）》：（一）“西橋五裏海門遙，小閣觀音壓岸腰。陡見蓮花清宿淤，拍天白雪是秋潮。”（二）“寥氏為錢禮上蒼，何如大宛面如王。南風一片孤帆入，帛布人夸欲斗量。”註：大宛面如王：指大宛銀幣。帛布：錢幣。
販海通蕃的走私商人之所以選擇了安海港，原因有二。
其一，安海港內外有多處深灣僻澳，可供私貿船隻隱蔽，且靠外海，一有風吹草動，可急駛外洋躲避。胡宗憲《籌海圖篇》中說：“泉州安海，向雖通蕃，猶有避忌。邇來蕃舶聯翩而至，地近裝卸，貨物皆有所依。”黃堪《海患呈》中說，有日本船到安海，“各處逐利商民雲集於市，本處無知小民，亦乘風竊出酒肉柴米，絡繹海門，遂成市肆。”
其二，明代的安平商人，有豐富的販海貿私的經驗，他們不僅能衝風突浪，爭利於海島絕域之地，而且行遍郡國，販運於江河湖泊之間。“富者挾財本，置綿葛、胡椒、術香、象牙、明珠、翡翠等物，以往兩京、蘇杭、臨情、川陝、江廣等地變賣，仍置其地所出之絲綿、錦綺、氈布、靴襪等物以歸。”安平商人的這種經商形式，把國內貿易與對外貿易聯繫起來。
安海港的安平商人數量很多。李光縉《景璧集》中說：“安平之俗好賈，自呂宋交易路通，浮大海爭利，十家而九。”李光縉《景璧集·卷3》說，有個著名的私商名李寓西，“徙南澳與夷人市，能夷語，收息倍於他氏，為中賈。呂宋澳開……遂身之大海外而趨利，其後安平（人）效之，為上賈。”
明朝末年，以安海人鄭芝龍為首的鄭氏海商集團的出現，標誌著安海港販海貿私活動發展到極盛時期。由於鄭氏集團的崛起，安海港作為其後方基地而得以發展。
鄭芝龍時曾對安海城進行修整，並興建一批倉庫。
江日升《台灣外紀·卷4》載，為方便出入，鄭芝龍還“開通海道，海梢直通臥內，可泊船，竟達海。”
楊緒賢《鄭芝龍與荷蘭之關係》（《台灣鄭成功研究論文集》）載，崇禎十三年(1640年），鄭芝龍“將在廣東、澳門之織工一百五十家族召回安海城外，使就所業。”
對於安平商人，鄭芝龍都給予優惠和保護。《安海志·卷12》：“安平商人，或乞其符令，或借其庇護，乃得暢行海上而無阻。”遂使安海港成為“私商貿海之口岸”。
當時，安海極度繁榮。江日升《台灣外紀·卷4》：“城外市鎮繁華，貿易叢集，不亞於省城。”《安海志·卷36》引詩云：“橋店初投南北客，港灣未斷往來舟！”正是明代安海港的寫照。
明代的安平商人
安平商人既從事國內貿易又從事海外貿易。安平商人行商區域廣闊，足跡遍及大江南北、長城內外，乃至西南夷地，海外則泛東西洋。他們“貿海則文身之地，雕題之國，無所不至”，有的且能夷言。安平商人從事海外貿易以呂宋（今菲律賓）貿易居首位。“安平之俗好行賈，自呂宋交易之路通，浮大海趨利，十家而九。”如李寓西、陳斗岩，首航呂宋，獲巨利歸。顏嘉冕先後到順塔洋（今印尼爪哇西部）和舊港一帶經商，陳士勛商於咬留吧（今印尼雅加達）而卒。鄭金沙，少經商仰光大埠。柯叔均，由寧波往汶萊生理。據日本的《長崎荷蘭商館日記》記載，安海商船經常出沒於長崎港，如1641年（明·崇禎十四年）6月26日、7月1日、7月4日、就有安平海商的3艘貨船開到長崎。
安平不同層次的人物可以通過從事小型商業貿易逐步向中型、大型的商業貿易趨近，從而使安海出現小賈、中賈、大賈的名堂。明·李光縉《景璧集·卷14》曾描述一例：“處士（陳斗岩）甫垂髻，避難入安平市，市人亡知之者。顏君道謀睹其狀貌，大奇之，遂許以季女……多摯金錢財帛以界之，處士藉以運籌鼓策……處士其初鬥智，最後爭時，行財幣或如流水，若猛獸鷙鳥之發，人雖與共用事，終不如之矣。故人或折閱，而處士收息反倍之。處士行賈，北走齊、吳，南走粵。呂宋洋開，鬻財呂宋，轉販所致，人多重之，倚所祭酒，竟以致富……”
安平商人輸出的貨物主要是從海外採購的胡椒、木香、象牙、明珠、翡翠以及吉貝、薴、絲、錦、綺、荔枝、龍眼、柑等。
對安平商人，傅衣凌在《傅衣凌治史五十年》（廈門大學出版社，1989年）中評價說：“安平一鎮在明代經濟史上，實居於特殊地位……明代的對外貿易，首先是由福建商人（其中安平商人有一定比重）和徽州商人共同開創，再有廣東等地商人參加。”
明、清安平商人有幾個特點：
第一，傅衣凌《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歐洲中古後期的商人，以冒險遠征為目的，有開闢新天地的宏願，安平商人則剛剛相反，以收為主，這是中外海商性格的不同點。”第二，傅衣凌《傅衣凌治史五十年》：“中國商人有與官僚勾結的一面，也有不勾結的另一面。這個不勾結，固能擺脫封建特權的糾纏，然他們沒有政治上的憑藉，每易起落無常，不似徽、蘇、山、陝大賈之以鹽筴為本業，有某些政治奧援，故仍能在中國封建社會裡維持其地位於不墜。”
第三，傅衣凌《傅衣凌治史五十年》：“安平商人雖善服賈……他們還是農賈兼業，以農為本，就是說，中國的商人資本始終沒有脫離土地權力的羈縻。”
曾泉公就是“用本守末”的典型。他“自垂髫時，業已從兄伯賈閩廣間，其後轉貲荊湘，從業吳越，北極燕越，海岱之墟，足亡不遍。而珠璣、犀象、香藥、絲、果布之湊，蓋不數年，而公成大賈矣。公為賈用本守末，以文持武，智慧型權變，勇能決斷，仁能取予，疆能有所守，乃其傾貲延士，設財役貧，蓋有儒俠之風焉。”
第四，賈儒兼營，從儒入賈。“孺人”、“處士”等社會階層的人士均可能從商。如上述處士陳斗岩。又如贈公“偉姿觀，善心計，初治鄒魯家言，後乃棄去行賈”，楊喬“安平人，十歲通經史大義，會父及伯兄繼歿，仲兄遭宿疾，不任治生，乃輟儒之賈”，“陳潔家貧，棄儒就賈”等。
第五，傅衣凌《傅衣凌治史五十年》：“安平商人與鄉族勢力關係的密切，這亦造成安平商人身上所具有脆弱的性格。”但同時，也形成了安平商人的勤儉節約，樂善好施的優良品德。他們或捐資修路造橋，或賑濟孤獨鰥寡，或倡建堂廟，或置祀田、塾田等。
安平人經商取得成功的原因：
一是善於運用智力經商。如贈公“偉姿觀，善心計”，曾友泉“傾貲延士，設財役貧，善有儒俠之風”，李寓西“賈先敏也，知福智也”。運用智力經商，是決定能否致富的關鍵。“大都賈之為道，春貰貸郡國，可以覽勝；其爭時鬥智，可以獲嬴”。二是臨財有信，拾金不昧。為商之道，講求信用，取信於人，拾金不昧，諸商敬重。如王瑞“所挾貲最下，能和煦襲人，臨財有信，人愛而重之”。伍榮辰賈於粵，有客遺百金於其寓，越數日撿得，呼還之。其人願刈半以謝，卻之，自是諸商益加敬重。
清·順治改稱“安海鎮”及戰亂、遷界、毀鎮
至清，“安平鎮”又改稱“安海鎮”。清初，安海是鄭、清交兵之區。順治三年（1646年）八月，清兵陷福州，十一月，鄭芝龍由洪承疇引薦，北上福州降清。隨後，清軍步騎突入安平，大肆燒殺搶掠，數百年中發展起來的安海港毀於一旦，其興旺的局面宣告結束。
清朝建立後，繼續推行海禁。順治十八年(1661年），為切斷沿海百姓與鄭成功集團的聯繫，清廷下令“遷界”，凡距海三十里以內的村莊、田宅、船隻一律毀棄，“片板不許下水，粒半不許越疆”，製造了一條沿海無人地帶，嚴重推殘了沿海地區的社會經濟。（參見泉州歷史網www.qzhnet.com《清初遷界》）
由於戰亂的破壞和清王朝的禁海、遷界，安海不少建設被夷為平地，海港一度被關閉二十年之久。
清·道光《晉江縣誌·卷9·城池志·安海城》：
“國朝（清）·順治（1644—1661年）初年，鄭芝龍亂。
十二年（1655年），鄭鴻逵拆安海城石，造東石寨，城遂廢……
十三年丙申（1656年），貝子屯兵安平，戰馬被盜，欲奏剿之。知縣王承祖力保良民，乃免。
十八年辛丑（1661年），以民通海寇，遷都，沿海十里俱屬界外。安海遷至六都內坑止，官廨民居一盡毀平。”
清·康熙復界
清·道光《晉江縣誌·卷9·城池志·安海城》：“康熙十九年（1680年），海氛蕩平。二十三年甲子（1684年）復界。以龜湖浦邊巡檢司帶管，又移古陵把總駐汛。”清·道光《晉江縣誌·卷13·公署志·縣丞署》采柯希元《安平紀略》曰：“國朝·康熙甲子（康熙廿三年，1684年）復界，以龜湖浦邊巡檢司帶管（安海）。後移興化同知為西倉同知，兼管石獅、安海。於是仍（安海）舊地建署，為同知巡駐之所。”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沿海“復界”，時安海夷廢將近30年。明威將軍、晉江衙口人施秉奉命坐鎮安海。施秉進駐後，督令兵士開闢荒灘，按舊鎮格局，草建簡易民房店屋600多間，為歸來無家的安海遷民提供暫時棲身之所，“以賃民居，收四季稅”，安海復甦。其後幾經擴建和改建，總數達800多間。這些房屋後來成為施氏私人產業。
清·雍正至乾隆駐鎮機構
雍正七年（1729年），因外洋大船時舶安海，清王朝才在安海設戶部稅館以榷稅，名曰“鴻江澳”。
清·道光《晉江縣誌·卷9·城池志·安海城》：
“雍正七年（1729年），仍以泉州糧捕通判駐鎮，總督高其倬請添設守備一員。
至（雍正）十年（1732年），始設都司協防。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移通判於馬家巷。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以石獅縣丞移駐安平，今仍其舊。”
清·道光《晉江縣誌·卷13·公署志·縣丞署》采柯希元《安平紀略》曰：
“雍正七年（1729年），乃以泉州通判駐鎮安海，與西倉同知分管，相離三十里。
乾隆四年（1739年），（安海）議設縣治，不果。
三十一年（1766年），移西倉同知於鹿港，又移安海通判於同安。始以晉江貼堂縣丞，移駐石獅，帶管安海。
三十三年（1768年），議請（安海）復通判。
三十五年（1770年），總督蘇□□乃以石獅縣丞移駐安海通判署。
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縣丞黃大傑重修（安海“縣丞署”）。”
清代後期
清代後期，安海開始設立行郊，又有帶有買辦性質的香港郊代銷洋貨，並開始用電報以通行情，於是安海出現了洋貨充斥市場畸形發展的繁榮。到了廈門闢為商埠之後，安海成為廈門的主要轉口港之一。隨後又有小火輪通航於安、廈之間，安海又出現新的繁榮。
廖仲愷《黃金縷·抵安海感賦》
民主革命時期著名政治家、國民黨左派廖仲愷（1877—1925年），於1920年受孫中山命往閩南召陳炯明回粵討伐桂系軍閥時，曾途經泉州、安海。有詞《黃金縷·抵安海感賦》：
“五里長橋橫斷浦。
不度還鄉，只度離鄉去。
剩得山花憐少婦，上來椎髻圍如故。
冉冉斜陽原上暮。
罌粟淒迷，道是黃金縷。
彩旆紅旗招展處，幾人涕淚悲禾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