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林茶敘

學林茶敘

2002年7月退休後受聘浙江財經學院,組建社會政策研究所任所長。 本人雖然忝列於社會學界,但自省並非是經典意義上的理論家,至多算是個涉獵過不同領域的“雜識者”。 文字是澆鑄的歷史,是傳承人類文明最古老而不可替代的手段。

圖書《學林茶敘》圖書《學林茶敘

圖書簡介

書名:《學林茶敘》—谷迎春文集
作者:谷迎春 著
出版:吉林人民出版社
時間:2010年7月出版

作者簡介

谷迎春,1942年生,吉林省長春市人,中共黨員。吉林大學哲學系畢業後分配到中國社會科學院。
後轉入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先後任哲學所副所長、社會學所所長、副院長、《觀察與思考》雜誌社社長。
2002年7月退休後受聘浙江財經學院,組建社會政策研究所任所長。2007年12月由浙江省浙商研究會、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聯合組建“中國商幫文化研究院(浙江)”任院長至今。
完成國家社科規劃課題四項、出版《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初探》、《談談辯證法的幾個問題》、《青年學導論》等專著,發表哲學、美學、社會學以及文化學、影視作品三百餘萬字。其中,合著的《青少年犯罪綜合治理概論》、《青年學導論》、《中國城市社區建設概論》、《月光下的生命》均為我國新時期以來重要的理論專著。受聘參加中國大百科全書首編《社會學》卷編審工作,任分編副主編。主編《二十世紀中國社會學》、《社區文化新論》、浙江省第一部《社會發展藍皮書》。主持完成《重構我國戒毒模式研究》、《中外文化產業政策比較研究》等專項課題。
曾赴日本、俄羅斯及台灣省、香港特區講學或合作研究。曾任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浙江大學、山東大學、南京財經大學、浙江師範大學等高校特聘教授。現為國家社會科學規劃領導小組專家組成員、浙江省社會學學會會長、浙江省浙商研究會副會長。

圖書後記

自從生命歷程進入初冬季節,我就萌動了把多年來散見於報刊的文字做些回顧性整理的心思。幾度欲罷,因為這些文字不過是叢林一葉,學海浮萍,何必敝帚自珍。久思難捨,因為我認定,文化的千年深沉,也蘊含著點滴智慧的宏積;因為我依戀,這些文字是我形而上生命中沒有迴路的軌跡。
本人雖然忝列於社會學界,但自省並非是經典意義上的理論家,至多算是個涉獵過不同領域的“雜識者”。因此這些自選的文字,除了論文之外顯得駁雜不成體統,只能算是個人時代際遇與多思天性的積澱而已。
由於時代的擺布,身不由已。大學畢業前兩年,我一門心思要“考研”,並在兩個研究方向上暗暗伸出了觸角,一是吳傳啟先生的“資本論中的辯證法”,一是李澤厚先生的“美學理論及研究方法”。可事到臨頭大勢突變,“文革”開始了,國家取消了研究生制度。
我們這屆畢業生,耽擱了大半年之後才由“組織”指令性地統一分配工作。1967年初春,在長春老火車站的泥雪廣場上,揖別了送行的老母親和替我拎包裹的哥哥,懷著滿腔憧憬奔赴北京,為步入最高的“學術殿堂”而難抑興奮。哪成想,“文化革命”竟“革”了文化的“命”,一年後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即現今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解散了,人員被分批次“發配”,我們這一批人下放到浙江省軍區喬司農場勞動,從此,我成了一匹南下的“胡馬”。乍到浙江,沒有老鄉,沒有同學,沒有朋友,不僅舉目無親,連耳朵也失靈了,聽不懂浙江話,交流都困難——真是百里不同俗,十里不同音哪。儘管不情願,也得權把他鄉為故鄉,我顛顛簸簸地走過了一個個人生驛站:軍墾戰士、鐵路中學教員、文化宮宣傳隊編劇、運輸公司工會幹事、出版社編輯、文藝刊物編委,在“創收熱”時還批准我去當公司董事長……
“古井微波,因心之不死”,在八年多的非專業崗位上,仍情牽夢縈地想從事社科研究工作,工作之餘在十分簡陋的蝸居里,伏在自製的8瓦日光燈下默默耕耘。198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恢復,為收攏散失在社會上的社科人員而面向全國公開招考,我以幾年來的研究成果為資質,被免去了筆試統考關,背著單位自費坐火車進京,接受我心儀已久的大專家們兩個上午的面試答辯。“中舉”後,因無法解決家屬進京戶口問題,轉而落腳於浙江省社會科學院,欣慰的是總算實現了“歸隊”的夙願。
嘮叨這些是要說明,本書收入的文字之所以駁雜是我的經歷使然,也表明在任何環境下我都沒有放棄思考的權利。
朋友說我“把自己搞‘雜’了,如不移情旁騖或許有更大的學術成就。”然而我並不悔,正如哲學家康德所說:人,是天生的形而上者。儘管我的社會角色在變動,可我一直都在“思想著”。我的精神自畫像是:自尊好勝,敏感善思,博覽強記,嘴勤筆懶,淺嘗輒止,用心不專。這後三項恰是做學問之大忌。正因為如此,我成了亦官亦儒亦似商的“邊緣人”。我不敢妄稱理論家卻認可是個“思想者”,這大概是天性決定的吧。自從進入大學,我就不慣於專才教育式的學科細化。竊以為,其弊在於過早地限制知識的多視域,思維的多向度,潛質發展的多空間,還是現在提倡的素質教育好,這才是以通才教育手段培養專才和大才的營養基。
文字是澆鑄的歷史,是傳承人類文明最古老而不可替代的手段。至於是一個人的“立言”,那都是個體生命的底片,是時代給予主體思維的投影。就此而言,對於已往的論述,不必苛求其語言範式和所論的正偏,要緊的是,作者在斯時的語境中說了些什麼,讀者從“第二文本”中能體悟到什麼。這符合文化傳承重在建設之要義。作者回顧舊作時,可以自喜自戀,可以自愧自憾,卻不可以趨時趕潮地刪改——那是對文化良心的背叛。本著這個觀念,我對收入本書的文稿做以下說明。
一、除兩篇長文做了字數刪節之外,全不做改動;
二、除“雜誌人要研究辦刊”、“童年的回憶”的序言兩篇為內部文稿之外,余者皆是公開發表過的文字,以發表的時序進行排列;
三、為他人著作作序的文字,並非應景的敷衍套話或別人捉刀我署名的文化盆景,而是本人的真情實感,是另一種形式的思想表達。
本書的出版得到吉林省出版集團董事長周殿富先生、吉林人民出版社社長胡維革教授和責任編輯谷艷秋女士的鼎力支持,在此,我表示深深的感謝。
谷迎春
2009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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