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棟幫

2003年4月,他受色補村民小組的委託,成為了村民的“法律顧問”,開始與色補煤礦刁家寬等人的法律對峙。 2007年12月,孫棟幫得知他的每月定期補貼批下來時,他忽然做出一個決定,將把每月100元錢捐給希望工程。 他說,這100元錢對於他現在的病情不會有任何改變,但對於一個需要這100元錢的人來說,也許會改變他的一生。

個人簡介

孫棟幫,男,漢族,1981年10月入伍,1984年參加中越邊境戰爭,受過傷。1986年復員後,被安排在雲南富源縣工商銀行工作。2003年為色補村民的集體權益與身家過億的三個煤礦老闆過招,2008年初創辦《色補農民維權網站》,2009年至今任《中國工礦企業網站》總編,此期間還擔任著中國百家監督網站聯盟會副主席。春城晚報、科技報、呼聲網等十餘媒體先後報導過他的感人事跡,被國內外200多家媒體轉載。

先進事跡

一個是尿毒重症患者;另一個是開悍馬車、揮金如土的億萬富翁。絕症患者從2003年開始就堅持與這個億萬富翁進行法律對峙,並創辦了一個“農民維權網站”,為村農民提供法律服務。
在曲靖市富源縣老廠鄉大格村委會色補村,生命垂危的尿毒重症患者孫棟幫,今年45歲的他可謂是個知名人物。多年來,他代表著當地1000多農民,堅持與身家過億的當地煤礦老闆“過招”……
孫棟幫2005年11月,他患上了腎功能衰竭,2006年5月轉為尿毒症,至今靠透析維持生命,現長期在雲南腎臟病醫院住院。
現在,他一個月光醫療費用,就達到7000多元。幾年來,為治病和幫助村民打官司,他已花光了家裡所有的積蓄,不僅賣了房子、車子,還背負上了數十萬元的債務。
2003年4月,他受色補村民小組的委託,成為了村民的“法律顧問”,開始與色補煤礦刁家寬等人的法律對峙。而與他所對峙的人,都是當地赫赫有名的老闆,個個都身家過億元。色補煤礦是當地一個較大的煤礦企業,也是當地村民賴以生存的希望。孫棟幫說,自從色補煤礦被刁家寬等人“承包”後,色補村民一直上訪都無結果。
色補煤礦建辦於1985年,由村小組和黨小組經過數十次的討論後決定由村集體辦礦,並且服務於全村人民,並形成《辦礦決議》和《礦章》,1999年9月20日,刁家寬與他手下的管理人員簽定《承包契約》,並規定承包後一切設施、土地、房屋、礦井等等都屬他本人所有,其它人不能享有產權,承包期為煤層不能開採為止,承包費為零。
由於村民了解孫棟幫的性格和為人,曾多次到單位找他尋求幫助。面對村民的無奈和訴求,正好這些年在自學法律的孫棟幫,大膽地作出一個決定:用他退職後的全部費用,拿起法律武器,為村民服務。2003年5月,孫棟幫作為色補村村民的代理人把刁家寬告上法庭,要求法院判令刁家寬與他手下11名管理人員簽訂的《承包契約》無效,返還色補煤礦所有權。色補村離曲靖有200多公里,離昆明近400公里,不管任何時候和任何情況,他都風雨無阻,經常一天只能吃一頓飯,不能喝一口水,本身就不太好,就這樣,他於2005年11月,在寒冷的冬天病倒了,最後導致不治之症——尿毒症。
該案訴訟過程,經歷了村民多次討論、證據的收集、立案、一審(兩次開庭)、二審、執行、再審、重審、3次小組長的選舉、多次上訪等,還帶病堅持到北京三次上訪,各方面協調工作均由他一個人全權負責。最終,法院判決色補煤礦所有權歸對方所有,但孫棟幫還是幫助村民獲得了一些權益。
在打官司的哪些日子裡,儘管遭受著重病的折磨,但他始終沒有放棄,期間他接受過4次搶救、醫院5次下過病危通知。沒有打官司的經費,他賣掉了房子和車子,甚至到了家破人亡的地步。
官司打贏了,曲靖市中級法院在執行移交過程中被刁全超帶領幾十人毆打,之後該案一直放著沒管,但孫棟幫幫助村民維權並沒有放棄。去年11月,在朋友幫助下,他自己建了一個網站(色補村農民維權網),繼續幫助村民維護權益。
在孫棟幫的病床上,堆放著很多法律書籍和維權材料。近日,記者見到他時,他剛從昆明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透析回來,剛走進雲南腎臟病醫院病房,就開始專注地整理著那些材料。記者問他:“現在還看這些書嗎?”他說:“目前養病也是工作,工作也是養病。如果還能活著,多學點東西總比不學好,現在記性不好,眼睛也不好,要多看幾遍才記得住。”
記者本想採訪孫棟幫的對手,但當記者打通色補煤礦負責人的電話時,對方不願接受採訪。(春城晚報)

愛心行動

孫棟幫不僅幫助村民維權,還不斷獻愛心。2007年12月,孫棟幫得知他的每月定期補貼批下來時,他忽然做出一個決定,將把每月100元錢捐給希望工程。
其實他這100元錢的來歷,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他用生命換來的。雲南省政府在2007年6月發文:參加過中越邊境1984年老山、者陰山戰鬥的失業和無業退轉軍人,每人每月補助100元。他說,這100元錢對於他現在的病情不會有任何改變,但對於一個需要這100元錢的人來說,也許會改變他的一生。他說,他近期併發症有些加重,怕哪天忽然離開,所以提前把這錢處理掉,“走時不遺憾”。
2008年,汶川抗震救災期間,他省下一次透析的450元錢郵寄給中國紅十字會,他說:少透析一次不會死掉,只會增加點痛苦,但這450元可能會挽救一條生命。
他在日記里寫道:近些天來,我越來越不行了,幾乎已到了生命的極限,昨晚上,在我生命中是第二次流淚。第一次是在1984年4月30日中越邊境的“兩山”戰鬥中,那天早上的一瞬間,在我身邊忽然倒下了30多條鮮活的生命,非常悲壯不堪。雖然我也受了傷,但我和他們相比是幸運的,那次沒有和他們一起倒下,也許是上天安排我今後應為百姓做點什麼。傷心的是我還沒做成什麼,上天很快要叫我離開期待著我的人們,我對不起他們。我好想好想繼續活下去……(春城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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