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康熙時期
孫嘉淦雍正時期
雍正初即位時，命大臣們上疏言事，孫嘉淦上疏陳述了三件事：請親骨肉、停捐納、罷西兵。因為雍正帝繼位有許多輿論說他是篡逆奪取的，孫的上疏有“請親骨肉”之語，頗有影射之嫌，故十分惱怒，便將他的疏文出示諸大臣，並說：“翰林院乃容此狂生耶？”孫的好友大學士朱軾聽後，慢慢地說道：“孫嘉淦確實狂妄，但臣卻佩服他的膽量。”雍正帝沉默半晌即笑著說道：“朕也同樣佩服他的膽量！”故沒有對孫加罪。
此事過後，孫嘉淦名聲鵲起。但隨後，不能釋懷的雍正還是抓了孫嘉淦的一個過失，交刑部議處。刑部的負責人領會上意，說，按律當斬。雍正作為一個明君這時候體現了高明的政治手腕，對孫嘉淦加恩免死，說這個人性氣不好，我不待見，但是他出了名的不要錢，念在還有這么個長處，“著在銀庫行走”。孫嘉淦在國庫臨時打雜的差事結束後，又被委任為河東鹽政。在別人眼裡，這也是個肥差。能得此官，和孫嘉淦不愛財也有莫大關係。
乾隆時期
乾隆繼位後，相中了敢言直諫的孫嘉淦，擢升他為左都御史，兼吏部侍郎，專管監察。孫嘉淦也不含糊，很快給皇帝上了篇絕代諫論《三習一弊疏》。
“三習一弊”的大意是：“人君耳習於所聞，則喜諛而惡直”，“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這三種習慣形成後，那就會產生喜小人而厭君子的弊病，希望皇帝您應該“予除三習，永杜一弊”，可不要自以為是。《三習一弊疏》著眼之高，恰恰適合於做皇帝的人看，抨擊之廣則直指人性的普遍弱點，語言之美足以令人拍案驚奇，但其筆鋒之利讓所針對的人讀來難免汗流浹背，坐臥不安。好在乾隆帝看了之後挺喜歡，表示採納，而且因此又升了孫嘉淦的官，讓他做刑部尚書，並“總理國子監事”。
清廷前期一百多年間的鼎盛時期，史稱康乾盛世。乾隆在康熙奠定基業的基礎上，成就六十年雄圖偉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孫嘉淦在其執政初年，力主根除“三習一弊”的修心養性法，當使乾隆受益不小，成為眾多的因素之一。
主要著作
孫嘉淦一生的主要精力在於從事政治活動，但他又是頗孚眾望的三朝元老，博學多才桃李滿天下的飽學先生。他一生勤學，精研六經，常常靜坐閉目沉思，在他從政的四十多年中，除了每任幹了不少事業外，流傳下來的著作就有百餘萬言。他所注古書不拘泥於前人成說，多有自己的見解。主要有《春秋義》、《南華通》、《詩義折中》、《周易述義》、《司成課程》、《近思錄輯要》、《成均講義》、《詩刪》、《孫文定公文錄二卷》、《孫文定公奏議》以及部分序論碑文，還有散文《南遊記》等。
《春秋義》是孫嘉淦在翰林院時所著，他認為：“春秋之旨，天下有道一章，孔子自敘也。其餘諸家各抒己見，其大旨皆不謬於聖人，學者得其門而入焉，去褒貶進退之例，遵屬比事之教，聯絡經文，得其肯絮，則一代之事，始終具見，而微文大義不辯而自明矣。”所以，他盡去《春秋》的各種傳注，只錄原文，反覆誦讀，閉目冥想，然後提出自己的見解，寫下了《春秋義》。他認為，《春秋》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教科書，是萬世不易之大法。《南華通》是孫嘉淦解釋莊子的一本書。人們通常認為“南華之文天下至奇，來不知所自來，去不知所自去，忽而如此，忽而如彼，使人不得其所指歸”。孫嘉淦對此不以為然，他認為：“一部如一篇者，凡其所作，皆確有原委，又確有次第，增之損之而不能，顛之倒之而不可。”
自古解釋《詩經》者眾多。自小序而下，箋疏傳注，各名其家，各是其說，辯難糾紛，幾如聚訟。孫嘉淦也對《詩經》加以解釋，寫下了《詩義折中》，其所見平實近理，不落窠臼，取前人之所長，折諸聖用。孫嘉淦認為不能簡單把《詩經》當作一般的文藝詞章，《詩經》其實是一部社會生活教科書，是與《春秋》相表里的聖賢書。《詩義折中》深受乾隆帝讚許，乾隆還為其作序。孫嘉淦不僅精於孔孟儒學和程朱理學，他的散文遊記也頗有成就。《南遊記》是其代表之一。這是孫嘉淦早期母逝守制期間南遊後寫成的一篇遊記。全文長達一萬五千餘言，有對祖國壯麗山川、文物景觀、風土人情的描繪，有對歷史事件、歷史人物追憶評說，有繁有簡，有收有放，有起有落，氣勢跌宕，語言優美，感人肺腑。孫嘉淦本人亦以此文為其快意作。孫嘉淦還與兄鴻淦、弟揚淦，合編了《興縣誌》十八卷。孫嘉淦從事教育事業時間長，並親自教學，經驗豐富，教育思想比較成熟，所以他關於教育方面的一些言論著作，很能切中時弊，較具體地指出問題所在，也能提出一套改革措施和實施意見。《近思錄輯要》一書是孫嘉淦做學政時編輯而成的，他告訴弟子說這是聖學階梯，讓士子好好研讀。他還將自己在太學講學的講義輯成《成均講義》。
偽稿案疑雲
孫嘉淦偽稿的格式是官至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孫嘉淦“孫大人談皇上的本章”，偽稿模仿其有名的“三習一弊疏”，提出對乾隆帝的“五不可解十大過”。具體內容大致有：“皇上南巡”、“孝賢皇后大事剃頭”、“大金川不該用兵”、“張廣泗事情”、“打死老公”、“幾累萬言，指斥乘輿，遍詆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徐本尚書、訥親”等。有趣的是，為了讓偽稿顯得更加真實，有好事者在偽稿上還添加了乾隆的“朱批”：“該部知道”，“著孫嘉淦隨駕南巡，有不是禮處，著再具奏”。乾隆皇帝聞奏之後，認為這份偽奏稿假託廷臣名目，捏造皇帝批語，純系大逆惡徒狂悖之舉。但是，又不想公開追查此種直接把矛頭對準他本人的激烈的指責言辭，還因偽奏稿在其他處尚未發現，故追查也沒必要全面鋪開，遂責令步兵統領舒赫德及直隸、山東、山西、河南、湖北、湖南、貴州等省的督撫秘密緝訪。
此時，各省表面似乎很平靜，但在各督撫的部署下正暗地緊鑼密鼓地進行查訪活動。山西巡撫阿思哈上奏，說流寓山西介休縣的直隸民人王肇基呈獻詩聯，毀謗聖賢；狂妄悖逆。乾隆皇帝立刻命其悉心根究，是否為偽奏稿案的“黨羽”。後來，阿思哈查明王肇基進獻詩聯是為取悅皇上，要求皇上任用他，與偽稿無關。接著，又有人揭發山東巡撫準泰在追究偽奏稿一事時有失職和拖延的情形，鏇即被乾隆皇帝革職拿問，調河南巡撫鄂容安接替其職。
以上兩件事，對乾隆皇帝觸動很大。前者說明，雖然王肇基與偽稿無關，但偽稿流傳甚廣，肯定其“黨羽”不少；後者說明；地方官員在辦理此案時，存在故意推諉、拖延的情況；故八月二十八日，乾隆皇帝命軍機大臣傳諭各督撫，所有誣捏撰寫、分散傳播之犯為首惡渠魁：傳抄之犯中，凡藉以煽惑眾心，為之注釋，及仿效詞句，私自記載者，均當從重辦理。又向各督撫提出警告，倘若姑息養奸；苟且了事，不實心查辦者，均按對準泰的處置辦理!
在乾隆皇帝的督貴之下，各省督撫全力緝查，不敢怠慢。九到十二月之間，各省先後查出偽稿有加注批語的情況：浙江郭縣知縣、巡檢、千總曾傳閱偽稿；甘肅也查出抄傳偽稿的人犯若干名，更有甚者在西南的土司境內的土官家也有傳抄的。一時間各省查出偽稿傳抄的奏報象雪片一樣，飛送京師。乾隆皇帝嘆道：“此等逆惡之詞，蔓延各省，甚竟傳人土司內，其流傳之廣，一至於此!”到該年的年底，各省已查拿了不少的人犯，其中以湖廣、江西為最多，而四川本省就捕獲了280餘人。在這種情況下，秘密查訪已經不可能了，從乾隆十七年以後，不得不由某些省的秘密緝訪轉向全國性的公開嚴查。
乾隆十七年初，在已有的各條線索中，有幾條重要線索，乾隆皇帝指令要嚴加追究：一是江西巡撫鄂昌查出的廣饒九南道施延翰之子施亦度傳抄偽稿；二是來往貴州的湖南人龍乾惕曾攜帶偽稿。乾隆皇帝認為，偽稿內稱張廣泗有功，張廣泗乃貴州總督，從龍乾惕身上嚴加根究，追出來歷，亦有可能；三是浙江提督街門書吏包琳供出的，偽稿系從提督衙內傳出；還有江西省城抄報房章錦傳抄偽稿，乾隆帝對這一條線索也極為重視。但查來查去，涉嫌者及傳抄之人，不是互相指責，就是將責任推向已故之人，有的在嚴刑逼供下則認罪，松刑又復呼冤，使案情紛繁和複雜起來，年終整個案情仍很混亂，辦案人員對此也甚為頭痛，乾隆皇帝也甚是著急。六月二十九日，再命軍機大臣將歷次奏報各案逐一分析查奏，列出已有線索的清單，分別寄發各省，按清單所開各案，迅速查辦。
六月份之後，各省遵照乾隆皇帝的指示，根據開具的清單；繼續追查。其中有一條線索，成為當時追查的熱點，即年初的時候，江西巡撫鄂昌等查出該省道員施廷翰之子施亦度傳抄偽稿。後來，乾隆皇帝命鄂昌、尹繼善帶同承審官赴京與舒赫德、劉統勛同審此案。到七月份，舒赫德等人審訊出施氏偽稿得自江西提塘劉士祿處，劉士祿供出偽稿得自在京城居住的湯賜聯處。派人前去查拿，但並無湯賜聯其人。後劉士祿推翻前供，施亦度也否認偽稿不是得自劉士祿，而是得自其叔施廷皋之子。九月份，乾隆皇帝命舒赫德留心施氏是否與張廣泗關係密切，後查尋施氏與張廣泗並無關涉。此條線索，上下折騰了一番，最終又沒有了結果。
十月十九日，乾隆皇帝以各省辦理偽稿不善，再次通飭各督撫，諭稱：查辦偽稿至今已一載有餘，茫如人海揀沙，萬無頭緒，此皆因各督撫等一切委之雇員，惟據詳索供詞，虛文塞責，並未悉心研究，實力查辦，致使線索迷亂，首犯尚悠然事外。乾隆皇帝深知，此案進展緩慢，：與各省督撫互相推諉有很大關係，而承辦人員怕擔當責任，往往將案情向他省引發，致使隔省隔屬，輾轉往復，拖延了時日。十一月二十三日，乾隆皇帝下令將他認為追查不力的兩江總督尹繼善、江西巡撫鄂昌等解任侯旨，並宣稱他省督撫有似此者均照此辦理。
偽稿一案追查不力，乾隆皇帝遷怒於督撫雇員。事涉封疆大吏，一些朝臣企圖勸諫。十二月十九日，御史書成奏稱：偽稿一案株連波累，懇請將人犯概行寬釋。遭到乾隆皇帝斥責，遂被革職。之後，又有鄉居在籍侍郎陳群奏言，其意也是不必查辦偽稿，同樣遭到乾隆皇帝的痛責。到此無人再敢勸阻。此時的乾隆皇帝認為既已延及數省，遲至經年，斷無驟然中止之理，但要繼續查下去也很困難。就在乾隆皇帝進退兩難的時候，軍機大臣在京審出偽稿的又一重要線索：由江西巡撫鄂容安查獲的傳抄偽稿的長淮千總盧魯生父子，經軍機大臣審訊，供出其稿得自南昌守備劉時達。據劉時達稱，乾隆十五年七月間，其子劉守朴任浙江金華縣典史時，遣家人王玉淋送寄家信，信內附有孫嘉淦一張；乾隆皇帝認為劉守朴傳遞的偽稿較他案為最早，遂命江浙兩省承辦此案的周承勃、錢度速往金華密訪查辦，又指示兩廣總督阿里袞，將第一緊要之犯劉守朴速押解進京。盧魯生、劉時達父子押到北京之後，乾隆皇帝責成軍機處對其進行審訊。在乾隆皇帝看來，偽稿一案似乎有了頭緒，根源似乎就要找到，如不出意外，偽稿必定為盧魯生及劉氏父子所捏造。但事情偏不象乾隆皇帝所想像的那樣，又有劉守朴的幕友孔則明供出，封寄偽稿給劉時達系其代為經手，其偽稿乃得自蘇州。這樣一來，案情橫生枝節，又陷入追不到源頭的困境。
經過一年，全國上下大張旗鼓追查偽稿，不知花費了多少人力財力，也不知牽連了多少人心，在乾隆皇帝看來，即使偽稿查不出真正的捏造者，但經過這一番清查，對政治止的異己力量及不滿情緒，也起到了不小的震懾威力，故開始考慮如何收場。而擺在他面前的盧、劉二犯，正可作為替罪羊。乾隆十八年二月，軍機大臣向乾隆皇帝奏報：經審訊孔則明代書寄稿家信，全屬子虛。盧魯生經反覆開導，也承認了與劉時達共同捏造偽稿的“實情”。以上所謂軍機大臣的複審及奏報，實際上皆為乾隆皇帝授意而為。當月，乾隆皇帝迫不及待地宣布，偽稿—案已全行昭著，“主犯”盧魯生押赴市曹凌遲處死，同時宣諭中外，偽稿所有傳抄各犯俱加思寬免；對於傳抄偽稿的官員，則照例治罪。另外對審理不力的官員如江西巡撫鄂昌、按察使丁廷讓等革職拿問，交刑部治罪。兩江總督尹繼善、閩浙總督喀爾吉善以失察罪交刑部嚴議。至此，歷時一年七個月，蔓延京師、山東、山西、江西、江蘇、安徽、浙江、福建、湖南、湖北、貴州、廣東、廣西以及邊遠土司等地區的、轟動全國的清查偽孫嘉淦奏稿案倉促了結。
偽稿案也折射出不少乾隆帝個人性格的特色。處死張廣泗以卸己好戰之責，孝賢皇后逝後肆意嚴懲官員，這些政治行為都具有乾隆帝個性政治鮮明特色，都是乾隆帝情緒化處理政事、任由個人政治意志指導施政的結果；從中亦可見乾隆皇帝具有強烈的自尊心和虛榮心、極度自負、不能失敗的心態，更可看出其視官僚為自己的附屬物的君父心理嚴重到何種程度。
偽稿流傳如此廣泛，其作者指責乾隆君臣施政失當，其內容深得人心是一個重要原因。偽稿指責乾隆帝在南巡、孝賢皇后喪事、處死張廣泗等政事上處置不當。剖析這三樁主要政治事件可知，此三者無不是乾隆帝情緒化地處理政事、任由個人政治意志指導施政的結果，皆在官場民間造成了不良的影響。因此可以認為：乾隆帝的任隨個人政治意志處理某些重大政事所帶來的不良後果，是引發偽稿案的直接原因。
人物故事
孫嘉淦名氣的響亮程度出人意料。呂梁一帶知道孫嘉淦的老百姓挺多，而且關於孫嘉淦有眾多故事流傳。在其故鄉興縣，老輩人講得最多的孫嘉淦故事有四個，其中一個是皇帝過壽，眾臣上賀，孫嘉淦提來青菜一桶，寓意“大清一統”。還有就是山西的房子越制（超越規定的規格）而建的多，是孫嘉淦為民請命所致。其他兩個都與孫嘉淦“好名”相關。
一個說，皇帝———是哪個皇帝沒有必要考究了———某天突有所思，問諸多臣子：天下有幾種人？大家各說不一。而孫嘉淦則言：人之熙熙，皆為利來，人之攘攘，皆為名往。普天之下只有兩種人，一種為名，一種為利。
皇帝問：既然這樣，孫愛卿是為名還是為利？孫嘉淦說：為臣不愛錢。言下之意當然是為名了。
另一個說，孫嘉淦告老還鄉，從京城回興縣之前，他老人家犯嘀咕了：我一輩子不貪不沾，沒有攢下幾個錢，如今榮歸故里，還是一副窮酸模樣遭鄉紳土財恥笑不說了，也給朝廷丟臉啊。思謀良久，計上心來，讓僕人連夜買來十幾口厚重木箱，然後親自動手裝滿了磚頭。第二天，輜重浩蕩啟程回家。沒料到，皇帝得到舉報說，孫嘉淦平常裝清廉，實際也是個貪墨官，不信您看，他回家的時候金銀財寶帶了好幾騾車。於是，孫嘉淦行至半路遭到檢查，裝闊的事露餡兒了。此事一經匯報，皇上很是感動，命令沿途官府以真金實銀換下了孫嘉淦箱子裡的磚頭，算是重重賞了他一筆。
鄉語村言自然可聽不可信，但是孫嘉淦的確是個個性十足的政治名人，把名聲看得甚重，所作所為都非同一般。這是有正史記載的。
清史稿
孫嘉淦，字錫公，山西興縣人。嘉淦故家貧，耕且讀。康熙五十二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世宗初即位，命諸臣皆得上封事。嘉淦上疏陳三事：請親骨肉，停捐納，罷西兵。上召諸大臣示之，且曰：“翰林院乃容此狂生耶？”大學士朱軾侍，徐對曰：“嘉淦誠狂，然臣服其膽。”上良久笑曰：“朕亦且服其膽。”擢國子監司業。雍正四年，遷祭酒，命在南書房行走。六年正月，署順天府府尹。丁父憂，服未闋，召還京，仍授府尹。進工部侍郎，仍兼府尹、祭酒。十年，調刑部侍郎，尋兼署吏部侍郎。嘉淦為祭酒，薦其弟揚淦為國子監丞。教習宋鎬、方從仁等期滿引見，嘉淦言鎬等皆可用；上詰之，又言從仁實不堪用。上乃大怒，斥嘉淦反覆欺罔，奪職，交刑部治罪，當挾詐欺公律擬斬。上語諸大臣曰：“孫嘉淦太戇，然不愛錢。”命免罪，在戶部銀庫效力行走。嘉淦出獄，徑詣庫。果親王允禮時領戶部，疑嘉淦故大臣，被黜，不屑會計事；又聞蜚語謂嘉淦沽名，收銀皆不足。乃蒞視，嘉淦方持衡稱量，與吏卒雜坐均勞苦。詢所收銀，則別置一所，覆之，無絲毫贏絀。事上聞，上愈重嘉淦。十二年，命署河東鹽政。
十三年八月，高宗即位，召嘉淦來京，以侍郎候補。九月，授吏部侍郎。十一月，遷都察院左都御史，仍兼吏部。嘉淦以上初政，春秋方盛，上疏言：“臣本至愚，荷蒙皇上聖恩，畀以風紀重任。日夜悚惶，思竭一得之慮；而每月以來，捧讀聖訓，剴切周詳，仁政固已舉行，臣愚更無可言。所欲言者，皇上之心而已。皇上之心，仁孝誠敬，明恕精一，豈復尚有可議？而臣猶欲有言者，正於心無不純、政無不善之中，竊鰓鰓私憂過計而欲預防之也。治亂之循環，如陰陽之運行。陰極盛而陽生，陽極盛而陰姤。事當極盛之地，必有陰伏之機。其機藏於至微，人不能覺；及其既著，積重而不可返。此其間有三習焉，不可不慎戒也。主德清則臣心服而頌，仁政行則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稱聖，發一令而四海謳歌，在臣民本非獻諛，然而人主之耳則熟於此矣。耳與譽化，非譽則逆，始而匡拂者拒，繼而木訥者厭，久而頌揚之不工者亦絀矣。是謂耳習於所聞，則喜諛而惡直。上愈智則下愈愚，上愈能則下愈畏，趨蹌諂脅，顧盻而皆然，免冠叩首，應聲而即是。此在臣工以為盡禮，然而人主之目則熟於此矣。目與媚化，非媚則觸，故始而倨野者斥，繼而嚴憚者疏，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謂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敬求天下之事，見之多而以為無足奇也，則高己而卑人；慎辨天下之務，閱之久而以為無難也，則雄才而易事；質之人而不聞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見其所失。於是乎意之所欲，信以為不逾，令之所發，概期於必行矣。是謂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三習既成，乃生一弊。何謂一弊？喜小人而厭君子是也。今夫進君子而退小人，豈獨三代以上知之哉？雖叔季之君，孰不思用君子？且自智之君，各賢其臣，孰不以為吾所用者必君子而決非小人？乃卒之小人進而君子退者，無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之所獨，才則君子小人共之，而且小人勝焉。語言奏對，君子訥而小人佞諛，則與耳習投矣。奔走周鏇，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則與目習投矣。即課事考勞，君子孤行其意而恥於言功，小人巧於迎合而工於顯勤，則與心習又投矣。小人挾其所長以善投，人主溺於所習而不覺，審聽之而其言入耳，諦觀之而其顏悅目，歷試之而其才稱乎心也，於是乎小人不約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離。夫至於小人合而君子離，其患可勝言哉？而揆厥所由，皆三習為之蔽焉。治亂之機，千古一轍，可考而知也。我皇上聖明臨御，如日中天，豈惟並無此弊，抑且並無此習。然臣正及其未習也而言之，設其習既成，則或有知之而不敢言，抑或言之而不見聽者矣。今欲預除三習，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故臣原言皇上之心也。語曰：‘人非聖人，孰能無過？’此淺言也。夫聖人豈無過哉？惟聖人而後能知過，惟聖人而後能改過。孔子謂五十學易，可無大過。文王視民如傷，望道如未之見。是故賢人之過，賢人知之，庸人不知也。聖人之過，聖人知之，賢人不知也。欲望人繩愆糾謬而及於其所不知，難已。故望皇上聖心自懍之也。反之己真知其不足，驗之世實見其未能，故常欿然不敢自是。此不敢自是之意，流貫於用人行政之間，夫而後知諫爭切磋，愛我良深，而諛悅為容者，愚己而陷之阱也；夫而後知嚴憚匡拂，益我良多，而順從不違者，推己而墜之淵也。耳目之習除，取捨之極定，夫而後眾正盈朝，太平可睹矣。不然，自是之根不拔，則雖斂心為慎，慎之久而覺其無過，則謂可以少寬；厲志為勤，勤之久而覺其有功，則謂可以少慰。此念一轉，初亦似於天下無害，而不知嗜欲燕安功利之說，漸入耳而不煩，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視而不見其可憎。久而習焉，或不自知而為其所中，則黑白可以轉色，而東西可以易位。所謂機伏於至微而勢成於不可返者，此之謂也。大學言‘見賢而不能舉，見不賢而不能退’，至於好惡拂人之性；而推所由失，皆因於驕泰，驕泰即自是之謂也。由此觀之，治亂之機，轉於君子小人之進退；進退之機，握於人主之一心；能知非則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見過則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也，肆者小人之媒而亂之階也。然則沿流溯源，約言蔽義，惟望我皇上時時事事常守此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舉不外乎此矣。”疏上，上嘉納，宣示。遷刑部尚書，總理國子監事。河南鄭州有疑獄，命使者往勘，仍不得實。上命嘉淦往訊，得其冤狀十餘人盡脫之。
乾隆三年四月，遷吏部尚書，仍兼管刑部事。九月，直隸總督李衛劾總河朱藻貪劣誤工，命偕尚書訥親往鞫，得實，論如律。十月，授直隸總督。時畿輔酒禁甚嚴，罹法者眾。嘉淦疏言：“前督李衛任內，一年中獲私釀三百六十四案，犯者千四百餘名。臣抵任一月，獲私釀七十八案，犯者三百五十餘名。此特申報者耳，府、廳、州、縣自結之案，尚復不知凡幾。吏役兵丁已獲而賄縱者，更不知凡幾。此特犯者之正身耳，其鄉保鄰甲、沿途店肆、負販之屬牽連受累者，又復不知凡幾。一省如是，他省可知。皇上好生恤刑，命盜案自罹重辟，尚再三酌議，求一線可原之路。今以日用飲食之故，官吏兵役以私釀為利藪，百姓弱者失業，強者犯令，鹽梟未靖，酒梟復起，天下騷然，殊非政體。臣前言酒禁宜於歉歲，不宜於豐年，猶屬書生謬論。躬蒞其事，乃知奪民之貲財而狼藉之，毀民之肌膚而敲扑之，取民之生計而禁錮之。饑饉之餘，民無固志，失業既重，何事不為？歉歲之不可禁，乃更甚於豐穰。周禮荒政，舍禁去譏，有由然也。且也酒禁之行，無論適以擾民，而實終不能禁。借令禁之不擾，且能永禁，而於貧民生計，米谷蓋藏，不惟無益，抑且有損。夫作酒以糜谷，此為黃酒言也，其麴必用小麥，其米則需睟稉，皆五穀之最精。若燒酒則用高粱，佐以豆皮、黍殼、谷糠，麴以大麥為之，本非朝夕所食，而豆皮、黍殼、谷糠之屬，原屬棄物，雜而成酒，可以得價，其糟可飼六畜。化無用為有用，非作無益害有益也。今欲禁燒酒而並禁黃酒，則無以供祭祀、賓客、養老之用。若不禁黃酒止禁燒酒，省大麥、高梁之粗且賤者，而倍費小麥、睟稉之精且貴者，臣所謂無益於蓋藏也。百工所為，皆需易之以粟，太貴則病末，太賤則傷農，得其中而後農末俱利。故農有歉荒，亦有熟荒，十年以內，歉歲三而豐歲七，則粟宜有所泄，非但積之不用而已。今北地不種高粱，則無以為薪、席、屋牆之用，
種之而用其稭稈，則其顆粒宜有所售。燒鍋既禁，富民不買高粱，貧民獲高粱，雖賤價而不售。高粱不售，而酒又為必需之物，則必賣米谷以買黃酒。向者一歲之內，八口之家，賣高粱之價，可得七八兩，今止二三兩矣；而買黃酒之價，則需費七八兩。所入少而所出多，又加以粃糠等物堆積而不能易錢，自然之利皆失。日用所需，惟糶米麥。糶而售，則家無蓋藏；糶而不售，則百用皆絀。臣所謂有損於生計者此也。小民趨利，如水就下。利所不在，雖賞不為。利之所在，雖禁彌甚。燒鍋禁則酒必少，酒少則價必貴，價貴而私燒之利什倍於昔。什倍之利所在，民必性命爭焉。孟子曰‘君子不以所養人者害人’，本為民生計，而滋擾乃至此，則立法不可不慎也。”疏上，詔弛禁。民王宰謀得諸生馬承宗產，賄太監劉金玉等投獻貝勒允祐門下，嘉淦疏請交刑部具讞，上嘉其能執法。民焦韜被誣坐邪教，株連者數百人，嘉淦白其枉。民紀懷讓食料豆汁染衣，會村有賊殺人，偵者以為血，誣服。決有日，正定知府陳浩廉得冤狀，嘉淦親鞫，雪懷讓。尋命兼管直隸河工，嘉淦議治永定河。初至官，即請於金門閘上下多建草壩，使河流漸復故道。
四年正月，復疏請於金門閘下增設草壩一，引永定河歸故道，自中亭、玉帶達天津歸海。得旨，偕總河顧琮悉心經理。嘉淦復疏言：“天津南北運河與淀河會於西沽以入於海河。南運河水濁，久必淤墊，況通省之水皆匯於此，秋潦時至，宣洩不及。大學士鄂爾泰曾奏準於靜海獨流疏引河，實下游治水之關鍵。但開河易，達海難，設中途梗阻，必更漫溢為患。且海口開深，又恐潮水倒灌。臣等現勘通省水道，凡眾河交會及入淀、入海之路，有急宜修濬者，即於今夏興修。”報聞。五月，晉太子少保。
五年九月，疏言：“直隸經流之大者，永定、子牙、南運、北運四河，與東西兩淀。治永定河，擬於葉淀之東疏引河，由西沽北入海；治子牙河，擬濬新河，引上游諸水入淀，開舊河東堤，使漸由西沽南入海；治北運河，兩岸去沙裁直，濬減河，培堤岸；治南運河，兩岸築遙堤，濬河使行正溜，安陵鎮建閘，濬減河三十餘里，入老河口達於海；治西淀，擬開白溝河故道以入中亭，九橋南別疏一河，並濬青門河別派分流，下游已暢達，復將金門閘西引河改由東道，於苑家口疊道建木橋五，使瀝水通行；治東淀，擬濬上游三岔河令寬深，楊家河、卞家河窪諸處疏引河，並行而東會於西沽，庶使四河順軌，兩淀暢泄。”又引永定河改歸故道，各工俱全，上嘉之。時江南總督高斌入都，上命會同嘉淦議河務，十月，合疏言：“永定河當於固安南、霸州北順流東下，接東淀達西沽入海，則上游漲水自消。霸州北當築堤護城，保定縣西新莊至城東路甿村堤根逼溜，應加寬厚，其路甿村東至艾頭村接營田圍埝約五十餘里，擬築月堤作重障。”嘉淦方銳意引永定河歸故道，河溢，傍河諸州縣被水。
六年正月，諭曰：“朕聞永定河經理未善，固安、良鄉、涿州、雄縣、霸州諸州縣田畝往往被淹，孫嘉淦不能辭其責也。”於是命大學士鄂爾泰蒞勘，請暫塞金門閘上游放水口，嘉淦奏：“鏇開鏇築，實與放水本意相左，將來泥沙壅入玉帶，恐為患更大。”諭曰：“此奏固是，然鄂爾泰慎重，欲籌萬全，卿不必固執己見。卿此事自任甚力，而料理未善，朕不能為卿諱。然朕終以卿為是者，不似顧琮為游移巧詐之計耳。”其後上巡天津，閱中亭河工，賦詩紀事，猶病嘉淦之失計也。是年八月，調湖廣總督。
七年五月，疏言：“內地武弁不得干預民事。苗疆獨不然，文員不敢輕入峒寨，但令差役催科，持票滋擾而已。爭訟劫殺之案，皆委之於武弁，威權所及，攤派隨之。於是因公科斂，文武各行其令；因事需索，兵役競逞其能；甚至沒其家貲，辱及婦女。苗民不勝其忿，與之並命，而嫌釁遂成。為大吏者，或剿或撫，意見各殊。行文查勘，動經數月。苗得聞風豫備，四處句連，飲血酒，傳木刻，亂起甚易，戡定實難。幸就削平，而後之人仍蹈前轍，搜捕株連，滋擾益甚。苗、瑤無所告訴，乘隙復動，惟力是視。歷來治苗之官，既無愛養之道，又乏約束之方。無事恣其侵漁，有事止於剿殺。剿殺之後，仍事侵漁。侵漁既久，勢必又至剿殺。長此循環，伊於胡底。語曰：‘善為政者，因其勢而利導之。’苗人散居，各有頭人。凡作奸窩匪之處，兵役偵之而不得者，頭人能知之；鬥爭劫殺之事，官法繩之而不解者，頭人能調之。故治苗在治頭人，令各寨用頭人為寨長。一峒之中，取頭人所信服者為峒長，使各約束寨長而聽於縣令。眾苗有事，寨長處之不能，以告峒長；又不能，以告縣令。如是，則於苗疆有提綱挈領之方，於有司自收令行禁止之效。且峒長數見牧令，有爭訟可告官區處，而無仇殺之舉。牧令數見峒長，有條教可面飭遵行，而無吏役熒蔽之患。擾累既杜，則心志易孚。所謂立法簡易，因其俗而利導者也。”
八年正月，命署福建巡撫，未赴，湖南糧道謝濟世劾善化知縣樊德貽、衡陽知縣李澎浮收漕米，巡撫許容庇德貽等，疏劾濟世，下嘉淦察讞。長沙知府張琳按衡陽丁役，得浮收狀，申署糧道倉德，布政使張璨致書倉德，請易府牒。倉德持不可，以其實揭報嘉淦及漕運總督顧琮。嘉淦欲寢其事，而顧琮以上聞。御史胡定復論劾倉德，又揭都察院，上遣侍郎阿里袞往按，直濟世。上責嘉淦徇庇，奪官，責修順義城工。九年，授宗人府府丞。十年，遷左副都御史。十二年，以老乞休，許之。十
四年，召來京，直上書房。十五年正月，授兵部侍郎。八月，擢工部尚書，署翰林院掌院學士。十七年，進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十八年十二月，卒，年七十有一，諡文定。
嘉淦居官為八約，曰：“事君篤而不顯，與人共而不驕，勢避其所爭，功藏於無名，事止於能去，言刪其無用，以守獨避人，以清費廉取。”用以自戒。既以直諫有聲，乾隆初，疏匡主德，尤為時所慕。四年，京師市井傳嘉淦疏稿論劾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等，高宗諭步軍統領、巡城御史嚴禁。十六年，或又傳嘉淦疏稿斥言上失德有五不可解、十大過，雲貴總督碩色以聞。命求所從來，遣使者督讞。轉相連染，歷六省，更三歲，乃坐江西衛千總盧魯生偽為，罪至死。高宗知無與嘉淦事，眷不替，嘉淦益自抑。嘗著書述春秋義，自以為不足，毀之。子孝愉，以蔭生授刑部主事，官至直隸按察使 。
家庭關係
始遷興縣祖：明朝孫權（陝西榆林神木籍）
祖父：孫世藎，貢生，江西崇仁知縣，誥贈光祿大夫；
父：孫天繡，廩生，誥贈光祿大夫；
妻：原配李氏，繼配原氏
伯兄：孫正淦，仲兄：孫鴻淦，弟：孫揚淦；
子：孫孝愉，福建分巡台灣兵備道，直隸按察使，孫孝則，直隸天津府通判；
孫：孫鑄，河南鹽大使；孫鑾，河南員外郎；孫鏞，監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