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尚任(1648～1718)
正文
清代戲曲作家。字聘之，又字季重，號東塘，別號岸堂，自署雲亭山人。山東曲阜人。孔子64代孫。孔尚任的生平和創作 孔尚任在康熙六年（1667）前後考取秀才。他青年時期用心舉業，留意禮、樂、兵、農諸學。考訂古代樂律。康熙十七年(1678)，結廬曲阜縣東北石門山,隱居讀書。他在這一時期所寫的作品,輯成《石門山集》。康熙二十年(1681)，以捐納為國子監生。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聖祖玄燁南巡，返經曲阜，孔尚任被薦講經，受到清聖祖的賞識，不拘定例，破格錄用。次年初，入京為國子監博士。他寫的《出山異數記》，詳細地記載了這段經歷，披露了他對清代統治者感激的心情。
孔尚任(1648～1718)孔尚任回到北京以後，生活枯澀，興趣轉移到舊書和古董的蒐集上。康熙三十年(1691)購得唐宮樂器“小忽雷”。 3年後，和友人顧彩合撰《小忽雷》傳奇。該劇根據唐段安節《樂府雜錄》的記載，描寫梁厚本和鄭盈盈的愛情故事，鞭笞暴虐驕橫的權奸，痛斥趨炎附勢的小人，主題思想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頭緒紛繁，人物眾雜，藝術上還不夠成熟。
康熙三十四年(1695)，孔尚任遷戶部主事，任寶泉局監鑄。撰《人瑞錄》。康熙三十六年(1697)七月，封承德郎。康熙三十八年(1699)六月，他的代表作《桃花扇》傳奇問世。《桃花扇》的創作開始於孔尚任未出仕時;後出使淮揚,在泰州棗園繼續譜寫（《小說枝談·桃花扇》條引《脞語》），歷經十餘年的慘澹經營，三易稿而始成。
康熙三十九年(1700)三月,升戶部廣東司員外郎,不久罷官。關於罷官原因,現存史料中缺乏明確的記載。他自己說是“命薄忽遭文字憎，緘口金人受誹謗”（《放歌贈劉雨峰》），他的朋友劉中柱也說是“事在莫須有更悲”（《送岸堂》，《真定集》卷三）。後人對此看法不一，有說是因《桃花扇》思想內容為清廷所忌而賈禍，有說是因孔尚任被誣捲入了貪污案件而去職。
孔尚任返京以後的詩作，結集為《岸堂稿》。康熙四十一年(1702)冬，孔尚任懷著激憤的心情，從北京回到故鄉。康熙四十六年(1707)客山西霍州、平陽，纂修《平陽府志》。康熙四十八年(1709)南遊，客武昌。康熙五十一年(1712)春應萊州知府陳謙之約，纂修《萊州府志》。康熙五十四年(1715)初，游淮揚寓劉廷璣淮徐觀察署，選訂《長留集》。《長留集》為孔尚任、劉廷璣二人詩歌的合集，收錄了孔尚任出使淮揚期間的諸體詩。鏇至揚州，後歸曲阜。康熙五十七年(1718)卒於家。
孔尚任著作除上述提到的《桃花扇》傳奇和一些詩集外,還有《鱣堂集》、《岸塘文集》、《綽約詞》,以及《畫林雁塔》、《享金簿》、《會心錄》、《節序同風錄》等。今人汪蔚林輯有《孔尚任詩文集》。
《桃花扇》的思想內容 《桃花扇》的內容是借復社文人侯方域與秦淮名妓李香君的愛情故事來反映南明弘光王朝覆亡的歷史。侯方域題詩宮扇贈李香君，二人相戀。馬士英、阮大鋮欲與侯方域結交，通過畫家楊文表示願代出資促成侯、李的結合。李香君怒斥馬、阮，侯方域受到李的激勵，亦對此事加以拒絕。武昌總兵左良玉率軍移食南京，朝野震動，侯方域修書勸阻，阮大鋮誣以私通和做內應的罪名，侯方域被迫投奔在揚州督師的史可法。李自成攻陷北京，馬士英、阮大鋮等迎立福王，並對復社文人進行迫害，準備強逼李香君嫁與漕撫田仰為妾。李香君堅決不從，矢志守樓，倒地撞頭時，血濺侯方域所贈的宮扇。楊文在宮扇血痕上畫成桃花圖，李香君遂將桃花扇寄與侯方域。清兵南下，攻陷南京，李香君、侯方域先後避難於棲霞山，在白雲庵相遇，共約出家。孔尚任企圖通過這個愛情故事，描寫明末的一些重大歷史事件，揭示南明覆亡的原因，抒發“興亡之感”。
孔尚任採摭的史實，始於明崇禎十六年(1643)，終於清順治二年(1645)，以清代統治者徵求山林隱逸作結。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率領的農民起義軍破居庸,進昌平,攻下北京，推翻了明王朝。接著吳三桂勾結清兵入關,李自成腹背受敵,在北京僅居一月有餘，便被迫離去。《桃花扇》在第二十六出《賺將》之前，用一半以上的篇幅,反映了這一歷史背景。崇禎十七年(1644)五月,逃亡江南的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皇帝位。明年改元為弘光。不久清兵南下,南京陷落,朱由崧被俘。《桃花扇》正是要從這段史實中揭示出明朝“三百年之基業，隳於何人？敗於何事？消於何年？歇於何地？”（《桃花扇小引》）。
孔尚任在《桃花扇小識》中明確指出：權奸“進聲色，羅貨利，結黨復仇”，導致了南明的覆亡。基於這樣的認識,他對南明王朝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鬥爭,以及政治的腐敗作了淋漓盡致的描寫和相當深刻的揭露。君是昏君，臣是佞臣。半壁山河已是不存，昏聵的弘光帝卻一意聲色犬馬，尋歡作樂。第二十五出《選優》描寫了他在清兵南下時,關心的仍是“享帝王之尊”,“有聲色之奉”。至於作者著力批判的人物馬士英，他在亡國大難臨頭之日，想到的仍是“一隊嬌嬈，十車細軟”；阮大鋮更是賣官鬻爵，倒行逆施。“幸遇國家多敵，正是我輩得意之秋”，則是他們的心靈寫照。當朝權臣如此，掌握重兵、賴以保衛疆土的江北四鎮黃得功、高傑、劉良佐、劉澤清也是“國讎猶可恕，私怨最難消”，一味爭奪地盤，相互殘殺。總兵許定國在清軍兵臨城下時，殺了高傑,帶領清兵連夜南下,爭“下江南第一功”。就連坐鎮武漢的左良玉,也借剿檄奸臣為名,領兵東下，致使江北淮揚千里營空，清兵乘虛而入，直搗江南，最後導致了南明王朝的覆亡。《桃花扇》用藝術的手段十分真實地再現了這一段歷史。
南明王朝統治階級內部矛盾重重，政治上黑暗、腐敗，已是千瘡百孔，無可救藥。雖有史可法這樣的賢明正直的官員，也是孤忠無助，只能困守揚州，束手無策。正像《拜壇》一出的眉批所說的：“私君、私臣、私恩、私仇，南朝無一非私，焉得不亡！”《桃花扇》首先從封建統治階級內部來揭示南明王朝覆亡悲劇的原因，這一點是寫得非常深刻的。
作品在痛斥閹黨權奸的同時，熱情歌頌了李香君、柳敬亭、蘇崑生、卞玉京等下層人物。女主角李香君的形象,塑造得更是光彩照人。作為秦淮名妓的李香君,處在受人歧視和凌辱的社會地位。然而她有膽識，有政治遠見。《罵筵》一折，不畏強暴，當著馬士英、阮大鋮的面直言詈罵：“堂堂列公，半邊南朝，望你崢嶸。出身希貴寵,創業選聲容,後庭花又添幾種。”“東林伯仲，俺青樓皆知敬重。乾兒義子從新用，絕不了魏家種。”老藝人柳敬亭、蘇崑生關心國家安危，不惜出生入死。《修札》、《投轅》中的柳敬亭機智、勇敢，為挽救危急的局勢，前去下書，終於阻止了一場即將爆發的內訌。
對《桃花扇》里的男主角復社文人侯方域，孔尚任的態度也是鮮明的。他支持明末東林復社文人的政治主張，同情侯方域的遭遇，指斥魏閹餘孽對他的迫害。同時，也寫出了他性格中軟弱動搖的一面，對復社文人的“調嘴文章，當不得廝殺”，以及留戀征歌選舞等，亦有微諷。
孔尚任截取南明王朝從建立到覆亡的這段歷史作為創作題材，描寫“朝政得失、文人聚散”（《凡例》），“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先聲》）。這就不可避免地要寫到清兵南下時的揚州之戰。史可法受馬士英、阮大鋮排擠，統率四鎮、開府揚州。他忠於明王朝，耿介正直，決心保住揚州。然而只剩3000殘兵，不可能挽回敗局，最後沉江而死。《誓師》、《沉江》等出主要描寫了他的保衛揚州的事跡。這些場面出現在明亡後僅僅50年的舞台上,觀眾中又不乏明朝的“故臣遺老”,必然在感情上引起強烈的共鳴，喚起他們的亡國之痛。因此，《桃花扇》所抒發的這種興亡之感，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給人們在思想上以極大的震盪。
由於時代和階級的局限，孔尚任在《桃花扇》中還不能全面地歷史地揭示出南明亡國的本質原因。他對明末農民起義軍採取敵視態度，在《總批》里說：“明朝之亡，亡於流寇也”；在閏二十齣《閒話》中又借劇中人物之口，說清兵進關是“替明朝報了大仇”，對清統治者作了歌頌。劇末的《棲真》、《入道》兩齣，也包含著難言之隱。
《桃花扇》的藝術成就
人物形象的塑造 《桃花扇》中塑造了眾多的人物形象，上自帝王將相，下至藝人妓女，不下二、三十個。作者在《桃花扇綱領》中曾把所有人物，分為左、右、奇、偶、經五部。其中有主有次，有褒有貶。在孔尚任的筆下，人物雖在一部，但性格各異，互不雷同。例如馬士英、阮大鋮同為魏閹餘黨，彼此又有差異。馬士英有權有勢，喜歡受到別人的趨奉，貪鄙而無才略。阮大鋮則狡詐、陰險，善於出謀劃策。孔尚任既寫出了他們結黨營私、荒淫腐朽的共同特徵，又把握住他們之間性格、面貌不同的分寸。又如柳敬亭、蘇崑生，他們同是江湖藝人，卻有著不同的個性，一個機智、詼諧而鋒芒畢露，一個憨厚而含蓄。《桃花扇》中寫了許多同類的人物,在相同之中寫出了不同,使他們大都具有毫不重複的個性特徵。作為妓女，李香君和李貞麗、卞玉京、鄭妥娘等大有區別。作為武將，左良玉和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高傑、田雄等相比，形象更為鮮明。
李香君是《桃花扇》的女主角，她色藝非凡，穩重中稍覺矜持。她的老師蘇崑生，恥於與權奸為伍，離開阮大鋮門下，給她後來的重氣節、有政治遠見的性格特點作了鋪墊。她有明確的生活目的和理想，她和侯方域的結合，主要是建立在憎恨魏閹餘孽這一共同的政治態度上。《傳歌》、《眠香》等出把她推向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的漩渦。《卻奩》一出，刻畫了她的反抗性格，使她在政治上放射出新的異彩，突出了她性格中剛烈的一面。當她知道這些妝奩出自阮大鋮之手時，憤怒地朝侯方域說：“官人是何說話，阮大鋮趨附權奸，廉恥喪盡；婦人女子，無不唾罵。他人攻之，官人救之，官人自處於何等也？”於是她拔簪脫衫，唱出了“脫裙衫，窮不妨；布荊人，名自香”。此時的李香君不但成了侯方域的“畏友”，也同時贏得了復社文人的尊敬。她一直堅守反對權奸、反對邪惡勢力的正義立場，表現出不為利誘、不畏強權的鬥爭精神。她對侯方域的愛情，更多地出於她的政治態度。在李香君的形象上，堅貞的愛情和反對權奸的政治態度緊密結合在一起。在李香君的經歷中，愛情的不幸遭遇和國家的覆亡命運緊密聯繫在一起。在這一點上，《桃花扇》擺脫了一般才子佳人戲劇的俗套，取得了新的藝術成就。
《桃花扇》中的某些人物，孔尚任力求寫出他們的性格的多面性，把他們放在錯綜複雜的社會關係中加以塑造，並使他們的性格和故事情節的發展維持有機的關聯，成為劇中不可或缺的登場人物。楊文便是這方面的一個突出的例子，他能詩會畫，風流自賞，游離於復社文人和阮大鋮之間。他和侯方域、秦淮名妓李貞麗有交往；又是馬士英的親戚、阮大鋮的盟弟。他促成侯方域、李香君的結合；又想利用李香君為阮大鋮拉攏復社文人。《卻奩》之後，他對李香君有所不滿，但在危及侯、李生命的嚴重關頭，又出力保護他們。孔尚任寫出了楊文性格的各個側面，使他成為一個有血有肉的藝術形象。同樣的例子還有李貞麗。
《桃花扇》對於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寫法。在正面人物形象中，寫柳敬亭，筆酣墨飽，點染成趣，處處有戲，富有傳奇性；寫李香君，純用工細的白描手法，不追求離奇的情節，深刻地挖掘她的內心世界，並在重要的關目上突出地刻畫她的性格。這寫法的不同，實際上也正反映了他們性格上的差異。對反面人物形象，如馬士英、阮大鋮，則更多地採用誇張的手法，並通過人物的行動來揭露他們的醜惡本質。
結構 《桃花扇》所反映的明末社會生活極為廣闊複雜。孔尚任巧妙地以侯方域、李香君的離合作為貫串全劇的中心線索，細針密線，連環相牽，互相生髮。侯方域一線連結史可法、江北四鎮，以及駐紮在武昌的左良玉。李香君一線則以南京為中心，牽動弘光皇帝、馬士英、阮大鋮等朝臣和秦淮水榭諸色藝人。先寫侯、李的定情，復社文人和阮大鋮的鬥爭；再寫侯、李由合而離,插入左良玉引兵東下,侯方域修札，柳敬亭投轅。侯方域因權奸迫害，投奔史可法。兩條線索,南北交插,寫出了南明覆亡的歷史。疏密相間，跌宕有致。最後，侯、李在江山換主的情況下,由離而合。雖情節起伏多變,卻在結構上渾然一體，不枝不蔓。全劇能在紛繁的歷史事件和錯綜複雜的頭緒中組織得這樣完整、嚴謹，可以看出作者高度的藝術概括能力。
孔尚任在劇中還特意渲染了一柄宮扇，從侯方域贈扇訂盟開始，直到張道士裂扇擲地，這個重要的道具綰合了全劇許多重要的情節。一把平凡的扇子包含著不平凡的意義。它象徵著兩個主人公的悲歡離合，反映了南明王朝的興亡。正象孔尚任在《桃花扇小識》中所指出的：“桃花扇何奇乎？其不奇而奇者,扇面之桃花也;桃花者，美人之血痕也。血痕者，守貞待字，碎首淋漓不肯辱於權奸者也；權奸者，魏閹之餘孽也；餘孽者，進聲色，羅貨利，結黨復仇，隳三百年之帝基者也。”把桃花扇放置在戲曲結構組織中的一個引人注目的特殊地位上，並用它來作為劇本的題名，“南朝興亡，遂系之桃花扇底”（《桃花扇本末》），這表現了孔尚任在藝術上的匠心。
曲詞和賓白 《桃花扇》善於通過曲詞和賓白刻畫人物的性格。例如侯方域、柳敬亭分別在第1出《聽稗》、第 11 出《投轅》上場時所唱的曲詞都很切合人物聲口。全劇曲詞和賓白的安排勻稱合度。對它們的不同作用,有嚴格的區別。“凡胸中情不可說，眼前景不能見者，則借詞曲以詠之。”（《桃花扇·凡例》）至於交代情節，說明事實，則用賓白。長出只填八曲，短出或六或四曲，比較適合舞台演唱的要求。上本末出《閒話》全用賓白，下本首出《孤吟》全用曲詞,不受定例所限,表現了創新的精神。《桃花扇》一般能隨著劇情的變化而使用不同風格的曲詞。《傳歌》、《訪翠》、《眠香》等出，寫兒女風情,許多曲詞都保持著秀艷溫柔的情調。《哭主》、《誓師》、《沉江》等出，寫政治大事，許多曲詞又具有慷慨激昂的特色。曲詞流暢，詞意明亮，基本上擺脫了艱澀的弊病。賓白抑揚鏗鏘，語句整練。但因孔尚任在《桃花扇·凡例》中主張“寧不通俗,不肯傷雅”,對吸取和提煉人民民眾的口頭語言注意不夠，因而在語言的運用上顯得典雅有餘，當行不足，工整有餘，生動不足。
《桃花扇》脫稿後,即風行一時。康熙三十九年(1700)正月,由金斗班在北京首演。孔尚任罷官後,《桃花扇》仍在南北各地盛演不衰。在康熙年間的劇壇上，孔尚任和《長生殿》傳奇的作者洪昇齊名，時人稱為“南洪北孔”。孔尚任的友人顧彩曾把《桃花扇》改寫為《南桃花扇》，變更結局，使生旦當場團圓，侯方域攜李香君北歸。後來，《桃花扇》又被改編為話劇、電影，以及京劇、桂劇、越劇、揚劇、評劇等。
《桃花扇》初刊於康熙四十七年(1708)。後有蘭雪堂本、西園本、暖紅室本、梁啓超注本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又出版了王季思、蘇寰中合注本。（見彩圖）
孔尚任(1648～1718)英文
Chen Shih-Hsiang 與 H. 阿克頓合譯的《桃花扇》(The Peach Blossom Fan),1976年由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出版。
法文
徐仲年譯著的《中國詩文選》(AnthoIogiev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des origines(à nos jours…)一書，譯有《桃花扇》(L’evéntail aux fleurs de pêcher)第22出《守樓》,1933年由巴黎德拉格拉夫書局出版。
德文
Cheng Shou-Lin選譯的《桃花扇》,題為《中國女性》(Chinesische Frauengestalten),載1926年萊比錫《大亞細亞》雜誌(Asia Major)。
日文
今東光譯的《桃花扇》，收入《支那文學大觀》中，1926年由東京支那文學大觀刊行會出版。
鹽谷溫譯註的《桃花扇傳奇》，收入《國譯漢文大成》文學部第11卷，1920～1924年由東京國民文庫刊行會出版。
山口剛譯的《桃花扇傳奇》，收入《近代劇大系》第16卷內，1923～1924年由東京近代劇大系刊行會出版。
參考書目
袁世碩:《孔尚任年譜》,山東人民出版社,濟南,19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