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契約理論首先必須明確，契約理論究竟包括了哪些理論流派。按照brousseau&glachant的觀點，契約理論應包括：激勵理論(Incentivetheory)、不完全契約理論（Incompletecontracttheory)和新制度交易成本理論(thenewinstitutionaltransactioncoststheory)。williamson指出，契約的經濟學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公共選擇、產權理論、代理理論與交易成本理論四種。激勵理論是在委託代理理論（完全契約理論）基礎發展起來的，而布坎南提出的用契約研究公共財政的公共選擇方法主要用來分析“公共秩序”(publicordering,williamson)。契約理論主要包括委託代理理論、不完全契約理論以及交易成本理論三個理論分支，這三個分支都是解釋公司治理的重要理論工具，它們之間不存在相互取代的關係，而是相互補充的關係。
研究歷史
1937年時，著名經濟學家科斯有一個經典的論述，他認為“由於預測方面的困難，有關物品或勞務供給的契約期限越長，實現的可能性就越小，因此買方也就越不願意明確規定該乾什麼。”通俗地講，就是中國人說的“夜長夢多”，時間拖得越久，契約所面臨的不確定性就越大，面臨市場上的各種經濟風險的可能性也越高。現實中有很多企業被“敲竹槓”，就是這個原因，因此，如何保護契約的兌現就成了一個問題。關於這一問題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以威廉姆森為代表，主張比較各種不同的治理結構來選擇最能節約事前事後交易費用的制度；一種則是以奧利弗·哈特為代表，主張通過某種機制來保護事前的投資激勵。
企業如何避免被“敲竹槓”？ 假設一個買方和賣方要交易一個物品，物品的自然狀態在投產前通常是不可預見的，所以雙方只能締結一個契約。投資可能會產生N種不同的小物品，但是現實情況中每次交易環境下通常只有一種小物品被交易，而其餘的N－1個小物品都將面臨著市場風險，當N趨於無窮大時，無論未來狀態是否可以描述，投資激勵都將趨於零。因此，哈特認為要合理分配由於對未來的不確定性而造成風險的部分，他把契約中難以明確的這部分稱作“剩餘權利”。以企業為例，企業的本質是物質資產的集合，難以控制的部分則是產權，獲得產權者就會增加投資的激勵，而失去的一方就會減少激勵，如果增加的激勵帶來的勞動生產率提升的效果能夠彌補減少的激勵損失的生產率，那這種權利的轉移就是合理的。
哈特曾舉過一個真實的例子。有一個專門生產汽車模具的企業，模具造價很高，如果不賣給車企，就幾乎是一堆垃圾。這時，向車企提供模具的外部供應商就會被“敲竹槓”，因為早先簽署的契約不完善，汽車製造商以模具不能轉化為收益為由，強行降低價格以從供應商那裡得到原本想獲取的收益。供應商通過訴訟等手段耗費精力阻止被“敲竹槓”的威脅。但對於雙方和整個社會而言，都是一個無效益的結果，都會浪費社會資源。這時，如果通過轉移所有權的方法，令車企獲得模具的所有權，讓車企在內部建立相應的生產管理機制，令所有的汽車零件都在內部供應而不是外部採購，就能規避“敲竹槓”。在市場風險日益增加的巨觀環境下，哈特的這種思想或許可以為企業規避風險提供一種新的思路。
理論爭論
不完全契約理論對完全契約理論與交易成本理論的批評
契約理論Hart(1995)再一次對完全契約理論提出批評，認為完全契約理論由於把所有的簽約成本都歸結於觀察可變數的成本，若該變數可被雙方觀察到，即可無成本地納入契約之中。因為存在努力水平這種只能被一方觀察到的變數，最優契約不是最佳的，但是完全契約理論在最大程度上明確規定未來所有狀態下各方的責任，在這個意義上契約是完全的，結果將來各方不需要對契約修正或重新協商，如果要修改或重新協商就應該已經被預期到並已納入最初的契約之中。換句話說，給定一個在均衡路徑中重新協商的契約，都存在一個無需重新協商的等價契約。這與現實是不相符的，在現實中契約是不完全的，並且無時不在修改或重新協商之中。Tirole(1999)指出，委託人在完全契約條件下可能面臨著一定的福利損失（相比較不完全契約條件）。
Hart(1995)也對交易成本理論提出了批評。交易成本理論認為爭論問題與套牢行為在單個企業內將會減少，但是缺乏對此種情況賴以發生的確切的機制解釋。假定代理者會自動地減少機會主義行為也難以理解，因為機會主義在企業內部並不總是減少的，否則的話，在一家大型企業內進行所有經濟活動必定是最優的。交易成本理論目前沒有對合併企業內爭論與套牢行為會減少的機制給出一個清晰的解釋。
交易成本理論對完全契約理論與不完全契約理論的批評
Williamson(1988)指出：交易成本理論與代理理論的根本區別在於代理理論弄丟了的機會主義與有限理性，結果導致在代理理論中交易成本成為“無水之源”，因而產生了所謂的代理成本。更主要的是，因為代理理論迷失了有限理性，使得完全契約缺乏邏輯上以及實證上的支持。
針對交易成本理論Brousseau和Fares也否認了不完全契約理論是模型化了的新制度經濟學（交易成本理論）的觀點，他們認為不完全契約理論中契約不完全性的原因來自於特定的有限理性，即只有仲裁人是有限理性的，而交易成本理論中契約的不完全性則根源於在不同經濟體系下的每個人的有限理性。Milgrom和Roberts(1987)認為，如果無費用的短期契約存在，那么長期契約的不完全性就不應該成為無效率的原因，因為市場交易費用歸根結底不是由契約的不完全性造成的，而是由短期契約的費用造成的（包括議價費用與影響費用）。
Masten和Saussier(2002)認為代理理論（含完全契約理論與不完全契約理論）與交易成本理論在契約期、契約設計、契約過程與垂直一體化等三個方面存在重大差異，並批評了代理理論在這三方面的不足：
在契約期方面
完全契約理論由於假定契約是完全的，因此它考慮了所有的或然性，也就是說根本不需要事後修正，結合其法庭驗證無成本的假定，導致完全契約理論將契約期概念剔除出其理論框架；不完全契約由於風險分擔以及激勵安排使得不完全契約認定契約期正相關於不確定性的程度、努力的程度以及支付的信息完整性，而交易成本理論認為，簽訂契約的預期收益將增加專用性投資的價值，因此增加契約簽訂的可能性以及契約期的長度。
在契約設計方面
完全契約理論由於制定最優激勵計畫的潛在複雜性以及他們對信息變化的過分敏感性，導致契約形式設計一般化過程明顯不足，至於不完全契約理論，其實是“掛羊頭，賣狗肉”，打著契約的招牌，其實是討論產權的理論。交易成本真正準確定位了契約設計：契約的環境不確定性程度越大，契約雙方越可能不追求契約中措辭的準確性和易讀性，而去選擇比較繁瑣的但是彈性的準確性稍差的契約措辭，並在契約內容中創建再談判的調整機制。在契約過程與垂直一體化方面
西方經典激勵理論之一完全契約理論由於不能區分契約與其他組織形式，因此無法從中獲知在一體化和契約的選擇；不完全契約理論發展了專用性投資理論並解釋了企業的存在，進而能從中獲知一體化與契約的選擇，但是一體化與契約在不完全契約理論中並不是可以相互替代的選擇，不完全契約理論僅僅是在思考契約的雙方或多方誰應該擁有專用性資產。在交易成本理論中，實證研究的結果表明，當專有性投資增加時，總存在著一體化替代契約的偏好；此外不確定性和複雜性也降低了契約（相對於一體化）的吸引力。
應該強調的是，上述不同的分支理論之間的爭論都是建立在建設性的基礎上，絕不能相互割裂，否則只能陷入為批評而批評的局面，典型的如劉元春(2001)關於對契約理論批評的評論。
理論整合
契約理論的聯繫與統一
智慧財產權契約理論Maskin和Tirole(1999)提出了不相關定理，其內容實質是發現了在不完全契約條件下也可以設計出完全契約，使得完全契約與不完全契約的對立開始趨於緩和。與此同時Laffont和Martimore(2002)指出激勵理論框架的第一部分以委託代理理論模型為基礎分析了三種類型的激勵問題：逆向選擇、道德風險以及不可驗證性，第三部分是研究在不完全契約的動態框架下，引入完備貝葉斯均衡分析不完全契約下的資源配置問題。
正如前文指出的那樣，契約理論的三個分支分別解釋了契約的不同領域，不存在孰優孰劣的問題，更不存在誰代替誰的問題。契約理論的研究人員在比較不同的分支時十分注意這個問題，如Williamson(1991)指出雖然不同的契約分支之間存在明顯的不同，但可以將之看做是相互補充的。再如Brousseau和Fares(2000)在比較交易成本理論於不完全契約時，特別指出，“我們應該表明這兩種理論之間的相容性和不相容性，並不說明它們之間存在優劣。”Tirole(1999)在比較分析完全契約理論和不完全契約理論時，也強調完全契約理論雖不能解釋權威和產權，但不能說不完全契約理論就代替了完全契約理論，因為完全契約理論在解釋控制權的分配以及共同決策過程等方面具有很強的解釋力。
正因為如此，契約理論三個分支的研究學者開始結合不同的契約理論來研究具體的經濟實踐活動，如Holmsrtom和Milgrom(1994)在探討企業的內部治理時，就結合運用了激勵理論、不完全契約理論和交易成本理論來解釋現實現象。在統一契約理論方面，Williamson做出了重要的貢獻。Williamson(1991)提出了統一這些新的契約研究方法的構想，並構想會產生一個統一的企業、市場和混合組織形式的組織理論（但有待時間證明）。
Williamson(2002)又將完全契約理論、不完全契約理論以及交易成本理論劃入私人秩序(privateordering)的稍小一點的範圍內，完全契約理論（機制設計理論）和不完全契約理論主要討論前端激勵安排問題，而交易成本理論主要研究契約的實施問題（後端問題）。
契約理論分支在挑戰與爭論中不斷趨於融合
分支融合
契約理論論壇公司治理領域
公司治理的問題最早由Berle和Means(1932)提出：由於所有權高度分散，以至於這些公司的管理者並不真正對公司的股東負責，這些管理者實際上已成為公司的實際控制者。Jensen和Meckling(1976)用委託代理理論對Berle和Means問題重新展開了分析，發現了所有者與管理者在目標不一致情況下存在的代理衝突，如管理者的在職消費等。陸續有學者驗證了Jensen和Meckling(1976)結論的正確性，即外部股權的增加與基於管理者的代理成本成正比關係，如Ang,Cole和Lin(2000)發現了外部股權比例與代理成本成正比關係（相對於內部人管理企業）；Shleifer和Vishny(1997)、LaPorta等人(1998)發現美國以外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的股權是集中的，並且在形成控股股東後，所有者與管理者出現重合化趨勢，公司治理最主要衝突已由所有者與管理者之間的代理衝突演化為所有者之間，即控股股東與外部中小股東之間的代理衝突。控股股東主要利用契約的不完全性，通過將一部分公司資源轉移到己方手中對契約的其他方進行剝削。Muller和Warneryd(1999)指出，若企業內契約不完全，管理者會花費企業資源去擴大其在剩餘分配中的比例，從而導致企業出現福利損失，而外部股權不但擴大這一損失，形成代理問題，甚至還會形成其他的代理衝突。
實證研究領域
契約理論簡要結論
發現契約理論主要分支理論並不存在相互排斥的關係，而是在不同的領域具有不同的解釋力，這也就使得契約理論不同分支之間潛在地存在著相互補充和相輔相成的關係。雖然目前有學者也嘗試著將不同的契約理論分支納入一個統一的分析框架之內，但目前仍然存在著相當大的困難。應該強調的是，契約理論作為一個統一的企業理論或組織理論，將是理論界深入研究的前沿領域。隨著契約理論的深入發展以及應對的挑戰越來越大，契約理論分支之間的融合趨勢將進一步凸現出來。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哈佛大學的奧利弗·哈特(Oliverhart)、麻省理工學院的本格特·霍斯特羅姆(BengtHolmstrm)榮獲201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理由為對契約理論的貢獻。諾貝爾官網指出，“契約理論”是用來解決類似這樣的問題的：諸如學校、醫院和監獄這樣的公共服務的提供者，應該是國有的還是私有的？教師、醫生和獄卒應該有固定工資，還是績效工資？企業管理人員的收入應當多少來自獎金，多少來自認股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