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韋伯格大衛•韋伯格為網易撰寫地緣政治和中美外交政策專欄。之前他先後擔任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民主黨主席顧問，負責中東和北非事務的諮詢工作，後任美國國務院政策制訂助理，負責為美國國務卿在國際溝通和長期戰略制訂方面提供建議。目前他是麻省理工學院安全研究項目成員。
非凡轉變
作為美國頂級的外交家，美國國務卿希拉蕊開始了她的首次海外出訪，更令人驚異的是她的轉變。一個女人從第一夫人的角色轉變成參議員隨後又成為總統候選人，她又能適應美國國務卿這樣的新角色，或許這不足為奇，但她的轉變還是給人以深刻印象。
不到一年前，作為美國總統候選人，她曾呼籲時任總統的布希不要出席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現在，希拉蕊公開宣稱自己不會讓國內要求對中國強硬的壓力綁架中美關係，或是妨礙中美兩國在共同利益領域的合作。
不要誤解了我——她當然會受到總統競選經歷的影響，但是她在作為總統候選人時為難中國的舉止已經被她作為歐巴馬政府領導成員時所展現的更富於建設性的態度所取代。
在她出行前的講話中，希拉蕊在紐約向亞洲協會的成員解釋說，“有一些人相信實力不斷上升的中國已經被確認為對手，但相反，我們相信美國同中國都將從彼此的成功中受益。”希拉蕊強調，“美國將繼續同中國保持積極正面的雙邊關係，我們相信這對於美國未來的和平、發展和繁榮是必不可少的。”
在到達北京前，希拉蕊還呼籲推動教育交流，同時還包括在醫療和科學領域的合作，並努力“深化並拓展聯繫，不僅要在政府官員間展開合作，更重要的是在中美間的所有領域”展開同樣的合作。
的確，總統競選活動給她留下來的就是她在此期間歷練的全面能力。她展現出了獨特的技巧，將自己從知名人士轉變成了美國公眾外交角色，她的日程包括在大廳舉行會議、參加禮儀活動、現場訪談，以及同政府官員們舉行必要的會議。
儘管這些事情令人激動，但是希拉蕊並沒有讓這些經歷沖昏頭腦。當問及人們為什麼會對她的出現有如此反應的時候，她表現出了適當的謙虛，並表示順從她的新老闆：“歐巴馬總統擁有傑出的能力”重塑美國的海外關係，“因為他親自營造這種積極氛圍……在低一點的層次，我也有了這種能力。”
希拉蕊此次訪問的焦點是重塑美國同亞洲的關係，而她在北京表現出的積極態度顯示，她和美國財長蓋特納上月在美國參議院聽證會上對中國的強硬談話並不是美國將徹底反轉中美雙邊關係的前兆。
剛好相反，美國總統歐巴馬的顧問團隊都對中國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興趣，這同布希政府初期引入許多日本中心定位的官員截然不同。
有傳言說，希拉蕊、蓋特納和拜登都在爭奪美中對話的領導職位。蓋特納年輕時曾經在中國學習，在亞洲研究方面擁有兩個學位，還會說漢語。另外一個華裔美國人、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朱棣文則成為歐巴馬政府的能源部長，他也急切希望點亮中美兩國合作、尋找替代能源的道路。
對能源的關注將是本屆新政府長期的關注點。實際上，希拉蕊國務卿此次的大規模訪問，好像是將氣候變化問題納入高級別會談的新時代。在美國國會還未對她的大部分顧問進行認證的時候，希拉蕊帶著她的氣候變化問題特別顧問出訪，這證實了美國新政府打算嚴肅對待這個承諾。
雖然提升氣候變化問題可能會成為潛在的敏感話題，但是初期的行動顯示，美國新政府打算在這個問題上做出積極努力。
希拉蕊在中國參觀了一個通用電器（中國）有限公司運行的環保發電廠，這是想強調，通過外商投資和先進技術引入，兩國可以發展互惠互利的關係。在美國經濟刺激計畫中，能源項目也被定為可提供環保工作的主要領域，這也是存在巨大合作空間的領域。
雖然讀者諸君可能會告訴我更多關於希拉蕊的訪問在中國的反響信息，但是我可以保證，在美國，新政府最初想要對中國強硬施壓的傾向正在弱化，政府的所作所為暗示，它正在正確地看待同中國的關係，將此看成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兩個國家、兩國人民的雙邊關係。
在北京，希拉蕊還驚人地駁斥了西方的中國威脅論，宣稱“我們希望中國強大”。希望這種溫暖的、建設性的關係能繼續擴大。
搞高油價
國際原油價格自去年夏天以來已經大幅下跌。但中美兩國領導人並不能就此放鬆，將來的油價仍然可能高到威脅經濟穩定的地步。
中美兩國經濟仍然不穩定地依賴於進口石油，其價格由國際市場決定。石油生產國在政治上反覆無常，比如他們會覺得需要重新談判或者想收回原本用於能源基礎設施設施的投資，這些也會影響到我們進口石油的價格。
與此同時，並無太多跡象表明最近石油價格的下跌（雖然幅度可能很大）未來會持續很長時間。考慮到簡單的供求規律，我們不免會擔憂：目前的產能雖然因為經濟危機而過剩，但事實上它並不能滿足未來幾年的全球經濟需求，中國和印度這樣的新興經濟體要長期增長，需求暴漲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這種情況發生的可能性對於各國實現經濟復甦將會是災難性的，中美兩國領導人必須仔細思考如何去規避這一風險。
一聽到“規避風險”，我很自然地就想到了“保險單”。我認為要解決這一問題，保險政策正是我們的經濟所需要的：它是一種有計畫的、主動性做法，可以減少油價大幅度、持續地上升對國家經濟造成大規模的破壞。
我認為，此類保險政策中最可行的辦法是為消費者提供“燃料選擇”的機會，意思是說一旦汽油的價格貴得讓人望而卻步，消費者可以相對容易地為汽車換上汽油代替品，比如乙醇或者甲醇之類的酒精類燃料。
即使汽油的價格在去年夏天最高價位的一半徘徊，乙醇和甲醇都會成為兩國消費者一種更加節約的汽油代替品。雖然還應進行進一步的研究，但是初步結果已經顯示，我們知道汽油之類化石燃料的排放物會對環境造成可怕的影響，而上述兩種燃料對環境的危害與之相比都會輕出許多。而且從戰略上看，要給汽車、飛機和重工業提供動力，酒精類燃料是比進口石油更為可靠的選擇。因為它們可以從農作物和煤中提取出來，而如果需求上升，甚至可以從垃圾里提取。
很顯然，在這個汽油價格可能失控的世界，能選擇換用這種燃料將十分吸引人。但是，這只是市場不能適當自我調節時的一種情況。相反地，政府在解決一個緊迫的困境時先要進行協調。
一方面，因為加油站沒有把握是否會有大量的顧客在車輛上安裝使用酒精類燃料的設備，所以他們缺乏安裝出售酒精類燃料加油泵的動機。另一方面，能使用任何比例的汽油混合物或者酒精類燃料的汽車需要安裝價值100美元的晶片，如果消費者不知道他們家附近的加油站很可能提供這種需要多花錢才能消費的新燃料,他們也缺乏去買這種車的動機。
然而，高瞻遠矚的政府可以通過對生產這種晶片給與補貼，以及命令加油站逐步採用混合燃料的加油泵等方法，解決這個難題從而獲得巨大的潛在利益。看一看巴西，為了應對1973年的石油危機，巴西實行了一個計畫，下令使用混合燃料車。20世紀70年代初，巴西80%的石油依靠進口。而現在，巴西公路上大約90%的汽車可以選擇使用汽油或是乙醇，而乙醇大多是從自家所種的甘蔗中提取出來的。當美國和中國這樣的國家在為昂貴的石油大掏腰包之時，巴西的消費者卻未受高昂油價的影響，過著舒服的日子，因為他們可以用酒精類燃料來代替汽油。
經濟危機時需要勇敢的領袖。減除不必要的成本絕對是這種努力的一個重要部分，另一個部分應該是為未來設計一套方針，促進創新、使經濟免受潛在的、嚴重的結構性風險的影響。
世界各國的領導人可能這樣做的辦法之一就是，中國和美國率先垂範，提出“太平洋能源公約”，通過調整兩國國內的交通體系，讓消費者能夠在汽油和酒精類燃料之間進行選擇，以此實現共同的利益。
有了中國和美國的率先推進，印度、韓國和日本這些依靠進口石油的國家毫無疑問將會加入進來，在現代混合燃料經濟更為可靠的引擎驅動下，為區域的發展建立一個更加穩定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