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象介紹
一個地方的名字，由於歷史久遠、社會變遷、語言發展和語音演變以及人們心理習慣等因素，也要發生這樣或那樣的變化、有的出於社會政治原因而改變地名，如北京，明、清時代作為國都，將元代大都改名為北京，民國時代一度改稱為北平，解改以後又改為北京了。有些地方為紀念歷史人物而改變地名，如山西省介休縣，漢代稱界休，晉代改作介休，這與春秋時代晉國人介之推隱居介山有關。廣東省中山縣，本為宋代置縣名為香山縣，1925年為紀念孫中山先生而改稱中山縣。山西省的左權縣、陝西省的子長縣、志丹縣都是為紀念革命先烈而改稱的。北京城區有佟麟路、張自忠路和趙登禹路三條街道，名字是為紀念三位抗日將領而改稱的。不少地方名稱變化，是因為語音演變和人們心理變化，使地名雅化或俗化而形成的。北京西城有個少年兒童活動中心，那個地方叫官園。為什麼叫官園呢？原來這裡曾是與白塔寺相毗鄰的大廟朝天宮後院的瓜園，“瓜園”變成了“官園”，語音上變化了，名稱也雅一些了。離官園不遠，過去有一眼井，水苦，稱為苦水井，所在的街道自然也應叫苦水井了，然而後來名稱變雅致了，改稱為“福綏境”，這是現今的一個街道名稱了。北京西城還有辟才胡同，原本叫做劈柴胡同，大概那裡原為劈柴市場吧，但改為辟才胡同，語音變了，名稱雅了，但一般人並不理解其含義了。北京有不少街道本來都是名稱很通俗的，可能因為人們覺得俗氣，就改為語音相同或相近的名字了。比如大啞巴胡同、小啞巴胡同改成了大雅寶胡同、小雅寶胡同，狗尾巴胡同改稱為高宜伯胡同，豬尾巴胡同改為智義伯胡同，雞爪胡同改為吉兆胡同，老母豬斜街改作為楊梅竹斜街等等。這種情形在各地都有，如福建省長樂縣的酒店（鎮）雅化為首占，安溪縣的湖丘雅化為虎丘，南安縣的坑尾雅化為康美等等。
白居易《琵琶行》詩中，寫琵琶女敘述自己身世時說：“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這裡的蝦蟆陵是唐代妓女聚居之處。這個名字乃是由“下馬陵”訛誤俗化而成。相傳那裡漢代為一代大儒董仲舒墓，門人過此都要下馬以示尊崇，所以稱作下馬陵。時代久遠，後人音變成蝦蟆陵，好像那裡與蝦蟆有關了。
愛國詩人文天祥在著名的《過零丁洋》詩中說“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里嘆零丁”，惶恐、零丁是地名又表示詩人心理狀態，遣詞對仗很巧妙。其中地名“惶恐灘”也是語音訛變成的。江西贛江中游萬安縣境內有十八灘，其中有個黃公灘。北宋詩人蘇軾曾經過此地，當時他心境很不好，因遭貶謫心情恐懼，寫下一詩，將黃公灘改稱惶恐灘，詩中說“山憶喜俱勞遠夢，地位惶恐泣孤臣”，以後，黃公雄也就叫成“惶恐灘”了。
地名雅化、俗化的例子很多，值得社會語言學和民俗學者認真調查研究。
北京地名的雅化與俗化
一般來講，北京的地名變化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有理據的，即有新事物或事件作為命名或改名的依據。比如宗人府東西巷，民國年間改為孔德東西巷，是因為此處新設了孔德分校。再如被老舍稱為“世界上最美麗的一條街”的文津街，原為明清皇城西安門內重要通道，1931年，國立北平圖書館將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保存的《四庫全書》收藏進館，故大街改稱文津街（《北京志·西城區志》）。另一類是無理據的，即因民俗、語言等原因而引起的地名的錯誤的變化（訛化），這種訛化後的地名我們很難再一眼看出其命名的根據與理由了。這兩類地名的變化均與北京的山川地形、民族接觸、移民現象、世俗文化、宗教觀念、思想觀念等有關。與這兩類地名變化相連的是地名的雅化現象。地名的雅化主要有兩條途徑：一是新地名取雅名。關於取雅名，張燕來在《北京地名的語言學考察》中，通過對比明代和現代地名用詞特點認為：現代北京地名注重避俗趨雅，一些具有書面色彩的語詞大量出現在地名里。比如，明代地名單音節兒尾詞較多，如安兒胡同、觀兒胡同、羅兒胡同等；地理專名亦直接與日常生活相關聯，如沙鍋劉胡同、饊子王胡同、蘇蘿蔔胡同等。與此相反，現代地名兒尾詞地名減少；地名使用雅詞越來越多、俗詞越來越少。
二是把俗名或無分雅俗名改為雅名。其具體方法有三：一是諧音改名。即由具象命名至抽象寓意。其中最主要的是把忌諱字、俗白字、日常俗用字、含有不敬義的字、無分雅俗之普通字改為典雅文秀的字眼。比如：把忌諱字的棺材胡同、臭水街、苦水井等，改為光彩胡同、秀水街、福綏境；把俗白字的（多是有關動物、人體部位的詞）母豬胡同、豬市口、狗尾（音衣）巴胡同、羊尾胡同等，改為梅竹胡同、珠市口、高義伯胡同、楊威胡同；把日常俗用字的（主要是舊行業）驢市胡同、繩匠胡同、劈柴胡同、燒酒胡同、乾魚胡同等，改為禮士胡同、丞相胡同、辟才胡同、韶九胡同、甘雨胡同；把有不敬義字的啞巴胡同、張禿子胡同、羅鍋巷、達子營、王寡婦斜街等，改為雅寶胡同、長圖治胡同、鑼鼓巷、達智營、王廣福斜街；把無分雅俗的普通字的豆腐巷、佟府夾道、柏樹胡同、小五集等，改為多福巷、同福夾道、百順胡同、小武基等。因諧音而雅化的地名，著名的如中官村改為中關村。中關村，顧名思義，中樞關鍵之村。而中官村則表明此村與中官即太監有關係。此村原有大片墳地。關於此村名來歷，一說，此村原名中官墳，因該地葬有不少太監，後聚民成村，因忌諱“墳”而改稱村，後訛為“中關村”。另一說，清代某中官於此置田莊，故名中官村，後諧音今名（《北京地名志》）。
二是避俗。因避俗而客觀上起到了雅化的作用，我們也可以稱之為廣義的雅化。如豹房胡同（皇宮養豹之所）改為報房胡同，“報房”一詞不知何義，但因避免了“豹”字而顯得雅化了。再如奶子府（明代為皇子選乳母處，乳母俗稱奶子）曾一度改為乃茲府或廼茲府，“乃茲”不成文，但因避免了“奶子”而雅化了。朝陽區崔各莊有奶子房（營），其名不曾避俗改名，可能是因為此處元代為馬奶產地，奶子是指馬奶子。三是重命名。重新命名的雅化地名不是太多，如改靶兒胡同為文丞相胡同，噶噶胡同改為協作胡同等。
地名的雅化乃大勢所趨，但這種現象也使原來地名中所包含的鄉土文化氣息受到喪失。上個世紀著名作家梁實秋、詩人朱湘等都曾對此表示過惋惜。朱湘在《胡同》一文中寫道：“那富於暗示力的劈柴胡同，被改作辟才胡同了；那有傳說背景的爛面胡同，被改作爛漫胡同了；那地方色彩濃厚的蠍子廟，被改作協資廟了。沒有一個不是由新奇降為平庸，由優美流為劣下。”
與地名的雅化相反的是地名的俗化。這類現象雖不常見，但也值得注意。如王府井大街東之金魚胡同，舊名金銀胡同（余棨昌《故都變遷記略》）。由“金銀”到“金魚”不難看出其中的俗化趨向。再如，明代的寶府巷，清末訛為大豆腐巷。這是因音近（寶府、豆腐）而訛、由雅而俗化的典型例子。更有由雅而俗，再由俗而雅的例子。如洋溢胡同，明時稱揚州胡同（雅名），清時音訛為羊肉胡同（俗名），民國時又音變雅化為洋溢胡同（雅名）。單看“洋溢”二字是無所謂雅俗的，但與其變化前之名“羊肉”比就顯得典雅了。再如，蘇州街，原名萬壽街，蘇州街是俗稱。一街二名，一雅一俗，俗名行而雅名廢。該路形成於清代，南起萬壽寺，北至暢春園，為帝王后妃赴暢春園、圓明園御道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