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建議
對於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議題，中國開始“舉手發言”。
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3月23日在央行官方網站發表題為“關於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的文章，提出了“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理想目標”，即“創造一種與主權國家脫鉤、並能保持幣值長期穩定的國際儲備貨幣”。
“此次金融危機表明，（什麼樣的國際儲備貨幣才能保持全球金融穩定、促進世界經濟發展這一問題不僅遠未解決，由於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反而愈演愈烈。”周小川在文章中說，“此次危機再次警示我們，必須創造性地改革和完善現行國際貨幣體系，推動國際儲備貨幣向著幣值穩定、供應有序、總量可調的方向完善，才能從根本上維護全球經濟金融穩定。”
他認為，重建具有穩定的定值基準並為各國所接受的新儲備貨幣，這一目標可能要長期內才能實現；但短期內，國際社會，特別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至少應當承認並正視現行體制所造成的風險，對其不斷監測、評估並及時預警。
從SDR到“超主權儲備貨幣”
如何利用現有的特別提款權（SDR）來改革國際貨幣體系？周小川用很大篇幅作出了具體闡述。他指出：SDR具有超主權儲備貨幣的特徵和潛力，其擴大發行有利於IMF克服在經費、話語權和代表權改革方面所面臨的困難。
國際貨幣體系改革SDR也叫“紙黃金”，是IMF創設的一種儲備資產和記賬單位。IMF的成員國在有需要時，可用SDR向IMF指定的其他成員國換取外匯，也可與黃金、自由兌換貨幣一樣充當國際儲備。但由於它不是真正的貨幣，必須先兌換成其他貨幣才能使用，在世界各國的儲備資產中所占份額很小。
周小川呼籲IMF各成員國能在政治上積極配合，儘快通過1997年IMF第四次章程修訂及相應的SDR分配決議，以使1981年後加入的成員國也能享受到SDR的好處；然後在此基礎上，考慮進一步擴大SDR的發行。
文中提出，需要拓寬SDR的使用範圍，從而真正滿足各國對儲備貨幣的要求。周小川提出了四個方面的建議：
——建立起SDR與其他貨幣之間的清算關係。改變當前SDR只能用於政府或國際組織之間國際結算的現狀，使其能成為國際貿易和金融交易公認的支付手段。
——積極推動在國際貿易、大宗商品定價、投資和企業記賬中使用SDR計價。這不僅有利於加強SDR的作用，也能有效減少因使用主權儲備貨幣計價而造成的資產價格波動和相關風險。
——積極推動創立SDR計值的資產，增強其吸引力。IMF正在研究SDR計值的有價證券，如果推行將是一個好的開端。
——進一步完善SDR的定值和發行方式。SDR定值的籃子貨幣範圍應擴大到世界主要經濟大國，也可將GDP作為權重考慮因素之一。此外，為進一步提升市場對其幣值的信心，SDR的發行也可從人為計算幣值向有以實際資產支持的方式轉變，可以考慮吸收各國現有的儲備貨幣以作為其發行準備。
建議IMF代管儲備
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周小川還提出，IMF可以承擔的一個新角色——為各成員國管理部分儲備。他認為，這有利於增強國際社會應對危機、維護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穩定的能力，更是加強SDR作用的有力手段。
其理由是，將全球儲備資金的一部分集中起來管理，並提供合理的回報率吸引各國參與，將比各國的分散使用、各自為戰更能有效地發揮儲備資金的作用，對投機和市場恐慌起到更強的威懾與穩定效果。而且，這樣做也有助於參與各國減少所需的儲備，節省資金用於發展和增長。
周小川認為，IMF承擔為各國管理儲備的職責，“有天然的優勢”。因為現有185個成員國的IMF，是全球惟一以維護貨幣和金融穩定為職責、並能對成員國巨觀經濟政策實施監督的國際機構，具備相應的專業特長，是一個“值得信任的國際機構”。並且，由IMF集中管理成員國儲備，將有力推動SDR作為儲備貨幣發揮更大作用。
周小川為IMF建議了具體的操作方案，即按市場化模式形成開放式基金，將成員國以現有儲備貨幣積累的儲備集中管理，設定以SDR計值的基金單位，允許各投資者使用現有儲備貨幣自由認購，需要時再贖回所需的儲備貨幣。
這樣做的好處是，既推動了SDR計值資產的發展，也部分實現了對現有儲備貨幣全球流動性的調控，甚至可以作為增加SDR發行、逐步替換現有儲備貨幣的基礎。
獨奏還是協奏？
今年3月16日，俄羅斯總統府網站發布了將在倫敦G20金融峰會上提出的一份提案，其中就包括引入SDR作為一種“超國家儲備貨幣”（supernationalreservecurrency）。這與周小川所提出的“超主權儲備貨幣”或可謂異曲同工。
俄羅斯提出該方案，被認為與3月14日在英國舉行的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有關。在這場為4月2日的金融峰會
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熱身”的預備會議期間，除了G20共同發表的聯合聲明，作為主要新興經濟體的代表，包括俄羅斯、中國、印度和巴西在內的“金磚四國”，另外單獨發表了共同聲明檔案，強烈呼籲改革國際金融機構。
俄羅斯的方案中，涉及了“超國家儲備貨幣”、金融監管、經濟刺激等多方面的建議，而未對發展SDR作為“超國家儲備貨幣”的可行性和操作性作詳細闡述。相比之下，周小川的這篇文章，則補充說明了發展SDR的理由和好處，亦提出了具體的做法。
周小川原定於3月22日出席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舉行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09”，並發表演講。但會議組織方在會前宣布，“周小川行長因有重要公務在身，無法出席。”
3月23日，中國央行和印度尼西亞銀行宣布簽署雙邊貨幣互換協定，周小川出席了簽字儀式。同日，央行和銀監會發布了《關於進一步加強信貸結構調整促進國民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指導意見》。
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承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09”，參會者包括多位國際組織領導人，如IMF常務副總裁波圖加爾（MuriloPortugal）、世界銀行副行長亞當斯（JamesAdams）等，以及世界頂尖企業的領導人和國際著名經濟界學者。
不過，3月22日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09”上，當《財經》記者詢問IMF常務副總裁波圖加爾對俄羅斯上述提議的看法時，他表示“對俄羅斯的建議並不知情”。■
循序漸進
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當晚，胡錦濤同法國總統薩科齊再次舉行會談，就20國集團首爾峰會及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等深入交換意見。
胡錦濤指出，各方應該繼續本著同舟共濟精神和互利共贏原則加強巨觀政策協調，向市場發出20國集團成員團結一致應對世界經濟重大挑戰的積極信號，提振市場信心，鞏固世界經濟復甦勢頭。各方應該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加強國際金融市場監督，增加新興市場國家和開發中國家在國際金融機構中的發言權和代表性，推動解決南北發展不平衡問題，反對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推動多哈回合談判取得全面均衡的成果，實現發展回合目標。
胡錦濤強調，國際社會應該認真思考金融危機產生的根源，從中吸取教訓，以避免再次發生類似的危機。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應該循序漸進，深入思考，科學論證，統一認識，形成共識。
薩科齊表示，法國即將擔任20國集團輪值主席國，將承擔起自己的責任，同中方密切合作。希望各方共同努力推進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爭取儘早達成共識。法方願就此同包括中方在內的各方進行探討。
金融危機與國際貨幣體系改革
對自由市場的盲從是
國際金融危機的根源
國際貨幣體系改革過去的三年令全世界的經濟專家、學者、銀行家乃至普通百姓都感到迷惑不解。2008年3月，貝爾斯登投資銀行破產，半年之後的9月，“兩房”和AIG相繼被政府接管，幾乎是在同一時間，雷曼兄弟投資銀行宣布破產，美林證券被美國銀行收購，高盛和摩根斯坦利轉為銀行控股公司。在短短的六個月里美國五大投資銀行均消失了，美國紐約這個世界金融家的搖籃、華爾街這個全球財富的象徵為何如此弱不禁風？一股“小小”的次債之風就讓一個世紀以來世界的金融中心變成了金融風暴中心。
在這使人暈頭轉向的氣氛中，人們普遍把危機歸罪於金融衍生產品——次級債券，進而將矛頭對準金融監管機構，認為這場金融風暴蓋因金融衍生產品的無序發展，而造成這一局面的原因是金融監管機構未盡其責。從表面上看這種指責不無道理，如果監管機構監管到位，次級債務也許就不會出現，或者即使出現也不會發展到今天這種地步。提出問題的人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問題的實質：為什麼會出現金融衍生產品？為什麼監管機構的監管沒有“盡責”和“到位”？實際上，金融衍生產品的出現是自由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市場經濟的參與者都是為了追求本人(本公司)財富的最大化。因此，市場的參與者一定要運用各種手段來達到此目的。自由市場經濟理念相信市場自動調節的能力，而不是外部的調節能力，認為對於任何失衡，市場機制均可以將其調整回平衡狀態。我認為，正是對自由市場經濟理念的盲從，才導致了監管不盡責、不到位，這才是金融危機爆發的真正原因。
我認為，要想避免這樣的危機，就必須重新認識自由市場經濟的理念，換句話說，就是要尋找一條市場自我調節與外
國際貨幣體系改革部政府調節的最恰當的結合點。這一結合點是動態的、變化的。不同的國家、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一定有不同的結合方式。企圖將金融運行的好壞歸結為金融監管的優劣是一種誤導。按照哲學的觀點，失衡是絕對的，平衡是相對的；危機是絕對的，不出現危機是相對的。正是因為解決了失衡與危機，事物才能向前發展；沒有失衡與危機，世界的發展也就停止了。因此，問題的實質不是避免失衡與危機的出現，而是要避免危機和失衡導致局面失控，從而給經濟發展帶來毀滅性的打擊。
是什麼樣的市場力量催生了名目繁多的金融衍生產品呢？我想是幾個世紀以來的“美國夢”和“居者有其屋”的理想，是這些夢想與理想的結合推動著美國人和那些嚮往美國的人想盡辦法利用“市場”來致富。長期以來，美國的儲蓄與消費失衡，產業中的服務業與製造業發展不平衡，而服務業中金融業與其他產業發展也不平衡。支撐美國這種不平衡發展的重要基礎是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是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這一制度安排使美國可以靠別人的儲蓄來消費和發展。
不合理的國際貨幣體系使
金融危機危及全球經濟
國際貨幣體系改革 為什麼說這場席捲全球的金融與經濟危機是由不合理的國際貨幣體系造成的呢？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大家都認為應該建立一個更加合理的國際政治與經濟制度，從而避免像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那樣的人類浩劫。1941年8月，美國總統羅斯福與英國首相邱吉爾在大西洋的奧古斯塔號軍艦上商量戰後政治、經濟制度安排，可以說為戰後國際政治與經濟制度的重建拉開了序幕。之後又經過雅爾達會議、開羅會議等，逐步形成了建立以聯合國為主體的國際政治與經濟體系。在這樣的指導思想下，1944年44個國家在美國新罕布夏州的布雷頓森林召開了國際貨幣與金融會議，決定成立國際復興與開發銀行(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同時確立了美元與黃金掛鈎、其他國家貨幣與美元掛鈎的固定匯率制度。1946年10月，美國財政部部長約翰·斯奈德致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承諾美國認可和遵守這一安排，美元因此而成為戰後唯一的國際貨幣。
這是一種具有國際法律基礎的制度安排，這種固定匯率制度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經濟的重建、恢復與發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如果這一安排得以維持，美國經濟的失衡是不會出現的，當然這會引起美國經濟發展的其他問題，例如無法正常地增長，面臨“特里芬難題”等。但是正確的做法是，在美國國內政策的需要使得這一安排無法繼續時，全世界應該坐下來協商替代美元國際貨幣的辦法，而不是由美國單方面宣布不再維持美元與黃金之間的固定比價。美國在沒有徵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同意的情況下放棄對國際社會作出的莊嚴承諾，這是一種國際不法行為。
美國為了維持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反對任何新的國際貨幣安排，包括特別提款權的使用，而又不願或無力承擔作為國際貨幣發行國的責任與義務，反而鼓吹所謂“浮動匯率”這種騙人的把戲。“浮動匯率”的實質就是在全世界只有美國能實施獨立的貨幣政策，而其他國家的貨幣政策必須根據美國的需要來制定。否則，怎樣解釋美元升值時，美國並沒有要求人民幣貶值，而美元貶值時卻不斷要求人民幣升值。國際上哪一次會議或哪一個協定禁止一國將自己的貨幣與另一個貨幣掛鈎？為什麼美國可以幫助其他國家或經濟體設計與美元固定匯率安排的貨幣制度，卻不允許人民幣與美元之間維持穩定的匯率？浮動匯率制就是美元可以自由浮動而其他貨幣必須根據美元的需要進行浮動的制度。美國用這一方法整垮了日本的經濟，也想用這個方法遏制中國的發展，我想這是不能得逞的。
西方向中國鼓吹的什麼模式、理論都是不足為取的。現在西方都放棄了它們自己多年以來所堅持的理論與實踐，可見世界並不存在“統一”的和一成不變的發展模式和理論，只有最適合自己需要的發展模式與理論。盲目地相信甚至遵循西方鼓吹的模式與理論恐怕只有失敗這一個結果。我們必須創新發展模式與理論，找到適合我們自己發展需要的模式與理論，中國的革命是這樣做才取得成功的，中國的發展也要這樣做才會取得成功。
積極推動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
國際貨幣體系改革2002年12月4日，時任日本副財長的黑田東彥先生在英國的《金融時報》上發表文章，認為是人民幣匯率低估造成了國際間的不平衡，要求中國改變匯率政策，實行人民幣的升值和浮動匯率政策。一時間國際上颳起了一股要求人民幣升值的陰風，紛紛指責人民幣的匯率政策是導致世界經濟失衡的罪魁禍首。為澄清事實，我曾在報刊上發表文章，也曾在不同的國際會議上說明人民幣的幣值和匯率政策絕對不是世界經濟失衡的原因，恰恰相反，中國是當前不合理的國際經濟、貨幣制度的受害者。我應邀參加了西方七國財政副手和央行副手的會晤，在我離開人民銀行之前的兩年時間裡，包括在G20的副手會上，我與西方財政、中央銀行的副手們，對人民幣匯率問題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討論。我曾不止一次地問與會者，如果固定匯率是萬惡之源，為什麼在1971年之前全世界實行固定匯率的時間裡，世界經濟發展處於相對比較平穩的時期？所謂浮動匯率，是指什麼樣的匯率？浮動如果沒有一個標準怎么稱得上是浮動？如果有一個標準，這個標準是什麼？為什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固定匯率制沒有造成世界經濟的失衡，而現在的人民幣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就會是失衡的根源？沒有人能回答這些問題。如果不發生這場危機，也許那些天真的人還真以為人民幣匯率是這些問題的癥結。但一場空前的金融危機使那些披著理論外衣的“學者”們原形畢露，原來他們鼓吹的所謂“理論”不過是為了給自己的發展創造良好的條件而損害別人的發展。也就是中國老話所說的“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我百思不得其解，作為一個正直的學者怎么會不明白，如果美元作為一種主要的國際貨幣，美國作為這種貨幣的發行者應該擔負怎樣的責任？按照這些所謂學者的觀點，美國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制定貨幣政策，決定貨幣的幣值，而其他國家卻沒有根據自己的需要制定貨幣政策和幣值的權力！這樣的要求顯然是不合理的。
有的國家明明知道這種世界經濟的失衡是由自己的政策和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造成的，卻故意說是由人民幣匯率制度造成的，從而逼迫人民幣升值，企圖削弱中國經濟的競爭力，最終達到破壞中國經濟發展、延長中國經濟實力趕上已開發國家的時間的目的。有的國家本想掩蓋世界經濟失衡源於美元國際貨幣地位中的責任、義務與利益之間的失衡這個真實原因，企圖將注意力引向人民幣匯率，結果反而暴露了國際貨幣體系不合理的事實。金融危機的爆發就是它們欲蓋彌彰的結果。
怎樣才能改革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呢？我想最主要的就是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和國際貨幣體系的多元化，只有打破美元在國際經濟與金融中的壟斷地位才能改革這一體系，所謂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也就是說要形成多元的國際貨幣體系，才能最終實現統一的國際貨幣體系。將欲取之，必先予之。國內外均有不少人不相信人民幣會變成國際貨幣，也有許多人認為這個過程會很漫長，作為研究這個問題多年的人，我不想去簡單地下一個論斷，只想指出，新中國剛成立時，國外有人懷疑中國共產黨能把中國治理好；1989年政治風波之後美國有人預言中國政府兩周就會垮台；中國剛改革開放時也沒有人相信我們三十年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亞洲金融危機時也沒有人相信人民幣可以頂住貶值的壓力。經過六十年的發展，中國人民將一個個的不可能變為了現實。因此對於中國能不能走出一條自己的發展道路，人民幣能否成為國際貨幣，我們還是讓歷史去告訴未來吧。■
思考
此次金融危機的爆發與蔓延使我們再次面對一個古老而懸而未決的問題，那就是什麼樣的國際儲備貨幣才能保持全球金融穩定、促進世界經濟發展。歷史上的銀本位、金本位、金匯兌本位、布雷頓森林體系都是解決該問題的不同制度安排，這也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成立的宗旨之一。但此次金融危機表明，這一問題不僅遠未解決，由於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反而愈演愈烈。
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理論上講，國際儲備貨幣的幣值首先應有一個穩定的基準和明確的發行規則以保證供給的有序；其次，其供給總量還可及時、靈活地根據需求的變化進行增減調節；第三，這種調節必須是超脫於任何一國的經濟狀況和利益。當前以主權信用貨幣作為主要國際儲備貨幣是歷史上少有的特例。此次危機再次警示我們，必須創造性地改革和完善現行國際貨幣體系，推動國際儲備貨幣向著幣值穩定、供應有序、總量可調的方向完善，才能從根本上維護全球經濟金融穩定。
一、此次金融危機的爆發並在全球範圍內迅速蔓延，反映出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和系統性風險
對於儲備貨幣發行國而言，國內貨幣政策目標與各國對儲備貨幣的要求經常產生矛盾。貨幣當局既不能忽視本國貨幣的國際職能而單純考慮國內目標，又無法同時兼顧國內外的不同目標。既可能因抑制本國通脹的需要而無法充分滿足全球經濟不斷增長的需求，也可能因過分刺激國內需求而導致全球流動性泛濫。理論上特里芬難題仍然存在，即儲備貨幣發行國無法在為世界提供流動性的同時確保幣值的穩定。
當一國貨幣成為全世界初級產品定價貨幣、貿易結算貨幣和儲備貨幣後，該國對經濟失衡的匯率調整是無效的，因為多數國家貨幣都以該國貨幣為參照。經濟全球化既受益於一種被普遍接受的儲備貨幣，又為發行這種貨幣的制度缺陷所害。從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後金融危機屢屢發生且愈演愈烈來看，全世界為現行貨幣體系付出的代價可能會超出從中的收益。不僅儲備貨幣的使用國要付出沉重的代價，發行國也在付出日益增大的代價。危機未必是儲備貨幣發行當局的故意，但卻是制度性缺陷的必然。
二、創造一種與主權國家脫鉤、並能保持幣值長期穩定的國際儲備貨幣，從而避免主權信用貨幣作為儲備貨幣的內在缺陷，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理想目標
1、超主權儲備貨幣的主張雖然由來以久，但至今沒有實質性進展。上世紀四十年代凱恩斯就曾提出採用30種有代
國際貨幣體系改革表性的商品作為定值基礎建立國際貨幣單位“Bancor”的構想，遺憾的是未能實施，而其後以懷特方案為基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顯示凱恩斯的方案可能更有遠見。早在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組織就於1969年創設了特別提款權（下稱SDR），以緩解主權貨幣作為儲備貨幣的內在風險。遺憾的是由於分配機制和使用範圍上的限制，SDR的作用至今沒有能夠得到充分發揮。但SDR的存在為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提供了一線希望。
2、超主權儲備貨幣不僅克服了主權信用貨幣的內在風險，也為調節全球流動性提供了可能。由一個全球性機構管理的國際儲備貨幣將使全球流動性的創造和調控成為可能，當一國主權貨幣不再做為全球貿易的尺度和參照基準時，該國匯率政策對失衡的調節效果會大大增強。這些能極大地降低未來危機發生的風險、增強危機處理的能力。
三、改革應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循序漸進，尋求共贏
重建具有穩定的定值基準並為各國所接受的新儲備貨幣可能是個長期內才能實現的目標。建立凱恩斯構想的國際貨幣單位更是人類的大膽構想，並需要各國政治家拿出超凡的遠見和勇氣。而在短期內，國際社會特別是基金組織至少應當承認並正視現行體制所造成的風險，對其不斷監測、評估並及時預警。
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同時還應特別考慮充分發揮SDR的作用。SDR具有超主權儲備貨幣的特徵和潛力。同時它的擴大發行有利於基金組織克服在經費、話語權和代表權改革方面所面臨的困難。因此，應當著力推動SDR的分配。這需要各成員國政治上的積極配合，特別是應儘快通過1997年第四次章程修訂及相應的SDR分配決議，以使1981年後加入的成員國也能享受到SDR的好處。在此基礎上考慮進一步擴大SDR的發行。
SDR的使用範圍需要拓寬，從而能真正滿足各國對儲備貨幣的要求。
●建立起SDR與其他貨幣之間的清算關係。改變當前SDR只能用於政府或國際組織之間國際結算的現狀，使其能成為國際貿易和金融交易公認的支付手段。
●積極推動在國際貿易、大宗商品定價、投資和企業記賬中使用SDR計價。不僅有利於加強SDR的作用，也能有效減少因使用主權儲備貨幣計價而造成的資產價格波動和相關風險。
●積極推動創立SDR計值的資產，增強其吸引力。基金組織正在研究SDR計值的有價證券，如果推行將是一個好的開端。
國際貨幣體系改革●進一步完善SDR的定值和發行方式。SDR定值的籃子貨幣範圍應擴大到世界主要經濟大國，也可將GDP作為權重考慮因素之一。此外，為進一步提升市場對其幣值的信心，SDR的發行也可從人為計算幣值向有以實際資產支持的方式轉變，可以考慮吸收各國現有的儲備貨幣以作為其發行準備。
四、由基金組織集中管理成員國的部分儲備，不僅有利於增強國際社會應對危機、維護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穩定的能力，更是加強SDR作用的有力手段
1、由一個值得信任的國際機構將全球儲備資金的一部分集中起來管理，並提供合理的回報率吸引各國參與，將比各國的分散使用、各自為戰更能有效地發揮儲備資金的作用，對投機和市場恐慌起到更強的威懾與穩定效果。對於參與各國而言，也有利於減少所需的儲備，節省資金用於發展和增長。基金組織成員眾多，同時也是全球唯一以維護貨幣和金融穩定為職責，並能對成員國巨觀經濟政策實施監督的國際機構，具備相應的專業特長，由其管理成員國儲備具有天然的優勢。
2、基金組織集中管理成員國儲備，也將是推動SDR作為儲備貨幣發揮更大作用的有力手段。基金組織可考慮按市場化模式形成開放式基金，將成員國以現有儲備貨幣積累的儲備集中管理，設定以SDR計值的基金單位，允許各投資者使用現有儲備貨幣自由認購，需要時再贖回所需的儲備貨幣，既推動了SDR計值資產的發展，也部分實現了對現有儲備貨幣全球流動性的調控，甚至可以作為增加SDR發行、逐步替換現有儲備貨幣的基礎。
問題.前景和可能方案
要深入討論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和重建，我想至少有六個方面的問題需要詳細研究。第一、當前全球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麼？有關的辯論和觀點紛紜複雜，我們需要一個邏輯和事實相符合的理論來解釋為什麼會出現如此巨大規模、損失如此巨大、波及範圍如此之廣的全球金融危機。如果我們不能很好地理解全球金融危機的制度根源，特別是國際貨幣體系與全球金融危機的關係，我們就無法談論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和重建。正是因為金融危機給全人類的經濟造成重大災難，才激發越來越多的人關注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
第二、為什麼我們需要一個國際貨幣體系？看起來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回答起來並不容易。美聯儲前主席沃爾克曾經說：一個全球經濟需要一個全球貨幣，需要一個真正的全球貨幣體系。為什麼？因為我們需要全球儲備貨幣；需要一個
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第三、美元本位制的缺陷在哪裡？目前我們可以說有一個全球貨幣體系，那就是美元本位制，美元是全球儲備貨幣。這個貨幣體系也有一個國際收支調節機制，那就是浮動匯率體系。也有一個國際最後貸款人，就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聯儲。但這個體系有非常嚴重的缺陷，它沒有任何外部約束機制。國際儲備貨幣發行沒有任何外部約束。浮動匯率體系實質上是一個國際貨幣供應量的內在增加機制。深刻理解美元本位制的運行機理和內在缺陷，是探討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前提。
第四、究竟有沒有一個內在自動穩定的國際貨幣體系？歷史和理論都證明沒有。任何國際貨幣體系的有效運轉，都需要各國巨觀經濟政策的協調和配合。人們傳統認為金本位制是自動運行的，其實不是，它的有效運轉必須依靠各國之間的合作，各國巨觀經濟政策必須要堅持一些共同的原則，譬如財政不能出現長期的大規模赤字。布雷頓森林體系為什麼可以有效運轉20多年？因為那時各國巨觀政策還是存在一些合作和配合，各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比較節制、有原則。後來為什麼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了？主要原因就是美國的貨幣政策過度擴張。因此，要改革和重建國際貨幣體系，各國必須就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一些基本原則達成一致。完全各搞一套，互相矛盾甚至對峙，任何國際貨幣體系都無法有效運行。
第五、如何才能達成對全球經濟體系運轉的一些共同觀點或原則？理論上說，要改革和建立全球貨幣體系，各國必須有一個共同的全球經濟模型，那就是說：各國對全球貨幣體系的運轉機制要有一些基本的共識，譬如說浮動匯率體系究竟是不是一個有效的調節機制？全球要不要回到穩定的匯率體系？儲備貨幣發行沒有約束或過度是不是全球通貨膨脹和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跨國資金特別是投機資金的流動是不是具有巨大的破壞力？毫無節制、毫無監管的跨國資金流動是否有利於真實經濟的增長和真實財富的創造？如果無法就這些基本問題達成共識，改革國際貨幣體系就無從談起。
第六、最後一個問題：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有哪些可能方案？有五個可能的方案可以供大家討論。（1）將美元直接轉化為世界貨幣，將美聯儲轉變為世界中央銀行，可以比照歐洲中央銀行的模式，讓各國共同參與管理美元；（2）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改造成為世界中央銀行，創造一個新的世界貨幣，按照人口和GDP等規模確立各國在世界中央銀行的股份和投票權；（3）世界主要大國（美國、歐洲、中國、日本、俄羅斯、英國、印度、巴西等）簽署國際貨幣協定，創立世界貨幣單位（WorldCurrencyUnit，簡稱WCU），世界貨幣單位背後的基礎是上述大國的一籃子貨幣再加上黃金。各國貨幣和世界貨幣單位掛鈎。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造成為管理世界貨幣單位和世界儲備的機構（準世界中央銀行）。這可能是“重建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最佳方案。（4）積極穩步推進區域貨幣和金融合作。這對中國尤其重要。中國應該加速和周邊國家的金融貨幣合作，特別是和東南亞國家的貨幣金融合作，迅速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地位，擴大人民幣的流通範圍。為今後進一步談判構建世界貨幣做好準備。中國尤其要採取切實可行措施，推動國際儲備貨幣的多元化和國際貨幣“戰國時代”的形成。（5）維持目前的國際貨幣體系不變。最多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人事安排和股份比例上有所調整，增加一些開發中國家的發言權。
以上五種方案，可能性最大的是第四和第五方案，第三種方案的可能性也比較高。
下面我著重談談第一個問題。
國際貨幣體系改革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尤努斯主編過一本書，書的題目是《fifty-yearsisenough》（五十年已經夠了），是1994年出版的，也就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創立50年。在這本書里，很多經濟學和政治學的專家指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維護國際貨幣體系和國際金融體系的穩定方面早已經不起作用了，甚至發揮了好些負面作用，所以應該進行徹底的改革。當時最具有挑戰性的聲音就是《fifty-yearsisenough》。
其實在1971年甚至更早的時候，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大師弗里德曼就講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根本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他當然是從一個不同的角度說的。
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我首先講這些學者的言論和觀點，就是要告訴大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代表的國際貨幣體系體並不是一個神聖不可改變。很多人早就對它產生了懷疑，甚至一直在呼籲改變它。儘管中國目前還不能主導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但我們必須有自己的思想、主張和立場。麻省理工學院有一位非常有名的經濟史學家金德爾伯格，曾經把國際貨幣基金體系比喻成路燈，只有當路燈不亮了的時候人們才會意識到它的存在。國際貨幣體系也是一樣，只有當它出現問題，像出現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時候，我們才開始深入地討論國際貨幣體系，而在這之前，很少有人去討論貨幣基金體系。
所以我首先就要指出：全球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是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
國際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是什麼？
技術層面有七大原因：
（1）次級貸款的泛濫和貸款標準惡意降低。
（2）衍生金融交易過度發展和缺乏監管。
（3）信用評級機構缺乏內在約束機制，信用評級機構曾經將大量按揭貸款資產評為AAA極，給投資者以極大誤導。
（4）金融機構槓桿比例過高。
（5）金融機構資產和債務期限嚴重錯配（以短期債務來發放長期貸款或購買長期資產）。
（6）金融機構業務擴張過度。
（7）所謂拋空等金融創新加劇市場動盪。
技術層面原因裡面，最核心的原因是衍生金融交易發展過度和缺乏監管。然而，這些是表面的原因。它們本身就是全球金融制度安排內在缺陷的結果。
制度層面有四個原因：
國際貨幣體系改革（2）所謂“華盛頓共識”導致許多國家不顧本國需要和監管能力實施金融開放或資本流動自由化，導致短期債務急劇增加和國際投機資金到處衝擊各國金融體系，這就是所謂金融全球化的巨大弊端。
（3）美聯儲2002-2003年的錯誤貨幣政策直接導致信用泡沫和資產價格泡沫。埋下目前金融危機的禍根。
（4）美國首創的股權激勵機制導致企業高管片面追求短期贏利和不惜一切手段推高股價。
以上是更深刻的原因。其中核心是美元本位制和浮動匯率體系。這個霸權貨幣體系本質上讓全世界為美國的錯誤貨幣政策承擔風險、為美國的錯誤買單
從最深刻的意義上講，金融危機其實源於人類經濟體系最根本的弊端：
（1）真實經濟和虛擬經濟嚴重背離。目前全球虛擬經濟的規模是真實財富規模的數十倍，衍生金融產品乃是虛擬經濟最典型的表現，它們的惡性膨脹與人類真實財富沒有任何關係，卻極大地增加了人類整體經濟體系的風險。
（2）風險遞增定理（對應於物理學的熵增定理）。經濟體系越複雜，系統性風險就越高；單個人或單個機構（包括政府的財政部和中央銀行）所承受的系統風險越大。經濟體系某一個環節出現問題，就可以立刻導致整個體系的崩潰。
以上是最深刻的根源：西方文明所倡導或主導的財富創造方式和生活無法已經無法持續；人類經濟活動的模式終將需要徹底改變。
真實經濟和虛擬經濟背離的程度是和全球貨幣金融體系密切相關的。真實經濟就是要實際參與物質的轉換和真實財富的創造，就比如開個餐館，就必須買來原材料，然後做成可口的飯菜來招待客人。虛擬經濟呢？就是是買資產等著價格漲上去之後再賣出賺錢。如果地球上所有人都從事真實經濟，整個人類的經濟活動將是非常缺乏效率的，要回到原始經濟，以物易物，經濟規模會很小，增長會很緩慢。但是，構想一下，如果全世界的人都搞虛擬經濟，都買了東西在那裡等著漲價賺錢，那么人類經濟體系也會完全崩潰，最後的規模也會是零。所以人類經濟體系的正常運轉，必須是真實經濟和虛擬經濟之間達到一個微妙的平衡。
但是現在人類的經濟體系，真實經濟和虛擬經濟之間已經嚴重失衡。比如說金融衍生品，是典型的虛擬經濟，只是虛擬經濟的一部分，但是金融衍生產品的總值已經超過了600萬億美元，最高達到了680萬億美元。這是一個什麼概念呢？它已經超過了全球GDP總值的十多倍，人類的GDP總值也才58萬億美元。華爾街幾乎所有的銀行，都是大量從事衍生金融產品的投機買賣。比如摩根、花旗等銀行買賣的金融衍生品規模是非常龐大的，都達到數十萬億美元。這樣規模的金融衍生品一旦出現賠付或違約問題，後果就非常嚴重，會出現很嚴重的償還和追債問題。華爾街那些金融巨頭倒台，重要原因就是衍生金融交易的巨額虧損。
反過來我們要問，如此規模的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的發展到底有什麼好處？這是值得思考的問題。我們可以將人類的經濟體系比喻成一個鐘錶，現在的發展嚴重擺向了虛擬經濟的一側。虛擬經濟發展還有一個重要規律，就是風險遞增定律：經濟體系越複雜，系統性風險和整體風險就越大，甚至是幾何級數地放大。現在有些人建議美國進行的金融改革，重點還是要發展更多的金融衍生工具來分散風險，比如說發展住房期貨來分散風險，發展住房市場拋空機制，來穩定住房市場，來防止住房市場的泡沫產生。我個人認為這是不行的。華爾街風險分散模型成立的前提是系統風險沒有增大。可是整個金融衍生品的鏈條增長的時候，金融風險是呈幾何倍數增加的，這時再分散，風險仍是很大。這個可以從CDS看到，CDS被創造出來本來是用來分散危險的，但是實際上卻是風險更大了，當然這是個很技術性的問題。
為什麼金融體系和經濟體系會存在我前面說的七個方面的技術原因？為什麼會出現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出現嚴重的背離？為什麼整個金融體系出現風險遞增？根本原因是目前的國際貨幣體系有嚴重缺陷。第一是美元本位制完全沒有約束；第二個是浮動匯率體系。很多經濟學大師研究的結果，說明浮動匯率體系是一個國際貨幣供應量無限制增加的內在機制。浮動匯率體系促使全世界的貨幣供應量無限制放大。從1971年到今天，全球基礎貨幣量是數百倍的增加，1971年只有381億美元，今天超過了6.2萬億美元。
弄清楚了全球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還有幾個重要問題需要深入討論：第一，為什麼我們需要一個國際貨幣體系或者是國際金融體系？第二，需要比較一下歷史上出現過的三個主要的國際貨幣基金體系；第三，需要研究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即世界上沒有一個自動穩定的國際貨幣基金體系，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真要維持一個國際貨幣體系的有效運轉，各個國家就要承諾對自己的政策有所約束。沒有一個自然的、自動就能穩定的國際貨幣基金體系。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結論。第五，如果要建立一個新的國際貨幣基金體系或者我們想改革國際貨幣基金體系，各國對於全球經濟體系的運轉就要有一個共識，或者說一個“commonmodelofworldeconomy”，沒有基本的共識，改革就無從談起。第六，就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可能有哪些方案。
人民幣助推
發酵於美國的金融危機使各國深受其害，其根源在於美元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繼中國總理溫家寶首次對中國在美的龐大投資面臨巨大風險表達擔憂，以及副總理王岐山要求改革國際金融體系之後，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更連續撰文，呼籲設立超主權的國際儲備貨幣，以減小美元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對其他經濟體的衝擊。中國的發聲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和反應。在可操作的政策層面上，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加大。筆者認為，這將是推動國際貨幣金融體系改革更強大的動力。固然，中國目前的經濟實力遠難以撼動美元的統治地位，人民幣的國際化目標也面臨重重障礙，但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既是中國避免未來受制於他國的必經之路，也是中國躋身世界強國之林的必要條件。
人民幣國際化的動因肇始於中國對美元的依賴及由此產生的巨大風險。中國過去三十年快速的經濟發展主要依賴的是出口導向型的增長方式，這種增長方式一方面創造了大量的貿易順差，加上大量外國直接投資的湧入為中國積累了大量的外匯儲備，但這種經濟成長方式也加深了中國對美元的多層依賴。
其一，是中國手中持有的以美元計價的將近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和7400億美元的美國國債以及其他美國公司債券。一旦美元貶值，這些資產就面臨大幅縮水的危險。
其二，是作為外貿大國，中國絕大部分的進出口貿易必須依賴美元進行國際結算。美元匯率的劇烈波動無可避免地影響中國等依賴美元作為貿易結算工具的國家的對外貿易，增添進出口商的匯率風險。
其三，美元的風險還在於它跟中國的匯率和貿易政策牽扯在一起。2005年7月後，中國放棄了長期執行的人民幣匯率與美元聯動的政策，轉而改為與一籃子貨幣掛鈎的政策，但顯然，美元在這一籃子中的權重仍然是主導性的，這意味著人民幣的外匯匯率實際上仍然主要受美元走勢的影響。美元持續走強固然有助於中國龐大外匯儲備和其他美元資產的增值，但將打擊中國的出口，在當前外圍市場萎靡緊縮的環境下，進一步加劇中國的出口行業和失業危機。
人民幣國際化取決於市場
在美國解紓經濟危機前景不明朗，以及大量增發美元導致流動性過剩的情況下，如何化解由美元依賴症所產生的巨大泡沫風險，是中國政府當前面臨的一大挑戰。建立超主權的國際儲備貨幣固然有助於實現上述目標，但在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下，這種高層政治推動式的貨幣倡議，一方面因直接挑戰美元的基礎貨幣地位而勢必遭遇華府的抵制和阻撓，另一方面因面臨集體行動邏輯的困境而注定難以付諸實踐。因而，至少在中短期內，建立超主權的國際儲備貨幣最多只能是夢想，難以改變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而人民幣國際化在政策層面上提供了推動國際貨幣體系變革的另外一股潛在力量。
人民幣國際化的動力來自於市場，決定其成敗的關鍵也在於市場的選擇，而非政治權力。簡單地說，這個市場主要指境內外企業及個人是否願意使用和持有人民幣進行結算、投資和儲存。政府政策固然可以促進或阻滯人民幣國際化，但從根本上說，接受或不接受人民幣則是企業、組織或個人的選擇。影響他們選擇的因素有很多，但最重要的一來自對該國經濟發展的預期，二來自對該種貨幣的信心。從這一方面說，人民幣國際化也同樣需要接受國際市場的嚴峻考驗。
面對中國高層要求變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政治壓力，美國可以淡然處之甚至嗤之以鼻，但面對人民幣國際化的市場壓力，任何國家包括中國與美國則難以迴避。這種壓力對中國來說，是如何在經濟與金融政策上做出調整，推出適當的制度安排和加強金融市場的建設；對發行美元這種國際主導貨幣的美國來說，則是如何應對另外一種外國貨幣的崛起，“侵蝕”美元的市場份額，挑戰其基礎性國際貨幣的地位。
人民幣國際化與國際貨幣體系
從目前來看，人民幣國際化仍然處於區域化的初始階段，主要集中於邊界貿易，因而其影響相對有限。但隨著人民幣國際化深度和廣度的推進，它對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的影響將進一步顯現。
從貨幣的結算職能來看，人民幣的逐步國際化，最直接的後果是在支付商品或服務消費以及進行貿易結算時降低對美元和其他國際貨幣的依賴。早在2004年，中國中央政府就允許雲南使用人民幣進行邊境貿易結算的試點，現今雲南的邊境貿易95%左右通過人民幣結算。繼去年12月底推出對廣東和長三角地區與港澳地區、廣西和雲南與東協（東協）的貨物貿易進行人民幣結算試點後，中國國務院4月8日決定進一步開放人民幣結算試點，在上海市和廣東省的廣州、深圳、珠海、東莞四個城市，開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從而解除了長期以來對人民幣結算的限制，標誌著人民幣由此前僅限於邊貿領域開始向一般國際貿易拓展。開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不僅有助於規避匯率風險，改善貿易條件，從而促進中國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的經貿關係，而且可以減少周邊國家對美元結算的依賴性。
人民幣國際化深度發展的重要指標，是其作為儲備貨幣和投資貨幣在國際上的流通和運用。通過貨幣互換，人民幣目前已成為阿根廷、韓國、馬來西亞、白俄羅斯、印尼和香港的儲備貨幣。中國政府與上述六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總額6500億元人民幣（約930億美元）的貨幣互換協定，占中國外匯儲備總額的5%。貨幣互換協定的簽署不僅有助於協定雙方改善短期流動性，避免結算因美元的起伏而動盪，從而保證貿易環境的穩定，而且增加了人民幣的國際使用量以及覆蓋面，為人民幣跨境結算提供資金支持。中國的這種求貿易穩定的部署，是全球多數國家的共同期待，特別是這種擺脫美元的貿易安排有助於推動國際貨幣體系的變革。
從貨幣的投資職能來看，人民幣金融資產的海外發行，將有助於降低其他國家對美元金融工具的依賴。自2007年6月以來，在香港的中資銀行機構發行的以人民幣計價的債券，已經達到250億元。為發展香港的人民幣業務，促進用人民幣的貿易結算，中國政府在去年12月進而提出允許香港的非金融機構發行以人民幣計價的債券。在香港發行人民幣債券，能夠吸引那些迫切需要規避美元等主要貨幣資產貶值的國際資本投資，儘管仍然受到控制，但這實際上打通了海外資金流入中國的渠道；中國經濟樂觀的發展前景也將吸引更多的海外投資者。
重塑亞洲及全球金融格局
最後，中國打造國際香港和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努力也將重塑全球特別是亞洲的金融格局。在與東京、新加坡等其他城市的金融競爭中，香港力圖加強其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藉助人民幣國際化，中國政府也有意打造以香港為中心的人民幣離岸市場。滬粵五個城市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標誌著香港很快將成為首箇中國境外人民幣結算中心。通過香港這一試驗場，中國可以獲得開展人民幣海外業務的寶貴經驗；而這一安排更可以令香港人民幣業務更加多元化，加強香港金融體系處理以人民幣計價交易的能力。
上海也有意打造成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在上海公布的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十一五”規劃中，上海力圖在直接融資、證券市場、期貨交易、黃金市場、產權交易市場等方面成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金融市場。在參與人民幣國際化方面，上海市4月2日公布的《推進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條例（草案）》特別提出要建設和完善與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功能相匹配的資金結算、清算體系。在涉及與香港金融地位的競爭問題上，上海則著力強調“實現滬港金融中心城市功能互補和共同發展”。
香港和上海國際金融地位的提高將提升其國際金融規則的話語權。不可否認的是，不論是上海還是香港，打造國際金融中心的努力既需要金融市場的培育和金融體制的創新，也需要中國實體經濟的發展做後盾。兩地面臨的挑戰除了人才因素外，也在於如何在現存貨幣體系下求得生存和發展的同時，實現對現存國際貨幣體系的突破。
的確，目前而言，人民幣的國際化仍舊處於初始階段，它對改造國際貨幣體系的影響仍然很有限，但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特別是中國經濟對亞太經濟引擎作用的加大，可以預見的是，市場將更加歡迎人民幣成為國際化貨幣，人民幣的區域影響力將進一步增強。
危機逼出來的
●當前國際貨幣體系有哪些內在缺陷？●現代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方向是什麼？
●為什麼要用超主權儲備貨幣終結美元的獨霸地位？●為什麼說金融危機背景下美聯儲印鈔票損害了他國利益？
熱點聚焦·一
張燕生：國際貨幣體系的根本性制度缺陷
一、金融危機暴露出國際貨幣體系的根本性制度缺陷。這次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暴露出當前經濟全球化的根本性的制度缺陷，即全球治理結構和國際貨幣體系的缺失。首要的是國際貨幣體系的制度缺失。從1976年牙買加協定正式承認浮動匯率制度以來，作為世界上最重要的、承當國際儲備貨幣角色的主權貨幣，如美元、後來的歐元、日元等，一直發生著長周期的不穩定性波動。地緣政治、大國博弈、衍生機制、戰略性資源成為影響這些承當國際貨幣功能的主權貨幣價值波動的主因，經濟因素，如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國際金融中的實體經濟因素，反而成為次要因素，開發中國家成為貨幣危機、金融危機、債務危機頻繁發生的最大受害者。國際社會通過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國際貨幣體系的反思，成立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者因為美國的短視而在20世紀70年代初解體了，後者基本上不發生應有的功能。
國際貨幣體系是否完善決定著經濟全球化的基本態勢，目前，美元、歐元、日元等貨幣匯率的不可預見性波動，反映出大國在全球化中的利益追逐和較量。但它們不會考慮全球失衡和金融動盪對發展中的第三方，如對中國的和平發展可能造成的嚴重損害。
二、現代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方向。最近，我國央行行長周小川撰文，提出了建立一個超主權儲備貨幣的建議。這個建議是推進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根本方向。建立超主權儲備貨幣的主張，最早是在1944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創立的會議上，凱恩斯提出來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1969年創設了特別提款權（SDR），以緩解主權貨幣作為儲備貨幣的內在風險。為什麼SDR至今沒有能夠發揮其應有的作用？道理也很簡單，如果美國擁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16.77%的投票權，擁有對基金組織任何一項重大方案和決議的一票否決權，任何不利於美元的國際地位和美國的核心利益的方案，是不可能真正進入實施程式的。因此，改革和完善國際貨幣體系的基本功能，使之真正成為有能力協調和平衡國際社會各方利益，尤其是能夠保護最廣大開發中國家弱勢群體權益的國際金融和貨幣體系的執行機構，是需要付出艱苦努力和代價的。
當然，周小川提出建立超主權儲備貨幣的建議，從短期和戰術層面上看，顯然不可能在倫敦峰會上取得突破，但為什麼還要提出來呢？因為目前是國際金融和貨幣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雖然全球範圍內的改革遠比區域貨幣一體化要更加複雜，所需要的時間也更長。但超主權儲備貨幣的改革可充分借鑑WTO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經驗，在實踐中求同存異、先易後難、分步推進。成功與否，取決於國際社會的決心和努力程度。即使本次倫敦峰會的結果與1933年相同，也畢竟邁出了堅實的一步。改革是危機逼出來的。
三、中國積極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如何推動國際貨幣和金融體系改革呢？王岐山副總理表達了這樣的觀點：中方支持增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財政資源。“我們認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應該通過以配額為基礎的體系以及自願捐助兩種途徑來調動資源，以取得貢獻國家權利和義務的平衡。第一要務是增長配額。如果短期內不能完成這一任務，那么應當按照當前的配額來決定出資。如果配額出資不能達到當前需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可以發行債券，中國將成為債券購買者之一”。
我國在推進國際貨幣和金融改革進程方面，在短期，著力點應放在促進全球巨觀政策協調與刺激總有效需求；反對全球貿易保護主義和積極支持重啟多哈回合談判；在中期，著力點應放在推進國際儲備貨幣的穩定協調機制；合理界定全球失衡和金融動盪的調整責任，減少對開發中國家的負外部性；保證大宗資源能源國際價格的相對穩定；在長期，應推進超主權儲備貨幣的國際貨幣體系改革，重建有利於和平發展的金融全球化監管制度框架，增加開發中國家的話語權。
王雍君：創造新的國際儲備貨幣的時機逐步到來
作為國際儲備貨幣改革的核心，創建新的國際儲備貨幣取代當前以美元為重心的國際儲備貨幣的時機逐步成熟了。毫無疑問，當前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美元時代尚未結束，但它引起的問題比這一體系所要解決的問題似乎還要多。這裡的困難在於：作為主權國家的美國發行的美元需要同時扮演兩個經常相互衝突的職能——調整內外經濟失衡。當前的情形就是最好的例子。為了拯救和刺激經濟，美國採取了力度罕見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這使人們普遍擔心美元將迅速貶值。在這裡，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賦予美國一種超越主權國家的、不受約束的權力，即如果美國真的打算這樣做，那么它確實可以使所有擁有美元儲備的國家的資產大幅貶值。換言之，主權國家的貨幣作為國際儲備貨幣，意味著這個國家擁有對全球其他所有國家的資產（外匯儲備）實施課稅的能力。這種不公正的權力和能力對那些擁有最多外匯儲備的國家（當前是中國）造成最大的損害，美國卻可以逃避這種損失從而成為最大的獲益者。
當然問題遠非僅限於此。在美元儲備國將儲備重新投入美國（通過購買以美元計價的資產）時，對美國而言，它的巨額貿易逆差就不再是問題了：在輕鬆地享受全世界各國的“進貢”（對美國的出口）時，不必付出任何代價或遭受任何懲罰。美元的流入也幫助推動美國的資產價格，尤其是房地產價格。藉助這種方式，美國很容易把當前的經濟和金融危機轉嫁給其他國家。與此同時，貿易順差國家（中國最典型）則很容易陷入困境，因為它們通過貿易形成的美元儲備既難以分配到具有足夠回報前景的去處，又無法以足夠快的速度對外匯儲備資產進行多樣化調整以便分散風險。
在當前全球經濟前景暗淡的情況下，美國如何作為對其他國家事關重大。如果美國巨額預算赤字進一步擴大，同時美聯儲繼續推動寬鬆的貨幣政策，那么，人們對美元前景的憂慮將進一步加深，因為美國調整國內經濟失衡的舉措將加劇全球經濟失衡，後者反過來將引發和加劇當前的經濟衰退。此外，美元的進一步貶值也將導致全球經濟財富朝向有利於美國、不利於外匯儲備大國方向的再分配。
這裡的關鍵問題在於：以主權國家的貨幣作為國際儲備的主要貨幣的體系，已經越來越不適應全球經濟發展和經濟全球化的客觀現實了。創造一種新的國際儲備貨幣的時機正在逐步到來。在這種體系下，一國對經濟失衡的調整不至於引發或加劇令人頭痛的全球經濟失衡，而且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再享有超越主權國家的權力以調動全球財富的再分配。這一體系還將使各國的儲備資產貶值的風險被降低到最低程度，並具有更多的選擇以使其被分配到更具回報前景的地方。
與美元和歷史上出現過的其他主權國家貨幣（例如19世紀的英鎊）不同，新的國際儲備貨幣不再是某個國家的主權貨幣，而應是超越任何特定國家主權的某種全球公認的貨幣。從某種意義上講，具有眾多成員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於1969年創立的SDR（特別提款權）就是如此。最大限度地擴展SDR的套用範圍可以作為改革國際儲備貨幣體系改革的第一步，它具有發展成為未來全球性貨幣的巨大潛力。
由於各種原因，特別是由於政治原因，創建取代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體系不會一帆風順。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使美國和其他主要西方國家獲得了巨大的金融、經濟甚至政治優勢，它們不太可能在短期內支持取代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改革方案。美國當前雖然深陷危機，但其強大的經濟、政治與軍事實力並未遭受根本削弱。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中國、俄羅斯、印度還是其他新興經濟體，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一段時期，都無法獲得與美國相匹敵的主權信譽和實力，而這兩個因素是支撐國際儲備貨幣生命力的關鍵因素。即使在當前深受危機影響的背景下，仍然可以看到沒有哪個國家和投資者倉促地把美元換成其他資產。事實上，中國、日本等美元儲備大國仍然增持美元資產就是最好的證明。無論如何，美元作為主要國際儲備貨幣的時代雖尚未結束，但創建新的國際儲備貨幣取代美元主導地位的前景已赫然呈現。楊濤：防止國際貨幣體系崩潰的現實政策選擇
在倫敦G20峰會上，美元之所以再次陷入“人神共憤”的地步，究其原因，無非認為美國的“基本面”已經不足以支撐美元的地位。
具體來看，一是人們通常認為美國在全球經濟中的規模占比持續下降。如2000年美國GDP占世界經濟比重達到30.6%，但到2007年降至25.4%，在全球出口額中所占比重也從2000年的12.3%降至2007年的8.4%，進口額比重從19.2%降至14.3%。二是感覺美國經濟發展質量在下降，在房地產市場泡沫破滅後，汽車為代表的製造業競爭力也不復存在。三是覺得美元匯率波動劇烈，早已失去了“大哥風範”，也不符合對世界貨幣的穩定性要求。
然而，是否能就此認為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已經“病入膏肓”，很快就陷入“牆倒眾人推”的境地呢？筆者認為，這還遠未成為現實。
首先，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經濟在全球的比重事實上在20%到30%之間波動，而每次經濟危機爆發時，反而其比重有所上升。研究表明，該比例在1980~1985年，由23.6%上升到32.7%，1991~1993年由24.9%上升到26.8%，1995~2001年由24.9%上升到31.9%。而三次全球危機分別發生在1980~1982年，1990~1992年，2000~2002年。由此來看，在現有體制下，源於美國的危機總是能夠被順利轉嫁出去，這就形成了一個怪圈：當危機發生時，美元人人喊打，而當危機過後準備“真打”時，支撐其地位的基本面卻再次變好了。
其次，可以預見隨著技術進步帶來金融深化的加速，牙買加體系下的貨幣亂局將長期困擾人類社會。在此情況下，必須有一種信用貨幣充當“莊家”角色，從而避免全球貨幣體系最終崩潰。現在來看，也僅有歐元對美元有一定的替代性，但也受到歐元區主權國家的利益衝突限制，日元在結算和價值貯藏方面也先天不足，人民幣則只是“初試啼聲”。因此，美元主導體制對於我們只能是一種無奈的次優選擇。
另外，現在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呼聲多基於政治目的，而對於企業、金融機構和個人來說，在各國經濟都困境重重時，仍然要“矬子裡面拔將軍”，還是相對偏好持有美元。同時，通過政府間制度安排等非市場途徑來弱化美元地位，也是不現實的，因為這涉及到美國是否願意慷慨退出，以及退出成本怎么分擔的問題。況且，美元垮台的受損者不僅是美國，東亞等淨儲蓄國也首當其衝。
應該說，長期來看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雖然處於“亞健康狀態”，但並未曾“病入膏肓”，除非發生國際勢力格局的劇變，它在很長時間內都難以改變。當然，這也並不意味其他國家只能束手無策。人們對美元主導體系不滿的核心原因，就是美國人做得太過分，短期來看，開發中國家只有在IMF、世行等國際組織掌握更多話語權，才能在遏制美國金融功利主義行為方面有所作為。因此，對於中國來說，利用全球聲討美元的勢頭，近期在G20上尋求增加IMF投票權、中期敦促美國放棄弱勢美元，長期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才是現實的政策選擇。陳道富：近三十年來世界金融危機頻發的制度性根源
周小川行長發表的《關於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我個人認為這是一個深刻的、及時的思考，可以將國際社會的討論引向正確方向的思考，提出了一個正確的問題，有助於糾正當前過於關注技術層面而忽視內在制度層面的“救火式”傾向，有助於降低用未來更大危機來解決當前危機的可能性。
一、國際貨幣體系缺陷是這次金融風暴的根本原因，也是近三十年來世界金融危機頻發的制度性根源。當前的強勢美元是國際貨幣體系缺陷的體現，世界需要尋找更安全的避風港。現在，美國還在利用國際貨幣體系的缺陷，不斷採取印鈔票的方式解決危機。國債不但沒有保障（沒有發行規避通脹的TIPS產品），而且還不斷通過美聯儲行動降低國債利率，降低發債成本。而且從解決危機的整體思路來看，僅僅只是用發新債（國債）替代舊債（居民和金融機構的負債）的方式，並沒有處理自己的實物資產（黃金、海外資產）。從國際社會上看，這是一個很沒有誠意的解決危機方式。美國正在加劇利用該體系的缺陷為自己服務。
二、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並非易事，但並非不應討論和逐步改革。國際貨幣體系，本質上是世界經濟格局的反映。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是沿襲布雷頓森林體系而來的，是經過一定的市場選擇的結果。但是國際貨幣體系具有強大的自我維持慣性，其變革很難僅僅通過市場的力量，其改革是各國經濟實力的較量和博弈的結果。要想在較短時間內，不經過艱苦的努力就實現國際貨幣體系的根本變革，是不現實的。從目前來看，以美元為主的國際貨幣體系在相當長時間內仍將維持。因此，很多政策的選擇仍需要在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框架下思考。
但這並不意味著這些政策是理想的，這只是一種無奈的選擇。不討論這些制度層面上的問題，就會完全被這個制度所束縛，被其綁架，而只有對這些制度進行充分討論，充分了解這個制度的缺陷，了解這個制度的受益方和受損方，在這種情況下作出妥協和改變，這才有可能對未來的制度改進作出貢獻，對不利於未來改進的、惡化制度缺陷的一些政策行為作出適當的約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