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峻的時刻

這一夜,焦裕祿同志輾轉難眠。 第二天上午,焦裕祿同志帶了一個同志又去王孫莊。 後來,焦裕祿同志在一次幹部會上,又鄭重地講了縣委對當前抗災鬥爭的意見。

    1963年,蘭考人民經過一冬一春的辛勤勞動,終於看到了豐收在望的景象。田野里,小麥籽粒飽滿,金黃一片;早秋作物長勢茁壯,惹人喜愛。連續受災七八季的老災區民眾在相互報喜:“真是人變地也變,今年可得收季好麥了。”他們盤算著:“今年夏季站住腳,秋季再加把勁,秋後就能摘掉災區帽。”蘭考人民的心裡都有說不出的高興。 正當人們喜氣洋洋、準備迎接麥收的時候,5月18日,蘭考下了一場暴雨,雨勢很猛,瓢潑一樣,一夜之間降水180毫米。 這一夜,焦裕祿同志輾轉難眠。第二天一早,他就走進縣委辦公室。這時,各公社告急的電話鈴聲不絕。焦裕祿同志立刻決定所有能下去的同志,全部出發,留下少數人看家,及時與下邊取得聯繫,並通知在下面的縣委委員、工作組和公社幹部,盡一切可能,發動民眾排水,救莊稼,穩定民眾情緒,安排民眾生活,大力組織生產自救。 安排停當,焦裕祿同志也冒雨出發了。 他帶著幾個同志,向南越過隴海鐵路,過杜莊河,經杜莊、豆寨,沿路查看了麥田和秋苗被淹的情況,查探了積水情況與水的流勢動向;……最後來到王孫莊。 到了王孫莊,城關公社黨委正在這裡開會。公社黨委書記向焦裕祿同志匯報了一些幹部、民眾的思想情況。他說:“民眾的心剛熱起來,這場雨又給澆涼啦!”他還說到一個生產隊長望著這場雨大哭起來說:“沒辦法啦!麥淹毀了,秋也種不上了,咱使盡了力氣,滿心想摘掉災區帽子,這場雨一下,‘災帽’摘不掉,又繫上了個帽帶,戴得更結實了!” 焦裕祿同志起初只是聽,他看見開會的同志悶聲不語,情緒低沉,就爽朗而又風趣地說: “這場雨是給我們帶來了很大困難。可是,如果象那個隊長大哭就能減輕災情,咱就一起哭!……” 一句話說得大家活躍起來。接著,焦裕祿同志對大家說: “在困難的時候,要看到成績,看到光明,要提高我們的勇氣。公社黨委是整個公社的核心,在這個時候,應當振奮起來,挺身而出,站在第一線,迎著困難上,鼓舞民眾情緒,領導民眾找出路,戰勝災害。” 他說:“出路一定有,只要開動腦筋,就能找出來,我們現在就討論一下,看當前可以採取哪些措施?” 毛澤東思想像開心的鑰匙一樣,把大家挽在眉心的疙瘩解開了;焦裕祿同志在困難面前的樂觀精神也感染了大家,情緒都變得開朗了。心眼兒一活動起來,辦法也多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語,提出了不少好辦法:排水救苗啦,晾地搶種啦,管好秋田啦,大抓副業啦……。 焦裕祿同志細心地聽著,當聽到管好秋田、大抓副業時,心裡動了一下,頻頻點頭,對大家說:“是啊!辦法多得很,只要我們堅持政治掛帥,鼓足革命幹勁,事事依靠民眾,‘帽帶’一定能解開,‘災帽’一定能摘掉!” 他把會上的一些重要意見記在本子上,又就這些問題和大家議論了一會兒。然後,帶著縣委的幾個同志,頭頂大雨,踏著泥濘,踏著積水,從王孫莊回到了縣委。 吃過晚飯,蒙星雨還在下著,他披件雨衣,佇立在縣委會門口,望著陰暗的天空沉思著:除了大抓秋田,大抓副業,還應該做些什麼事情呢? 這時,縣委會的一個同志踏著泥水走來。焦裕祿同志問他: “你從哪兒回來?” 他說:“大堤北邊。” 焦裕祿同志關切地問:“那邊的情況怎么樣?麥田裡積水多不多?秋苗淹了沒有?” 那個同志十分惋惜地說道:“眼看到口的小麥,大部分被水淹毀了!” 焦裕祿同志問:“民眾情緒怎么樣?” “大家正在發愁,說地里沒有指望了!” 焦裕祿同志心裡又動了一下,自言自語說:“明天還得出去轉轉!” 第二天上午,焦裕祿同志帶了一個同志又去王孫莊。 他們來到莊北的一個沙丘下,跳下車子,走上沙丘,站在上面往西北看。只見汪洋一片,都是大水。焦裕祿同志惋惜地說:“這一片淹得怪狠啊!”但展眼一望,水面上露著許多沙丘,他注視了片刻,意味深長地說: “這些沙丘都沒有淹,這就好!” 下了沙丘,走近窪坑,窪坑裡陷腳,沒法走。他們就轉到西邊棗園去。棗樹掛滿了花,焦裕祿同志伸手夠了一枝,一看,小棗露頭了,盈盈實實,青翠可愛。焦裕祿同志點點頭,沉思一下,說:“窪地澇了,可這棗結得很好啊!” 看了棗園,兩人推車子進了村,在村里又找幹部、民眾談了談。有的社員說:“俺們這一片,現在就指望這些棗樹了。”焦裕祿同志滿意地離開了王孫莊,一個“四丟四撈”的救災方案,在他腦子裡逐步形成了。 當天晚上,他同在家的縣委委員商量,召開了一個電話會議,與在下邊的縣委委員通了電話,電話會一直開到深夜兩點。焦裕祿同志把自己反覆思考的“四丟四撈”的想法,告訴了大家,徵求大家意見。焦裕祿同志提出的“四丟四撈”方案,得到大家的支持,作為縣委的指示發給各級黨委。 後來,焦裕祿同志在一次幹部會上,又鄭重地講了縣委對當前抗災鬥爭的意見。 他說: “我們遇到了嚴重的災情,受了災,就象一個人走路絆倒了,倒了就趕緊爬起來。我們眼前的形勢很好,辦法不少,前途光明。” 接著,他具體解釋了“四丟四撈”的方案: “第一,夏季丟了秋季撈――麥子淹了,我們還可以早種晚秋,晚秋管好,照樣可以豐收。這是這場雨造成的好條件:哪年的晚秋能種得象今年這樣早! “第二,窪地丟了崗上撈――窪地積水,但沙丘、崗地沒有水也可以種。沙丘地薄,我們可以多施肥,肥不夠,我們就施窩肥;旱了也不怕,可以用窪地積水來澆。 “第三,地上丟了樹上撈――‘城關收了棗,民眾生活好’,那天我去看過,今年棗結得很好,只要管好,一定能豐收,管棗需要農藥、治蟲器械、技術力量,縣裡可以支援你們。 “第四,農業丟了副業撈――城關離鐵路近,可以大力開展運輸;條子多,可以多編織,另外還可以割草,組織瓦工到城裡修房……總之,及早動手,爭取主動,就能彌補農業上的損失。” 焦裕祿同志把他的這番話總結為十二個字,叫“形勢很好,辦法不少,前途光明”。 在這段時間,中共開封地委一直非常關心蘭考人民的抗災鬥爭,曾經找縣委常委去開封研究工作,提出了具體指示。接著又派了工作組具體幫助。 這一年,城關公社按照縣委和焦裕祿同志的指示,“四撈”兌現,晚秋、大棗都獲豐收,加上副業收入,保證了民眾生活。而趙垛樓大隊在戰勝澇災之後,不僅沒有再吃救濟糧,還向國家交售餘糧八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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