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背景
提到“嘉定三屠”，還需從“剃髮令”說起。對於讓漢人剃頭從滿制，清王朝本是相當謹慎的。弘光朝投降，豫親王多鐸進入南京之後，曾有這樣的公告:
剃頭一事，本朝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爾等毋得不道法度，自行剃之。前有無恥官先剃求見，本國已經唾罵。特示。
然而，不久之後，這項政策卻發生了180度轉變。這裡面有兩個原因:一是政局出人意料地進展迅速，江南半壁臣服，除了東南西南，滿清基本已控制了整箇中原，安撫之策已達到目的；二是漢人官員的推波助瀾，一些業已歸順的官員們雖換了主子，倒也不甘寂寞，或自動剃髮，以示忠心不二；或上書建議，以媚上謀取賞識。滿清感覺名正言順地推行滿制的時機已成熟，疑慮之心消除。六月，清軍再下剃髮令，命令十天之內，江南人民一律剃頭，“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
但是，“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孔子、孟子的儒家思想已經影響了古人兩千多年，古代漢族人哪肯實行剃髮令！這必然引起大規模地反抗！ 書生候峒曾、黃淳耀在嘉定（今上海嘉定）揭竿而起，反抗清朝統治。
七月初一，兩軍會戰，當地的“鄉軍”雖集合了十幾萬人，但都是平民百姓，熙熙攘攘，擁擠堵塞，屬烏合之眾，毫無紀律，更談不到組織和戰鬥力了，李成棟雖只有不足五千兵力，但均為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精兵。
結果，侯黃的“鄉軍”大敗。清軍在嘉定開始了三次白色恐怖，嘉定三屠就此展開。
紀念遺蹟
經過李成棟的三次屠殺令，嘉定反清運動基本平息下來。關於死亡人數有不同說法，一般認為總共在5至20萬人之間。朱子素《嘉定乙酉紀事》稱：“以予目擊冤酷，不忍無記，事非灼見，不敢增飾一語，間涉風聞，亦必尋訪故舊，眾口相符，然後筆之於簡。後有弔古之士，哭冤魂於淒風慘月之下者，庶幾得以考信也夫。”
剃髮令對當時的漢人而言，心理上是難以承受的。“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損傷”，這是千年以來形成的倫理觀，也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思維方式。剃髮不僅有違傳統，也被視為侮辱。因此這項政策不僅遭到了傳統知識分子抵制，也激怒了下層民眾。
在嘉定至今還能看到多處紀念侯峒曾和黃淳耀的遺蹟。嘉定城西有侯黃橋，匯龍潭公園有侯黃先生紀念碑，上海大學嘉定校區的西林寺舊地址有吳玉章題寫的“陶庵留碧”碑，碑背鐫刻著吳玉章的七律詩：“長虹碧血氣沖天，愛國英雄繼千萬，且喜紀元新世界，翻天復地換人間。”在方泰有兩黃先生的墓地。
資料記載
乙酉紀事
侯峒曾，字豫瞻。原任南明弘光朝通政司左通政，南京淪陷後，避難於老家嘉定。黃淳耀，字蘊生。乃崇禎年間進士，與其弟黃淵耀均世居於嘉定城。在侯峒曾和黃氏兄弟的指揮下，城中民眾不分男女老幼，紛紛投入了抗滿行列。為鼓舞士氣，侯峒曾下令在嘉定城樓上懸掛一面“嘉定恢剿義師”的大旗。同時在城樓上“集眾公議”，決定“劃地分守”嘉定城：由南明諸生張錫眉率眾守南門，秀水縣教師龔用圓佐之；南明國子監太學生朱長祚守北門，鄉紳唐咨佐之；黃淳耀兄弟守西門；侯峒曾親自守東門，諸生龔孫炫佐之。此外，由諸生馬元調（時年七十歲）與唐昌全，夏雲蛟等負責後勤供給。集議已定，各頭領率眾在城上日夜巡邏。“嘉人士爭相執刃以從，人情頗覺鼓舞。”為阻止滿洲軍進犯，侯峒曾又下令將城外各橋毀壞，“東，北二門俱用大石壘斷街路，西，南二門用圓木亂石橫塞道途。”天亮時分，兇殘的清軍擊敗了城外各村鎮的鄉兵後，便將嘉定城四面包圍。隨即李成棟下令，集中火炮齊轟東，西二門。“清兵攻城甚急，多縛軟梯至城下，城上磚石如雨。”守城民眾雖“亡失甚眾”，但仍頑強不屈。若有某斷城牆被炮火轟塌，城內民眾便及時用木料和充土布袋堵塞之。“守城者若有傷亡，乃立即補充。”或曰：中國有兩個社會，上浮誇而下粗撲；上遊戲而下獻身。誠信斯言哉！黃昏時分，突然暴雨如注，狂風驟起。守城民眾仍毫不畏懼，冒雨抵抗。是時，因“城中遂不能張燈，（李）成棟令兵丁潛伏城下之穴城，而守者弗覺也。”（文秉《甲乙事案》）翌日破曉時分，暴風驟雨仍然不止。時城上民眾已連續守城三晝夜，遍體淋濕，加之飲食已絕，故人人身疲力竭。李成棟遂令士兵“置燈於地穴中，炮發震城。”火炮聲“終日震撼，地裂天崩，炮硝鉛屑落城中屋上，簌簌如雨，嬰兒婦女，狼奔鼠竄。”（朱子素《嘉定屠城略》）在這腥風血雨之中，災難終於降臨。隨著城牆一隅在炮聲中轟然倒塌，清軍乘機登城，蜂擁而入。清兵“悉從屋上賓士，通行無阻。城內難民因街上磚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紛紛投河死，水為之不流。”此刻，侯峒曾正在東門城樓上。城陷，“士卒皆曰：‘吾曾受公厚恩，尚可衛公出走。’峒曾曰：‘與城存亡，義也。’及下城拜家廟，赴水死之。其長子玄演，次子玄潔身處數十刀，亦死之。”城陷之時，黃淳耀黃淵耀兄弟急趨城內一僧舍。“淳耀問其從者曰：‘侯公若何？’曰：‘死矣！’曰：‘吾與侯公同事，義不獨生。’乃書壁云：‘讀書寡益，學道無成，進不得宜力王朝，退不得潔身遠引，耿耿不沒，此心而已。大明遺臣黃淳耀自裁於城西僧舍。’其弟淵耀曰：‘兄為王臣宜死，然弟亦不願為北虜之民也。’淳耀縊於東，淵耀縊於西。”（黃宗曦《弘光實錄鈔》）又據史載；諸生張錫眉解帶縊於南門城樓上，死前作絕命詞，大書褲上云：“我生不辰，與城存亡，死亦為義！”教師龔用圓赴水死，二子從之。諸生馬元調，唐昌全，夏雲蛟，婁復聞，城破亦死之。又有黃某，與清軍巷戰中“手揮鐵簡，前後殺數百人，後中失而死。”這些“志士仁人”之死，從歷史上看，固然是其儒家“仁義”觀念的根本追求所致。但從民族興亡的高度看，這為民族生存而死之大丈夫精神，不也成為漢民族精神的組成部分嗎？當屠城令下達之時，清兵“家至戶到，小街僻巷，無不窮搜，亂草叢棘，必用長槍亂攪。”“市民之中，懸樑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斷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猶動者，骨肉狼籍。”若見年輕美色女子，遂“日晝街坊當眾姦淫。”有不從者，“用長釘釘其兩手於板，仍逼淫之。”（朱子素《嘉定屠城略》）血腥屠殺之後，清兵便四出掠奪財物。史載：如遇市民，遂大呼獻財寶，“惡取腰纏奉之，意滿方釋。”所獻不多者，則砍三刀而去。是時，“刀聲割然，遍於遠近。乞命之聲，嘈雜如市。”更有甚者，屠城罪魁李成棟，竟用三百隻大船運走了他掠奪的金帛女子。在此劫難中，不乏為虎作倀者。又史載：清軍如北門，“乃奸民導敵入。”至於趁火打劫者，亦不在少數。有漢奸徐元吉者，“以削髮為名，日出行動，割人腹，啖人心肝，動以百計。”然而，清朝的暴行並未撲滅民眾的反抗怒火。七月二十四日，有江東人朱瑛者，自封游擊將軍，率兵五十餘人回到嘉定城。是時，朱率部會同城內市民，將清軍驅趕城外。第二天，逃至城外的李成棟，急令萬國昌率兵增援。李本人則坐鎮城外之織女廟，指揮各路兵馬企圖第二次攻城。七月二十六日清晨，清軍乘城內民眾武裝力量尚未集結完畢，再次攻進城內。有漢奸浦嶂者，向李成棟獻計曰：“若不剿絕，後必有變。”於是，清軍第二次屠城。此時，城內許多居民尚未起，，“遂於屋中被猝然殺之。”頓時，“城內積屍成丘，惟三，四僧人撤取屋木，聚屍焚之。”在此次屠城中，浦嶂一馬當先，“大顯身手”。他甚至將好友婁某的全家斬盡殺絕。為此，嘉定城內民眾“是日逢嶂，齠齔不留。”有一郭姓市民者，曾不勝憤慨地痛斥他：“人面獸心，狗鼠不食。”人神共怒，浦嶂惟掩面鼠竄耳！從李成棟，徐元吉，浦嶂之所為我們看到，每當社會大變動之時，必然會有一部分人因社會的變動而得益。此除時勢之必然外，各階層之個體的品行德性與其地位之升降，亦有不可忽視之關係。而品行德性之淪喪，必然導致個人占有欲的極度擴張。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信夫！清朝的第二次屠城，也未能削弱民眾的反抗意志。八月二十六日，原南明總兵吳之番率餘部，反攻嘉定城。城內清兵猝不及防，乃潰。城內民眾紛紛奔至吳軍前，“踴躍聽命”。然而，吳軍乃烏合之眾。清兵反撲之時，“一時潰散。”史載：吳之番“連殺數人，不能定。呼天曰：‘吾死，分也。未戰而潰，我目弗瞑矣！’挺槍欲赴東門死。”清兵擁入城內，第三次血洗嘉定城。如果說前兩次屠城，對清朝而言，多少留下一些“隱患”的話，那么這第三次屠城，他們可謂“如願以償”。因為在這滿城的累累白骨之上，總算插上了“削髮令已行”的旗幡！史載：在清軍的三次屠城中，嘉定城內民眾無一投降者，死亡者達二萬餘人。
人物記載
1981年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嘉定忠臣：儒學在17世紀中國的領導地位及社會變革》一書，作者鄧爾麟論述了嘉定侯(峒曾)、黃(淳耀)以及龔、沈、徐、張四大家族情況，以及他們在抗清鬥爭中反映的儒學思想。嘉定文化昌盛，多飽讀詩書之士，深受儒家思想影響，“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出現了一批學識淵博、講求氣節的愛國志士學者，“博學於文”，“行己有恥”。明天啟年間，蘇州有人為魏忠賢建生祠，諂媚者爭相往拜，嘉定知縣謝三賓頗為猶豫，找李流芳參謀參謀，李當即答曰：“拜是一時事，不拜是千古事，”謝深以為然，堅不前往。明末清初，以黃淳耀、侯峒曾等為傑出代表的嘉定士紳，把節義看得比自己生命還重，儘管只是一介文弱書生，但當民族危難之際，他們義無反顧，挺身而起，爆發出驚人的能量。
黃淳耀
嘉定三屠遇難的抗清義士——黃淳耀黃淳耀，字蘊生，號陶庵。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生於嘉定，家境貧困，十歲才入私塾讀書，極為刻苦，二十歲不到即有詩名，崇禎十六年(1643年)中進士，這時，明王朝已是四面楚歌，風雨飄搖，黃淳耀哀民生多艱，嘆朝綱不振，恨吏治腐敗，在《野人》三首中抒發強烈的情感：“野人嘆息王師勞，秦賊楚賊如猥毛。攻城掠野官吏死，大江以北民嗷嗷。”“野人嘆息年歲惡，池中掘井井底涸。”“野人嘆息朝無人，朝中朋黨如魚鱗。”故絕意仕途，隱居嘉定城內西林庵。
侯峒曾
嘉定三屠遇難的抗清義士——候峒曾侯峒曾，字豫瞻，號廣成，居諸翟(今閔行區)，天啟中進士，歷任南京兵部主事、浙江參政，南明弘光朝授左通政使，辭而未就。[嘉定葉池碑]江南初定，清廷便下剃髮易服之令，“自部文所到之日，盡使剃髮，遵依者為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蕭一山《清代通史》第294、295頁)。弘光元年(1645年)六月，嘉定爆發數萬人參加的反剃髮起義，義軍推舉侯峒曾、黃淳耀為領袖，抗擊清軍，最後堅守嘉定城。
侯黃事跡
嘉定三屠紀念——上海匯龍潭公園侯黃紀念碑弘光元年七月四日城破後，侯與其子侯演、侯潔殉節葉池，黃和其弟黃淵耀自縊於西林庵。嘉定許多文化世家慘遭滅門之禍，龔姓自宋至明16代中，中進士13人，嘉定三屠時，龔氏後裔隨侯、黃守城，一門12人殉節。陸隴其在《陶庵集》序言中說：“蓋其所積者厚，所養者深矣。”錢大昕《黃陶庵像贊》曰：“儒者之勇，可師百世，”表示對先賢的敬仰之情。嘉定人民懷念他們，民國23(1934)年7月23日，縣誌籌備委員會舉行第七次會議，議決錫滬路西門外練祁河橋，改名侯黃橋，以紀念侯峒曾、黃淳耀。民國25年4月20日，在匯龍潭東岸舉行“明忠節侯侯黃二先生紀念碑“奠基典禮，並於11月6日舉行揭幕儀式。5月1日起修整葉池。建國後，嘉定縣人民委員會1961年勒石於葉池舊址，魏文伯書“葉池”二字，1962年在西林庵立碑，吳玉章書“陶庵留碧”。民國22年，嘉定的學校把每年5月定為實施民族教育運動月，教師講述“倭寇侵城”、“嘉定三屠”、“三三紀念”(民國21年3月3日日軍侵占嘉定城)等禦侮戰事，激發學生大無畏的民族精神。普通國小，由中華職業教育社系的鄉紳和民族資本家創辦，重視讀書和就業相結合，注意培育民族意識。學校設一門鄉土課，講釋本縣的地域、歷史、物產、文化和民風習俗，使學生從小就知道嘉定人民在明代抗倭和清初“三屠”中壯烈的史實。每年清明祭祀之日，師生憑弔侯黃兩位先生殉節的“葉池”和“西林庵”。這些鄉土人事，使大家朦朧地產生了崇敬民族英雄的思想，為嘉定有這些民族英雄而感到自豪。侯黃二先生明朝末年，清軍大舉南下，江南各地人民在一批富有民族氣節的知識分子的感召下，紛紛組織抗清力量，掀起了一場悲壯激烈的大搏殺。“嘉定三屠”與“揚州十日”是當時最為著名的歷史事件。侯峒曾、黃淳耀就是“嘉定三屠”中最傑出的英雄。侯峒曾，明天啟五年（1625）進士，授南部武選主事官職，後任南方文選主事。在政治上，他傾向和同情當時的復社。有人誣陷復社領袖張溥，侯峒曾為他辯解。後來，他又出任稽勛郎、浙江右參政，分管嘉興、湖州兩府。不久，又擢升順天府丞，因京城被李自成攻破，未赴任。侯峒曾為人正直，為官廉潔，在任南部文選主事時，被譽為“南部三清”之一。清順治二年（1645），清軍攻陷南京後，兵臨嘉定。嘉定爆發了十多萬人參加的反剃髮的起義。清軍總兵李成棟聞訊，緊急調兵前來鎮壓。途中，清軍的兵船被嘉定組織的鄉兵一舉燒毀。從而揭開了嘉定民眾抗清鬥爭的序幕。侯峒曾與同鄉進士黃醇耀、黃淵耀兄弟，上海舉人張錫眉，國子生朱長，秀才馬元調、龔用圓等奮起抗清守城。他們在嘉定城樓上豎起“嘉定恢剿義師”的大旗，在四城門布置守城兵力，義師在北門倉橋炮擊清兵，打死清將李成棟之弟李成林，又一次激怒了李成棟。守城抗清戰鬥，自六月十四之後更加激烈。七月初四凌晨，大雨如注，守城義軍飢困交加，在清兵的猛攻下東門先被破，經過激烈的巷戰，嘉定城徹底告破。城破後，侯峒曾攜兩子玄演、玄潔奔回家中，投葉池殉國。由於池水太淺未淹死，父子三人被追來的清兵砍死。黃淳耀，年少時家貧，粗茶淡飯，到10歲時才入私塾讀書，十分努力刻苦，加上天資聰明，不到20歲已詩文出眾，受到“嘉定四先生”中程嘉燧的欣賞，並推薦給常熟大詩人錢謙益家執教蒙館。黃淳耀十分痛恨華而不實的八股文，與門人陸元輔組織直言社，倡導經世之用、言之有物的文章，名重一時。崇禎十六年（1642）考中進士，但對腐敗的明王朝他已失去信心，無意仕途，回到故鄉，隱居在城西西林寺，著書立說，以詩文自娛。清軍逼近嘉定時，黃淳耀與候峒曾一起率嘉定義士守城，七月四日城破後，他偕弟黃淵耀回西林寺，準備自縊殉國。西林寺僧人無等法師勸他：“你雖中進士，但並沒有做官，不必殉國。”黃淳耀心意堅決，回答道：“我在起兵時就發誓與城共存亡，如今城已破，我豈能食言。”他讓無等法師幫他取來筆墨，在牆上奮筆疾書：“弘光元年，七月初四日，進士黃淳耀自裁於西城僧舍。嗚呼！進不能宣力皇朝，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耿耿不滅，此心而已！異日夷氛復靖，中華士庶，在見天日，論其世者，當知予心！”書畢，與弟淵耀雙雙自縊，年僅40歲。據光緒《嘉定縣誌》記載，黃氏兄弟自縊後，對面牆上染著黃淳耀口中噴出的一片血跡，艷如桃花，燦若火焰。無等法師含淚用筆在一旁寫下“留碧”兩字。黃淳耀是明末著名文學家，詩文風格清新雄健，充滿生活氣息。清代著名學者紀曉嵐評其詩“渾然天成，絕無懦響”。黃淳耀崇拜陶淵明，故有陶庵號，文章質樸淡雅，如《李龍眠畫羅漢記》、《頑山賦》等膾炙人口的佳作，至今仍被人推崇，有的還入選學生課本。侯黃兩先生的義節，深深地感動著後人，在嘉定至今還能看到多處紀念侯黃兩先生的遺蹟。嘉定城西有侯黃橋，匯龍潭公園有侯黃先生紀念碑，城中清河路旁有魏文伯題寫的葉池碑，上海大學西校區的西林寺舊地址有吳玉章題寫的“陶庵留碧”碑，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在墓前立表坊一座，有康熙題字“敕旨”額石；兩旁有一副對聯：“國士無雙雙國士，忠臣不二二忠臣。”墓地現為上海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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