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喬林:1999年3月9日，周喬林同志走完他76年的人生路離開了我們,至 -百科知識中文網

1999年3月9日，周喬林同志走完他76年的人生路離開了我們,至今雖已六年了,他仍永遠活在我們心裡。他的一生沒有什麼驚天動地的戰鬥歷程，也沒有轟轟烈烈的事跡,但是,他受黨的多年教育在革命大熔爐中鍛鍊成長,在平凡的崗位上踏踏實實地工作和生活，以一個共產黨員的要求嚴格自己的言行,盡職盡力做了他應該做的一切，他一生坎坷無怨無愧,他的好思想好作風我們記憶猶新，尤其是在特殊的環境裡，能忍受和正確對待不公正的待遇，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生平

（圖）周喬林(右二)與大哥紹齡(中)弟弟喬宗(左二)、大妹淑卿(左一)、小妹淑寶(右一)

在“文革”中老周受極左路線衝擊，遭到不公正的批判和審查，他不是消極埋怨，而是積極對待“接受再教育”，相信黨相信民眾。在集美參加“學習班”，每天要在集美海堤工地勞動，他要我為他在廈門“信託公司”買一雙比較堅固的運動鞋，帶病堅持拖板車、運土頭，在集美“學習班”勞動推板車時，有位工作人員是老周的老部下關心地說：“老周，你身體不好受得了嗎？”他笑著對他說：“勞動好呀！以前，飯吃不多覺睡不好，現在睡覺很好，飯也吃多了”。後來“學習班”宣布他“解放”了，可以到農村去蹲點參加宣傳隊，他積極報名，我考慮他體弱多病為了照顧他，只好放棄城市舒適的生活，向單位請求全家四口一起下放農村安家落戶，老周很高興，積極鼓勵子女和山區的孩子一同生活、上學。當火車即將離開廈門時，不少家屬和送行親友哭成一片，老周拉著小兒子坐在貨車廂（沒坐位的悶罐車廂）的地板上談笑風生，十分樂觀。到了漳平西元大隊，他肩負著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隊長的重任，與民眾“三共同”，赤腳上山勞動，下田檢查生產，與幹部、民眾積極推廣優良水稻品種和生豬良種，和農民民眾交朋友，盡力幫助有困難的貧下中農，直至臨別時大家依依不捨，送了一程又一程。下放三年中，我們從沒有請假回故鄉探親訪友。老周的母親病重，過世時，他正被隔離審查還沒有“解放”不能回家告別，這成為他和家人終生的遺憾。

在住房問題上，老周曾多年忍受不公正的待遇，“文革”期間全家下放，房子就退還公家了，從農村調回廈門先後在廈禾路、同安路教育局宿舍五口人安排住一房一廳24平方米，一住就是十年。老周從參加工作以來風風雨雨、埋頭工作，自愧沒有為黨作出應有的貢獻，在個人待遇上從來未敢向黨提出非份的要求，我們的住房問題在一部份機關幹部和文教界同志中曾一度成為一個議論問題。近十年老周在十平方米的臥室兼會客室里(客人坐床前的沙發椅，腳就碰到床鋪了)，接待過數千人次,從大學教授到普通居民的來訪者(這段時間老周任廈門市教育局局長、黨委書記，市文教辦主任等職務，來訪者較多)；有些同志以為老周風格高，嚴於律己主動讓人，甚至有人當面讚揚，這完全不符合事實，實在受之有愧，我們沒有那么高的風格，十年住房困難主要是極左路線影響造成的；如果說老周有點可取的話，那僅僅是他能依靠組織而不走後門和老周能夠忍受不公正的待遇而己……

為人處事

老周在教育系統多年的工作中，尤其在政治運動中、在對待處理人的問題上，總是注意持慎重的態度，實事求是，堅持原則，這點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5年，廈門市在廈門一中搞肅反試點（當時老周任校長、支部書記），在運動中有的人對家庭成份比較高的、政治歷史比較複雜的老師無限上綱，他就堅持要有真憑實據，否則不得隨意批鬥，更不可違背黨的知識分子政策隨意處理。學校許多名教師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得以保護下來。1957年全國“反右”運動，老周任教育局局長、又任“反右”中心組組長，教育局反右沒有劃出一個右派，當時上面有壓力，下面“造反派”也有壓力，有人提出疑問：為什麼知識分子成堆的機關（教育局），競然會沒有右派分子？據說基層（學校）在報審右派分子名單時老周不敢下筆，他沉痛地說：“劃右派劃得我的手都軟了，‘知識分子多，右派就多這是什麼邏輯？’‘大鳴大放中說了一兩句過激的話就把他們劃為右派這是不合理的’，這些話在之後黨內反右傾運動中就成為老周受批判的‘理由’，即被批判教育局反右運動不得力，所以沒有挖出一個右派分子。而老周說：如果因此而說我是右傾，我願意受批判。原教育局謝澄光、方友義、沈炯峰等老同事幾次在回憶以上情景時都是十分激動。難怪原教育局幹部聯誼會的老戰友至今仍保持每年一次聯誼活動，可見當年同志間的親密、真誠、和諧讓大家非常懷念”。

“文革”時老周被認定為“執行劉少奇修正主義教育路線”，“不突出政治走白專道路”而受到批判，儘管當時教育局的同志比較關心他的身體，對他“文斗”沒有“武鬥”，但十年浩劫給他精神上的壓力也是沉重的，大字報滿天飛“走資派”就要整天沒完沒了的寫檢查，向造反派交代“錯誤”、“罪行”，參加勞動，甚至在受審查期間言行都要受到限制、監督，家人、朋友為他身體擔憂，他總是樂觀坦然地說：要正確地對待民眾運動，要相信民眾，相信黨，問題會弄清楚的。 1980年後，中共廈門市委有關部門先後多次為老周作出平反決定，組織上給予他徹底平反、恢復名譽，他向組織表示：我年齡還不算老，但體力精力不行了，要儘快把袖子捲起來，振作精神，抓緊時間，大膽工作……

1984年12月，他任廈門市落實地下黨政策領導小組副組長兼辦公室主任，施能鶴任組長，他倆對受極左路線迫害深有體會，因此，他們能實事求是、堅持為黨為同志負責，深入實際協調有關單位認真落實政策，為老同志歷史冤案(使一位蒙冤40多年的地下黨員)得到平反昭雪，恢復黨籍，在黨內外影響較大。老周在晚年離休後身份地位變了，仍然熱情地認真地從事多項社會工作。他反對把老幹部當“花瓶”、掛空名，他人離休而思想不離休，把人生的腳步落到關心下一代工作上，並先後被聘任為廈門市教育基金會理事兼監事長；廈門市教育學會會長；及職工技術教育研究會、市教委關工委以及一中、五中、安海養正中學廈門校友會、僑鄉經濟促進會、市老人基金會等廿幾個單位為顧問、會長、常務理事等職，十幾年為做好各聘任工作付出了心血。

教育事業

老周從參加革命工作後一向重視教育青年的工作，接觸了許多中青年知識分子，他在市團工委、一中、教育局、文教辦及市人大等崗位上都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黨的教育事業上。離休後，仍然關心黨的教育事業，參與組織成立廈門市教育基金會，為推動社會參與辦教育作出努力。1994年，市委決定成立廈門市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當時71歲的老周擔起市關工委常務副主任的擔子，五年中他和關工委的同志們一道，深入基層作專題調研，探討青少年的教育問題，宣傳發動老同志參加關工委工作，向各級領導反饋信息、提建議，推動各級關工委組織的建立健全；在幫助提高青年教師素質、推動素質教育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他說：“培養好一名青年教師，就等於培養了一大批好學生”；他關心學生身心健康，積極參與禁毒宣傳，關心弱智兒童的教育；配合有關部門極力推薦抗日救亡時期的優秀歌曲，為編印、錄製、推薦《抗日救亡歌曲選》費盡心神解決各個環節的難題，當歌選和錄音帶配製出來後，他很高興，無數次地播放低吟。

老周的一生是為教育事業奮鬥的一生。他熱愛教育工作，早在1952年組織上調他到廈門一中當校長時就表示：“適合我的心愿”。由於長期從事黨的教育工作，比較熟悉其特點和規律，對教育事業有著特殊的感情，離休後和廣大知識分子、教育工作者仍然保持著密切的聯繫，有說不完的話和道不盡的情。他於1987年12月，參加廈門市教育工作者赴香港教育考察組活動，和香港教育界人士交流工作經驗；1989年3月，老周被聘為廈門一中校友會(二屆)名譽理事長，他積極參加一中校友會組織的各種活動，每次和老教師、老同事以及校友同學們在一起，久別重逢，談笑風生，合影留念是那么開心激動……

1992年8月應菲律賓廈門一中（五中、省中、市中）校友會吳宣瑚等校友邀請，老周和黃種祥、黃惠琳三人代表廈門一中校友會赴菲律賓訪問，和海外校友親密接觸，出席中國駐菲律賓特命全權大使黃桂芳和夫人等校友參加的座談會，努力完成校友會的重託。菲律賓《世界日報》整版報導這次歡迎新老校長的訪問活動。

和家人關係

曾埋怨老周當了領導但對親人的困難沒能幫助解決，如他的大妹妹下放回廈門一家幾口人租私房一個大廳很擁擠所在學校不能幫助解決，夫妻倆搬回同安蓮河當中、國小教師；我的二個妹妹上山下鄉回廈門也無法安置工作，只能長期作臨時工。但老周總是教育我們：要依靠組織解決問題，“到農村好，那裡也需要教師，又有房子住”。可是，他對待同事、下屬和朋友，只要不違反政策都樂意幫助。謝澄光同志回憶說老周平時很少到他家，居然為了一位錯劃為“林彪江青同夥”老同志的孩子上學問題二次專程到他家幫助解決問題，讓老謝十分感動。離休後有的老同志托他向市領導反映問題，他總是不厭其煩地守著電話等到某領導回家轉告他才安心睡覺。有個素不相識的烈士後代廈大畢業後找不到工作，她上門來求助，老周耐心聽取意見，並積極到處為其打聽、找門路。

老周堅持身教重於言教，對待家屬嚴格要求。儘管女兒和我們一同下放到農村三年，在那裡念國中，回廈門後高中畢業還是積極回響號召和同學們一起到灌口雙嶺知青點勞動鍛鍊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她曾經因摔倒腳骨折回家治療，醫生認為她不能參加重體力勞動，老周支持鼓勵她回知青點繼續鍛鍊，直到和其他知青一同返回廈門。在選擇工作時老周又鼓勵她從事教育工作(當時不少人認為要找工資待遇較好的工交外貿工作)。女兒加入教師隊伍後，老周經常關心教育她要做好教育、教學工作，做個人民的好教師。女兒沒辜負父望，在教育崗位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績，這與老周的教誨是分不開的。當年，我的兒子以高分考入上海復旦大學數學系，不少人問“你孩子是念那所學校的？”，在一些人眼裡，老周是教育局的領導，孩子理應在重點學校吧！其實，兒子從小就是就近入復華(新華)國小、漳平西元國小、溪岸國小、以及廈門九中、四中（大同中學）念書，老周以此為例經常對同志們說：不一定要強調讓子女、孫子進重點學校，主要在教育……當兒子希望到國外深造時，老周一面積極支持，一面要求他好好工作、努力自習英語創造條件，兒子按當時有關規定在高校工作滿五年允許自費出國留學免交“培養費”，而我們幾乎把大部分工資收入的儲蓄送他去美國留學，兒子在美國留學時,老周為了和他探討問題茶飯不香,苦苦思索,往往要和女兒先探討他的思路,有時一個觀點一個例子要反覆地對她講述,直到把信寫好,他怕字太小兒子近視看不清還要我抄正才寄出,他就是這樣執著認真地關愛子女。兒子也不負父親的教導立志勤工儉學、自力更生拿到博士學位。兒子從美國學成回國，因多方面的原因沒能回廈門，到外省某高校當副教授，親友們是多么希望他回故鄉來工作，當時老周要是出面要求我想組織上是會照顧的，而他不但不要求照顧，還在病重住院時當著我的面認真地交代兒子要在那裡成家立業、好好工作；並且教育我要鼓勵孩子上進不要拉他的後腿。老周在職時工作繁忙，離休後經常參加各種社會活動，他才有幸參加廈門市老乾局、市人大、市教委為離休老同志組織的外出參觀旅遊活動。他參加革命工作40多年從來沒有到過首都北京成為笑話，以至到離休後1991年10月（當時68歲了）才和廈門市人大的老同志第一次上北京，穿上中山裝在天安門前留影了卻了心愿；北京的天氣雖冷，穿上大衣登上長城，“不到長城非好漢！”老周離休後參加原市一級領導外出旅遊參觀時,從那一年起可以允許帶家屬隨行,我知道後很高興,但老周始終不同意,認為家屬不應享受非份的待遇,別人這樣做是有什麼特殊情況而他沒必要這樣做，因此,我幾次都失去機會埋怨於他,但他確覺得心裡坦蕩。

圖片說事

周喬林(前排右三)與廈門一中高三同學在一起	1981年,周喬林(左一)與來廈的教育工作者相聚在廈門集美,後排中為原廈門市教育局局長李永裕
1987年,時任福建省廈門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周喬林(左四)率領廈門市赴香港教育考察組和香港教育界人士在一起,左三為時任大同中學校長歐陽伯惕校友	1992年8月,廈門一中老校長周喬林(前排右五)代表廈門一中校友會赴馬尼拉訪問菲律賓校友，共敘師生情誼,時任廈門一中校長黃種祥(前排左三)校友黃惠琳(前排左四)一起陪同，(前排右四)為中國駐菲律賓特命全權大使黃桂芳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