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傳”在《舊唐書》卷196，文分上下篇，約2．75萬字。文中先述吐蕃族源，次述制度，再述物產、衣食居住與風俗，最後，也最主要的是講述唐蕃關係史，涉及通婚、通使、問聘、戰爭、會盟、劃界等方方面面。
文章一開頭即言：“吐蕃在長安之西八千里，本漢西羌之地也。其種落莫知所出也，或雲南涼禿髮利鹿孤之後也。”開門見山，陳明吐蕃的居地方位和族源。同時也向人們表明了兩個重要史實：其一，後晉時的人們並不明了吐蕃的族源，征之唐人杜佑《通典》卷190邊防六所謂“吐蕃在吐谷渾西南，不知有國之所由。”更知唐人也不明了吐蕃之族源。其二，本書作者雖明言吐蕃位於漢代西羌之地，卻和《通典》作者一樣，傾向於支持“南涼禿髮利鹿孤之後”一說。下文還進一步說明贊同該說的具體理由。
在史實敘述中，《舊唐書》大量轉錄原始文獻，如唐中宗景龍四年（710年）正月的制誥，唐玄宗開元十七年（729年）吐蕃大臣名悉獵所奉表，開元十八年（730年）正字於休烈的上疏，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唐蕃清水會盟碑文，貞元三年（787年）詔敕和唐穆宗長慶元年（821年）唐蕃會盟盟文，合計2400字。作為一部史書，不加裁剪地羅列詔敕表疏，實在不能說是它的優點，但是，從保存資料，尤其是吐蕃使臣上表，以及唐蕃盟文來看，還是十分可貴的。現在可以說它是一個長處。
《舊唐書·吐蕃傳》對某些史實的表述，有優於《新唐書·吐蕃傳》的地方，如記述唐高宗時吐蕃遣使請求各種專業技術人員、引進唐朝先進技術這一重要事件即是其例。《新唐書·吐蕃傳》的記載是：“又請蠶種、酒人與碾等諸工，詔許。”《舊唐書》則謂：“因請蠶種及造酒、碾、、紙、墨之匠，並許匠。”後者即涉及到極其重要的造紙術傳入青藏高原地區，乃至傳入南亞的問題，卻被《新唐書·吐蕃傳》給省略了。又如有關貞元三年（787年）唐蕃關係史記事，顯然《舊唐書·吐蕃傳》詳於《新唐書·吐蕃傳》，為人們提供了更為豐富和具體的史實內容。
此外，對於某些史實細節，《舊唐書·吐蕃傳》與《新唐書·吐蕃傳》的記載並不一致，可以成為人們進一步弄清史實真相的重要依據，如長慶元年參加唐蕃會盟的官員的名單，以及他們的官銜，兩書記載有異，且與唐蕃會盟碑石文（參見王堯編著《吐蕃金石錄》，文物出版社1982年）有所不同，可以相互對勘，考證史實。
但是，《舊唐書·吐蕃傳》相對於《新唐書·吐蕃傳》來說，事少文繁，多有取捨不精的地方，在文字的表達方面，也頗多疵漏，如記松贊乾布（即弄贊）率兵20餘萬頓於松州西境，遣使貢金帛，雲來迎公主，又謂其屬曰：“若大國不嫁公主與我，即當入寇。”即很不恰當。與之不同，同一段話，《新唐書·吐蕃傳》謂：“公主不至，我且深入。”就顯得較為得體。一“深入”，一“入寇”，所差者也許並不僅僅是這兩個字。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新唐書》共225卷。宋仁宗不滿《唐書》（即《舊唐書》）行文，下令設立書局，抽調文人學士，重撰唐史，由宋祁、歐陽修主其事，歷時17年，於嘉礻右五年（1060年）編完。《進新修唐書表》稱新書，“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實非虛譽之辭。
“吐蕃傳”在《新唐書》卷216，文分上下篇，約2．1萬字。與《舊唐書·吐蕃傳》一樣，該書講述了吐蕃的族源、居地、風俗、制度、物產，以及吐蕃的發展、鼎盛與衰落，尤重唐蕃交往史，是研究唐代吐蕃史的基本史料。
與《舊唐書·吐蕃傳》相比，它有一些特點，如文中增補了吐蕃贊普世系、官職名稱等，這都是利用第一手材料，也即藏文文獻的山豆石山豆石結果，對於吐蕃制度史的研究，價值很大。該書作者還提出了自己對某些重大問題的看法，最突出者如族源問題，與《舊唐書·吐蕃傳》傾向於吐蕃來自拓跋鮮卑說不同，《新唐書·吐蕃傳》主張吐蕃源於西羌說。在材料取捨上，省去了詔旨表疏等原始文獻資料，增補了許多重要史事及材料。
就“其事則增於前”而言，《新唐書·吐蕃傳》文首有關吐蕃族源、贊普世系，以及衣食、風俗和典章制度等方面，以及文末許多重大史事即是例證。前者以藏文史料補充了吐蕃大相、內大相、整事大相三大系統、九大尚論的職官系統；吐蕃章飾制度；金銀錫銅等寶藏；“其舉兵，以七寸金箭為契。百里一驛，有急兵，驛人臆（膊）前加銀鶻，甚急，鶻益多。”的驛傳制度；“飲酒不得及亂，婦人無及政。”的風俗習慣；吐蕃先王名字世系傳承等等。後者則增補了劉元鼎出使吐蕃行記；吐蕃鄯州節度使尚婢婢和落門川討擊使尚恐熱等人的個人傳記資料，以及他們在河湟與河西地區的混戰狀況；吐蕃奴部渾末人的活動情況；唐朝鳳翔、涇原、靈武等節度使收復失地，尤其是張議潮收復瓜、沙等十一州來歸的史實。從時間上說，《舊唐書·吐蕃傳》記事止於唐宣宗大中三年（894年），而且唐穆宗長慶三年（823年）以後記事，十分簡略。《新唐書·吐蕃傳》記事則止於唐懿宗鹹通十三年（872年），多出24年，而且記事內容遠較前者豐富。
就“其文則省於舊”而言，《新唐書·吐蕃傳》除刪去約2400字的詔敕表疏之外，在行文上力求簡潔明了，有勝於《舊唐書·吐蕃傳》者。對於某些重要史事的發生，也能增補必要的理由，如有關松贊乾布率軍進攻松州失利退兵一事，舊書只言“（牛）進達先鋒自松州夜襲其營，斬千餘級。弄贊大懼，引兵而退，遣使謝罪，因復請婚，太宗許之。”而新書不僅記述了上述史事之外，同時也指出：“初東寇也，連歲不解，其大臣請返國，不聽，自殺者八人。至是弄贊始懼，引而去，以使者來謝罪，因請婚，許之。”較前者更豐滿、更充分。但是如我們上文所說，新書的某些省略，也存在缺失。因此，研究唐代吐蕃史，新舊兩唐書“吐蕃傳”不能偏廢，而應參校閱讀。若進一步與敦煌吐蕃歷史文書（古藏文）資料對勘研讀，收穫當更為豐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