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賾
劉博平，1891-1978，湖北廣濟縣（現武穴市）大金鎮冶子咀村人。湖南常德知府劉燡之曾孫，名賾（音ze），字博平，自號許叟。因曾祖父劉燡病逝
文法理工農醫國立武漢大學牌樓後面的“文法理工農醫”六字就是由中文系教授劉賾（劉博平）書寫，表示武大辦學的理想規模。劉先生書法自成一家，郭沫若曾稱讚他的書法是“珍品”。
劉賾是我國著名的國小家。他就學北京大學時，從國學大師黃侃(季剛)先生受文字音韻訓詁之學，甚得黃先生賞識。北大畢業後，他在博覽群書的基礎上，不斷深入研究這門學問，經過長期的努力，終於成就斐然。他與黃焯(耀先)一同被學術界稱為章(太炎)黃(季剛)訓詁學派的主要繼承人。
劉賾研究祖國的語言文字有明確目的和濃厚興趣。他在談到古音研究時認為：“吾人求古音，所以明古義，由是以探討古代社會歷史文化之衍變情況，斯為研治古言古訓之重要意旨也。”這是他畢生樂此不疲的原因。他說：“吾推尋文字根源，每於一二字用意窮日夜，仍難得其聲義所由之故，泛覽文史，輒日盡數卷，寧用力多而畜德少耶?然吾終不以彼易此。”他治學60年，就是如此覃精冥悟、深造自得的。他還意味深長地告誡學子：“入其門，則其樂也無窮1”
劉賾研究文字聲韻訓詁之學，繼承了章黃學派的基本觀點和方法，面又有自己的創新。早在30年代初，他就注意到了漢語浯音和文字的系統性，以大量例證闡明了“古聲同紐之字義多相近說o，。此後的幾十年里，音義關係這個難度極大的問題成了他研究的主要對象。黃炸曾概括地指出他的著作“卓然獨見吾土語言文字本真，一祛前儒漫言假借之敝，且灼見文字為先民心聲，而其事與史同功也。”劉賾於文字相生相衍之跡發現甚多，縝密地確立了他的漢語言文字音義上多兩兩相麗的基本觀點。他分{說女》音義同源相生之字為名事之屬、音義相承之屬、事物類象之屬等五類。這是語源學上的重要發現，對研究漢語言文字的系統性具有開創意義。
劉賾治學嚴謹。他按照黃侃先生所定古本聲19類，古本韻28·部，將《說文》九千餘字分別列入表格，置於几案，數十年尋繹不殆。他的數十冊以國小札記為主要內容的《簡園日記》，建國前以自書石印流傳。50年代末，他嫌其未臻成熟，決意收回而付2一炬。其中，他自己比較滿意的，僅僅十不存一的一本《簡園日記存鈔》。對其舊作，無論是未刊稿，還是已經發表、出版過的論著，大都反覆作過修訂和刪補，力求臻於縝密。
劉賾著述宏富。1932年所編《聲韻學表解》講義，旨在使學子“由通《廣韻》以明古今之音”，得到黃侃先生的充分肯定。此書1934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章太炎先生為其題簽並作序，許他為再傳弟子。1963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了他的另一部，著作《說文古韻譜》。其中所附《中國語言文字音系略例》，系統闡述了他對漢語言文字的音義關係的獨到見解，為研究者探討這個問題指出了途徑，提供了方法，也是此書的意圖所在。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將他的遺著《初文述誼》、《國小札記》合為《劉賾國小著作二種》影印出版。《初文述誼》對每一初文和準初文都作了精闢的解釋，對探求《說文》全書的藩奧，可以起到“用力少而成功多且易”的作用。《國小札記》是他對音義關係的微觀研究，探賾索隱，創見迭出。這是他從自己的大量國小札記中嚴格篩選出來的文章，是一份彌足珍貴的遺產。劉賾還有{說文釋例匡謬》·、《楚語拾遺》、《古聲同紐之字義多相近說》，《再答王楚屏先生問浠水方言》、《喻邪兩紐古讀初探》、《廣濟方言之調類與調值》、《釋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廣擠方言》、《說文形聲釋例》等文章散見於學術刊物。
生平簡介
劉賾，字博平，湖北廣濟人，1891年生於湖南牛鼻灘一舟上，故自號牛鼻灘生。1914-1917年就讀於北京大學，師從著名國學大師黃侃先生。1929年始就教於國立武漢大學文學院中文系，講授文字、聲韻、訓詁和《周易》研究諸課程，兼任系主任多年，1956年由教育部評定、國務院公布為一級教授。至1978年病逝，50年貢獻於武大，為中文系“五老”之一。1929-1963年間，劉博平先後在《武漢大學文哲季刊》、《武漢大學學報》等學術刊物發表《〈說文〉釋例匡謬》、《楚語拾遺》、《古聲同紐字義多相近說》、《〈說文〉形聲釋例》等多篇重要論文，1963年出版《說文古音譜》一書，1978年病逝時留有《初文述誼》和《國小札記》兩部遺著。
劉博平是章黃學派嫡傳弟子。1932年，他將聲韻學教案整理編撰成《聲韻學表解》，寄請黃侃審閱，黃侃特意請自己的老師章太炎為書作序，序中評價道：（此書）“言古今韻，能得大體”，並稱許劉博平為“再傳弟子”。
劉博平治學嚴謹，精益求精。他用日記記錄40餘年治國小之心得，於1953年冬石印成35冊《簡園日記》，在校內廣為流傳。後又覺尚有不足，便毫不客氣地全部收回，只取其中1947-1953年間札記題名為《簡園日記存鈔》。黃焯先生（黃侃之侄，時亦任教武大）為其作序高度評價：“蓋其所鈔而存者乃其四十年來閟聲光一室之中，覃精冥悟，深造自得，信足達頡誦之玄意，將質諸百世而無疑者。”但劉博平仍覺得此存鈔還有待補充修訂而未出版面世。今世人所見《國小札記》，是他1964年以73歲高齡將存鈔改寫，76歲重新修訂，82歲正式定稿時仍然打算繼續修訂。但不久便臥病在床，抱憾而去。
1980年，時任副校長的劉道玉非常提倡、重視學術交流，竭盡所能為校內各種學術會議的召開鋪路搭橋。在中文系主辦的一次古代文論討論會上，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長李俊民和總編輯包正弟均有出席。會後，黃焯宴請李社長一行，感謝其同意出版自己所整理黃侃著作和他本人的著作；同時將劉博平的《初文述誼》和《國小札記》兩部遺著鄭重推薦給出版社。李俊民早年亦為黃侃入室弟子，與劉博平有同門之誼，當即欣然同意。這兩部遺著於1983年合為32開精裝本《劉賾國小著作二種》出版，重約4斤，共1236頁，其中《初文述誼》964頁，《國小札記》272頁。劉博平在世時愛好書法，《劉賾國小著作二種》全由他用毛筆寫成，字源部分為篆書，其他部分為小楷，其篆書被郭沫若稱讚為“珠圓玉潤”。出版社便完全尊重他的手寫原貌進行影印，標題亦為他曾經書寫所成。著作僅定價9.75元（1963年出版的《說文古音譜》定價20元，可見此書的出版並無任何盈利目的），共影印了4000本。
歷史證明，一門學術的學統極其重要，人文學科尤其如此。王力在《中國語言學史》第三章中談道：從清代到民初，研究《說文解字》的學問如此發達，其重因之一即在有學統傳承下來。俞樾傳道與章太炎，章太炎又傳道與黃侃，其他即使沒有師生關係者，也在學術上繼相接受深刻的影響，如此一脈相傳則有利於讓優良之處沉積下來。劉博平作為章黃學派的嫡傳弟子，其《劉賾國小著作二種》即是對章黃學派學統的傳承和光大。
章黃學派的理論精髓在於：以形說義，依聲求義，即本著字形與字義相聯繫的原則來推溯《說文解字》所收錄的9000字中字源及其派生的同源字和同源字族。許慎在《說文解字》序中論到：“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即謂文代表字源（根），字在文基礎上派生出來，由文到字是漢語演變的方向和軌跡。如“朿”這個象形字派生出了“刺”（用刀刺人）、“莿”（用草木刺人）和“策”（馬鞭），因此“朿”是文，是本；後三者則是由其發展而來的字。章太炎由此得到啟發，於1908年在其所撰《文始》（我國首部推溯《說文》中同源字與同源字族的著作）一書，以音義相聯的原理和依聲求義的方法探求出《說文》所收9000字中共有文（字源）519個，並逐一細列每個字源所派生出的同源字，形成5000多個字族群，由此為《說文》9000字構建了較全面的字族系統。
黃侃繼承了章太炎這種研究方法。他在《說文略說》中談到：“蓋提挈維綱，止在初文數百；自是以降，要旨由初文變易，孳乳而來……今若推其本原，往往集數十初文而聯為一貫，用以得文字之太初。”又在《訓詁學講詞》中談到：“文字根於言語，言語發乎音聲。則聲音者，文字之鈐鍵，文字之貫串，故求字之系統，既不離乎聲韻，而求文字之根源又豈能離乎聲韻哉？”然而黃侃著書立說過於嚴謹，認為“五十當著紙筆矣”，遺憾的是他恰好於50歲那年突然病逝，沒有留下已寫好的論著，因此這一方法在他那裡貫徹得並不徹底。但黃侃曾在《說文解字》文本上就字源和字族作過批註，由黃焯在80年代整理出版為《說文同文》一書，北京師範大學王寧教授據此將章黃二人的統計結果進行比較，發現完全相同者占67%，部分相同者占21%，不同者僅占12%。毫無疑問，黃侃正是繼承章太炎“以形說義，依聲求義”的研究方法來對《說文》進行研究的。
到了劉博平這裡，他仍然繼承了這種研究方法，仿照黃侃將《說文》9000字分布在所定古韻28部，古本聲19類（紐），撰述《說文古音譜》，為《初文述誼》中進一步推溯字源和字族打下基礎。同時，他在《劉賾國小著作二種》中進一步光大了這種研究方法，表現在：首先，選字、分字更為精細。他僅選取423字作為《說文》9000字的字源，並將其細分為獨體象形的文（字源）189個，獨體指事的文51個，合體象形的文80個，合體指事的文58個，變體象形的文9個，變體指事的文23個，省體象形的文7個和省體指事的文6個。其次，更全面地構造《說文》的字族系統。劉博平進一步論述每個字源的形體、旨趣和音義關係，比章太炎更為細緻精確地逐一細列每個字源的同源字，只有少數疑者蓋缺。最後，他引進唯物史觀和辯證法來覽述遠古社會的歷史文化及其影響下文字發展和字形、字音、字義間的關係，充分展現《說文》所收9000字所蘊涵的遠古社會包羅萬象的社會歷史文化信息，這是章太炎和黃侃所缺乏的。
劉博平在解放後初步接受了唯物史觀，他在贈送給其得意弟子李格非的對聯中寫道：“期以聲音訓詁擁護民德須用馬列主義衡量群言。”1962年，時任武漢大學校長的李達極力提倡名家為學生們作學術報告。劉博平在其《研究〈說文〉的任務與方法》這一報告中，強調應運用唯物史觀的歷史主義觀點和相互聯繫的方法研究《說文》，批評清代國小家反歷史的推測和解釋古人造字的本義，以及未將9000字作為一個整體，而是一個個孤立加以研究的方法。此學術報告被整理為論文《劉博平談研究〈說文解字〉》，發表於《江漢學報》1962年第5期。他在授課時也常談道：造字者以自然界、社會現實和民族進化史跡為依據，漢字的發展規律是以社會發展和民族進化史跡為根基的，研究者要將文字的形、音、義，字源、字族與社會發展、民族進化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做到“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如州、周、舟和疇是一群同源字族，州，水中可居曰州。先民遭洪水，水中高土可居而生聚。“昔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者，明九州得名，本於民居高土之州，且明陶唐氏之所以號曰堯也，堯，高也。周，取兩旁之水的匝繞意。舟，取舟可居猶州可居的類象之意。疇，耕治田也，取於高土各治其土之意。由此，“州”這一字源派生出“周”、“舟”和“疇”等同源字。
中華民族歷史悠久，其遠祖早已把天地人看成一個有聯繫的整體，形成一種視天地自然界和人類社會萬事萬物都似乎有密切關係的整體直觀之思維方式，這是近十多年來研究者的看法；其實，劉博平總結概括出的先民造字的五種條例早就初步揭示出此種思維方式，這五種條例是：名事相依、音義相承、事物類象、共同與個別和正與反。他的這種觀點直接為上世紀80年代興起的文字文化學提供了依據，正如李開金先生在《紹章黃學統探文字真源——〈劉賾國小著作二種〉發微》一文中所說：“《初文述誼》等二種著作是從文化史上，從民族思維發展史上探索漢語言文字創造演變規律的巨著；加以重新組織，便可成為一部富有鮮明特色的《漢字文化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