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北曲村

前北曲村

前北曲村,隸屬山西省運城市芮城縣風陵渡鎮,地處芮城縣、相鄰上田村、五一村、高家村、田村,環境幽美,天藍水清,山明水秀,物產豐富,由前北曲、後北曲、新興、李家後坡四個自然村組成,總面積約1000餘萬平方米,主要土特產包括紅棗、花椒、蘋果、蘆薈、蘆筍等作物。

基本信息

曲村

遺址位於曲沃縣曲村鎮,北依崇山,東、南面為滏河,東西長3800米,南北寬2800米,總面積約1000餘萬平方米,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該遺址有新石器時代的仰韶、龍山文化層、夏文化層、西周至戰國文化層,以及秦漢元明文化層。有15000餘平方米的晉侯墓地,10000餘座西周至戰國古墓。目前已發掘出周代墓600多座,出土了280餘件青銅禮器,大量青銅兵器、車馬器、完整陶器1000餘件,以及數萬件玉、石、骨、貝、蚌、鉛器等。根據青銅器銘文的推測,晉之始封地即最早的晉都就在曲沃境內,同時M8的陪祀車馬坑為全國同時期最大的車馬坑,目前已清理出陪祀馬100匹,戰車正在進一步清理發掘中,文化內涵十分豐富。

來到曲沃縣,最想去的地方就是天馬———曲村遺址。該遺址在翼城縣之西和曲沃縣之東兩縣的交界處,北依崇山,東、南面為滏河,包括天馬、曲村、北趙、毛張四個村之間的一大片土地,東西長3800米,南北寬2800米,總面積約1000餘萬平方米,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涵蓋有新石器時代的仰韶文化層、龍山文化層、夏文化層、西周到戰國文化層及秦漢元明文化層,最引人注目的是占地面積有15000餘平方米的晉侯墓地和10000餘座西周至戰國古墓葬及車馬坑

走近天馬———曲村遺址,感受最深的是一些遺址和頗有氣勢的晉侯墓葬。矚目遠望,天馬———曲村遺址不僅規模宏大,而且延續的時間也較長。經過考古學、歷史學等方面的初步判斷,此遺址在西周初期就興起,發展到鼎盛時期是在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而到春秋中晚期至戰國早期,卻又陡然衰歇下來。我們知道,侯馬晉國遺址開始興起是在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發展到鼎盛時期是在春秋中晚期至戰國早期,戰國中晚期才逐漸衰歇下來。從這兩處晉國遺址的盛衰交替情況,人們將不難看出它們首尾相銜的關係,這樣天馬———曲村遺址自然為尋找晉國的舊都“故絳”提供了極其重要的線索。

翻開中國古代汗牛充棟的典籍,關於春秋時代以前以及更早一些的晉國歷史的記載不能算少,但在考古學家眼中,非有實物不能澄清那些自相矛盾、觀點各異的文獻記載。就說晉國罷,關於它的都城確切建在何方,原來就有多種說法。“桐葉封弟”,封於夏墟。夏在何方?一說在晉祠,一說在翼城,也有人說在襄汾縣的趙康。撥開這團團疑惑,確定晉國首都,從而確定“夏墟”,找到夏文化遺址,這正是考古界當年所以煞費苦心找晉國古都的初衷。1962年,國家文物局謝元璐先生首次發現了天馬———曲村遺址;1963年秋,北大考古專業畢業班學生在此進行了首次發掘。1979年秋,考古人員又進行了第二次試發掘,並發現了長達800米的晉國墓地。兩次發掘先後發現墓葬11座。這些材料使考古學家與歷史學家對此遺址的文化內涵及其分布、年代分期、文化特徵等問題都有了基本認識。幾十年來,天馬———曲村遺址經過連續12次大規模勘探發掘,共揭露面積12000平方米,發掘墓葬1000餘座,其中周代墓葬800座。其面積達鄭州商代遺址和殷墟遺址之半,等於西安灃西、灃東二遺址之和,超過北京琉璃河燕國遺址兩倍以上,是目前發現全國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周代遺址。據記載,天馬遺址的核心部分是九代19座晉侯及夫人的大型墓葬,每座墓葬之東又有車馬坑,每個坑有戰車、轎車數十輛。其中8號墓(晉獻侯)陪祀車馬坑,東西長21米,南北寬15米。車馬坑內東部為馬坑,西部為車坑,現已發掘清理出陪葬戰馬103匹。據考古專家推測1號車馬坑內有戰車25乘,為全國西周時期最大的車馬坑,比秦始皇兵馬俑要早600年,而且陪祀的是真車真馬,它是研究我國西周時期政治、經濟、軍事作戰的實物,也是一份得天獨的旅遊資源。

源遠流長的天馬———曲村遺址,給曲沃留下了大量的文物寶藏,素有“地下博物館”之美譽。曲村———天馬遺址堆積豐厚,共有2萬座墓葬,目前得到發掘的尚不足十分之一,特別是晉國600年歷史,36代晉侯晉公,發現的僅有9代,尚有27代晉公大墓有待探尋,整個遺址的考古發掘還任重道遠。截至目前,天馬———曲村遺址已發掘出周代墓600多座,出土了280餘件青銅禮器,大量青銅兵器、車馬器、完整陶器1000餘件,以及數萬件玉、石、骨、貝、蚌、鉛器等。根據青銅器銘文的推測,晉之始封地即最早的晉都就在曲沃境內,同時8號墓葬的陪祀車馬坑為全國同時期最大的車馬坑,已清理出陪祀馬100匹及部分戰車,它對夏商周斷代工程具有重大意義。雖說晉南地區早就被公認為是春秋戰國時期晉文化遺址所在地,但西周時期晉國的始封地卻一直不詳。直到近年來曲沃縣曲村九代19座早期晉侯及夫人墓群的成功發掘,方使人們恍然大悟:曲沃就是晉國始封地所在。

曲村———天馬遺址的考古發現的重大意義在於它的文化層豐厚,歷史跨度長。該遺址的搶救性發掘自1992年展開以來,連續兩年被評為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特別是這個遺址提供的青銅器,其上有銘文、年號,對建立比較詳細的西周考古分期標誌,確立若干年代定點具有重大意義,為夏商周斷代提供了重大線索。在三代活動頻繁的區域,往往在發掘中發現周朝早期與商代晚期的文化相互重疊,不易區別。而曲沃沒有商代文化遺存,更易描繪西周文化的面貌。

在歷史的迷霧中,在遼闊深厚的大地上,天馬———曲村遺址出土的數萬件青銅禮器、樂器、成套玉器,還有大量車馬器和大批青銅兵器,以及出土完整的千餘件陶器、玉、石、骨、貝、蚌、鉛器等文物,完全展示出曲村———天馬遺址是一幅中華文明起源、發展的歷史解剖圖,可以說,該發掘成果為我國《夏商周斷代工程》西周列王編年課題的解決提供了重大線索,同時也填補了我國史學研究中夏文化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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