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大家很熟悉的幽默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就是在中國湖北襄樊出生的切斯特·郎寧。
切
1899年，朗寧（左一）家人身著中式服裝的“全家福”奧黛麗·郎寧·托平（Audrey Ronning topping）
1945年加拿大駐華大使切斯特·郎寧先生之女
美國《國家地理》雜誌資深攝影記者
作家、雕塑家、中國問題專家 雲南師範大學客座教授
周恩來總理曾經在人民大會堂會見過西默•托平先生和奧黛麗•托平女士夫婦。
奧黛麗·托平作為《國家地理》的資深攝影記者，曾陪同尼克森總理訪華，是第一個見證秦始皇兵馬俑發掘的西方記者。她拍攝的400多張關於中國的照片都被刊登在西方主流媒體封面上，有力地宣傳了中國。
西默·托平（Seymour Topping）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國際新聞學教授、中國問題專家
美國《紐約時報》前總編輯
新聞界最高獎-普利茲獎評審委員會前任主席
清華大學新聞傳媒學院國際顧問團主席
西南大學、雲南師範大學客座教授
西默·托平是第一個將中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總統府的訊息向全球報導的美聯社記者，也是文革期間第一個獲準採訪周恩來總理的美國記者，他的著作《穿行於新舊中國之間》成為西方研究中國問題的25本必讀書之一。
2008年10月9日，80高齡的奧黛麗·托平攜夫西摩·托平再次回到父親的故鄉湖北襄樊，在南湖賓館接受了記者的專訪，回憶朗寧家族的襄樊緣、跨國情。
朗寧：對中加建交最高興的加拿大人
“因為先人，我們才有機會來到這裡，祖母的墓碑還在襄樊（令狐註：小時候在母校米公國小所見到的不知是否便是了，還有那棵法國梧桐）。我們非常驕傲，非常榮幸。”奧黛麗說，大約在110年前，祖父經常要出門，父親朗寧就常常被送到薤山附近一個塾師家裡，父親和塾師的孩子一起長大，從塾師那裡，他學會了地道的襄陽話，也知道了很多關於中國的故事，並把這些故事告訴她。
1897年，朗寧的父親哈爾沃（二排左一）與其創辦的襄樊第一所新式學校——鴻文書院身著校服的學生合影朗寧1907年隨父離開襄樊，移居加拿大，1923-1927年在襄陽建立起鴻文中學(襄樊一中前身)並擔任校長，1945-1949年任加拿大駐華使館首席外交官。
朗寧女兒回到襄樊一中朗寧對中國有著非常深厚的感情，為推動加拿大於1970年與新中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做出了關鍵性貢獻，並多次應周恩來總理之邀，以國賓身份來華訪問。
1973年，周恩來總理邀請朗寧訪華，奧黛麗隨行，周總理不但破例在人民大會堂門口親自迎接朗寧的到來，還與朗寧長談3個小時，並在湖北廳宴請了朗寧和奧黛麗·托平。
朗寧是加拿大最權威的中國問題專家，被加拿大前總理特魯多稱為“對加拿大與新中國正式建交最高興的加拿大人”。
奧黛麗：羨慕姐姐的襄樊經歷
奧黛麗夫婦現居美國紐約。作為美國國家地理的資深攝影記者，她曾經陪同尼克森總統訪華。她幾乎到過中國所有的主要城市。
奧黛麗與周恩來等老一輩中國領導人也有著密切的交往。奧黛麗自豪地說：“人民大會堂里周總理的標準照就是我拍的。”“我有幸成為第一個報導秦始皇兵馬俑發掘的西方記者。我拍攝的400多張關於中國的照片被刊登在西方主流媒體的封面上。”
周總理曾對奧黛麗說，感謝你為中國所做的一切。
“《鸚鵡查理》《東方欲曉》《西藏奇觀》《北京假日》《人民公社的一天》，都是我寫的關於中國的作品。”周恩來總理非常喜歡《東方欲曉》這本書。“如果有機會再寫一本關於中國的書，我非常願意專門寫寫襄樊。”
奧黛麗說，這一次到襄樊，找到了家族的根，很高興家族有一個記憶，能被中國人民、襄樊人民記住。
奧黛麗曾經於1971年和1983年先後兩次來到襄樊，襄樊的變化太大了，她對襄樊的印象還停留在上世紀七十年代。“那時候，從襄城到樊城要坐渡船，從武漢到襄樊要八九個小時，火車很破很吵。現在襄樊蓋起了大廈，建起了機場，從武漢到襄樊也就兩三個小時。父輩如果有知，將會驚嘆今天的變化。”
奧黛麗很小就從父親那裡聽到關於中國和襄樊的故事，對孫悟空、諸葛亮都很熟悉。她說：“姐姐出生在襄樊，還有一個中國式的小名，而我出生在加拿大，我羨慕姐姐，甚至有些嫉妒。”
“在南京，我遇到了西摩。這也是我在中國重要的記憶。”
“中國是最大的開發中國家。中國的發展，對我來說就像是一部科幻小說：祖輩來中國經歷的是義和團運動，而今天大家都來中國看奧運會。”
奧黛麗始終關注著中國和襄樊。她把收集到的關於中國的80多張圖片，製成光碟，送給襄樊市檔案館。光碟的名字叫《鏡頭中的中國歷史》，記錄了從義和團到北京奧運會的一個個片段，涉及襄樊的圖片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個部分。“我們從加拿大和美國來到這個美麗的地方，將盡最大努力傳遞友誼。把這裡介紹給更多的朋友，促進發展和交往。”
西摩：在中國經歷人生最輝煌的時刻
西摩·托平說，這是他第一次到襄樊，襄樊是一座偉大的城市。作為家長，帶著孩子來到襄樊，可以把家庭的歷史傳遞給他們。
“朗寧不僅是我的父親，更是我的老師和朋友。他經常告訴我‘中國是沉睡中的巨龍，醒來將震驚世界’。”
西摩1943年畢業於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學院的門口有一對由中國外交官贈送的石獅子。
“那對石獅子對我來說非常重要。我每天都要經過石獅子，是它讓我與中國產生了最初的聯繫，並帶我走進中國，當了一名記者。”
1946年，西摩來到中國。淮海戰役爆發後，他成為美聯社的戰地記者。
“1949年，當中國人民解放軍開進南京的時候，我就在南京城門口，和市民一起歡迎他們進城。”
“我是最早報導解放軍占領南京的西方記者，那是我人生中最輝煌的時刻。”
西摩特彆強調，在南京，他認識了奧黛麗並與之戀愛結婚，那也是他人生中一個重要的時刻。
西摩先生是文革期間第一個獲準採訪周恩來總理的美國記者。他的作品《穿行於新舊中國之間》已成為西方研究中國問題的25本必讀書之一。
西摩被來自中國的石獅子吸引而來到中國，並最終成為《紐約時報》總編輯、普利茲獎評審委員會主席。如今，他還是清華大學新聞傳媒學院國際顧問團主席，繼續為中國的對外文化交流做著貢獻。
奧黛麗一家的襄樊之行，是尋找家族之根，也是續寫朗寧家族的中國傳奇。
奧黛麗有理由感到自豪——在我們那個被曲解和排斥的時候，她父親成為中國人民的朋友；她本人發表了大量關於中國的報導，大量作品登上西方主流雜誌封面；她的丈夫第一個告訴西方世界中國人民解放軍占領了南京，那是他自視為人生中最輝煌的一刻。
對奧黛麗來說，珍視家族榮耀，既是尊重先輩，也能激勵後人。
對我們來說，保護歷史遺蹟，既是尊重故舊，也能打動新朋。
奧黛麗多次對襄樊人民保留他們家族的歷史表示感謝，其實道謝的應當是我們——朗寧家族的歷史豐富著我們歷史和文化的記憶。
也許這些容易勾起我們的回憶。但，那是真實的。透過這些回憶，我們更能感受到朗寧家族友誼的分量——受到曲解時的幾句解釋，受到排斥時伸來的一隻手，都彌足珍貴。
所幸，我們很好地保護著一段段歷史，在保護中，我們也有超越的胸懷。
如奧黛麗所說，她把中國一百多年來的發展史看成是一部科幻小說。如今，這部小說的主題變成了和平與發展。
奧黛麗夫婦願把襄樊介紹給更多的朋友，竭盡所能促進交流和發展。這自然是友誼的延伸，願意廣交朋友的我們當然不會拒絕出於友誼的幫助、基於善意的交流。
朗寧家族也許是特例，更多在襄樊生活、工作、拼搏過的外國人、外鄉人，沒有朗寧家族的成就，也許只是一個默默無聞的過客，但這不妨礙留下關於他們的資料。
一件實物，一張照片，一段錄像，未必會占據多少空間，但它也許是另一個家族的根，也許是另一顆友誼的種子，我們不妨把他們保留下來，也許它會成為我們有心插下的柳枝，開出友誼和關懷的花朵，結出交流和支持的果實，豐富我們開放的花園，充實我們發展的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