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事變

5日，兩廣組成抗日救國軍西南聯軍。 6日，南京國民黨中央黨部、國民政府飭令西南（指兩廣）不得自由行動，破壞抗日政令軍令的統一。 雲於7月下旬抵達南寧後，先後會見了李宗仁、李濟深等人，表明中共中央對“六一事變”的態度，闡明中共“停止內戰，逼蔣抗日”的方針。

1932年以來，兩廣地方實力派擁立胡漢民，與南京政府對峙，處於半獨立狀態。1936年5月，胡漢民病逝，兩廣忽失重心人物，寧粵關係急劇變化。蔣介石藉此機會，以“全國統一”、加強“精誠團結”為名，要求兩廣取消設於廣州的國民黨中央西南執行部和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結束與南京的半獨立狀態。
粵系首腦陳濟棠經與李宗仁、白崇禧反覆商討，於6月1日聯合發動了以抗日為名反蔣的“六一事變”（又稱“六?一運動”、兩廣事變、西南事變），以西南兩部會的名義通電全國，敦請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立即對日抗戰，並籲請全國黨政軍民一致督促中樞抗日。5日，兩廣組成抗日救國軍西南聯軍。6日，南京國民黨中央黨部、國民政府飭令西南（指兩廣）不得自由行動，破壞抗日政令軍令的統一。9日，粵桂軍下動員令，出兵湖南。蔣介石急調兩個軍控制衡陽，阻粵、桂軍北上，隨即又調動幾十萬大軍從廣東、湖南、貴州3面進逼廣西。桂系則迅速將桂軍由原來的14個團擴編為44個團。所謂的“抗日救國”運動隨時都可能演變為一場大規模內戰。
時值日本大舉增兵華北，“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成為舉國上下一致的呼聲，全國各界亦普遍要求雙方和平解決。而當時西北的張學良、楊虎城也使蔣介石感覺不穩，蔣因而急於解決廣西問題。7月，蔣介石首先策反廣東粵系將領，陳濟棠因眾叛親離而垮台。廣東失敗後，廣西勢單力薄，軍費難以為繼。在這一背景之下，蔣桂雙方一面調兵遣將，一面又都在尋求和解辦法。
另一方面，新桂繫於“六一事變”發生後即派劉仲容到中共中央北方局聯繫，尋求支持。6月8日，毛澤東以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的名義，對紅色中華社記者發表談話，認為“西南抗日反蔣的軍事行動，客觀上是革命的與進步的行動”。中國共產黨雖然在策略上支持兩廣“六一事變”，但並不贊成蔣桂衝突訴諸武力，而主張雙方在團結抗日的基礎上和平解決。為此，中共中央派雲廣英(化名林秀先)以紅軍代表的名義到廣西做桂繫上層的統戰工作。雲於7月下旬抵達南寧後，先後會見了李宗仁、李濟深等人，表明中共中央對“六一事變”的態度，闡明中共“停止內戰，逼蔣抗日”的方針。原在兩廣工作的中共黨員宣俠父、胡鄂公、黃杰、王世英、楊東蓴等，也都到南寧配合雲廣英的工作。後來的事態，表明李宗仁等接受了中共逼蔣抗日的主張。
8月，蔣桂雙方的代表開始頻繁來往於廣州、香港、南寧之間，經接觸和磋商，初步達成了和解方案。新桂系提出的“和平條款”的主要內容是：（1）南京方面積極準備抗戰，一旦實行全面抗戰，廣西保證出兵參戰；（2）蔣介石收回調李、白離開廣西的成命，李、白通電服從中央；（3）中央補助廣西自事變以來的財政開支及部隊復員費。經幾番討價還價，雙方終於達成妥協，罷兵息戰。蔣介石同意廣西維持現狀，李、白則發表通電稱“今後一切救國工作自當在中央整個策略領導之下”。9月17日，李宗仁偕程潛、黃紹竑、黃旭初、劉斐等赴廣州。18日這一天上午9時，蔣介石與李宗仁在廣州繼園會晤，這是自1929年蔣桂戰爭以來蔣李之間的首次會晤，蔣桂對峙局面自此結束，“六一事變”終告和平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