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體育

先秦體育

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逐漸發展,一些老人和兒童,不參加生產也能受到照顧,分到一定的衣食。在這種條件下,成年人才有可能向兒童傳授各種生產和生活方面的技能,當他們以追逐、跳越、攀登、投射、游水、角力等活動作為傳授的內容,或以遊戲的形式從事此類活動時,遠古時代體育活動的幼芽就破土而出了。

先秦體育

正文

遠古體育的萌芽 早在遠古的漁獵時代,人們就在長期的生產和生活實踐中,逐漸創造出不少生產用具,如石球、石鏃、舟楫、網罟等。中國山西陽高縣許家窯出土的大量石球(見圖),是舊石器時代的產物,距今已10萬年,據專家考證,這些石球就是原始人狩獵時使用的工具。要發揮這些生產工具的效用,重要的還在於人們使用生產工具的能力。所以,當人們進行漁獵和採集食物時,奔跑、跳躍、攀登、投擲、射箭、游水等,就成為人們必不可少的技能。雖然當時這些身體活動,並不以增進健康為直接目的,但是,這些活動的內容和方式,卻是早期體育產生的根源。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逐漸發展,一些老人和兒童,不參加生產也能受到照顧,分到一定的衣食。在這種條件下,成年人才有可能向兒童傳授各種生產和生活方面的技能,當他們以追逐、跳越、攀登、投射、游水、角力等活動作為傳授的內容,或以遊戲的形式從事此類活動時,遠古時代體育活動的幼芽就破土而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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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 原始社會後期,在一些生產較為發達的部落中,已有各種形式的舞蹈。《呂氏春秋·古樂》所載“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尚書·益稷》中的“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均為人們慶祝活動或祭神的舞蹈。青海大通縣上孫家寨出土的一個新石器時期(約1萬年~4千年前)的陶盆,內壁畫有3組舞人,他們手牽著手,整齊協調地翩翩起舞(見彩圖)。傳說陶唐氏時,“水道壅塞,不行其原”,人們因受潮濕的侵襲,“筋骨瑟縮不達,故作為舞,以宣導之”(《呂氏春秋·古樂》)。可見遠古時代的舞蹈和導引常混為一體。直至近代,舞蹈仍與體育的某些內容存在著相互交叉的關係。
擊壤 據晉代 皇甫謐《帝王世紀》載:“帝堯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有八九十老人,擊壤而歌。”其活動方式,在《荊楚歲時記》中有所記述:“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為上,古野老之戲也。”說明這是一種練習擲準的娛樂活動。
武藝和角牴 這一時期,各部落之間經常出現械鬥。“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鹹來賓從”(《史記·五帝本紀》)。又《世本》中記載:“蚩尤造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這些兵器即為後世武藝所用器械之起源。“軒轅之初立也,有蚩尤氏兄弟七十二人,……與軒轅斗,以角牴人,人不能向”(《述異記》)。這表明當時作戰中尚有徒手搏鬥。“角牴”一詞,後世常與“角力”通用,多指摔跤而言。操干戈、用五兵練角牴,當時均屬於軍事技術。但在操練和運用的過程中,不論是進攻還是防守都有增強體質的作用,也可以說是早期“軍事體育”的萌芽。
綜上所述,遠古體育的萌芽,不僅是出於當時社會生產和生活的需要,而且與教育醫療軍事宗教等有密切的聯繫。
夏、商、西周體育 夏、商、西周時期(約前21~約前 8世紀),中國進入了奴隸制社會。原始社會後期已出現的軍事活動,隨著階級矛盾的尖銳化而日益頻繁,並對這一時期的體育產生深刻的影響。先前的狩獵,除生產意義外,開始轉化為統治階級用以練兵習武的“田獵”活動。《山海經·海外西經》載:“大樂之野,夏後啟於此舞九代。”即夏啟曾帶領部下在大樂之野進行名為“九代”的武舞。商代(約前16~前11世紀)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已經有了射、御兩字。祭祀卜辭中的先秦體育(舞)字,就是手持牛尾而舞的象形。甲骨卜辭中還出現了許多記載田獵活動的資料。西周時期(約前1066~前771),對於武藝極為重視。據《禮記·月令》載:"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對於百姓習武,也有明確要求,即“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國語·周語上》)。
據《孟子·滕文公上》載:“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 皆所以明人倫也。”"校"、"序"、"庠"為夏、商、周三代學校的名稱,既是教育機構,又是習武場所。可以說中國3000多年前的學校教學中已有“體育”的內容。周代的學校以禮、樂、射、御、書、數六藝為教學內容。射和御既是軍事技術,也具有鍛鍊身體的作用。《禮記·內則》載:“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說明當時已經注意到根據年齡的差別,規定學習不同的內容,即13歲的少年學舞勺(各種文舞),15歲的成童學舞象(各種武舞)。15歲以後還要習射、御。西周射禮有“大射”、“賓射”、“燕射”、“鄉射”之分(見《禮記·射義》),有嚴格的等級和制度。商代和西周時期的體育活動,除與軍事和田獵等聯繫較為密切外,學校教育中的射、御、舞勺、舞象等,均帶有明顯的體育特徵。
春秋戰國時期的體育 春秋戰國時期,由於鐵器的出現和套用,推動了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帶來了城市的初步繁榮,促進了科學文化和體育的發展。在此時期內,除軍事訓練和學校教育中的身體活動外,城市居民中也開始流行各種遊戲,導引和養生之類具有保健防病性質的方法, 在內容和形式諸方面, 均已粗具規模。春秋戰國時期,連年戰爭,據《春秋》記載,在242年裡,諸侯國間的軍事行動,就有483次。在這種情況下,各諸侯國大都崇尚武功。《漢書·刑法志》說:“齊愍以技擊強,魏惠以武卒奮, 秦昭以銳士勝。”當時一些強盛的諸侯國,都擁有訓練有素、武藝高強的軍隊。在“轉相攻伐,代為雌雄”的戰爭環境中,相繼出現了許多提倡軍事體育活動的人物。如齊國管仲“分齊國為三軍,……且以田獵因以賞罰,則百姓通於軍事矣”(《管子·小匡》)。魏國的李悝,為鼓勵民眾練習射箭頒布了《習射令》,規定“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韓非子·內儲說上》)。
春秋戰國時期與軍事技術相關的體育活動有:
拳斗 從徒手格鬥中發展起來。 《詩經·小雅》:“無拳無勇,職為亂階。”管仲治理齊國時,曾下令各地把勇力過人者推舉出來:“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於眾者,有則以告”(《管子·小匡》)。“拳勇”一詞,即指拳斗而言。
劍術 古稱劍道。其具體內容,始見於《吳越春秋》卷9:“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門戶,亦有陰陽,開門閉戶,陰衰陽興。凡手戰之道,內實精神,外示安儀。見之似好婦,奪之似懼虎。布形候氣,與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騰兔,追形逐影,光若仿佛,呼吸往來,不及法禁。縱橫逆順,直復不聞。”吳越以劍術見長,在《吳越春秋》、《越絕書》中均有所記述。對於劍術練習與運用中的進退開合,形神相應,以及避實乘虛等要領,在《莊子·說劍》中,也有生動的記載:“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可見當時在練習劍術方面已經積累了不少經驗。
舉鼎、角力、相搏 舉鼎是以舉起重物比賽力量的活動。鼎為金屬鑄成,最早用於烹煮牲畜,以供祭祀。一般有大、中、小3種類型,舉鼎所用多為中小型。據《史記·秦本紀》載:“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臏。”“角力”包括摔跤和各種較力活動在內,東周時常見的相搏,亦屬角力。如《春秋穀梁傳·僖公元年》載:魯“公子季友帥師敗莒師於麗,獲莒挐。……公子友謂莒挐曰:‘吾二人不相悅,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又《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載:“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盬其腦。”始見於魏晉時期的“相撲”一詞,或即由此一時期的“相搏”轉化而來。
田獵 春秋戰國時期,統治者興師動眾的田獵已成為練兵習武的手段。因為平時以田獵方式"教民以戰",既能將百姓組成隊伍,又能鍛鍊行軍和騎射的軍事技能。據《國語·齊語》載:“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即指齊國常以田獵活動進行練兵習武。當時田獵的規模很大,據《史記·魏公子列傳》記載:“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為寇也。”足見當時趙王田獵規模之大。
賽馬 當時已有賽馬賭博,而且在賽馬中還學會了運用戰術。如齊國的軍事家孫臏,曾向田忌獻計說:"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使田忌以二比一取勝,贏得千金(《史記·孫子吳起列傳》)。
奔走、窬高、投石、超距 中國古代軍事訓練中,很注意跑、跳、投等技能的訓練。據《墨子·非攻》記載:"古者吳闔閭教七年,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焉。"戰國時軍事家吳起主張將"能窬高超遠,輕足善走者"編成一隊(《吳子·圖國》)在戰爭中發揮作用。秦將王翦破楚時,見軍中“方投石超距”,認為“士卒可用矣”(《史記·白起王翦列傳》)。可見古代名將很重視訓練兵士的長跑、跳高、跳遠、投石等技能。
游泳 為了訓練水軍,游水早已作為鍛鍊身體和練習水上軍事技能的內容。如兵書《六韜》所載:“奇技者,所以越深水渡江河也。”齊國管仲為了防備吳越從水路偷襲,引三川之水,建沼池練游泳,對“能游者賜千金”。於是“齊民之游水,不避吳越”(《管子·輕重甲》)。至今尚存的戰國時代的銅壺上所刻的水陸攻戰圖,留下了當時士兵們游水的生動形象。(見彩圖)
鉤強 最初是配合水戰的一種軍事技能。《墨子·魯問》記載:“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楚人順流而進,逆流而退。見利而進,見不利則其退難。越人逆流而進,順流而退,見利而進,見不利則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埶,亟敗楚人。公輸子自魯南遊楚,焉始為舟戰之器,作為鉤強之備。退者鉤之,進者強之。”後演變為荊楚一帶民間流行的“施鉤之戲”,後世的拔河運動即由此演變而來。
射箭 到了春秋戰國,不僅有彈射、弓射,並且出現了弩射(包括可以連發之弩)。由於良弓的出現,射箭的技藝更加提高,同時出現了許多善射的名手。楚國的養由基,不僅能在百步之外射穿柳葉,並能射透七層厚的甲葉。《吳越春秋》卷 9載:“夫射之道,身若戴板,頭若激卯,左(足)蹉,右足橫。左手若附枝,右手若抱兒,舉弩望敵,翕心咽煙,與氣俱發,得其和平,神定思去,去止分離,右手發機,左手不知……此正持弩之道也。”即為這一時期總結出來的弓射與弩射的要領。
春秋戰國時期繼承了西周的“六藝”教育。射、御兩項,不僅要求掌握技能,還強調了禮儀和道德觀念的培養。這一時期與教育、禮儀相關的體育活動有:
射 學校習射,技術上與軍中的射箭沒有什麼區別,但學校非常注意禮儀和道德教育。《禮記·射義》:“故射者進退周還(鏇)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首先提到的就是必須合乎禮儀;“內志正,外體直”是指內心和儀態而言。
御 作為一項習武的科目,也設定於學校之中。孔子教育學生御車時要重視禮儀,他指出:“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論語·鄉黨》)。
投壺 起源於射禮,常在諸侯相會或貴賓宴飲中舉行。《禮記·投壺》說:“投壺者,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也。”進行時,和射禮相似,也有揖讓進退等禮節。最早的投壺方法是以短矢向宴會用的盛酒壺中投去,後來逐漸發展成一種遊戲,並有特製的矢和壺具。
春秋戰國時期,民間健身娛樂活動較多,在各諸侯國大小都邑中,相繼出現下列直接用於健身娛樂的體育活動:
蹋鞠 亦稱蹴鞠,始於戰國時期。“鞠”是皮球,“以革為囊,實以毛髮”。《史記·蘇秦列傳》載:“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築,鬥雞走狗六博蹋鞠者。”這段記載描述了當時齊國都城居民豐富多采的文化娛樂活動,其中包括蹋鞠之戲。
弄丸 亦稱跳丸。《莊子·徐無鬼》載:“市南熊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註:“市南有勇士熊宜僚者,工於丸,士眾稱之,以當五百人,乘以劍而不動,捶九丸於手,一軍停戰而觀。”可以連續拋弄9個彈丸於空中而不墜地,可見弄丸技術的高超。
鞦韆 據《古今藝術圖》載:“鞦韆,北方山戎之戲,以習輕捷者。齊桓公伐北戎,流傳入中國。”這就是說鞦韆是在公元前600多年時,由北方少數民族地區傳入中原的。
圍棋 圍棋又名為“弈”,在春秋戰國時期已很流行。孔子說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論語·陽貨》)。又《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載:“今寧子視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以上兩例,說明在公元前數世紀時,圍棋已為常見的文娛活動。戰國時期還出現了下棋的高手弈秋,孟軻稱讚他是“通國之善弈者也”(《孟子·告子》)。
象棋 正式記載見於戰國時期,《楚辭·招魂》中提及“菎蔽象棋,有六簙些;分曹並進,遒相迫些;成梟而牟,呼五白些”。文中所說的象棋、六簙顯然是兩種遊戲,三四兩句形容象棋的下法,五六兩句則是形容六簙的玩法。又《說苑·善說》:雍門子周對孟嘗君說,“足下千乘之君也,……燕則斗象棋而舞鄭女”。以上兩例,說明象棋的產生,當在戰國時期或更早一些。
春秋戰國時期,由於科學文化的進步,人們對於神主宰一切的觀念,開始產生懷疑。醫學的發展,使人們對於疾病的形成,有了較為科學的認識。在這種條件下,早期的導引得到了發展。《呂氏春秋·盡數》中說:“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動也,形氣亦然。”用流水經常保持清潔,門軸不受蟲蟻腐蝕的事例,說明身體也要經常運動才能保持健康的道理。又《戰國策·趙策》:“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這段話是左師觸讋向趙太后說的,他說他原來不運動時,飯也吃不下,後來由於每天快走或慢跑三四里,食慾增進,身體也逐漸好起來。這一時期也產生了健身長壽的導引術,《莊子·刻意》中說:“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為壽而已矣。此道(導)引之士,養形之人,此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導引的方法在該篇註解中已有記述:“吹冷呼而吐故,呴暖吸而納新,如熊攀樹而自懸,類鳥飛空而伸腳。”清楚地說明這是一種呼吸和肢體運動相結合的健身術。
導引,亦稱行氣。戰國初期的《行氣玉佩銘》石刻文,經郭沫若考釋全文如下:“行氣,深則蓄,蓄則伸,伸則下,下則定,定則固,固則萌,萌則長,長則退,退則天,天幾舂在上,地幾舂在下,順則生,逆則死。”這段文字說明了行氣的要領和功能,可見戰國初期的導引術已發展到一定的程度。
春秋戰國時期,思想領域呈現出“諸子蜂起”、“百家爭鳴”的盛況。諸子中,如孔子墨子荀子等對於體育都有一定見解。墨子(前480~前420)曾說過:“凡我國能射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將罪賤之”(《墨子·尚賢》),“二三子有復於墨子學射者”(《墨子·公孟》)。可見在其教學中也有這方面的內容。荀子(前298~前238)針對“天命論”提出了他的體育觀點:“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荀子·天論》),明確指出養護得法並經常運動,身體就能健康;不注重養護,又極少活動,自然要生疾病。“天”既不能降病於人,也不能保全人的健康。荀子的體育觀,破除了對“天命”的迷信,是唯物主義的體育觀。
總之,春秋戰國時期的體育活動,無論是內容還是形式,均有顯著的發展,人們對體育的認識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見彩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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