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民俗

偽民俗

這幾年,隨著傳統文化的回歸,社會上對民俗的重視也越來越高。由此,沉寂了幾十年,幾近湮沒的民俗工作者(包括理論工作者和實際工作者)也就像這暖春的天氣,開始陽氣漸生,有的甚至亢奮起來。 也許是因為被社會冷漠的太久,也許是回歸社會的心情過於迫切,有些被稱為“專家”的人們急不可待地破土而出,赤膊上陣。要大顯身手,以不辜負“厚愛”。 最典型的就是今年立春前後的所謂“民俗”活動。一個是建國門街道在喧鬧的大街上搞的“打春牛”;另一個是東四街道在胡同里組織的“喊春”(或叫“報春”)。這些活動經媒體宣傳後,很快為社會各界所知。

概述

所謂的“偽民俗”,指的是受商業利益驅動的、趣味低俗的、粗製濫造的“民俗”。其虛假與膚淺的特點破壞了民俗的自然與淳樸。對偽民俗進行研究,也就需要運用非口頭資料。蘇格蘭高地的褶裙和格子呢跟莪相一樣都屬於蘇格蘭偽民俗。

歷史溯源

自19世紀後期以來,露天民俗博物館在歐洲極為盛行,配置著各樣建築,從不同的處所移來形成一個綜合“村落”。而且每一座建築內部陳設都在不斷增加,樣式還層層出新(並不總是以它原來的樣子)。每一個房間表達一個綜合文本的類似品。並不只偽民俗是製造的,民俗發展的歷史也是個製造的過程。有無數對過去“黃金時代”的歷史妄加編撰的例子,就是為了支撐一個特定民族或種族的自尊。民俗學家早就認識到了民族主義與偽民俗之間的聯繫。但他們並未看到民族自卑感和製造偽民俗之間可能存在著聯繫。我認為,如果說民俗根植於民族主義,偽民俗可說是源於民族的文化自卑感。而民族主義的情感與文化自卑感相連,所以民俗與偽民俗之間也是相連的。很明顯,是強烈的自卑迫使某些民俗學的先鋒為了“改進”民俗,誇張地改變了他們採集來的民俗,這樣就使之與看起來更高級的古典文學遺產平起平坐了。在這種情況下,民間故事是如此急於證明這種平等——甚至更高級——以至於自命為代表的人就自覺地承擔起操縱甚至虛構一些材料作為佐證的責任。
雖然口頭和書面文學存在常規性的區別,但這些愛國的早期民俗採集者,代表性地把文學準則強加在口頭材料上。民俗的成品永遠都是自覺而為的文學史詩或故事,而非沒有自我意識的口頭敘述。然而,由於這些好心的修正主義者宣稱他們提供的材料絕對可靠,他們就犯了偽造民俗的罪過。
現在我們就好理解了,為什麼是那些自我感覺比別國差的小國家,如相對較小的芬蘭、匈牙利和愛爾蘭,他們如此積極地收集並研究民俗;並且也知道了為什麼有著優越感的國家——英國和法國,明顯沒有太大興趣收集並研究他們的民俗。(雖然英、法都致力於研究他們殖民地的民俗,但這只是他們為了更好地控制殖民地人民的一種表現。)這樣看來,德國在遭受一戰的屈辱之後,怎樣藉助民俗提高納粹思想意識也就更清楚了。納粹意識甚至驅使“學者”創造出“反閃族(包括希伯來人、阿拉伯人、腓尼基人及亞述人)的諺語支持納粹組織消滅猶太人”,當然,這是所有成文的偽民俗中最大的一個暗疾。

文化背景

把偽民俗放到一個更大的歷史文化背景之中,我們就可看到它不僅僅限於20世紀的美國。我認為道爾森所說“其他國家並沒有類似於美國的偽民俗問題”有誤。而多數人附和了道爾森的觀點。偽民俗實際上在18世紀的蘇格蘭、19世紀的德國和芬蘭,以及很多時期的很多國家都已出現。舉個例子,比利時的查爾斯·德·科斯特(CharlesDeCoster)(1827~1879),他把歐倫施皮格爾(GermanicTilEulenspiegel)的全套故事中猥褻不當的字句刪除,並進行了過多修改。由此1867年《歐倫施皮格爾神話集》(LaLegended’Ulenspiegel)初版面世,1869年更成熟的修訂本發行。雖然,書中將大部分原始的泥土味粗俗人物刪除了,德·科斯特還是被譽為民族詩人,一些弗蘭芒批評家稱他的創新作品為“弗蘭芒聖經”,說明它確實觸到了弗蘭芒人的靈魂。與之相似,在瑞士,在民族熱忱驅使下的中國小教師們寫作“民歌”補遺,同時傳統的射擊比賽依照威廉·特爾(WilliamTell)的儀式進行並制度化,由此增強瑞士的民族意識。

創造傳統

如果偽民俗如霍伯斯鮑姆(Hobsbawm)所說是“創造的傳統”,而它又如以上材料所顯示的不斷蔓延,那么民俗學家該如何看待它呢?道爾森主張譴責它,但看起來不怎么有效。因為,從理論上說,偽民俗能夠成為民俗。一個綜合文本,即使是製造的,它也能成為口頭傳說。(舉例說明,某些格林童話譯文就以標準的童話類型在口頭流傳——在直接或間接從格林故事文本中習得它們的人口中。)但是整體而言,幾乎沒有偽民俗進入民俗。那些依照政府意識形態在宣傳活動中製造的偽民俗,比如在中國②和前蘇聯,就無法進入口頭傳說,除非碰巧是諷刺詩文。民間是很有鑑別力的,它不會接受虛偽的杜撰之事進入民俗。然而,製造偽民俗用以獲利——這想法不錯。如果偽民俗比民俗暢銷,為旅遊者和出口市場大量生產的就是偽民俗而不是民俗。民俗的商業化,致使偽民俗經常被這樣開發利用。但民俗商業化和偽民俗已經不新鮮了。新鮮的是這一事實:民俗學家們終於認識到二者的存在並開始了很嚴肅的研究。對莪相、《兒童和家庭故事集》和《卡勒瓦拉》的概述,意在指出偽民俗並不是始自20世紀美國。它只是民族主義力量突顯出來的結果。一戰之後美國才真正開始成為世界強國,你不能期望美國人會有懷舊情緒,因為他們作為一個民族存在的時間太短了。在我看來,保羅·班揚跟莪相和瓦伊那默伊勒(Vainamoinen)一樣,同是史詩里的一個民間形象。他象徵著美國的廣闊幅員和強大力量。他橫掃過這片土地,從它富饒的自然資源中獲取利益。作為美國人的自我形象,有意思的是他並不很聰明。他從不騙人,也沒有高超的手腕。他只是通過蠻力和強烈的意志力,而非巧妙的外交手段解決問題。就某種意義來說,為保羅·班揚這一人物是作家製作的“仿造品”而爭論不休是沒有意義的。不如接受這一事實,即偽民俗或許跟民俗一樣同為文化必需的一個成分。與其先入為主地把偽民俗看做不純不實之物加以抵制,我們不如以一個民俗學家的身份,利用民俗學方法來研究它。

民間體育偽民俗

作為體育的原始形態,民間體育有著源遠流長的歷史,以及深刻的社會、聚居區域和民俗烙印。可是,中國目前的許多民間體育,並不是真正繼承了原本的體育傳統,而是因為某些其它因素的驅動下,成為“偽民俗”的犧牲品或共謀。在這一點上,最為明顯的是旅遊行業的過度開發。中國有著廣闊的土地,有著不計其數的綺麗風景。但是,也正是因為風景處處有,競爭尤為激烈。到處都有名山,隨處可見古蹟,怎樣才能在眾多的名勝中脫穎而出,來吸引更多的遊客?
把腦筋打到民間體育頭上,就成了一種流行。
於是,我們就可以在旅遊景區,看到由受過訓練的“民眾”,表演著各種各樣的當地特色民間體育,並佐以五彩斑斕的服裝,和嶄新或做舊的道具。這樣做還不足夠,遊客很快就會失去新鮮感,那么,為了更好的進行招徠,必須升級換代,必須搞大規模。
“更快、更高、更強”在這裡變成了“規模更大、規格更高、場面更強”,五花八門的民間體育節出現了,動輒千人萬人的民眾體育會演出現了,索性創造出子虛烏有的民間體育傳統項目也不罕見……當民間體育和旅遊產業掛鈎,當偽民俗的分支之一偽民間體育成為一種有利可圖的地方產業,真正的原生態的民間體育傳統,反而銷聲匿跡,被棄之不顧。
商業行為的加入,不單單體現在民間體育的偽民俗旅遊觀光化上。經濟搭台民俗唱戲或者民俗搭台經濟唱戲,說法不一性質相同,都是藉此招徠商機。而作為民俗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民間體育,也就難以幸免於難,和民間文藝一起,粉墨登場,被扭曲和塗抹的不倫不類。
有了旅遊、商業,怎么能缺少娛樂?娛樂產業也盯上了民間體育這塊香餑餑。於是,我們能夠在粗製濫造的古裝電視劇中,看到了完全現代職業化的“蹴鞠聯賽”、看到了比F1賽車還要彪悍還有性感女郎揮旗的古代賽馬。在想像力太過於豐富的編劇、時尚感極其敏銳的服裝設計、無所謂考證和講究細節的導演和製片的共同努力下,民間體育擁有了華麗的當代競技運動規則,從而完成了時空穿梭的夢幻演變。
而真正的民間體育,則在不斷被壓縮的公共鍛鍊空間裡氣息微弱的掙扎,在日趨流動和封閉的鋼筋水泥鄰里關係中無言蒸發,在我們越來越模糊的年少記憶中變成難以拼湊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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