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修文陽明洞
修文陽明洞人物典故
王守仁像王守仁去世23年後的嘉靖三十年（1551年），巡撫貴州監察御史趙錦將龍崗書院改建為“王文成公祠”，陽明洞因此成了王守仁的重要紀念地。貴陽人早先也都慕名前往修文祭拜，或者面向修文遙拜。後來清嘉慶十九年（1814年）在貴陽城東扶風山麓修建陽明祠。
王守仁塑像陽明心學的起點是“龍場悟道”，它奠定了王學的基石，並構建起“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基本理論框架。長期以來，“龍場悟道”被蒙上一層神秘的面紗，仿佛是在一夜之間，恍然大悟，其實，這是他在許多坎坷經歷、哲學思考及其理論對辯的過程中產生的。王陽明學說，並非產生於他那“水鄉澤國”的故鄉，而是產生在窮鄉僻壤的貴州修文（龍場），它與王陽明當時的處境和寂然心態有極大關係，是在特定的時間、地點和條件下迸發出來的思想之火。
正德三年（1508年），兵部主事王守仁因開罪宦官劉瑾，觸怒了明朝皇帝，被廷杖四十大板之後，並發配到龍場，一住就三年。王陽明孤獨、寂寞、苦悶、悲戚。他由繁華、恬靜、文雅、舒適的萬戶京城，漂落到偏僻、荒涼、寂廖、冷漠的龍場，舉目無親，衣食無著，不由得產生一種巨大的失落感。他自知無處伸冤，萬念俱灰，惟有生死一念未曾了卻，於是對石墩自誓：“吾惟俟命而已！”他心亂如麻，恍恍忽忽，悲憤憂思無法排解，終夜不能入眠。起而仰天長嘯，悲歌以抒情懷。詩不能解悶，復調越曲。曲不能解悶，乃雜以詼笑。在此絕望之中，是淳樸善良的龍場人給予他無私的援助，使他看見了一線希望的曙光，有了生活的勇氣，重新站立起來，與命運抗爭。他用“生命的體驗”來面對人生，面對殘酷的現實，走上一條艱苦、獨特的道路，從而成為他人生中的一大轉折，成為他學術思想的新開端。龍場在萬山之中，“書卷不可搗”，於是默記《五經》要旨，但憑自己的理解去領悟孔孟之道，忖度程朱理學。這一改變，使他擺脫了世間凡俗，跳出了“以經解經”、“為經作注”的窠臼，發揮了獨立思考，探索到人生解脫之路。他在龍場附近的一個小山洞裡心境漸漸由煩躁轉為安然，由悲哀轉為喜悅，一種生機勃勃的情緒油然而生。由此，他寫成了《五經臆說》，以其富反叛精神的“異端曲說”向程朱理學發起猛烈轟擊。謫居龍場三年，使他最受感動的就是那些樸質無華的“夷民”，他們雖無親無故，卻能拔刀相助，為他修房建屋，幫助他度過難關。這與京城中“各搶地勢，勾心鬥角”的情況相比，有如天淵之別。他體味到人間“真情”，深感“良知”的可貴，從中得到新的啟示和靈感。
王守仁“知行合一”思想王陽明一生中寫過許多文章，被收入《古文觀止》作範文的有三篇，其中有兩篇是在貴州所作。一篇是千古不磨的《瘞旅文》，激情所致，一氣呵成，哀吏目客死他鄉的悲涼，嘆自己落魄龍場之不幸，抒發憂鬱憤懣之情懷，如哭如訴，句句是淚，字字是血，讀後莫不黯然垂淚。另一篇是《象祠記》，這是受貴州宣慰司宣慰使安貴榮之託而寫的，闡述了“天下無不可化之人”的哲理，萌發出“致良知”的思想。
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心學集大成者王守仁在貴陽文明書院講學，首次提出知行合一說。所謂 “知行合一”，不是一般的認識和實踐的關係。“知”，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識和思想意念。“行”，主要指人的道德踐履和實際行動。因此，知行關係，也就是指的道德意識和道德踐履的關係，也包括一些思想意念和實際行動的關係。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思想包括以下兩層意思。 1、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王守仁認為知行是一回事，不能分為“兩截”。他說：“知行原是兩個字，說一個工夫”。從道德教育上看，他極力反對道德教育上的知行脫節及“知而不行”，突出地把一切道德歸之於個體的自覺行動，這是有積極意義的。因為從道德教育上看，道德意識離不開道德行為，道德行為也離不開道德意識。二者互為表里，不可分離。知必然要表現為行，不行不能算真知。道德認識和道德意識必然表現為道德行為，如果不去行動，不能算是真知。王守仁認為：良知，無不行，而自覺的行，也就是知。這無疑是有其深刻之處的。 2、以知為行，知決定行。王守仁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他的意思是說，道德是人行為的指導思想，按照道德的要求去行動是達到"良知"的工夫。在道德指導下產生的意念活動是行為的開始，符合道德規範要求的行為是 “良知”的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