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姓漁戶

九姓漁戶

“九姓漁戶”,亦稱“船上九姓人”、“江山船戶”等,是封建時代終生船居在富春江、新安江、蘭江上乃至江山港、常山港、衢江、桐江一帶的一個特殊群體。據晚清時不確切的資料記載,該群體人數最多時擁有大小船隻兩千餘,人數約八千左右,除陳、錢、林、李、袁、孫、葉、何、許“九姓”之外,尚有江、唐、胡、徐、施、季、潘、魯、方、張、王、吳等其他一些姓氏,有人猜測可能是“九姓贅婿”。

簡史

“九姓漁戶”最初以捕魚、水運為業,由於官府壓迫、社會歧視和經濟貧困等原因,其中大部分家庭逐漸被迫為娼,人稱“江山船妓”,仍操舊業者則被稱為“柯魚佬”。與粵閩“疍戶”、浙東“墮民”、金華“小姓”相似,他們艱苦地掙扎在惡劣的生存環境中,受到不準上岸定居、不準穿長衫和鞋子、不準讀書應試、不得與岸上居民通婚等人身限制,甚至連乞丐和“墮民”亦得對他們在岸上的行動任意干涉,因為後者尚以允許居住陸地而自認為比他們還“高貴”一些。在漫長的水際漂泊生涯中,這個境遇悲慘的特殊群體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社會組織形式和語詞、規矩、風俗、禁忌、信仰,流風遺韻,延及近世,有人因此稱他們為“水上吉普賽人”

建國後,隨著階級壓迫和陋俗偏見的徹底剷除,“九姓漁戶”已完全融入了社會大家庭,其獨特的風俗文化則成為民俗學界關注與研究的對象。在研究這些歷史文化遺產的過程中,湧現出不少令人難解的謎團,比如當你試圖追溯這一特殊群體的來源時,各種各樣的說法會令你有置身於撲朔迷離之中的感覺,很難理清頭緒。

南宋遺民說。《建德縣誌》稱,南宋亡國後,一些士大夫因仰慕嚴陵山水之清麗,遂攜族人眷屬到此隱居,並以捕魚為生。他們效法歷史上的伯夷、叔齊,不肯舍舟登入,也不與岸上居民通婚,以此表示不踐元土、誓不投降。

內容

徽州土著說

民間傳說,“九姓漁戶”本為徽州居民。元朝末年朱元璋派徐達率義軍進攻徽州,他們卻協助官軍拚死防守,雙方苦戰三月,傷亡極大。其後義軍靠地道戰術,終克徽州。元軍或被殲,或逃跑,這些世代居住徽州的民眾成了替罪羊,被朱元璋貶為除名於“編戶”之外的賤民,世代居住水上,不準上岸。因此緣故,“九姓漁戶”也從來不拜祀朱元璋為陣亡將士建築的“五神廟”。有人認為,不管這一傳說的真實性如何,“九姓漁戶”根在徽州的講法似有其可信性,根據有二:一,徽州方言有許多語詞與嚴州、桐廬一帶的方言相同或類似;二,這兩個地方的人,包括“九姓漁戶”在內,都有用“炒米茶”招待客人的習俗。

陳友諒部屬說

《浙江通志稿》稱,“九姓漁戶”的祖先是陳友諒的水軍統領。明初,朱元璋與陳友諒在鄱陽湖決戰,陳友諒被流矢射穿眼額,歿於陣上,其水軍將帥及部屬被朱元璋貶為賤民,世代舟居,以漁為業。

江山歌伎說

民間傳說,明代時,江山富戶蓄養歌伎,夸富鬥豔。後來此輩破產,生活無著的歌伎只好與父兄們流落水上,借畫舫接客,從此淪為賤籍。但有人指出,“江山船伎”與“九姓漁戶”並不完全是一回事;“江山船伎”和“九姓船伎”雖然同為江山船上的伎女,但所受待遇不同,縣官可以批准江山籍伎女從良,而來自“九姓漁戶”的伎女是絕對不許從良的。

桐、嚴居民說

此說與徽州居民說相似,實際上是從地域角度為“九姓漁戶”尋根。清梁紹壬《兩般秋雨庵隨筆》云:“江山船婦曰‘同年嫂’,女曰‘同年妹’,向不解其義,詢之舟人,曰:‘凡業此者,皆桐廬、嚴州人,故名桐嚴曰同年,字之訛也。”’但也有人指出此說似是而非,蓋當地方言“年”與“嚴”有區別。住在陸上的當地人,即使生活在桐廬、嚴州交界處,也不互稱“桐嚴(同年)”。還有一說,方言“年”、“驗”音同,“同年”應作“同驗”,意思是大家同被政府驗明身分成了賤民。起初是幾個人之間的戲語,後來範圍擴大,最後成為全體“九姓”人的日常用語。

亡戶舟居說

此說認為,遠自唐代起,長江中下游一帶就出現了以船為家的特殊人群。大約自南宋以來,由於陸上生存環境的逐步惡化,一些人遂流落錢塘江上,淪為“水族”,藉助水面生態資源,聊以為活,此即“九姓漁戶”的最初源頭。宋元時代,這些水居之人尚較為自由,後因傳統社會價值觀念的影響,他們逐漸受到普遍的歧視。入明以後,隨著封建中央集權制度的確立,明太祖在大力推行戶籍政策的同時,既因襲傳統的價值觀念,也出於社會穩定、政府賦稅的考慮,遂將“九姓漁戶”列入另籍,貶為“賤民”,在政治文化上予以極端歧視,由於生存環境的嚴重僵化,他們最終成為內部異常穩定的一類區域人群(賴青壽《九姓漁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影響

從上述的介紹中可知,有關“九姓漁戶”的文字記載,基本上限於明、清以來的地方志乘、稗史筆記,而民間傳說的起始則不可溯,後起學人的見解,又是推理多於實證,故“九姓漁戶”的淵源問題迄今難作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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