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主權債務評級主權信用評級是信用評級機構進行的對一經濟體政府或當局作為債務人履行償債責任的意願和能力的評判。在這一評判過程中，評級機構一般對一個經濟體經濟增長趨勢、貿易及國際收支、外匯儲備、外債餘額及結構、財政收支和相關政策影響等進行考察，最後給出具體評級。
一般而言，主權信用評級會包括長期主權信用評級、短期主權信用評級和評級展望三個方面，分別反映不同時間段的償債能力及中長期信用狀況的潛在變化方向。
主權債務評級中蘊含了眾多基本面因素的信息，那么債務危機與貨幣危機是否可能通過主權債務等級這一渠道發生聯繫呢?許多學者對此展開了研究，研究的結論大體一致，即主權債務評級並不能預測貨幣危機，反而只是貨幣危機的一個事後反應(gkr，2000；IMF，1999；RadeletandSachs，1998；Reinhart，2002)。當然，這些研究也分析了主權評級未能預測出危機的可能原因所在。
主權債務評級並不能預測貨幣危機，反之只是貨幣危機的一個事後反應；那些發生債務危機的國家通常在危機爆發兩個季度之前就會經歷資本市場規模的快速下滑以及外債利率的急劇上升，並且滯後的信用評級或評級變化(還包括不利的經濟展望以及信用觀測)有助於預測這樣的債務危機。
標普公司當地時間2011年8月周五(5日)晚突然對外宣布將美國主權信用評級從“AAA”下調一級至“AA+”，將美國的信用評級展望定為“負面”。標準普爾公司警告，可能會在未來2年內進一步調低美國的評級。
分析師稱，標普此次將美國的最高“AAA”評級下調，美國保持了近一個世紀的主權債務最高信用級別首次被改寫，影響深遠。
評級機構
目前占主導地位的國際評級機構包括標準普爾公司、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以及惠譽國際公司。這3家公司對各類債信的評級，對資本市場有顯著影響，直接關係到各類主體在市場籌資成本的高低。不過，在本輪金融危機中，標普等公司對於次級債券的評級存在誤導投資者的嫌疑，其信譽受到影響。一些國家也在鼓勵本土評級機構的發展。
標普
標準普爾是世界權威金融分析機構，由普爾先生於1860年創立。標準普爾由普爾出版公司和標準統計公司於1941年合併而成。標準普爾為投資者提供信用評級、獨立分析研究、投資諮詢等服務。1975年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認可標準普爾為“全國認定的評級組織”或稱“NRSRO”。
穆迪
主要指的是穆迪的投資等級或穆迪的投資服務公司，總部位於紐約的曼哈頓。穆迪投資服務公司曾經是鄧白氏(Dun&Bradstreet)的子公司，2001年鄧白氏公司和穆迪公司兩家公司分拆，分別成為獨立的上市公司。穆迪公司的創始人是約翰·穆迪，他在1909年首創對鐵路債券進行信用評級。1913年，穆迪開始對公用事業和工業債券進行信用評級。目前，穆迪在全球有800名分析專家，1700多名助理分析員，在17個國家設有機構，股票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代碼MCO).
惠譽
惠譽國際是全球三大國際評級機構之一，是唯一的歐資國際評級機構，總部設在紐約和倫敦。在全球設有40多個分支機構，擁有1100多名分析師。惠譽國際業務範圍包括金融機構、企業、國家、地方政府和結構融資評級。迄今惠譽國際已完成1600多家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評級，1000多家企業評級及1400個地方政府評級，以及全球78%的結構融資和70個國家的主權評級。其評級結果得到各國監管機構和債券投資者的認可。
具體表述
1、長期信用評級
AAA——償還債務能力極強，為標普給予的最高評級。
AA——償還債務能力很強，與最高評級差別很小。
A——償還債務能力較強，但相對於較高評級的債務／發債人，其償債能力較易受外在環境及經濟狀況變動的不利因素的影響。
BBB——目前有足夠償債能力，但若在惡劣的經濟條件或外在環境下其償債能力可能較脆弱。
BB、B、CCC或CC——債務／發債人一般被認為具有投機成分。其中BB級投機程度最低，CC級投機程度最高。這類債務也可能有一定的投資保障，但重大的不明朗因素或惡劣情況可能削弱這些保障作用。
R——由於其財務狀況，目前正在受監察。在被監察期內，監管機構有權審定某一債務較其他債務有優先償付權。 SD／D——當債務到期而發債人未能按期償還債務時，縱使寬限期未滿，標普亦會給予D評級，除非標普相信債款可於寬限期內清還。此外，如正在申請破產或已採取類似行動以致債務的償付受阻時，標普亦會給予D評級。當發債人有選擇地對某些或某類債務違約時，標準普爾會給予“SD”評級(選擇性違約)。
NR——發債人未獲得評級。
加號(＋)或減號(-)：可以從AA級至CCC級加上加號和減號，表示評級在各主要評級分類中的相對強度。
2、短期信用評級
A-1：償還債務能力較強，為標普給予的最高評級。此評級可另加‘＋’號，以表示發債人償還債務的能力極強。
A-2：償還債務的能力令人滿意。不過相對於最高的評級，其償債能力較易受外在環境或經濟狀況變動的不利影響。
A-3：目前有足夠能力償還債務。但若經濟條件惡化或外在因素改變，其償債能力可能較脆弱。
B：償還債務能力脆弱且投機成分相當高。發債人目前仍有能力償還債務，但持續的重大不穩定因素可能會令發債人沒有足夠能力償還債務。
C：目前有可能違約，發債人須依賴良好的商業、金融或經濟條件才有能力償還債務。
此外，還有R、SD／D級別，解釋與長期評級同類表述基本一致。
經驗研究的準備工作
相關圖片(一)主權信用評級數據的獲得
大多數有關主權信用評級的研究都將評級機構發布的字母等級轉化為數值等級。然而，除了定期發布主權信用等級之外，國際知名的評級機構通常也會在正式宣布升級或降級之前，定期公布或正面或負面的等級展望報告，並且隨後發布一些關於主權等級升級或降級的評論或重點觀望名單。例如，標準普爾公司(S&P)曾公開表示，其發布的信用觀望(creditwatch)就是依據一些公開的事件與短期趨勢來預測90天內信用等級變化的可能方向。此外，S&P定期公布的等級展望報告就是對6個月到2年之內的信用等級可能變化的方向所做的預測。
參照AMADOU(2003)的做法，我們將Moody或S&P做的字母等級轉化為數值指數，取值範圍為1-58，具體的對應關係可參見附表1。同時，根據信用觀望為正面還是負面來決定如何進行上下調整。由此，我們可通過Moody與S&P公布的主權信用等級計算出月度平均綜合評級指數(It)。考慮到評級指數可能存在的非線性，我們進一步對該綜合評級指數進行對數變換：Rt=ln(It/(59-It))。
(二)對債務危機的重新界定及債務危機數據的獲得
鑒於20世紀80年代與90年代債務危機的頻繁發生，許多學者開始關注主權違約和主權風險的決定因素。相關研究首先需要對債務危機下一個明確的定義。通常情況下，債務危機的發生意味著下列事件的發生：債務重組、未按期支付本金或利率而發生欠款、國際貨幣基金貸款協定的上限部分。一些研究綜合考慮上述三個事件來定義債務危機；另外一些研究簡單地採用某一個單個事件或對債務重組或欠款的度量來識別債務危機。例如Lee(1991)、Balkan(1992)、Lanoie和Lemarbre(1996)以及Marchesi(2003)採用債務重組的概念來定義債務危機；Hajivassiliou(1994)在定義債務違約時則考慮了所有上述三個事件。
此外，考慮到90年代以後所發生的債務危機大多以對主權債券發生違約為特徵，穆迪公司將一個主權債券的發行者滿足下面的一個或多個條件時定義為違約狀態，相關條件是：(1)延期支付利息或本金，儘管最終在寬限期之內付清；(2)發行者以息票率或面值更低的債券來代替原來的債券；(3)發生不公平的交換，以幫助發行者避免陷入更嚴重的違約中去(MoodyCompang，2003)。然而，當我們試圖採用上述債務危機的定義時會面臨兩個主要問題：第一，對新興市場國家而言，主權信用評級的歷史較短；第二，主權債券發生違約的事件非常有限，自1985年以來，僅有7個主權債券的發行國家對其外幣債券發生了違約，而且大多集中發生在1998—2002年。
鑒於樣本期間主權違約事件過少這一事實，Amadou(2003)借鑑Altman(1998)對困境證券的定義建議：如果主權債券的月度平均利差(實際計算中，月度債券評級指數(EMBI)+國家利差來表示)超出美國國庫券1000個基點或更多時，就將此主權債券認定為困境債券，主權債券被認定為困境債券時，就認為發生了債務危機。隨後，Amadou又給出了一個備選定義：如果一個國家的主權債券利差超出其歷史分布的90%分位數時，就認定發生了債務危機。將主權債券處於困境定義為債務危機顯然要比僅僅將主權違約界定為債務危機廣義得多，這種改進的定義不僅包括了真正的主權違約事件，還包括了一些瀕臨違約但由於受到外界資助而成功規避的情況。顯然，如果將債務危機的本質看做是信用風險的加劇，而這種加劇並不一定就導致違約，同時信用風險加劇事件的發生頻率顯然要比真正的違約事件發生頻率更高，從這個意義來講，這種改進的定義更加合理。因此我們採用這種改進的定義來識別債務危機的發生。
按照這種改進的定義，針對所選擇的樣本數據，我們總共識別出263次主權債券困境事件，而在這段時期貨幣危機的發生數為42次。進一步通過仔細對照這些事件的發生時間，我們發現總共僅有12個月，貨幣危機與主權困境同時發生。這一發現可能意味著即使採用這種改進的定義，貨幣危機與債務危機之間的相關性也較小，當然這一結論還需要進一步採用更為科學的方法加以驗證。為了便於經驗研究，我們引入債務危機的二元變數，如果在債務危機發生後的24個月內出現一次或多次主權利差高於1000個基點，該變數取值為1，否則該變數取值為0。此外，考慮到債券危機與貨幣危機尤其是後者通常都要持續多個月，因此為了避免重複統計，我們應設定適當的數據視窗(datawindow)。對於債券危機而言，我們參照穆迪進行評級展望的頻率，設定6個月為數據視窗，即當主權債券的月度平均利差在某月出現“大幅變化”(換言之，超出美國國庫券1000個基點或更多時)，我們就將此後6個月內發生的所有大幅變化都視做一次危機，在統計債務危機發生時間與次數時不考慮在內。
(三)對貨幣危機的界定及貨幣危機數據的獲得
Eichengreen等(1995，1996)是最早研究貨幣壓力度量方法的學者，並希望以此來確定貨幣危機的發生時間。具體來說，他們將匯率處於壓力狀態定義為當所構造的指數值超過一定臨界值。這裡的指數是由名義匯率、國際儲備以及利率三個變數相對變化的加權和構成，該指數既包括了成功的投機攻擊也包括了不成功的投機攻擊。在該指數中的所有變數是相對於所選定的參照國家，同時其臨界值是不隨時間而變化的。
Eichengreen等人關於貨幣危機的定義受到了許多學者的批評，並由此衍生出了許多其他有關貨幣危機的定義。Kaminsky等(1998)以及Kaminsky和Reinhart(1999)對貨幣危機的定義與Eichengreen等人的非常類似，但在他們所構造的指數中不包括利率變化，因為在他們所研究的樣本國家中，利率受到了中央銀行的嚴格控制。一些學者考慮到不成功的投機攻擊很難被識別，因此在構造貨幣壓力指數時並不考慮該因素。例如Frankel和Rose(1996)以及Esquivel和Larrain(1998)將國際儲備與利率差這兩個變數從匯率壓力指數中略去，構造了一個簡單的貨幣崩潰指數。此外，有的學者強調了在貨幣危機中變數的波動程度明顯不同這一特徵。例如Zhang(2001)採用隨時間變動的臨界值來解決這一問題。考慮到現代貨幣危機的本質，同時由於市場化的利率數據在許多新興市場國家中都無法獲得，我們認為採用Kaminsky和Reinhart的定義作為計算外匯市場壓力的基準點是合理的。換言之，外匯市場壓力(EMP)被定義為：
EMP=%匯率it／std1it+%外匯儲備it／std2it
這裡std1it和std2it分別代表國家i在時間t時匯率百分比和外匯儲備百分比變化的標準偏差。需要強調的是，由於數據可獲得性的原因，這裡的標準偏差分別指一年中的月度匯率波動率與月度外匯儲備波動率的標準差。這裡假定與匯率壓力相關的名義匯率的變化應當影響本幣的購買力，換言之，名義匯率的變化應當導致實際匯率的變化(至少在短期)。這一條件排除了在高通貨膨脹時期所發生的一些急劇貶值現象，但同時保留了在通貨膨脹較為溫和的時期所發生的大幅貶值。
在確定是否發生危機時，一些研究者採用外生性的貶值臨界值，即這一臨界值對於所分析的所有國家都是相同的(FrankelandRose，1996；Kumaretal.，1998)；另一些研究者則根據各國的不同情況來確定具體的貶值臨界值(KaminskyandReinhart，1999；Kaminskyetal.，1998；IMF，1998；EsquivelandLarrain，1998；GlickandMoreno，1998；Moreno，1999)。本文將匯率壓力的大幅變動明確為所定義的外匯市場壓力指數變化超過5%，同時超出均值2個標準差，這裡的均值和標準差是根據各國的具體情況來設定的。
同樣考慮到貨幣危機通常都要持續多個月，因此為了避免重複統計，我們參照大多數研究者的做法，設定24個月為數據視窗，即當外匯市場壓力指數在某月發生了大幅變化，我們就將此後24個月內發生的所有大幅變化都視做一次危機，在統計貨幣危機發生時間與次數時不考慮在內。
相關疑問
主權債務評級主權信用評級是否有助於預測貨幣危機與債務危機
在在這裡首先採用logit機率回歸模型來估計主權信用等級對貨幣危機的預測能力。其中，因變數是貨幣危機(危機發生時取值為1，否則為0)，而解釋變數是前面所構建的平均綜合評級指數。值得注意的是，在估計過程中，我們將採用不同間隔期的指數變化、不同的指數構成來進行壓力測試，以保證估計結果的一致性與可靠性。具體的估計結果參見表1。
從估計結果可看出，在新興市場國家中，主權信用等級的變化並不能顯著地預測貨幣危機的發生。儘管對數綜合評級指數的3月期變化與Moody評級的3月期變化在5%的水平上是統計顯著的，但相對應的邊際效應卻分別僅僅達到-0.2%和-0.6%，意味著影響可忽略不計。此外，綜合評級指數的12月期變化與6月期變化的估計係數的方向與預期的相同，但在統計上卻並不顯著。同時當分別採用S&P的評級指數、簡單的評級指數作為解釋變數時，也出現同樣的問題。這一結果基本上與Amadou(2003)以及GKR(2000)的研究結論一致，前者選取了1990-2002年期間的13個新興市場經濟體發生的30次貨幣危機為樣本，後者則選取了24個新興市場經濟體中的21次貨幣危機為研究樣本。
既然主權信用評級不能顯著地預測出貨幣危機的發生，那么主權信用等級是否在貨幣危機發生後進行了調整?IMF(1999)通過對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前後評級機構的表現進行調研，發現評級的變化通常滯後於貨幣危機的發生，意味著降級通常發生在危機爆發之後而並非之前。這一事實似乎進一步印證了前面所提到的觀點：由於評級機構大多都是對被評客戶直接收費，同時為了避免受到其降級行為可能引發危機的指責，因此評級機構通常沒有動力在金融危機真正爆發之前主動地降低主權信用等級。
當然評級機構對此也做了反駁，認為它們不會冒著損害自身信譽的風險而只考慮當前的利益。然而，無論原因究竟是什麼，研究貨幣危機發生後評級的變化情況無論對於市場參與者還是決策者而言都是非常有意義的。就這一問題，GKR(2000)以及Amadou(2003)針對不同的樣本集合分別採用有序probit機率回歸模型來估計貨幣危機的發生是否有助於預測主權信用評級的下降。在他們的估計中，因變數為主權信用評級的3月期變化，具體地說，當主權信用等級出現升級時，因變數取值為1，當未出現變化時，因變數取值為0，而當出現降級時，因變數取值為-1；而解釋變數則為滯後3個月的貨幣危機二元變數。
同樣，我們採用有序probit機率估計方法，針對1990-2004年樣本國家貨幣危機的發生情況與主權信用等級的相關數據，在Limdep7.0分析軟體的幫助下，對貨幣危機對主權信用等級的下降是否具有預測力進行了估計，結果參見表2。從估計結果我們不難看出，解釋變數的估計係數具有統計顯著性，且其邊際預測貢獻達到了7.9%，意味著貨幣危機有助於預測主權信用等級的下降。這一結論與GKR(2000)以及Amadou(2003)採用不同的樣本所得出的結論基本上是一致的，儘管程度有所差異。因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較為可靠的結論：貨幣危機的發生增加了主權信用等級被降級的機率。
GKR(2000)曾提出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主權信用等級的決定因素是否就是對金融危機具有預測力的那組基本面因素?上面的經驗研究結果告訴我們可能並不盡然。換言之，可能存在其他一些因素(不同於通常討論的巨觀經濟基本面因素)，在貨幣危機與主權違約事件之間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這些因素可能是我們未來研究中需要特別關注的。
我們最後來研究主權信用等級是否可以代表主權違約發生的可能性?為此，我們採用1990—2004年期間18個新興市場國家中的隱含違約機率(IPD)數據與綜合評級指數數據構成的面板資料庫來進行回歸估計(結果見表3)。從估計結果可看出，無論我們採用綜合評級指數的3月期變化、6月期變化、12月期變化，還是採用單獨的Moody評級指數或S&P評級指數，R2均表現顯著，在54%-72%的範圍內波動，模型中解釋變數的估計係數在5%的水平上統計顯著，且估計係數的方向也與預期的相同，表明主權信用等級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代表主權違約的可能性。
評級巨頭下調多國主權債務
主權債務評級美國
標普公司當地時間周五(5日)晚突然對外宣布將美國主權信用評級從“AAA”下調一級至“AA+”，將美國的信用評級展望定為“負面”。標準普爾公司警告，可能會在未來2年內進一步調低美國的評級。
分析師稱，標普此次將美國的最高“AAA”評級下調，美國保持了近一個世紀的主權債務最高信用級別首次被改寫，影響深遠。
越南
評級機構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Moody'sInvestorsService)下調了越南的主權債務評級，並警告稱，越南經濟政策的不足，正導致該國發生國際收支危機的風險加大。越南的巨觀經濟政策經歷了劇烈波動——兩年前當通脹達到28%的峰值時，政府首先試圖控制通脹，但隨著金融危機爆發，又出台了刺激方案。此後，越南就一直在艱難地“踩剎車”。
穆迪警告稱，越南11月份通脹率同比上升11%，加大了越南盾的下行壓力。越南盾在黑市的交易價一直遠低於官方匯率。
日本
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Moody'sInvestorsService)最近發表聲明，將日本政府Aa2級的本外幣債券置於下調觀察名單。
穆迪在聲明中稱，將日本評級列入下調觀察名單主要是基於對當地不穩定的經濟成長前景和疲軟的政策應對力度的擔憂，認為政府達到一個可信的赤字削減目標難度較大。
聲明中還稱，中短期內日本政府債券出現融資危機的可能性不太高，但壓力可能長期積累，在未來某個臨界點，市場可能會在定價時將風險溢價計入國債的價格中。穆迪在聲明中警告稱，日本政府如果不能有效整頓財政狀況，其債務水平上升勢頭難以阻擋。
西班牙
由於西班牙金融系統重組成本過高，風險測評機構穆迪公司10日將西班牙主權債務評級從Ａａ1級下調至Ａａ2級，前景為負面。
這一評級是該機構評級中的第三檔，代表著該國債務處於中高水準，對不利環境的敏感度為中等。穆迪公司在一份報告中解釋說，西班牙重組金融體系的成本會比此前政府所預測的更高，並導致赤字上升。儘管此前政府認為金融系統重建僅需要200億歐元，但穆迪公司卻表示這一數字可能將上升至400億－500億，如果出現嚴重危機，甚至可能上升至1100億－1200億。
關於負面前景，穆迪在報告中說，西班牙經濟目前由於需要大額融資以償還到期的主權債務和資助各大自治區及銀行而變得頗為脆弱，易受市場動盪影響。但另一方面，他們也認可了西政府對於緩和西班牙經濟問題所做出的諸如對勞動力市場和養老金改革等努力，並表示正因此，該國債務評級這次僅僅被下調一檔。
希臘
穆迪投資者服務機構周三將希臘的主權債務評級從“B1”下調至“Caa1”，評級前景定為“負面”(Negative)。
穆迪投資者服務機構發表聲明稱，在不進行債務重組的情況下，希臘將無法穩定自身債務狀況的風險性正在加大；與此同時，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內的希臘支持者可能會在未來某一時刻要求債權人參與債務重組，以此作為向其提供額外支持的條件，這些因素促使該機構調降了希臘的主權債務評級。
聲明指出：“這些風險意味著，希臘在評級期限中債務違約的可能性至少為一半。”聲明還補充稱，在5年的投資期限中，擁有“Caa1”評級的主權國家和實體中約有50%及時履行了還債義務，另外50%則已債務違約。穆迪投資者服務機構的“Caa1”評級表明債務質量很差且可能違約。
對中國的評價
穆迪、標普、惠譽對中國給出的評級分別為A1、A+、AA-，國際評級機構標準普爾上調了中國主權債務評級。其中，長期債務評級由原來的“BBB＋”上調至“A--”，短期債務評級由原來的“A--2”上調至“A--1”，評級展望為“正面”。
此前，標準普爾對中國主權債務評級曾進行過四次調整。對於此次評級調升，標準普爾的理由是：中國金融體系的改革使政府信用實力得到提升，並且企業的經營狀況得到了改善。目前，中國經濟改革與中國巨觀經濟穩定發展已經形成了良性循環。
業內人士認為，此次中國主權債務信用評級的調升，將有助於進一步降低中國在海外發債融資的成本。按慣例，在海外發行的中國主權債券定價一般是在美國國債的利率水平上再加點，而加點的幅度則由中國財政部和國際購買者通過磋商決定。其中，信用評級是磋商的重要基礎，信用等級越高加點越少，中國主權債的發行成本就越低。中國今年才上升為：AA_，去年標普評級為：A+。
相關動態
主權債務評級市場綜述：
最近，兩黨就美國債務上限調整達成一致，但歐元區債務問題擴散的擔憂持續困擾市場，為金價上行提供動力。疲弱經濟數據令市場開始擔憂美國經濟再度陷入衰退，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下跌也一度累及金價，但在避險需求回升的影響下，金價保持上行趨勢，但在周五美國失業率數據好於預期的影響下，金價漲幅受限，但仍創出新高。在市場對歐元區債務問題擔憂升級和全球經濟數據整體弱於預期的共同影響下，上周黃金價格在突破1600大關之後繼續上揚。至周五收盤，現貨金收於1664美元/盎司，較上周上漲2.27%。
上周影響金價走勢的主要因素：
美國兩黨終於就債務上限調整達成一致，短期內避免了美國債務出現違約，周中穆迪確認美國AAA主權信用評級，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擔憂情緒，但疲弱的經濟數據增加了市場對美國經濟的擔憂，美國長期主權信用評級被穆迪調降的傳聞引發了市場強烈的避險情緒，構成金價上行的利好因素。
歐洲方面，市場關注焦點重新回到歐洲，義大利10年期國債收益率在上周一升值6%的水平，創下10餘年來新高，進一步加劇了市場對歐元區債務問題擴散的擔憂，且由於義大利經濟和債務規模遠大於希臘，若其無法通過市場融資，歐元區國家將無力對其救援，這進一步加劇了市場的擔憂情緒，利好金價走勢。
經濟數據方面，上周各國公布的PMI數據整體弱於預期，經濟增速放緩的跡象進一步明顯。同時美國6月消費支出和工廠訂單數據亦弱於預期，加劇了市場對美國經濟前景的擔憂。疲弱經濟數據對金價上行構成利好因素。但周末公布的美國7月失業率數據好於預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金價上行的幅度。
近期市場展望：
周末美國主權信用評級遭調降，預計將對全球金融市場構成衝擊，全球經濟走勢不確定性上升，美聯儲明確在2013年年中之前都將維持目前低利率的政策對金價構成有力支撐。歐元區國家可能將在本周對問題國家國債走勢進行干預，希望藉此緩解目前市場憂慮，其效果如何仍有待觀察，但歐元區債務問題的存在及經濟增速放緩等因素都將對金價構成有利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