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成果
西方學者的研究
第一類是西方學者對中蘇關係的研究,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冷戰史領域。從總體上看 ,西方學者從歷史糾紛和現實利益的矛盾角度 ,分析中蘇關係的演變。他們站在較“中立”的立場上 ,使用中蘇兩國的解密檔案和西方情報部門掌握的相關材料 ,充分利用了實證史學和比較政治的方法 ,對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 ,近年來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主要作品又可以進一步分成兩種 ,一是白人學者戴維德·梅爾斯(Davidllan Mayers) 的《劈開磐石 :對抗中蘇同盟的美國策略》、費正清和麥克法夸爾主編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蓋迪斯(John Lewis Gaddis)的《我們現在明白了: 重思冷戰史》、高沃龍( Garver. John) 的《對手與盟友》、迪特·海茵茨希(Dieter Heinzig) 著《中蘇走向聯盟的艱難歷程》等;二是華裔學者的研究成果 ,如:陳兼的《毛澤東的中國和冷戰》、張曙光的《毛澤東的軍事浪漫主義:中國和冷戰》和《經濟冷戰》等。研究方法的多樣性和對美國在中蘇關係變化過程中扮演角色的研究是西方研究的主要特色。
蘇聯(俄羅斯)學者
第二類是蘇聯(俄羅斯)學者方面。在過去他們主要是站在大黨大國主義的立場上 ,認定中國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民族主義惡化了中蘇關係 ,或者將問題的責任歸咎於中國領導人的失誤。公認的最為權威的蘇中關係著作是鮑里索夫和科洛斯科夫 80 年代合著的《中蘇關係1945～1980》,出於意識形態對抗的需要 ,該書雖然資料豐富、邏輯縝密 ,但是立場僵化。值得注意的是 ,90 年代以來 ,該書的主要作者鮑里索夫(真名為羅曼寧 О. Б. Рахманин) ,連續寫了兩部蘇中關係著作《中蘇關係的歷史思考》和《二十世紀的俄(蘇)中關係》,同過去相比 ,其觀點發生了很大變化 ,更加注重從客觀的歷史角度 ,而非主觀的意識形態立場探討中蘇關係變化的原因。類似的作品還有庫里克（Б. Т.Кулик的）《蘇中分裂:緣起與結果》,作者作為中蘇關係的親歷者，對50年代到60年代的事件和問題進行了逐一梳理 ,對於我們理解中蘇關係破裂的蘇聯方面原因很有幫助。此外 ,俄羅斯的中青年學者瓦斯科列謝斯基 ( А. Д.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的《俄羅斯與中國:國家關係的歷史與理論》、巴拉諾夫（E. П. Бажанов的）《蘇中關係》也都體現了俄羅斯對中蘇關係研究的發展。
第三類是中國學者方面
長期以來 ,中國學者在很大程度上延續中共在中蘇大論戰時期的觀點 ,認定赫魯雪夫搞“修正主義”是中蘇關係逆轉的根本原因。80 年代以來 ,中國學者在中蘇關係的研究中取得了很大進步 , 隨著國內外有關歷史檔案材料的解禁 , 不僅一些回憶性的書籍和文章增多 , 一些學者也開始從國家戰略的矛盾、國家利益的衝突、意識形態的論戰、領導人的觀念意識等更加全面的角度去分析中蘇關係逆轉的原因 ,並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以師哲的《在歷史巨人身邊》、李越然的《中蘇外交親歷記》、吳冷西的《十年論戰》等為代表 ,一些中蘇交往親歷者的回憶錄陸續出版。同時 ,一些學者不忘深入挖掘中蘇關係的有關史料 ,沈志華、李丹慧整理出版了俄羅斯解密檔案《蘇聯歷史檔案彙編》,並發表了許多論文和著述 ,對中蘇 關係中的一些重要歷史事實進行了澄清;牛軍、楊奎松等學者從中共黨史研究的角度對中蘇關係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此外 ,外交學院的曲星教授以外交研究的方法對中蘇關係的變化的國家利益、國家戰略背景等因素作了全面的研究 ,北京大學的孔寒冰教授則對中蘇關係演變對中國60---70年代國內政治的影響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