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詞由來
中產憂鬱概念釐清
中產憂鬱中產階層不可能覆蓋政務官隊伍,政務官隊伍也不等於“權力階層”。這種拿財產換權力的思維本身就違背現代政治理念。隨著一批批重量級官員鋃鐺入獄,所謂官場潛規則已經被狠狠打破。而把對西方價值觀的認同、與西方國家關係密切,當作中產階層的標籤,同樣是草率的。這些嚴重脫離中國實際的想法,根本不是中國中產階層的價值觀,而是一些習慣於給中國道路、中國制度、中國文化潑污水人的片面認識。
事實上,黨和政府早就把“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作為強國戰略,從“十一五”規劃以來連續列入三個“五年規劃”當中。發展壯大中國的中產階層,不僅可以穩定經濟發展成果,還將促進公民對公共事務的有效參與,提高全社會的“共治”水平,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
相關觀點
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到今天這個程度,就是要“啃硬骨頭”“涉險灘”,要消除制約生產力發展的頑症痼疾,讓經濟運行更加高效有序,讓公民合法權益得到充分保護,讓社會矛盾調解和處置機制更加順暢。要通過不斷努力,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這個過程,既與各個階層相關,也需要各個階層來參與。
前述文章談及的種種“擔心”,包括養老、醫療、房產所有權、物價、腦力工作者就業等等問題,並非僅僅涉及中等收入群體,對偏低收入群體的影響更大,甚至與偏高收入群體也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從世界各國發展進程來看,如果這些問題解決不好,社會穩定就無從談起。前幾年多箇中東國家局勢不穩、導致今天歐洲移民成災,一些已開發國家頻發惡性治安事件,都說明中產階層不可能獨善其身。中產階層的憂慮應當是“有責任、有擔當的憂慮”。
中國的中產階層首先屬於先富階層,他們毫無疑問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即使他們中的一小部分選擇了移民,不也是基於先富之後的選擇。隨著改革深入和經濟轉型推進,就業、教育、住房、養老、商業競爭、司法保障等都面臨一些具體矛盾,中等收入人群對國家治理的參與要求也會上升,這不是壞事,而是正常訴求。通過完善協商民主、選舉民主、基層民主、經濟民主等體制機制,讓公民有序有效地參與各方面治理,共享發展成果,本身就是改革的方向。
《經濟學人》的文章試圖把中國中產階層單獨剝離出中國社會,把這個原本多姿多彩的階層描繪成一個“憂鬱症群體”,說成是現有社會矛盾的主要受害者,並給他們貼上反體制的標籤。該文作者即使不是刻意挑撥,也在事實上發揮著挑撥的功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