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魯迅日記》魯迅（1881－1936），清光緒七年八月初三（1881年9月25日）生於浙江省紹興府會稽縣（今紹興市）東昌坊口。原名周樟壽，字豫山，後改名為周樹人，改字為豫才。至三十八歲，始用“魯迅”為筆名。浙江紹興人（祖籍河南省正陽縣），是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魯迅的精神被稱為中華民族魂，並且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之一。魯迅的母親是魯瑞，父親是周伯宜。在這一生中他寫了小說,散文，雜文100多篇。魯迅出身於沒落的士大夫家庭。1898年到南京求學，先入江南水師學堂，次年考入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礦務鐵路學堂。其間接觸了西方資產階級的“科學”與“民主”。1902年赴日本留學，入東京弘文學院。1904年到仙台醫學專科學校學醫，後因為在那裡發生的兩件事對他影響很大，從此棄
《魯迅日記》醫習文。少年時代在家塾學習詩書經傳，喜歡野史雜錄和民間繪畫藝術。1898年就讀于洋務派創辦的南京江南水師學堂，數月後重考入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路礦學堂，開始接觸新學。1902年到日本留學。4月入弘文學院，1904年4月結業，6月入仙台醫學專門學校。這一時期開始參加各種民族民主革命活動，廣泛涉獵西方近代科學文藝書刊。最早的一篇譯述文章《斯巴達之魂》前半部分發表於l903年6月在日本出版的《浙江潮》第5期(後半部分載於第9期)；同年在東京出版了第一本翻譯科幻小說《月界旅行》。 1906年棄醫學文，希望以文藝改造國民精神。籌辦文藝雜誌《新生》，未果，轉而在《河南》雜誌發表《人之歷史》《摩羅詩力說》《文化偏重論》等重要論文。與周作人合譯《域外小說集》第一集，1909年出版。1909年夏回國，先後在杭州浙江兩級師範和紹興府中學堂任教。辛亥革命後任紹興師範學校校長。1911年用文言寫了第一篇小說《懷舊》，思想特色和藝術風格，都與後來小說相同，捷克學者普實克認為它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先聲”。
《魯迅日記》1912年2月應蔡元培之邀，赴南京教育部任職，後隨教育部遷往北京。1918年5月開始以“魯迅”為筆名在《新青年》發表第一篇現代白話小說《狂人日記》。1918年到1926年間，陸續創作出版了小說集《吶喊》《彷徨》《故事新編》、雜文集《墳》《熱風》《華蓋集》《華蓋集續編》、散文詩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等專集都被收錄在各類教材中。其中，1921年12月發表《阿Q正傳》，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學生愛國運動，被北洋政府所通緝，南下到廈門大學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到當時的革命中心廣州，在中山大學任教務主任。1927年10月到達上海，開始與其學生許廣平同居。1929年，兒子周海嬰出世。1930年起，先後參加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和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反抗國民黨政府的獨裁統治和政治迫害。從1927年到1936年，創作了歷史小說集《故事新編》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雜文，收輯在《而已集》《三閒集》《二心集》《南腔北調集》《偽自由書》《準風月談》《花邊文學》《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編》《且介亭雜文末編》《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遺》等專集中。魯迅的一生，對中國文化事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領導、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
魯迅日記學團體；主編了《國民新報副刊》（乙種）、《莽原》《語絲》《奔流》《萌芽》《譯文》等文藝期刊；熱忱關懷、積極培養青年作者；翻譯外國進步文學作品和介紹國內外著名的繪畫、木刻；蒐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學，編著《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整理《嵇康集》，輯錄《會稽郡故書雜錄》《古小說鉤沈》《唐宋傳奇錄》《小說舊聞鈔》等等。1936年10月19日清晨，魯迅逝世於上海。成千上萬的普通人自發地來為他送行，在他的靈柩上覆蓋著一面旗幟，上面寫著“民族魂”（沈鈞儒手書）三個字。 葬於虹橋萬國公墓。1956年，魯迅遺體移葬虹口公園，毛澤東為重建的魯迅墓題字。1938年出版《魯迅全集》（二十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魯迅著譯已分別編為《魯迅全集》（1957年版本，十卷），《魯迅譯文集》（十卷），《魯迅日記》（二卷），《魯迅書信集》，並重印魯迅編校的古籍多種。1981年出版了《魯迅全集》（十六卷）。2005年出版了《魯迅全集》（十八卷）。北京、上海、紹興、廣州、廈門等地先後建立了魯迅博物館、紀念館等。魯迅的小說、散文、詩歌、雜文共數十篇（首）被選入中、國小語文課本。小說《祝福》《阿Q正傳》《藥》等先後被改編成電影。魯迅的作品被譯成英、日、俄、西、法、德、阿拉伯……等50多種文字，在世界各地擁有廣大的讀者。概況
《魯迅日記》日記的最大特色是真實天然。作為作者的心靈獨語，撰寫時並無問世之心，因而從中可以看到明晰的意見，可靠的史料，乃至於個人的隱私。這些都是從存心著述、意在流布的文字中絕對得不到的。正因為如此，日記才成為了正統文學、正統歷史之外的一個寶藏，引起了考據學者、文化史學者、傳記作者的特殊興趣,一般讀者也可從中享受到不同於一般的閱讀樂趣。日記的風格多姿多彩：有的志在立言，意存褒貶；有的緣事生情，緣景生情；有的剪貼摘抄，廣攝新知……魯迅先生的日記則採用排日記事形式，寥寥數語，簡單精煉，應屬於日記的“正宗嫡派”。不過，魯迅也有生前公開發表的日記，如《馬上日記》、《馬上支日記》、《夜記》,但這在魯迅日記中屬於特例，已歸入雜文創作範疇。現存魯迅日記起於1912年5月5日，訖於1936年10月18日，採用普通毛邊紙印成的有黑色或紅色絲欄的稿紙，每年合訂一本，共二十五本，其中1922年日記在日寇1941年12月逮捕許廣平時失落，現據許壽裳錄存的片斷補入。經電腦檢索，總字數為39，4039字(不含標點)。這些日記，忠實記錄了魯迅北京、廈門、廣州、上海時期的生活狀況，是研究魯迅生平、思想和創作歷程的第一手資料，也是魯迅留給我們的一份豐厚凝重的文化遺產。如果就魯迅日記讀魯迅日記，肯定味同嚼蠟，無法卒讀。但如果聯繫魯迅作品、結合魯迅生平史實閱讀，就能從魯迅日記中破譯很多密碼，使閱讀過程成為不斷有所發現的過程。這也就是說，有關魯迅作品和魯迅生平的知識是打開魯迅日記寶庫大門的鑰匙，而從魯迅日記中所獲得的史料，又能幫助讀者加深對魯迅生活時代和創作歷程的理解，更全面準確地掌握魯迅生平史實，並對魯迅某些作品的著譯日期和某些內容進行補訂。
魯迅在談到自己日記的內容時說：“寫的是信札往來，銀錢收付，無所謂真面目，更無所謂真假。例如：二月二日晴，得A信；B來
《魯迅日記》。三月三日雨，收C校薪水X元，復D信。一行滿了，然而還有事，因為紙張也頗可惜，便將後來的事寫入前一天的空白中。總而言之：是不很可靠的。但我以為B來是在二月一日，或者二月二，其實不甚有關係，即便不寫也無妨；而實際上，不寫的時候也常有。”《馬上日記?豫序》。有的著名作家也以魯迅日記是“流水帳”為理由，致函國家出版社，反對出版魯迅日記。其實，魯迅對他日記的自評是自謙之詞，有文學性的誇張成分。在現存魯迅日記手稿中，並未發現倒填日月的痕跡，只不過要事不錄、小事不記的情況的確存在。例如魯迅跟紅軍將領陳賡的著名會見，在日記中即不著痕跡。魯迅跟瞿秋白先烈的交往，在日記中也沒有完整的記錄，而且採用了一系列的別名、代號，如何家夫婦、文尹夫婦、維寧(或作惟寧)、文它、何凝、凝冰、宜賓、蕭蔘等。如果我們了解中國自古以來就有牽牽連連的“瓜蔓抄”和罪名大得可怕的“日記案件”，了解中國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統治是如何比罐頭盒還嚴，就能理解魯迅為什麼在撰寫本具有不公開性因而根本不應罹難獲罪的日記時也懷著戒備之心。至於銀錢收付方面，魯迅付出的錢不一定入帳，而收入及別人歸還的錢，卻很少漏記。從這一側面，也反映出他博大仁厚的襟懷。 作為個人生活道路的史錄，魯迅日記不裝腔作勢，不矯揉造作，不雕琢粉飾，有的文字比別的文章更能表現魯迅的個性和多方面的生活內容，堪稱最大意義上的個性化寫作。“夜代女工王阿花付贖身錢百五十元”1930年1月9日日記。，充分表現了魯迅對
《魯迅日記》勞苦大眾――特別是被壓迫婦女的真摯同情。“上午赴部，車夫誤碾地上所置橡皮水管，有似巡警者及常服者三數人突來亂擊之，季世人性都如野狗，可嘆!”1913年2月8日日記。，充分表現魯迅對欺壓勞苦大眾的社會惡勢力的深刻憎恨。“下午捐慰問被捕學生泉十”1927年4月16日日記。，這是魯迅在國民黨右派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後一次明確的政治表態。據不完全統計，魯迅日記中關於從事著譯的直接記載共1240多條，切切實實地反映出魯迅在新文化戰線上不避鋒芒、頑強拼搏的一生。但魯迅也有休憩。他在1933年1月25日的日記中寫道：“舊曆除夕也，治少許餚，邀雪峰夜飯，又買花爆十餘，與海嬰同登屋頂燃放之，蓋如此度歲，不能得者已二年矣。”魯迅極端厭惡那種叫人終年奮發、悲憤的說教者，因為“叫人整年的悲憤，勞作的英雄們，一定是自己毫不知道悲憤，勞作的人物。在實際上，悲憤者和勞作者，是時時需要休息和高興的。古埃及的奴隸們，有時也會冷然一笑。這是蔑視一切的笑。不懂得這笑的意義者，只有主子和自安於奴才生活，而勞作較少，並且失了悲憤的奴才。”《花邊文學?過年》。 有的研究者以記事繁簡詳略為區分標準，將日記區分為“複式記事日記”和“簡式記事日記”。魯迅日記記事至簡，敘述極略，當然應歸入後一種日記類型。在文壇論爭的過程中，有些魯迅的論敵將他稱之為“紹興刑名師爺”，“刀筆吏”。
《魯迅日記》這自然是一種十分刻薄的攻擊性言論。但作為深受浙文化氛圍濡染的文學大師，魯迅的文字又的確以老辣著稱，能夠只用一、兩個詞寫盡一種心態，概括一種事物，品評一種人物，收到一針見血、寸鐵殺人的藝術效果。魯迅的這種語言力度，跟“一著點墨，動關生死”的師爺行文確有相似之處。“下午得婦來書，二十二日從丁家弄朱宅發，頗謬”1914年11月26日日記。――一個“謬”字，道破了魯迅跟原配夫人之間的思想鴻溝，感情障壁。“其詞甚怪”1912年9月6日日記。，“不知所云”(1913年2月5日)，“不了了”1914年5月12日日記。，聊聊數字，徹底戳穿了北洋政府教育部范源濂總長，劉冠雄總長，梁善濟次長三人色厲內荏的空虛本質。“無日不處憂患中”(1913年10月1日)，簡單七個字，也寫盡了辛亥革命之後魯迅由失望而陷於悲憤的心境。正是由於魯迅行文簡而有力，魯迅日記才能呈現出豐富多姿的歷史內容而為特定的時代傳神寫真。由於魯迅日記是研究魯迅的最寶貴和最真實的史料之一，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獻價值，那些有意詆毀魯迅的人往往挖空心思，極力想從魯迅日記中嗅出一些自以為對他們有利的材料，以圖達到他們並不光明正大的目的。比如因為魯迅1912年的日記中出現了“寄羽太家信”的記載，有人就曲解文意，斷言周作人的日本老婆羽太信子原是魯迅之妻，因此才將寄羽太信子的信稱為“家信”。殊不知這位在魯迅日記中出現過七十餘次的“羽太”其實是周作人的妻舅羽太重九。所謂“寄羽太家信”，就是往日本的羽太重九家裡去信，對周作人的妻舅進行接濟。又如，魯迅1932年1月31日至2月5日日記有失記的情況，有人就故布疑陣，
《魯迅日記》說魯迅隱瞞了“整個生命里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令他心裡最難過的，最恐懼的，到死也不能釋然於懷的極端隱瞞的事”。這種含糊的指責，妄圖誤導讀者往不當之處作無窮的想像，以使魯迅在這種妄想中身敗名裂。但對中國現代史和魯迅生平稍有常識的人就會知道，1932年初爆發了日軍進攻上海的一二八事變，魯迅一家“突陷火線中，血刃塞途，飛丸入室，真有命在旦夕之概。”(1932年2月22日致許壽裳信)在舉家避難過程中，日記偶爾出現幾天空白，怎么竟會成為魯迅充當漢奸的罪證呢?更為荒唐的是，一貫以反魯自詡的蘇雪林女士公開撰文攻擊魯迅“狎妓”，人格因此破產。證據是魯迅1932年2月16日的一則日記：“夜全寓十人皆至同寶泰飲酒，頗醉。復往青蓮閣飲茗，邀一妓略來坐，與以一元。”所謂“全寓”，系指魯迅一家三口及其三弟周建人一家。世上哪有“全寓”同狎一妓的怪事?事實非常明顯，所謂“妓”即因一二八事變流落到上海來賣唱的歌女。“略來坐”，無非是進行一種社會調查。試聯繫魯迅同年創作的七絕《所聞》(“華燈照宴敞豪門，嬌女嚴裝侍玉尊，忽憶情親焦土下，佯看羅襪掩啼痕”)以及七絕《無題?其二》(“皓齒吳娃唱柳枝，酒闌人靜暮春時。無端舊夢驅殘醉，獨對燈陰憶子規”)，就會明了這些作品的素材來源。令人不解的是，當今有些人極力為某些文人的劣行惡跡乃至殺妻之罪進行強辯，而又極力想在魯迅聖潔的軀體上尋覓下蛆的處所。然而無論前一種做法抑或後一種做法，最終都將是徒勞無益費精神。 據周作人回憶，魯迅在南京求學時期和赴日留學途中均寫有日記，惜今佚。追回失落的魯迅1922年日記，看來也是一件希望渺茫的事情。為了保存魯迅手澤，以供圖書館、文化機關、研究者備置，上海出版公司於1951年影印了現存《魯迅日記》1050部。
《魯迅日記》1959年、1976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又兩次出版了排印本。1981年，魯迅日記作為16卷本《魯迅全集》的第14、15卷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再度印行，重新進行了校勘，把手稿中的部分古體字改為現行通用字，以便一般讀者閱讀，又訂正了手稿中的某些筆誤(包括日文、西文中的筆誤)。但也偶有脫字漏補、筆誤未改的情況，如未將福田醫院改為福民醫院，未將馬改為馬珏，未將金維堯改為金性堯，等等。由於日記手稿影印本個別處不夠清晰，81年版還有將手稿中原本正確的字看錯的情況，如將關天彭看成關大彭，將重久看成重人。1981年版魯迅日記的最大貢獻，是對文中涉及的大量人物、書刊、社團、機構等進行了詳盡注釋，做到了馮雪峰同志在解放初期感到“遠非我們的能力所能做到”的事情《〈魯迅日記〉影印出版說明》。這是一項篳路藍縷的工作，雖然人物生卒年注釋難免有誤，但開創之功功不可沒。其中貢獻最大的是亡友包子衍先生――這是一位名副其實的以生命赴魯迅研究的人。參加這項工作的還有蔣錫金教授、王錫榮、虞積華同志。筆者也參加了部分注釋定稿工作，留下了生命史上值得珍惜的一頁。此次排印本完全據手稿逐字逐句重新校勘，改訂了此前諸種排印本中的若干錯漏；但某些古體字、異體字、通假字仍照手跡付排，以保存歷史原貌。魯迅在《三閒集?魯迅譯著書目》中說過一句十分懇切的話：“不要只用力於抹殺別個，使他和自己一樣的空無，而必須跨過那站著的前人，比前人更加高大”。然而，真要跨過前人，哪怕是一星半點，又談何容易!
主要人物徐式莊
《魯迅日記》魯迅先生在1934年4月10日的日記中寫道：“下午雨，得徐式莊信。”這個徐式莊是誰呢？1976年版的《魯迅日記》里沒作任何注釋，1985年版的《魯迅全集》第十五卷只注釋說：徐式莊，魯迅著作的讀者，曾寫信給魯迅商榷《一天的工作》中幾個名詞的譯法。事有湊巧。1985年8月，原屏南縣甘棠中學教師謝學欽在里汾溪村調查40年代福建省頗有名氣的學者徐式圭時，其三弟徐式周漫不經心地說了句：“我二哥式莊生前也很會寫文章，常登在《上海晶報》上，月刊也有，多是科學方面的小品文，筆名湘如，時間是1938年。”說者無心，聽者有意。謝學欽當即向徐式周討報紙看，遺憾的是，所謂《上海晶報》等遺物，有的被拿去剪鞋樣，餘下的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也失散了。數日後，謝學欽走訪了徐式莊唯一的女兒徐黎明，她同丈夫翻箱倒櫃找到兩張與式莊遺作有關的舊報，不是《上海晶報》，而是《北洋畫報》；不是科學小品，而是文藝性論文，但署名是“湘如”，出版時間也是“1938年”。屏南山溝溝里居然有人在北平報刊上發表文章，使謝學欽激動不已。那兩片斷報，刊有湘如的《打倒“英雄”》和《魯迅避難詩》兩文。這可是一個發現！不過，要證明這就是屏南的徐式莊，還得花一番功夫，在沒有更多的資料可供查證的情況下，謝學欽寫信求教於
《魯迅日記》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家丁景唐先生。1986年12月30日，丁先生回信說：“所問的事，我在1981年版《魯迅全集》十五卷Ｐ.521，關於《魯迅日記》中的人物注釋中找到簡單的說明：‘徐式莊，魯迅著作的讀者，曾寫信給魯迅商榷《一天的工作》中幾個名詞的譯法。’”丁先生後又將此信複寫一份給其朋友、專治《魯迅日記》的包子衍先生，請他“幫助解答《魯迅日記》中‘徐式莊’的籍貫、工作等”。1987年1月2日，包子衍先生給謝學欽來信說：“丁先生屬查之事，沒有更多的補充。注釋此條好像是根據魯編室收藏的徐當年給魯迅先生的信（現在或許歸魯迅博物館保存了）。據我摘記的材料，徐發信是在北平西山同仁療養院，至於他們的籍貫和工作，我們都不知其詳。”謝學欽看到包先生的來信後，又記起徐黎明的姑姑徐抱冰曾在一封信中談到：式莊肺病嚴重時曾住北京同仁療養院。於是，謝學欽再次到徐黎明家裡查找式莊的遺物，結果找到兩張他住院時的相片。其中一張，後有三行鋼筆字：廿五年九月 范慕柳大夫攝此相贈 時在北平西山同仁療養院魯迅日記中的徐式莊確是黎明的父親，這個推斷成立了。為慎重，1987年4月15日，謝學欽將式莊的這個鋼筆遺蹟和另一毛筆書的複印件，寄與北京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陳漱渝主任，請他與原件左右核對一下。很快，陳先生覆信來了，信如下：學欽同志：來信及複印件均收到。我館收藏的是徐式莊的鋼筆信，鋼筆字與複印件的筆跡相同（毛筆墨跡與鋼筆墨跡難對比）。我認為你的推斷可以成立。望你將徐的簡歷寄來，可在我們辦的《魯迅研究動態》月刊上發表。看來這位徐先生通外文，又懂科學，對魯迅也很崇敬。請代向他的家屬致意。謝學欽幾經周折，終於拂去歷史的塵封，查明了魯迅日記中的徐式莊便是福建省屏南縣屏城鄉里汾溪村的徐式莊。這是個發現，為中國近代文壇增添了一位鮮為人知的作家。徐式莊，原名世敬，字湘如。1898年11月出生在屏南縣裡汾溪村一個小康之家。8歲起，
《魯迅日記》由其父聘請塾師在家讀書。民國元年，14歲的徐式莊離開家鄉進入福州格致書院（今福州五中）。“五四”運動爆發，21歲的徐式莊被推為學生代表。他參加學生聯合會舉行的示威遊行，還率領同學上街宣傳抵制日貨及在南公園焚燒日貨。日本帝國主義者十分仇視福人民抵制日貨、提倡國貨運動。1919年11月16日，日本浪人組成“敢死隊”，由福州的日本領事館警備署長指揮，在大橋頭襲擊學生和過往民眾，死傷多人，製造了震驚中外的“台江事件”。日本人肇事後，各校學生不顧當時福建政府的禁令，自17日起罷課，聲討日本人的暴行。徐式莊等愛國學生不畏淫威，堅持了一年多的鬥爭。1920年，徐式莊在格致書院畢業。為實現“實業救國”的理想，毅然再讀福州礦業學校。兩年後畢業，先後在江西萍鄉、湖北大冶、安徽饅頭山、河南平頂山和奉天煤礦擔任技術員、礦師。徐式莊學識淵博，業務精嫻，興趣廣泛。對文學、歷史、哲學、經濟等都有較深的造詣，常有文章和譯作面世。1926年，他出版了《中國財政史略》二冊。“九一八”事件後，徐式莊一度攜妻回原籍，翌年應聘到河北開灤煤礦任職。正當他施展“實業救國”抱負之時，不幸染上肺病，延醫於北平西山同仁療養院。一住6年多，治療中他堅持讀書看報，關心時局的發展，並涉足文壇，以“湘如”為筆名，寫下了許多傾向進步支持魯迅和“左聯”的文章。
魯迅先生是當時中國文化革命的旗手，他徹底的反帝、反封建、反國民黨反動派壓迫的大無畏精神感染著徐式莊，他懷著對魯迅先生崇敬之情寫信給魯迅先生，商榷《一天的工作》中的幾個名詞譯法。由此，他的名字便出現在魯迅日記中。1939年春，徐式莊離開北平同仁療養院，經水路抵南昌，再由親屬僱人用擔架抬回家中，從此病情日益沉重，臥床不起。1942年11月，徐式莊帶著不能報國的滿腔遺恨，愴然離開人間，時年44歲。1995年9月，徐黎明在北京圖書館的幫助下，從1933年9月21日至1937年7月15日北平出版的《北洋畫報》上，查找到署名湘如與徐莊式的文章196篇。1999年12月，徐黎明從上海圖書館藏的《上海晶報》上找到他父親在1933年3月至1936年10月間發表的43篇文章。這些文章大都是針砭時政的雜文小品，筆鋒犀利，文采斐然，極似魯迅的風骨。徐的文章始終與時代同呼吸，有著“實業救國”的偉大理想。他十分敬慕魯迅先生，在許多文章中大量引述了魯迅先生的話語，贊同支持他的觀點，表現了舊中國知識分子是非分明、不甘沉淪、勇於探索、追求進步、嚮往光明的愛國獻身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