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卡里加利博士、德古拉、科學怪人、畸形人、金剛……這些銀幕上的魔鬼一一被創造出來，刺激和吸引著無數的觀眾。作者尖銳地指出，是大蕭條、世界大戰和冷戰這些社會和政治的因素催生了它們。戴維·斯卡爾讓我們看到美國的黑暗面，對恐怖主題的迷戀深深地植入美國的文化，光榮的背後是集體尖叫，夢想負載著恐懼。
恐怖電影是經濟、戰爭與性的隱喻。伴隨著大蕭條、世界大戰和高科技，黑暗世界中的魔鬼們活躍起來。對戰爭的可怕記憶：《卡里加利博士的小屋》、《諾斯費拉圖》、《狼人》，大蕭條造成的精神創傷：《德古拉》、《科學怪人》、《化身博士》，科技的噩夢：《哥斯拉》、《來自火星的入侵者》、《靈嬰》，對同性戀、亂倫和性虐待的暗示：《弗蘭肯斯坦的新娘》、《吸血鬼的印記》、《德古拉的女兒》。
《魔鬼秀》既有深刻的社會分析，也有生動的好萊塢趣聞，展示了一幅廣闊的文化景觀。作者從多方面對恐怖電影進行了闡述：恐怖電影如何把兩次世界大戰和大蕭條的創傷展現在觀眾面前；如何表現冷戰所帶來的關於入侵的噩夢和精神控制；追求人物變換樣貌的特殊效果同美容整形業發展之間的呼應；愛滋病的出現與人們對吸血鬼重燃的熱情之間的呼應……
產生背景
西方之所以湧現數量巨大的恐怖電影，和大蕭條、世界大戰、高科技等社會政治經濟因素關係緊密。按理說，我們八抗戰、三年解放戰爭、三年自然災害、十年“文革”，天災人禍也不少啊，但並沒有激發起民眾廣泛的恐怖想像。為什麼？是因為我們神經就強健些還是因為我們道德上就優勝些，半夜不怕鬼敲門？恐怕不是。而是我們對那種怪誕的、分裂的、黑暗的事物和題材，壓根兒就不接受。
一個西方學者，叫蘇珊·桑塔格的，在《論攝影》這本書里曾說：“我發現中國人很質樸，不理解破斑駁的門扇的美，無序中的別致之處，奇特角度和意味深長細節的力度，廢棄物中的詩意。”對西方而言，攝影與觀看的間斷方式有著緊密的聯繫，“而在中國，它卻僅僅與連續性聯繫在一起。不僅僅有適合照相機的題材，那些積極的、啟發性的（樣性的活動，微笑的人們，晴朗的天氣）和秩序井然的題材，還有適合的拍攝的方式，這些方式來自排斥攝影觀看意念本身的空間道德秩序觀。”顯然，我們的道德感排斥恐怖片，因為恐怖片往往就是一種道德秩序的反常。這也是我們的影片遲遲沒有進入現代藝術領域的原因。
社會影響
大規模的社會恐慌，是一種現代症候；而對頹廢、怪誕、恐怖的迷戀則完是一種現代心理。卡里加利博士、德古拉、科學怪人、化身博士、畸形人、狼人、金剛……這些《魔鬼秀》中提到的西方恐怖電影形象，讓西方人既怕又愛。他們既是戰後破碎形象的扭曲反映，又是矛盾的現代心理的化身。從恐怖電影中，從那些超常的魔鬼身上，人們同時看到了自身的無能為力和對這種無能為力的好奇心。正如好萊塢鬼材導演蒂姆·伯頓對《魔鬼秀》作者所說的，“在我們生活的現代，神話故事中蘊含的觀念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失落了。人們認為神話故事就是講給童的，但實際上，神話故事是那些我們對控制不了的抽象事物的真正比喻和象徵，那些我們想要控制的事情，比如生和死。恐怖的事物將幫助我們處理這樣的事情。”
從這個意義講，恐怖片當然也可以代表一種先進文化，很值得我們琢磨琢磨。因為某種度上，我們從來就不知道“恐怖”或者說“怕”為何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