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煥生進城》

《陳奐生上城》通過主人公上城的一段奇遇,生動地刻畫出處於社會變革時期的農民,雖然背負著歷史因襲的重負而步履維艱,卻終於邁出了走向新生活的第一步,從而形象地概括了農村現實生活發生的可喜變化。

基本信息

作者簡介

《陳奐生上城》作者高曉聲  高曉聲(1928——1999年),江蘇武進人。50年代開始創作,已出版《李順大造屋》、《七九小說集》、《高曉聲八一小說集》、《陳奐生》、《覓》、《新娘沒有來》等小說集與長篇小說《青天在上》、《收田財》、《走上新路》、《解約》、《不幸》、《陳奐生上城》、《79小說集》、《高曉聲1980年短篇小說集》、《高曉聲1981年短篇小說集》、《高曉聲1982年短篇小說集》、《高曉聲1983年小說集》、《高曉聲1984年小說集》、《青天在上》、《陳奐生上城出國記》、《錢包》。

高曉聲(1928—1999)出生在江蘇省武進農民家庭。從小酷愛文學,受古典名著薰陶。中學時代因經濟原因曾三次中斷學業。1947年高中畢業,1948年考入上海法學院經濟系。1949年入蘇南新聞專科學校,次年畢業。先後在蘇南文聯、江蘇省文化局從事民眾文化工作,在《新華日報》文藝副刊任編輯。1951年發表小說《收田財》,接受文學家直接指導的創作訓練。1953年參加農村合作化運動,撰寫錫劇劇本《走上新路》(與葉至誠合作)並獲獎。1954年,以新的婚姻法為背景的小說《解約》(《文藝月報》1954年2期)引起文壇注意。1957年與方之、陸文夫、葉至誠等江蘇青年文藝工作者發起“探索者”文學社團,起草《“探索者”文學月刊啟事》。同年6月發表了把宣言具體化的探索小說《不幸》,受到批判,被劃成右派,遣送武進農村“勞動改造”。1962年又重新創作,“文革”期間在農村勞動。1979年平反,重歸文壇。任中國作協理事、江蘇作協分會副主席。1980年發表的小說《陳奐生上城》,因塑造了陳奐生這一繼阿Q之後的典型農民形象而獲得高度評價。他的主要小說詩歌文學作品有小說集《79小說集》、《高曉聲1980年短篇小說集》、《高曉聲1981年短篇小說集》、《高曉聲1982年短篇小說集》、《高曉聲1983年小說集》、《高曉聲1984年小說集》等,長篇小說《青天在上》、《陳奐生上城出國記》等,散文集《生活的交流》等,文藝論集《創作談》、《生活、思考、創作》等。其中《李順大造屋》、《陳奐生上城》分獲1979、1980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多篇小說詩歌文學作品被翻譯成外語。其創作多取材於蘇南農村生活,“陳奐生系列”小說以嚴峻的現實主義筆觸,揭示風雲變幻的政治、經濟變革對普通農民命運的深刻影響,剖析了農民身上的劣根性,但仍有政策主導情節的傾向。另一類小說《魚釣》、《錢包》等則以諷喻、象徵的手法體味深刻的人生哲理。晚近以散文創作為主。

1957年6月,因參與籌組“探求者”文學月刊社,被打成“反黨小集團”成員,同年12月被錯劃成右派分子,遭公開點名批判,並被處理回原籍武進農村老家。“文革” 中又受衝擊和審查。直到1979年4月,徹底甄別、平反,並於11月回江蘇省作家協會創作組重新從事文學創作。高曉聲曾任中國作家協會委員和理事,江蘇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創作組組長,是江蘇最早享受國家特殊津貼的作家之

1999年7月6日晨6時30分,高曉聲因患肺性腦病在無錫逝世,享年71歲。

高曉聲檀長描寫農村生活,善於在普通農民的日常生活中發現並揭示具有重大意義的社會問題,探索我國農民坎坷曲折的命運與心路歷程的變化,文筆簡練幽默,格調寓莊於諧,在新時期文苑獨樹一幟。 陳奐生系列小說(包括《“漏斗戶”主》、《陳奐生上城》、《陳奐生轉業》、《陳奐生包產》、《陳奐生戰術》、《種田大戶》、《陳奐生出國》等)反映農民陳奐生的人生歷程。“上城”為其生活帶來轉機,“包產”使他找到歸宿,“出國”則標誌著他走向成熟。從這個人物的“人生三部曲”中,我們不難看出我國農村在經濟體制改革中所發生的深刻變化和廣大農民艱難行進的身影。被視為是農村題材反思、改革小說的代表人物。迄今已出版小說、散文、詩歌、戲劇、創作談等專集和選集30部。部分作品被譯成多國文字,其中英、日、德、荷四種文字有專集。

讀後感

陳奐生上城》通過主人公上城的一段奇遇,生動地刻畫出處於社會變革時期的農民,雖然背負著歷史因襲的重負而步履維艱,卻終於邁出了走向新生活的第一步,從而形象地概括了農村現實生活發生的可喜變化,農村經濟政策的調整給廣大農民帶來的實實在在的好處。作品中的陳奐生已經摘掉“漏斗戶”主的帽子,“屯裡有米,櫥裡衣”,抽空還可以進城賣農副產品。隨著物質生活的改善,他開始渴望過精神生活,希望提高自己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於是總想能“碰到一件大家都不曾經過的事情”。這事終於在他上城時“碰”上了:因偶感風寒而坐了縣委吳書記的汽車,住上了招待所五元錢一夜的高級房間。在心痛和“報復”之餘,“忽然心裡一亮”,覺得今後“總算有點自豪的東西可以講講了”,於是“精神陡增,頓時好像高大了許多”。這種陳奐生式的精神滿足與魯迅筆下的阿Q似乎有著血緣關係,我們只能帶著“含淚的微笑”來看待這一人物的這段奇遇。正如作者本人所說:“我寫《陳奐生上城》,我的情緒輕快而又沉重,高興而又慨嘆。我輕快,我高興的是,我們的情況改善了,我們綞前進了;我沉重、我慨嘆的是,無論是陳奐生們或我自己,都還沒有從因襲的重負中解脫出來。這篇小說,解剖了陳奐生也解剖了我自己,希望藉此來提高陳奐生和我的認識水平、覺悟程度,求得長進。”這段肺腑之言,正是作品的題旨所在,反映了作者對陳奐生們的精神世界的嚴肅探索和對我國農民命運的深沉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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