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簡介
《煙壺》鄧友梅的小說《煙壺》的故事發生在19世紀90年代，八旗子弟烏世保出身於武職世家，雖為遊手好閒卻不失善良和愛國之心。他被惡奴徐煥章所害，陷於牢中，結識身懷絕技的聶小軒，因緣際會學會了煙壺的內畫技術與“古月軒”瓷器的燒制技術。出獄後因家破人亡被聶小軒父女收留，聶氏父女有意招贅他以繼承家傳絕技。但一個有權有勢的“洋務派”貴族九爺為了向日本人討好，逼聶小軒燒制繪有八國聯軍攻打北京後行樂圖的煙壺，聶小軒毅然斷手自戕，以示反抗。小說的結尾，烏世保與聶氏父女一起從北京城逃亡。另有改編同名電視劇。
作者簡介
鄧友梅鄧友梅，1931年生於天津市。13-14歲曾在日本作徵用工。1945年春回國後投奔新四軍參加抗日。歷任通訊員、文工團員、見習記者等職。靠自學走上文學道路，1955年在中央文學講習所學習結業後，從事專業創作。五十年代是大陸最活躍的青年作家之一。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分子。1962年摘帽後調到鞍山，先後在鞍山話劇團、鞍山市文聯任創作員。文化大革命中受嚴重迫害，送盤錦等地改造，拔亂反正後得到改正，調北京市文聯任專業作家，黨組成員。1984年當選中國作協理事，書記處書記，被任命為外聯部主任。1996年第6次全國作家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國作協副主席。鄧友梅是全國政協第八、九屆委員，中華文學基金會副主席，中國對外友好協會理事，國際筆會、中國筆會中心會員。鄧友梅著有《鄧友梅短篇小說選》、《京城內外》等短篇集和《鄧友梅集》、《早逝的愛》、《煙壺》、《據點》及散文集《櫻花、孔雀、葡萄》、《一分鐘小說一百篇》等。其中《我們的軍長》、《話說陶然亭》、《追趕隊伍的女兵》、《那五》、《煙壺》連續5年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鄧友梅的作品譯有英、法、德、意、日、阿拉伯、寮國等多種文字。
內容概要
《煙壺》鼻煙是明朝萬曆九年被利馬竇帶進中國的。隨著鼻煙的流行，我國匠人結合自己民族工藝傳統大大發展了鼻煙壺的製造藝術。煙壺中有一種做法叫“內畫”，是在透明的瓶子內壁畫出的。到本世紀初，北京一帶有名的內畫師就有了四位，烏長安就是其中之一。烏長安原名烏世保，是個落拓的八旗子弟，靠祖上留下的一點地產幾箱珍玩過日子。有一回端王府出堂會，他唱了一段單弦助興。端王聽得高興，便賞他到專為鎮壓洋鬼子建立的虎神營當差。烏世保從不會舞槍弄棒，又生性懦弱膽怯，他被王爺的賞賜嚇得魂不附體，稱病推辭了。第二年，八國聯軍攻占了北京。虎神營被解散，端王也被發配邊疆。轉來年和議談成。九月初九烏世保約了壽明等幾個朋友去天寧寺燒香。歸途中壽明被車撞了，反遭乘車人打罵。烏世保見車上官員是自家贖身奴才徐煥章，便劈頭蓋腦教訓了他一頓。按大清律，奴才贖身後雖有做官資格，但仍保持主奴名分。那徐煥章儘管投靠東洋人做了官，連半個眼都瞧不上烏世保，但在大街上又不好發作。只得連聲賠罪。過了幾天，烏世保忽然被刑部大堂抓走了，罪名是曾報效虎神營。他被上了四十斤大鐐押進了死囚牢。烏世保入獄不久，徐煥章來到烏家。他向烏大奶奶保證一定要把大爺營救出來。烏大奶奶把變賣家財地產的錢都交給徐煥章。過些時烏世保的死刑免了。他被換到個普通牢房。和烏世保同牢的有兩個人。一個是因偷國庫里銀子被抓進來的庫兵，一個是做內畫和燒“古月軒”瓷器的藝匠聶小軒。聶師傅前一陣燒了套胡茄十八拍寫意畫煙壺，被載九爺買去。九爺越看越愛，怕聶小軒再燒出一套他那套就不值錢了，便傳來聶小軒想告訴他以後不要再饒這種煙壺，恰巧那天他又有急事要出去，便吩咐下人把聶小軒藏起來。聶小軒就這樣進了監牢。共同的患難生活使同牢的三人成了朋友。牢房裡閒得心焦，烏世保就請聶小軒教他畫煙壺內畫。一日壽明來探監，告訴烏世保他的官司都是徐煥章搞的鬼。他說他正在積極活動，很快就會救出烏世保。聶小軒見烏世保聰明好學，又有希望很快出獄，就決定把燒古月軒的技藝教給他。“古月軒”是明末學士胡學周發明的。聶小軒是他第七代孫的女婿。當初岳父招婿傳藝，怕日後女兒的婚事有變，便把“古月軒”技藝分作兩半，配料畫圖教給聶小軒，燒窯看火教給自己女兒。聶妻不久前死於八國聯軍的炮火，所幸的是她已把手藝傳給了女兒柳娘。聶小軒如今吉凶未卜，他深恐這門手藝會斷在自己手裡，就希望烏世保能把這門手藝接過去。烏世保跟著聶小軒學了不到一個月就被放了。出獄那天，聶小軒交給他一對包金手鐲，叫他以此為信物去見柳娘。烏世保出了監獄卻無家可歸。妻子已去世，兒子被奶媽領走，宅子也被賣了。沒奈何便投到一個小客店裡。店主發現他有一個畫著內畫的鼻煙壺，就出主意讓他賣掉煙壺得些錢救個急。第二天烏世保來到德勝門外的鬼市，恰遇到這兒來作古玩買賣的壽明。壽明幫烏世保找了個合適的店鋪住下，見他內畫煙壺畫得不錯，就勸他以畫煙壺為生，並答應幫他買料賣貨。
烏世保出獄的第二天聶小軒就被九爺叫去了。按《辛丑條約》 ，清政府要派人上東京向日本政府賠罪，九爺是赴日特使的隨員。這天他拿著那套胡茄十八拍煙壺到肅王府商量給日本皇室送禮的事，正好徐煥章也在那裡。肅王爺和徐煥章看見那么精美的煙壺都連聲讚賞。徐煥章為肅王爺出主意說不如按洋人的癖好找幾套洋畫來讓王爺選定了，叫聶小軒照著燒出來作為王爺送給日本人的禮物，王爺聽了十分高興。九爺回到府中就叫人傳來聶小軒，說要再買一套古月軒煙壺，要聶小軒回去先燒個樣品來。烏世保第一次靠畫煙壺的手藝掙了幾十兩銀子，心裡非常高興。這天壽明給烏世保帶來三百兩銀子，告訴他是和他同牢的庫兵轉送給他的。那庫兵已被判了死刑，他托人轉告烏世保千萬把聶師傅的手藝傳下去。烏世保感動得淚流滿面。過了幾天壽明陪烏世保去看望柳娘，沒想到來開門的竟是聶小軒。聶家父女聽說烏世保已家破人亡，就請他到家裡來住。烏世保便搬到聶小軒家，正式拜師學藝。壽明見烏世保和聶家父女相處和睦融洽，就有心為烏世保和柳娘作媒，雙方心中原已有意，一說即合，都極願作親。轉眼到了中秋。聶小軒指導烏世保試燒的煙壺出了爐。聶小軒便揣著到九爺府上檢驗。九爺給他一卷畫稿，要他照著去燒，並給了他三百兩定錢。聶小軒出來路過天橋，碰到壽明。兩人展開那捲畫稿一看，都愣住了。畫稿上畫的是挎刀的日本武士，背景都是北京的實景。聶小軒只感到眼前發黑。回到家裡，聶小軒要烏世保自己出稿畫一套煙壺。烏世保設計了一套梅蘭竹菊四君子壺圖，10天以後煙壺燒出來了，聶小軒看了連連點頭。這天晚上聶小軒找出一把利斧要剁下自己的手，被柳娘發現奪下斧子。聶小軒對柳娘和烏世保說他不能畫那種凌辱陵廟的煙壺，可九爺說過饒不出煙壺就要他的手。兩人勸聶小軒再去求求九爺換個畫稿。聶小軒來到九爺府上，九爺不見。出來走到雲居寺，正碰上九爺的車，聶小軒攔住車要退畫稿和定銀，九爺不允。他便幾步衝到車前，把手伸到車輪下邊。九爺的車從他手上軋了過去。第二天一早，柳娘作主請來壽明為她和烏世保行了婚禮。爾後夫妻倆便同聶小軒一起投奔三河縣烏世保的奶媽去了。從此以後，烏世保改名烏長安，以畫內畫煙壺為生。兩口子為了保存古月軒這門手藝，每年還燒它三窯兩窯，但既不署名也不謀利。
作品鑑賞
《煙壺》這是一部情節性頗強的小說。作者似乎從評書、相聲、章回小說等北京傳統民間藝術中吸收了不少營養，以全知的視角把故事講得特別跌宕起伏。小說中的“說書人”（敘述者）始終處於一種相當活躍的地位，這一點與汪曾祺的小說的敘述者有一點相似，但鄧友梅的趣味與修養明顯地與汪曾祺不同：他雖然也在海闊天空地閒聊，但始終忘不了編織複雜曲折的故事情節，他也不象汪曾祺那樣在民俗趣味之中寄託自己的理想，他所關心的就是民間生活、民間風俗本身。所以，與汪曾祺相比，鄧友梅少了一些蕭散自然的神韻，卻多了一些市井細民的趣味。不過俗也有俗的好處，《煙壺》中嘮叨而自由的說書人是一個講故事的能手。他從古典章回小說那裡頗得到了一些敘事的技巧，雖然是全知的敘述者，但並不依靠理念做過多的評論，而善於從人物的語言、行為與心理的白描出發，把那些貴族王爺、八旗子弟、市井藝人、漢奸奴才等描畫得維妙維肖。他也具有熟練的講故事的才能，小說中，烏世保在獄中結識聶小軒以前是以他自己的故事為主要的敘事線索，從他出獄以後到再遇見聶氏父女則運用章回小說“花開兩朵，各表一枝”的慣技，分頭講述烏世保與聶小軒的故事，重逢以後兩條線索又合攏在一起對整個故事作一收束；他也善於利用插敘的方法，常常先講述事件的結局，然後在合適的地方用插敘來解釋，例如交待徐煥章的過去與烏世保入獄之後的家庭變故以及烏大奶奶的遭遇等都是如此，頗類似於相聲與評書中“抖包袱”式的懸念製造。《煙壺》敘事上騰挪躲閃，舒捲自如，顯得非常老到。
小說中說書人的插入語在兩種情況下非常活躍，其一如上所述是出於講故事的需要，其二則顯示出敘事者確實具有一種《清明上河圖》的興趣，他的插話不但講述了一些老北京頗具都市民間色彩的技藝與風俗，並進而展示了那種封建社會末期熟透到極點的市井文化。《煙壺》首先表現了這種市井文化中正直而又具有創造性的一面，並將這一種品行賦予了遠離權力中心、處於被壓迫地位的民間藝人。這在小說中以“煙壺”的製造技術為主要的代表，說書人一開始就用單口相聲的講述技巧介紹了煙壺的繁複的種類，並對其製造技術極為推崇：“一句話，煙壺雖小，卻滲透著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心理特徵、審美習尚、技藝水平與時代風貌”，“多少人精神和體力的勞動花在這玩意兒上，多少人的生命轉移到了這物質上，使一堆死材料有了靈魂，有了精氣神。……您得承認精美的煙壺也是我們中國人勤勞才智的結晶，是我們對人類文明的一種貢獻……”然後又以驚嘆的口氣介紹了煙壺的“內畫”技巧與“古月軒”瓷器的製造技術的繁難與精巧，例如聶小軒燒制古月軒“胡笳十八拍”煙壺，“怕要燒八十八窯還多”，其繪圖、上釉、燒制的技術要求非常苛刻，以致聶氏父女燒制古月軒幾乎無利可圖，就像柳娘對壽明說的“隔三差五燒幾件，一是為了維持住這套手藝，怕長久不做荒廢了，對不起祖宗。二是我爹跟我也把這當成了嗜好，就象您和我師哥好久不唱單弦就犯癮似的，有時賠點錢也做！不管多么勞累辛苦，多么擔驚受怕，一下把活燒成，晶瑩耀眼，光彩照人，那個痛快可不是花錢能買來的！”這典型地體現出民間藝人對藝術的忠誠，其為創造獻身的精神也正體現了一種民間文化的吸引力與普通人民的活力。小說還介紹了當時的禮俗（如主子與奴才的關係）、民俗（如鬼市）、節日（如鬼節）等，從中顯示出當年老北京人特有的生活方式與文化心態。
敘述者還以讚賞的態度描寫了普通人的正直與情義。例如，烏世保入獄之後結識了聶小軒，聶小軒不僅指點他畫煙壺內畫，而且信賴地將家傳絕技傳授於他；烏世保的好友壽明在他入獄期間前後奔波，幫助他出獄；烏世保也不負他人所託，在處境稍有好轉就去看聶小軒的女兒柳娘；聶小軒不願製作凌辱國家的煙壺而斷手自戕……在這裡，我們看到了普通中下層市民心靈的美好與善良，也看到了他們高尚的民族氣節和作人的良知。同時敘述者雖然欣賞這種民間的正直與創造性，在敘述中卻讓它們都處於一種“無力”的境地。這些“好人”都是毫無社會地位的人，他們處於一種被剝奪到沒有能力保護自己的地步，權力者以一種玩弄的心理對待他們的藝術乃至生命，有權者的任何一點小小的手腕、甚或心血來潮的惡作劇，也會給他們造成巨大的災難。
《煙壺》中的市井世界是以滿清專制皇權體制下的等級秩序為基礎的，這種專制體制，專注於“主子”和“奴才”的名分和關係的認定，使等級中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處於既做主子又做奴才的畸形狀態中，做小主子的人要做大主子的奴才，做奴才的人一旦有機會做主子比“主子”還要耀武揚威，“奴性”與“自大”便成為一種普遍的心理狀態。在這樣的關係中，做主子的人的“壯志”與生命力被日常生活所消磨，做奴才的人則常常一旦發跡就霸道陰毒之至。生活於其間的人，向好的方面發展也不過是安分守己、沉溺於一些細小的人生趣味，在其中浪費生命，若向壞的方面發展則人性中惡劣的一面暴露無遺。例如小說中徐煥章這樣賣身求榮、奸詐殘忍的小人，就是這種社會文化體制下的必然產物：他在破落的主子烏世保面前，也可以遵從名分，對後者的侮辱忍辱負重，但是一有機會卻馬上耍手腕將之投入監獄，使其傾家蕩產。他在普通百姓面前作威作福，但對外國人與大官僚卻又是狗一樣的奴才--而他之所以能夠獲得一些權力正是從這種主動當奴才的行為中獲得的。在這個人物身上典型地體現了市井文化中劣根性的一面對人性所具有的侵蝕作用。其次，《煙壺》還表現了八面威風卻又崇洋媚外的沒落封建文化和半殖民文化的生活習氣。例如，小說中的九爺身上，具有典型的八旗子弟愛玩鬧、愛搞惡作劇的特點，小說由他百羊鬧茶館、玩煙壺逗狗、戲弄化緣和尚諸情節，揭示了他身上“愛惹漏子看熱鬧”的八旗子弟的習氣。這種習氣本來算不上什麼大奸大惡，但他之所以能夠如此稱心如意地玩這些惡作劇，與他的權勢是分不開的。而且，他為了討好洋人，接受徐煥章的主意要聶小軒燒制繪有“八國聯軍行樂圖”的煙壺，在他自己不過是心血來潮，對於普通的藝人來說，卻無異於滅頂之災，體現出權力者與民間的不平等狀態。
不過這種反思與批判的精神到底不是《煙壺》的主調，與《正紅旗下》相比，他的反思與批判都算不上深刻。總體上看，它確如作者所稱是一篇“民俗學風味”的小說。 雖然它設計了一個愛國主義的主題，但實際上是將晚清北京城的社會生活與風俗世界作為關注的中心的。敘述者的嫻熟的敘事技巧使他順利地完成了一幅《清明上河圖》式的作品，以封建社會末期高度發展的畸形文化和這種文化培養薰陶下的“特殊市民階層”為表現對象，繪製了一幅獨具色彩的民俗畫和眾生相。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對老舍等人的頗具北京地方色彩的文學傳統的繼承和發展，也為以後的文學脫離政治意識的干擾，自由地表現民俗世界提供了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