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歐洲精神》《歐洲精神》，法國作家亞歷山德拉·萊涅爾·拉瓦斯汀著。作為一個精神國度，歐洲在“哲學精神”中究竟應該恢復些什麼？幾十年來的歐洲問題———關乎它的意義和職責，從布拉格、布達佩斯和華沙的知識分子們中間傳播開來。為了探索歐洲建立的意義與價值，許多中歐知識分子貢獻出了他們的作品、智慧甚至生命。
本書主述的三位思想家———波蘭詩人切斯拉夫·米沃什，捷克哲學家雅恩·帕托什卡，匈牙利思想家伊斯特萬·畢波——向人們證實，哲學歐洲是存在的，人們堅持去探索歐洲的意義，探究它的終極精神目標及意義之所在。米沃什、帕托什卡和畢波，恰恰是在他們身陷黑暗期間，給人們帶來了最重要的哲學探索，改變人們對歐洲、世界、民主的訴求，乃至自身的看法。他們都可以進入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良心之列。這個美好的精神團體，還包括卡夫卡、伊姆雷·凱爾泰斯、柯斯勒、米蘭·昆德拉、穆齊爾、胡塞爾、漢娜·阿倫特、桑多·馬芮以及齊格蒙特·鮑曼……本書重現了他們關於歐洲文明道德基礎的討論。通過追溯，被湮沒的歐洲文化將重新出現，人們亦據此得出啟示：歐洲的再次統一不應以人性與民主的消亡為代價。
作者簡介
亞歷山德拉·萊涅爾·拉瓦斯汀（Alexandra Laiguel-Lavastine） 生於1966年，哲學家、思想史學家。著有三部關於中東歐知識分子的著作：關於羅馬尼亞哲學家康斯坦丁·諾伊卡的《民族主義與哲學：悖論》（1998）；《雅恩·帕托什卡：不同政見精神》（1998），以及《齊奧朗，伊利亞德，尤奧斯高：法西斯主義的遺漏》（2002）。此外，她還參與編寫《書的世界》。
作品背景
《歐洲精神》的三位主角米沃什、帕托什卡、畢波，都是“黑暗時代”的人們，但也是時代的文學巨子。
切斯拉夫·米沃什米沃什因為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而最為中國讀者熟悉，他的《拆散的筆記簿》、《米沃什詞典》和詩歌已經陸續譯成中文。1951年，時任波蘭外交官的文學中年米沃什利用工作之便“叛國”，在異國他鄉生活了大約四十年，直到波蘭轉型之後，重返故國。米沃什逝世後，波蘭總理將這位昔日的叛國者稱作“偉大的波蘭人”。
捷克斯洛伐克哲學家帕托什卡（又被譯作帕托契卡）幾乎一直處於地下狀態，絕大部分作品被禁止出版，由於德國入侵和“布拉格之春”，他公開執教的時間只有七年。帕托什卡沒有因為處於地下狀態而沉默，他不僅在家中開設私塾，傳授蘇格拉底的哲學，還擔任了“七七憲章”的發言人，因此遭到逮捕，1977年3月13日經過長達十個小時的訊問之後，因腦溢血“被自殺”。帕托什卡的葬禮讓當時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驚慌失措，那一天布拉格的花店被勒令關門謝客。
畢波，1956年的秋天，匈牙利出現“布達佩斯之春”，蘇聯悍然干涉他國內政，派兵占領了匈牙利，當士兵衝進國會大廈，只有一個人還在堅守工作，他就是國務部長畢波（侯鳳菁譯為“比波”）。這位部長正在起草一份抗議蘇聯武裝侵犯匈牙利的聲明，他客氣地告訴士兵，自己正在處理緊急公務，士兵大受感動，竟然自動地在門外站崗，保護畢波不受干擾地繼續工作。
米沃什、帕托什卡、畢波都來自稱之為“東歐”的地方。東歐曾經深陷“黑暗時代”，貢獻的繁星卻不只以上三顆，捷克的哈維爾、赫拉巴爾、克里瑪，波蘭的米奇尼克、希姆博爾斯卡、柯拉柯夫斯基，羅馬尼亞的馬內阿等。
作品主題
雅恩·帕托什卡法國學者拉瓦斯汀選取米沃什、帕托什卡、畢波作為《歐洲精神》的主角，不僅因為他們承接了歐洲精神，還試圖從他們那裡尋找到“未來思想歐洲的開端”。昆德拉著重於把東歐從蘇聯的衛星國拉回到歐洲的中心，拉瓦斯汀更傾向於認為中/東歐知識分子呈現了“另一個歐洲”。一度深陷“黑暗時代”的他們，擁有對歐洲精神的不同理解，比如在薩達姆的問題上，一些中/東歐知識分子支持美國的行動，與歐洲知識分子的主流聲音具有很大差異。拉瓦斯汀反對輕易將他們打入另冊，她指出米奇尼克把對薩達姆的戰爭歸入波蘭反對希特勒或者芬蘭反對史達林的戰爭系列，認為這些都是正義的，是因為米奇尼克對“黑暗時代”記憶猶新，認為“讓人道規則在國際關係中消失是對專政的一種包容”。中/東歐知識分子的立場當然可以商榷，但是如果歐洲的主流知識分子把反美視為承接歐洲精神的表現，卻不對一些歐洲國家在歷史上的綏靖政策進行檢討，歐洲精神就會逐漸單一化。歐盟對中/東歐的接納不是一種恩賜，而是收穫，曾經“黑暗時代”的“二等歐洲”，將會提供“另一個歐洲”的歷史經驗和問題意識，使歐洲一體化不是歐洲精神一體化，而是帶來歐洲精神的多樣化。
拉瓦斯汀指出米沃什的思想具有中/東歐知識分子的特徵：“一方面承襲了某種對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的浪漫主義批評，表現為不含民族主義傾向的對文化多元性的一貫堅持和尊重，同時另一方面繼承了啟蒙時期的普遍主義，表現為不含等級傾向的將個人尊嚴視為最高價值。”可以這樣說，米沃什、帕托什卡、畢波創造著具有東歐特色的歐洲精神，這種東歐特色，反而更具普世價值，即使遙遠的東亞讀者也會從中有所收穫。
意義影響
拉瓦斯汀所想要表達的不僅僅是讓人們重新關注另一個被遮蔽被忽視的歐洲，他還想讓人們認識到，所謂歐洲精神更多的是體現在這三位知識分子與他們弱小的國家、民族以及二十世紀災難深重的歷史發生聯繫的過程中：他們的流亡生活，他們的不屈抗爭，他們對人類暴行的控訴，他們對人類苦難的哀思，他們對人的尊嚴的堅守，他們對自我權利的確認，他們對技術時代的憂思，都不過是源於對個體生命的基本訴求。換句話說，“歐洲首先是一種責任感，而非一種命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