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出 版 社： 山西人民出版社發行部
出版時間： 2008-5-1 字數： 400000 版次： 1 頁數： 546 印刷時間： 2008/05/01 開本： 16開 印次： 1 紙張： 膠版紙 I S B N ： 9787203061045 包裝： 平裝 所屬分類： 圖書 >> 歷史 >> 中國史 >> 現代史（1919-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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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專題:蔣介石與國民黨
看清蔣介石真面目的人——民國史研究專家、蔣介石研究權威楊天石，全力解密蔣介石日記，帶你找尋一個真實的蔣介石！
日記中的蔣介石：
蔣年輕時，曾認真研讀過《馬克思學說》和《共產黨宣言》，他甚至讀出了“趣味”，讀到了“不能懸卷”的程度（1923年10月13日日記）；
蔣早年曾追隨孫中山，投身證券市場，他在股市的買賣經歷和盈虧狀況，在日記中也多有記載；
蔣喜歡罵人。在日記中，蔣罵過許多人，好友如戴季陶、黃郛，親屬如宋子文、孔祥熙、同僚如胡漢民、孫科、李宗仁、白崇禧、何應欽，下屬如周至柔等，幾乎無人倖免，而且罵得非常狠；
在日記中，蔣還毫不掩飾自己的隱私，例如早年逛青樓、搞“三陪”，在“天理”和“人慾”之間艱難掙扎，甚至為解決生理需求而進行“自慰”，等等；
在日記中，他提出要徹底改造國民黨的組織結構，提出革命幹部必須下鄉工作三年（1942年8月10日日記）；他還曾效法毛澤東，要求國民黨員“為人民服務”（1945年日記）；他也努力在國民黨內部反貪污、反腐敗；
此外，對於中國的未來，蔣在1923年訪問蘇俄演講時，稱中國革命“兩步走”，最終中國要“實現共產主義”；抗戰期間，他曾用“殺無赦”這樣的狠話來警告對日求和派，在與日方的誘和談判中，也是他屢次主動剎車；在對美外交中，蔣介石堅持“國家之尊嚴”，曾在日記中大罵“美帝國主義”……
自序
人的本相常常迷失，歷史的本相也常常迷失。人的本相迷失的情況很複雜。一種是因“捧”。將某一個人捧為天縱之聖，絕對正確，永遠英明，仿佛斯人不出，世界就永遠處於黑暗中一樣。一種是因“罵”。將某一個人罵成十惡不赦，壞事做絕，禍國殃民，是千夫所指，人人皆曰可殺的天字第一號大壞蛋，仿佛一切罪惡，一切黑暗，均源於斯人。
蔣介石一生經歷了近、現代中國的許多大事。早年追隨孫中山，參加辛亥革命，討袁、護法；孫中山逝世後，領導北伐、清黨、剿共、抗日、內戰，很長時期內擔任中國黨、政、軍三方的最高領導人，位居“元首”。既和中國共產黨有過兩次合作，又兩次分裂。1949後退到台灣，既堅持反共復國，又堅持一個中國，在活過88年以後去世。在部分人的口中、筆下，他被神化、美化為千古完人，光同日月，“高勛盛德”，“光華流澤”，但是，在另一部分人的口中、筆下，他則被鬼化、醜化為人民公敵、元凶首惡、民族敗類、千古罪人。
兩種情況，簡單的捧和罵，都背離蔣介石的實際，造成其本相的迷失，因此需要尋找。
廓清迷霧，尋找真實的蔣介石，正確評價其功過是非，揭示其本相，對於正確認識歷史上的國共關係，正確認識和書寫中國近代與現代的歷史，有其必要；對於建立兩岸的和平關係，實現中華民族的和解與和諧也有其必要。時至今日，距離蔣氏去世已經三十多年，距離當年國共大戰、生死搏鬥的年代也已快到六十年，塵埃早已落定，各種恩怨都已化為歷史陳跡。人們全面掌握資料，綜合蔣氏一生的前前後後、方方面面，對其做出比較科學、比較客觀、公正的評價已有可能。
我從上一世紀70年代起，投身於中華民國史的研究。開始研究孫中山，其發展的必然結果是研究蔣介石。第一步，在海內外廣泛收集資料，第二步，選擇若干重大問題進行研究。上一世紀30年代，蔣介石曾將他的部分日記和手稿交給他的老師和秘書毛思誠保存，我曾以這批資料為主撰寫了一批論文。2002年，結集為《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一書，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其後，我又多次到台灣，研讀蔣介石帶到台灣的大量檔案，特別是根據其日記所編寫的《困勉記》、《省克記》、《學記》、《事略稿本》等資料，寫成又一批論文。2006年3月，暫存於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院的《蔣介石日記》的手稿本開放，我有幸受邀成為最早的讀者之一。2007年，胡佛研究院繼續開放日記的1932至1945年部分，我再次受邀訪問該所。
日記，記個人經歷和內心世界，在各種歷史文獻中有其特殊價值。蔣的日記，長達五十餘年，大有助與人們了解其內心世界和許多不為人知的歷史秘密。當然，只看日記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大量閱讀相關的檔案資料和文獻，反覆比較、勘核，同時，將蔣的所思、所行置於特定的歷史環境中思考、研究，才有可能揭示真相，找出真實的蔣介石來。
我在研究蔣介石的過程中，得到過許多鼓勵。1988年，我的《中山艦之謎》一文發表後，胡喬木多次在談話中稱讚此文有“世界水平”，“不可多得”，又當面對我說：“你的路子是對的，要堅持這樣走下去”。2001年，我的《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一書完稿，經中共中央統戰部審讀，得到“華夏英才基金”資助，於2002年出版。但是，我的研究也碰到過若干困難。2003年，有少數幾個人化名給中央領導和有關機構寫信。他們根本沒有見過我的書，就張冠李戴，毫無根據地指責我吹捧蔣為“民族英雄”，要求對我加以懲處。幸賴中國已經處於改革開放的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領導和中央有關領導同志對我的書和我的研究採取肯定和支持態度，我的研究才得以堅持和繼續。
本書是我多年來所寫關於蔣介石研究專題文章的一個選本。部分文章利用收藏在大陸和台北的蔣介石日記仿抄本或類抄本寫成，部分利用胡佛研究院開放的日記手稿複印本寫成（本書注釋簡稱為“手稿本”）。由於類抄本經過不同程度的刪削、改動，已非原汁原味，故此次再到胡佛研究院訪問，又利用日記手稿的複印本對各文所引日記進行核對，並作了少量增補或修訂。
2005年我在胡佛研究院閱讀蔣介石日記時，新華社有一位記者要求我簡明扼要地對蔣介石“定性”，我曾說過三句話。一、在近代中國歷史上，蔣介石是個很重要的人物；二、在近代中國歷史上，蔣介石是個很複雜的人物。三、有功有過。既有大功，又有大過。同年在香港鳳凰衛視演講時，我曾對此作過比較詳細的闡述：大陸時期，蔣介石反清、反袁（世凱）、反陳（炯明）、創立黃埔軍校，是功；領導北伐，領導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抗戰，直至勝利，是大功；1927年至1936年的“清黨剿共”和1946至1949年的三年內戰，是大過。台灣時期，實行土改，反對台獨，是功；白色恐怖，是過。我至今仍堅持這樣的看法。也許有讀者不同意，或者不完全同意。這是正常的。見仁見智，說三說四，都可以，但是，要用學術的方法、討論的方法，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斯所禱也。
看來，找尋真實的蔣介石，恢復其本來面目，正確評述其功過是非，給以準確的歷史定位，其事有相當難度，其時將不會很短，只有群策群力，通過長期“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道路解決。本書根據蔣介石的日記論述蔣介石生平的若干問題，故副題《蔣介石日記解讀》，但是，本書遠不足以概括蔣豐富、複雜的一生，也不足以表現蔣介石日記的豐富內容，故以後會有續集、三集的出版。
感謝蔣方智怡女士開放蔣介石日記的無私而勇敢的決定。感謝胡佛研究院、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國國民黨黨史館等機構多年來給與的閱讀便利。感謝馬若孟（Myers Romon）教授、郭岱君教授、宋曹琍璇女士、潘邦正博士、林孝庭博士等許多朋友的支持和幫助。斯為序，並期待海內外廣大專家、讀者的批評。
著者，2007年7月15日寫於美國史丹福大學之Blackwelder Court，時為第四次訪問胡佛研究院也。
內容簡介
本書作者是我國著名的民國史專家，尤長於蔣介石和中國國民黨史的研究。20世紀80年代以來，作者即長期閱讀並深入研究保存在大陸和台灣的蔣介石日記的“類抄本”和“仿抄本”，多次赴台灣閱讀蔣介石的“大溪檔案”，多次赴美、英、日等國閱讀與蔣介石相關的歷史檔案。2006年、2007年，作者又兩赴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院，閱讀陸續開放中的蔣介石日記的手稿本。本書即為作者長期研究蔣介石日記的成果精選。所收各文，或為新作，或據日記手稿修訂、增補。
在本書中，楊天石通過大量引述和分析研究蔣介石日記，展現不同歷史時期，蔣介石的個人生活、思想性格、政治作為、治國方略等等方面的詳盡內容。這對於讀者了解和認識蔣介石其人，能提供極具價值的幫助。另外，蔣介石作為民國時期的領袖人物，其個人舉手投足、喜怒哀樂，都映現出中國大變革時代的歷史脈搏。因此，出版楊天石解讀蔣介石日記的成果，對於還原歷史本來面目，也有其重要意義。
作者簡介
楊天石，江蘇人。196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任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清華大學教授、浙江大學客座教授、中國現代文化學會常務副會長、《世紀》雜誌顧問、《炎黃春秋》特約編委，《同舟共進》編委。曾任日本京都大學客座教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史丹福大學、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訪問學者。
長期研究中國近代史和中國文化史。獨著有《楊天石近代史文存》（五卷本）《楊天石文集》《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海外訪史錄》《辛亥前後史事發微》《尋求歷史的謎底》《黃遵憲》《朱熹》《朱熹及其哲學》《泰州學派》等；合著有《中華民國史》第一編及第二編第五卷、《南社》《南社史長編》等。現正主編多卷本《中國國民黨史》。
目錄
序言/（台灣）呂芳上
自序
蔣介石日記的現狀及其真實性問題
一、早年經歷與思想
蔣介石為何刺殺陶成章
附記：蔣介石的自我評估
蔣介石的早年思想——從向左到向右
做“聖賢”還是做“禽獸”——蔣介石早年修身中的“天理”、“人慾”之戰
蔣介石與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蔣介石下海從商的緣由、經過與感受
附記：孫中山也是股民
二、北伐前後
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團長的蘇聯之行——1923年蔣介石訪問蘇聯紀實
中山艦事件之謎——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拐點
蔣介石與前期北伐戰爭的戰略與策略
“約法”之爭與蔣介石軟禁胡漢民事件——追求法治始，破壞法治終
附記：蔣介石的追悔
三、抗日期間
九一八事變後的蔣介石——調整國內外政策的開端
蔣介石與1937年的淞滬、南京之戰
附記：蔣介石為何開闢新戰場？
蔣介石親自掌控的對日秘密談判——日方誘和與蔣介石的應對及剎車
蔣介石對孔祥熙謀和活動的阻遏
論“恢復盧溝橋事變前原狀”與蔣介石“抗戰到底”之“底”——兼述蔣介石如何對待被日本侵占的“東三省”
蔣介石與史迪威事件——戰時中美之間的嚴重衝突
四、國共矛盾
第三國際的解散與蔣介石“閃擊”延安計畫的撤銷——論“第三次反共高潮”並未成“潮”
如何對待毛澤東：扣留、“審治”，還是“授勳”、禮送？——重慶談判期間蔣介石的心態考察
五、對內政策
蔣介石親自查處孔祥熙等人的美金公債舞弊案——且看蔣介石如何反腐敗
論國民黨的社會改良主義——對“百年老店”的新審視
六、家庭生活
蔣緯國的“身世”之謎與蔣介石、宋美齡的感情危機
關於宋美齡與美國總統特使威爾基的“緋聞”——駁考爾斯，兼辨李敖之誤
宋美齡的巴西之行與蔣介石的“婚外情”傳說——兼析其事與美國人要蔣交出軍權之間的關係
媒體評論
呂芳上 台灣原中研院近史所所長：
蔣介石日記的豐富內容，一如楊教授所言，是治民國史不能不看的重要史料，是史學家可以長時期、多方面挖掘引伸的寶藏。我們樂於看到楊教授第一部努力尋找真實的蔣介石著作的出現，民國史學界一定會熱切期待他續集、三集……的出版，因為只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出現，一個重要又備受爭議的歷史人物——蔣介石，才能真正走下神龕、走出政治的牢籠，真實的面貌才會呈現。
牛大勇 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
讀他（楊天石）的著作，我們總能發現以前不知道的知識。楊天石比較注重敘述，他不是要建立一個理論框架，或構建一個巨觀體系。他擅長用敘述把歷史的細節復原，在這種重建中追求新知。即便是專家看他的書，翻幾頁就會發現新東西。
蔣永敬 台灣政治大學教授：
天石參與民國史的工作，涉獵的範圍，從辛亥革命、北伐戰爭，到抗日戰爭、國民黨派系鬥爭等，特別對蔣介石的研究，都下過很深的工夫，有很多的發現和創見。
李又寧 美國聖若望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
（楊先生）不但博聞強記，而且目光敏銳，有淘沙揀金的本領。別人沒注意的，他注意了，別人看不出所以然的，他看出了。他能巨觀，也能微觀。經他的整理和解釋，許多史事和人物，都跳出紙面了。
書摘插圖
蔣介石日記的現狀及其真實性問題
一、日記現狀
根據現有資料，蔣介石的日記約始於1915年，28歲，止於1972年8月，85歲，距離去世只有3年。這一年，蔣介石手肌萎縮，不能執筆，因此停止了長達57年的日記。蔣的這57年日記，遺失4年。其中1915、1916、1917三年，遺失於1918年底的福建永泰戰役。當時，蔣介石遭北軍襲擊，孤身逃出，日記、書籍大部失落。現在能見到的1915年日記僅存13天，為蔣當年在山東任討袁軍參謀長時所記。胡佛研究院對外所稱1917年日記實際是蔣自撰的回憶，題為《中華民國六年前事略》，回憶1917年以前的個人歷史，並非日記。1924年的日記則可能遺失於黃埔軍校時期，毛思誠在上一世紀三十年代編輯《蔣介石日記類抄》時就未能見到。因此，蔣介石日記現存53年，共63冊。在中國以至世界政治家中，有這么長時段的日記存世，內容如此豐富，大概絕無僅有。
蔣介石日記原由蔣本人保管。蔣去世後，由蔣經國保管；經國於1988年去世後，囑其幼子蔣孝勇保管。孝勇於1996年去世後由其夫人蔣方智怡女士保管。2004年經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院研究員郭岱君女士動員，決定將日記暫存於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院，時間為50年。胡佛研究院的馬若孟教授及郭岱君教授親自去加拿大及美國加州的蔣宅，將這批日記攜到胡佛。
蔣介石日記的狀況並不很好。若干部分已經霉爛、損毀。胡佛研究院接受這批日記後，立即投入力量 修復、保存，並用現代科技進行微縮攝影，製作複本。宋氏家族的曹琍璇女士和秦孝儀先生的高足潘邦正先生受蔣家委託對日記進行初讀，對涉及個人隱私的少量內容進行技術處理。2006年3月首度向公眾開放1918至1931年部分。2007年4月又開放至1945年，其餘部分將陸續開放。其少量技術處理部分將在30年後全部恢復原狀
蔣介石日記有手稿本、仿抄本和類抄本、引錄本等幾種類型。胡佛研究院開放的蔣介石日記絕大部分由蔣介石親筆書寫，可以稱為手稿本或原稿本。蔣從早年起，即陸續命人照日記原樣抄錄副本。抗戰時期，蔣介石離開重慶出巡，為了防止遺失，有部分日記由秘書俞國華抄存。由於這兩種本子從內容到格式和手稿本都一模一樣，因此可以稱為仿抄本。這種仿抄本，大陸保存少數，胡佛研究院保存多數，自1920至1970，中缺1924、1948、1949各年。
蔣介石一生崇拜曾國藩，在很多地方都模仿曾。曾國藩有日記，還有別人替他編輯的《曾文正公日記類抄》。上一世紀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蔣介石陸續將自己的日記，來往函電、文稿等許多資料交給他的老師和秘書毛思誠保管。毛即利用這批資料編輯長編性著作《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同時，毛思誠模仿《曾文正公日記類抄》的體例，將蔣的日記分類摘抄，計有黨政、軍務、學行、文事、雜俎、旅遊、家庭、身體、氣象等約十種，統名為《蔣介石日記類抄》。一般稱之為“類抄本”。毛的做法是首先摘抄蔣的日記原文，然後加以文字潤色，並不改變蔣的原意，所以還是可信的。但是。仍有個別地方，毛思誠為了將蔣的形象顯示得更完美些，有些改動和原文相差較遠。例如，蔣早年比較激進，主張將資本家“掃除殆盡”，毛思誠就改為“如不節制資本”。又如：九一八事變後，蔣日記曾有“以忍耐不屈之精神維護領土”的說法，但毛思誠卻修改為：“以堅強不撓之氣概吞壓強虜”。這一改，蔣的形象“完美”了，但也就不真實了。 毛在編完《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一書後，《類抄》和少數蔣日記的仿抄本以及其他函電、文稿等就一直保存在寧波家中。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毛氏後人將這批資料藏在夾牆裡。“文革”中，紅衛兵砸破牆壁，發現這批資料，逐級上報，一直送到公安部。公安部撥交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保存。“文革”後，毛氏後人將這批資料捐獻給國家。
抗戰時期，蔣介石命奉化同鄉王宇高、王宇正繼續按分類原則摘抄自己的日記，分《困勉記》、《省克記》、《學記》、《愛記》、《遊記》五種。《困勉記》記錄蔣在艱難中勉力奮鬥的事跡。《省克記》記錄蔣的自我反省和克己修身。《學記》記錄蔣的讀書心得。《愛記》記蔣的人際關係和對對同事的看法。《遊記》記蔣的遊歷。主要資料來自蔣的日記，但編者也偶采日記之外的資料，而且有些資料我們今天已經難以一一見到。其特點是用第三人稱的口吻記述，和毛思誠的《蔣介石日記類抄》並不完全相同。不過，編者基本上忠實於日記。編者所述和日記摘抄常用“公曰”分隔，“公曰”以下的內容一般抄自日記手稿本，因此可以大體歸入“類抄本”。不過這五種本子的文字都較日記手稿本簡括，也有編者潤飾、修改之處。除文字出入外，有些內容，日記手稿本沒有。例如，1940年11月日本外相松岡洋右向重慶國民政府求和，蔣當月7日的日記手稿為：“周作民受敵方請託條件轉達者，商人不察，以為較倭汪之條件減輕，其實文字變換，而內容無異也。商人只知私利，可痛！”而《困勉記》的記載則為：“此條件，不過文字變換，而內容實無少異。錢新之不察，以為較汪奸之條件減輕矣，希望政府採納，是只知私利而不顧國家者也，可痛，”兩種本子，內容基本一致，所不同的是後者點出了在松岡和蔣介石之間牽線的銀行家錢永銘。這一變動，一種可能為蔣介石審閱時所加，一種可能是編者根據其它資料所加。兩相比較，《困勉記》這一條的史料價值顯然更高。當然，手稿本也有很多有價值的史料，被《困勉記》的編者刪掉了。
蔣介石在命人編輯《困勉記》等五書之外，又命同鄉孫詒等編輯《事略稿本》。這是年譜長編性的著作。全稿按年、按月、按日收錄、排比與蔣的生平有關的各種資料，如文告、函電等，其中也大量摘錄蔣的日記。該書上接毛思誠編《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自1927年始，止於1949年。同樣，它對蔣的日記有刪選，有壓縮，有加工。特別應該指出的是，編者為了維護蔣的形象，對日記手稿本中的部分內容有所諱飾。有些地方，編者還曾根據後來的歷史環境對手稿本的文字作過刪改。例如，抗戰後期，蔣介石與美國衝突時，曾經多次在日記中痛罵“美帝國主義”。這些激烈語言，在《事略稿本》中就找不到了。
《困勉記》等五種稿本現藏於台北“國史館”。《事略稿本》也藏於該館，近年來陸續刊行。不過，由於該稿卷軼龐大，刊行速度較慢，全部出版恐尚須時日。
秦孝儀主編的《蔣公總統大事長編初稿》可以視為《事略稿本》的簡本。其中所引蔣的日記未作說明，也有修飾，個別改動甚至距手稿本較遠。該書印數很少，屬於內部資料性質。由於該書僅編至1949年，近年來，台灣學者劉維開教授等正在續編，已出1950、1951、1952三冊。
此外，上世紀五十年代，日本產經新聞社以日文出版了《蔣總統秘錄》。為幫助該社編輯此書，台灣中國國民黨黨史會派專人摘抄、提供了包括蔣介石日記在內大量文獻，因此該書在敘述蔣介石生平時曾部分引錄蔣的日記。後來美國學者黃仁宇寫作《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一書，即根據《秘錄》和《長編》。此後海內外學者研究蔣介石的著作，所引日記不少出於此書。其實，黃仁宇本人並未讀過任何蔣日記的手稿本、仿抄本或類抄本。
《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事略稿本》，《蔣公總統大事長編初稿》、《蔣總統秘錄》等書不以公布蔣的日記為目的，其主體部分也不是蔣的日記。勉強分類，只能稱之為蔣的日記的“引錄本”。至於2007年初北京團結出版社出版的張秀章編著的《蔣介石日記揭秘》則是一本偽書，筆者已有兩文揭露，此處不贅。
二 真實性問題
日記記錄本人當日或當時親歷親見之事或個人所為所思，不僅比較準確，而且私密度很高，歷來為史家所重視。蔣介石一生，是近代中國許多重大歷史事件的參與者和決策者，長時期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從他的日記中，人們能夠了解蔣介石的思想、性格、活動以至他的極為隱秘的內心世界，了解蔣介石和國民黨、國民政府的權力運作過程，特別是了解那些不見於新聞媒體、政府公報，為局外人所不可能得悉的、深藏的政治內幕。但是，蔣的日記可靠嗎？我在研究蔣介石的過程中，常常碰到這樣的問題。
日記有兩種。一種是主要為寫給別人看的，這種日記往往裝腔作勢，把真實的自我包裹起來。例如閻錫山的《感想日記》，滿篇都是《論語》式的格言，一望而知是教人如何成聖成賢的，沒有多大價值。一種是主要為寫給自己看的。此類日記，目的在於自用，而不在於示人傳世，其記事抒情，或為備忘，或為安排工作與生活，或為道德修養，或為總結人世經驗，或為宣洩感情，往往具有比較高的真實性。蔣的日記大體屬於此類。
蔣雖然很早就投身革命，但是，辛亥前後生活一直比較荒唐，我曾稱之為上海洋場的浮浪子弟。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蔣介石亡命日本東京，受孫中山之命，加入中華革命黨，同時盡力讀書，在這一年讀完曾國藩全集。深受影響，1916年，他的引路人陳其美被袁世凱派人暗殺。這件事給了蔣介石以極大刺激。“自矢立品立學，以繼續英士革命事業自任。” 他決心從此改邪向善，立志修身，每日靜坐、反思，按儒學要求克己復禮。此後的一段日記應該比較真實。其後，蔣介石在國民黨中的位置日益重要。他繼續用儒學，特別是宋明道學的要求來約束自己，存天理，去人慾，日記成為他個人修身的工具。他修身的願望是真誠的，日記自然也有相當的真實性。此後，他的日記逐漸增添新的內容，即每日生活、工作、思想的記錄，治兵、治國和處理人際關係的經驗總結等。蔣每日、每周、每月、每年常有反思，他的日記也就相應成為反思的載體。這一段時期，蔣介石還不會想到他將來會成為國民黨和中華民國的要人，他的日記會長期流傳，成為歷史學的研究資料，因此，沒有必要在日記中矯飾作假。等到他地位日隆，權勢日重之後，他自然明白其日記的重要，但是，由於他繼續通過日記記錄每日工作、思想、心得，安排工作日程、計畫，提醒應注意事項，並繼續用以治心修身，是為自用，而非用以示人，因此，一般會如實記錄，而不會有意作假，自己騙自己。例如，他抗戰期間的日記一般分幾個部分：1、提要。記當日主要事件或主要心得、主要修養要求。2、預定。記一二日內應做之事。3、注意。記對國內外形勢的思考和應加注意之事。4、記事，記一日所做主要之事。5、上星期反省錄。6、本星期預定工作綱目。7、本月反省錄。8、本月大事表。等等。假如蔣在這些項目中造假，等於是給自己造成混亂。
說蔣記日記一般會“如實記錄”，並不等於說蔣在日記中什麼重要的事情都記。有些事，他是“諱莫如深”的。例如，1927年的四一二政變，顯系蔣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精密謀劃之舉，但日記對此卻幾乎全無記載。又如，1931年的軟禁胡漢民事件，蔣只記對自己有利的情況，而不利的情況就不記。再如，抗戰期間，蔣介石派宋美齡去香港指導對日談判，他就絕對不記。蔣自己就說過，有些事情是不能記的。可證，蔣記日記有選擇性。同時，他的日記只反映他個人的觀點和立場，自然，他所反對的人，反對的事，反對的政黨和政派，常常被他扭曲。有些常常被他扭曲得完全走形，不成樣子。因此，只能說，蔣的日記有相當的真實性，不是句句真實，事事真實，而且，真實不等於正確，也不等於全面。研究近現代中國的歷史，不看蔣日記會是很大的不足，但是，看了，什麼都相信，也會上當。
蔣的日記，主要為自用，而非主要為示人，為公布。這一點，可以從以下三點得到證明。
一、蔣身前從未公布過自己的日記，也從未利用日記向公眾宣傳，進行自我美化。當然，他會想到身後立傳，使自己的事跡流傳的需要，這一功能主要由《困勉記》和《事略稿本》一類著作完成。蔣一般會選擇自己的同鄉或親信進行編輯，這些人自然會本著“為尊者諱”的原則，刪削或修改部分內容，而蔣本人也會逐本校閱，嚴格把關。二、蔣喜歡罵人。在日記中，蔣罵過許多人，好友如戴季陶、黃郛，親屬如宋子文、孔祥熙、同僚如胡漢民、孫科、李宗仁、白崇禧、何應欽，下屬如周至柔等，幾乎沒有人不被他罵，而且罵得非常狠。蔣如果考慮考慮到要示人、要公布，他就不會在日記中那樣無所顧忌地罵人。三、在日記中，蔣寫了自己的許多隱私，例如早年搞“三陪”，在“天理”和“人慾”之間的艱難掙扎，甚至為解決生理需求而進行“自慰”等。此類事，蔣在日記中都如實記錄，顯然，記這些，決不是為了示人，更不是為了樹立自己的高大與神聖的形象。
因此，我的結論是，蔣介石日記是研究蔣介石，研究近、現代中國歷史的極為重要的第一手資料，對於研究亞洲史、世界史也有相當的價值。有經驗的、精心的閱讀者從中將會發現很多可以推進或加深其研究的內容，促使人們重新思考某些既定的觀點，寫出更準確、更科學、也更豐富的歷史著作。
做“聖賢”還是做“禽獸”？
——蔣介石早年修身中的“天理”、“人慾”之戰
儒家學派認為：修身是人生的第一大事，也是各項事業的起點。《大學》有所謂“大學之道，在明明德”的說法，又有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程式。到了宋明時代，道學家們提出了以“存天理，去人慾”為核心的一系列修身主張，一方面將儒學倫理規範上升到“天理”的高度，一方面則前所未有地細密設計了各種遏制“人慾”的辦法。
蔣介石很早就接觸宋明道學，不僅是服膺者，而且是身體力行者。在他的日記里，有大量修身的記載。從中不僅可以看出他的個人修養歷程和極為隱秘的內心世界，而且可以看出他早年的三重性格特徵：上海洋場的浮浪子弟，道學信徒，追隨孫中山的革命志士。
重視修身，按照道學家的要求進行修養
蔣介石年輕時沒有受過良好教育，養成了許多壞毛病。辛亥革命之後，“狹邪自娛，沉迷久之。” 1919年7月24日，他回憶當時經歷，在日記中對自己寫下了“荒淫無度，辦理無狀”的八字考語。 由於這些壞毛病，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朋友們不大看得起他。1920年3月，戴季陶醉酒，“以狗牛亂罵”，蔣介石一時激動，閃過與戴拚命的念頭，但他鏇即冷靜下來，檢討自己，“彼平時以我為惡劣，輕侮我之心理，亦於此可見一般”，“我豈可不痛自警惕乎”！ 一直到30年代，蔣介石想起早年種種劣跡，還痛自悔恨。日記云：“少年師友不良，德業不講，及至今日，欲正心修身孝友，已失之晚矣！” 又云：“少年未聞君子大道，自修不力”，“至今悔之不及” 。一言之不足，反覆言之，當系出於內心，而非泛泛虛語。
為了克服年輕時期形成的這些壞毛病，蔣介石曾以相當精力閱讀道學著作，企圖從中汲取營養。1919年5月24日日記云：“今日有研究性理書，思憤發改過，以自振拔之機，甚矣不求放心也久矣。”所謂“性理書”，指的就是宋明以來道學家們的著作。蔣介石不僅讀，而且選抄對自己進德有用的語錄，寫入日記，甚至作為自己的箴言或座右銘。例如，1919年，他為自己選擇的箴言是“靜敬澹一”四字，同年8月，增改為“精渾澹定，敬庶儉勤”八字。1923年1月5日，他模仿道學家的做法，自製銘文：“優遊涵泳，夷曠空明，曄然自充，悠然自得，此養性之功候也。提綱挈領，析縷分條，先後本末，慎始圖終，此辦事之方法也。” 在此之後，他仍然覺得意有未足，又抄錄道學家們常說的“修己以嚴，待人以誠，處事以公，學道以專，應戰以一”諸語，作為對自己立身處世的要求。
宋明道學有所謂理學和心學兩派。前者以朱熹為代表，後者以陸九淵、王陽明為代表。蔣介石涉獵過朱熹的著作，例如1923年1月4日日記云：“晨興，思良友，竊取乎朱子‘從容乎禮法之場，沉潛乎仁義之府’二語以自循省。” 可見，他對朱熹的學說有所了解。哲學史上有所謂朱陸異同之爭，或是朱非陸，或是陸非朱，蔣介石對兩派均無所軒輊，日記中也常有讀王陽明著作的記載。如：1926年11月17日日記云：“車中悶坐，深思看陽明格言。”
在這一方面，他是兼收並蓄的。
宋明以後的道學家中，蔣介石最喜歡曾國藩，很早就用功研習他的著作。1921年日記云：“晚編《曾文正公全集》。此書已經看過，甚以為遺失於永泰縣之役。今竟復見，不啻舊友重逢也。” 永泰之役，指1918年9月蔣介石在福建討伐李厚基的一次戰鬥。此戰中，蔣介石中敵緩兵之計，倉促中棄城出走，僅以身免，隨身攜帶的曾國藩著作連同日記等物遺失殆盡。蔣既自稱“不啻舊友重逢”，可見他對曾著的感情。
20年代，蔣介石仍然喜讀曾國藩的著作。1922年歲首，他曾節錄曾國藩的“嘉言”作為自己的“借鏡”。其內容有：“慮忘興釋，念盡境空”；，“涵詠體察，瀟灑澹定”；“韜光養晦，忍辱負重”；“以志帥氣，以靜制動”；“事親以得歡心為本，養生以少惱怒為本，立身以不妄言為本，居家以不晏起為本，做官以不愛錢為本，行軍以不擾民為本”；“軍事之要，必有所忍，乃能有所濟；必有所舍，乃能有所全”等。1925年1月2日，他又將曾國藩的“懲忿窒慾”，“逆來順受”，“虛心實力”，“存心養性”，“殫精竭力”，“立志安命”等“嘉言”抄在當年日記卷首。可見，他在力圖按曾國藩的訓導立身處世。其後，蔣介石多次在日記中給予曾國藩以高度評價，如：
1925年1月9日 日記云：“看《曾文正公雜著》，其文章真可告不朽矣！”
1925年2月10日云：“終日在常平站候車，看曾公日記，以勤、恕、敬三字相戒，可為規範矣。”
1926年3月8日云：“昨今兩日，看曾公《嘉言抄》，乃知其拂逆之端，謗毀之來，不一而足。而彼勸其弟以咬牙立志，悔字訣與硬字訣，徐圖自強而已。”
曾國藩之外，蔣介石也很敬佩胡林翼。胡有云：“林翼至愚，當不自作聰明；亦惟林翼頗聰明，當不自用其愚。”1922年3月，蔣介石讀到這段話，不禁悚然嘆惜，日記云：“可知我自作聰明，實為至愚之人，以後切不可自作聰明也。” 胡集中曾論及“愚公移山”、“精衛銜石”等古代寓言或神話，蔣介石讀後深有所感。日記云：“因知成功之難，非一朝一夕之可能也。今日之事，固非三五年不能收一段落，豈可心猿意馬，朝三暮四，猶豫不決，輕舉妄動，來往隨便乎！以後應不再作回家掃墓之想，吾母有靈，其亦以此為慰安乎！” 胡集書牘中云：“所望有兵柄者，日夜懸一死字於臥榻之旁，知此身之必死則於以求生，或有生機。”蔣介石讀後特別將它們節錄下來，用以自勵。
道學著作中有《菜根譚》一書，蔣介石也很喜歡。1926年3月7日日記云：“途中看《菜根譚》，以毋憂弗逆與不為物役二語最能動心。”
蔣介石不僅認真讀道學書，而且也真像道學家一樣進行修身。道學家中朱熹一派普遍主張“省、察、克、治”，蔣介石也照此辦理。
1919年10月23日日記云：“過去之罪惡，悔恨莫及；將來之嗜欲，奢望無窮。若不除此二者，將何以求學立業也。”
1920年1月17日日記云：“中夜自檢過失，反覆不能成寐。”
1922年10月25日日記云：“今日仍有幾過，慎之！”
1925年2月4日日記云：“存養省察之要，未能實行也。”
1925年9月8日日記云：“每日之事，自問有欺妄與愧怍之事否，日日以此相課。”
上述日記表明，蔣介石是經常檢討自己的。
宋明道學家有所謂“功過格”，做了好事，有了好念頭，畫紅圈；做了壞事，有了壞念頭，畫黑圈。蔣介石則專記自己的“過失”，較之道學家們還要嚴格。1920年1月1日，蔣介石決定自當日起，至第二年4月15日止，“除按日記事外，必提敘今日某某諸過未改，良知未致（或良知略現），靜敬澹一之功未呈也”。 他所警惕的過失有暴戾、躁急、夸妄、頑劣、輕浮、侈夸、貪妒、吝嗇、淫荒、鬱憤、仇恨、機詐、迷惑、，客氣、賣智、好闊等16種。如果一旦發現有上述過失，就在日記中登錄。因此，他的日記對自己的疵病，常有相當坦率甚至是赤裸的記載。
蔣介石很重視日記在自己修養過程中的作用。毛思誠根據他的指示將日記分類照抄，其中有《學行》一類，蔣介石命毛另抄一本寄給他，“以備常覽”。
蔣介石之所以重視個人修養，不同時期有不同作用。早年是為了做“古來第一聖賢豪傑” 。五四運動爆發，蔣介石從中看出了中華民族復興的希望，他當時在修身上對自己的要求，應是上進、自強的表現。其後，蔣介石投身國民革命，參加廣東革命根據地建設，反映出傳統道學中“民胞物與，宏濟群倫”思想對他的影響 。北伐戰爭期間，國共矛盾逐漸尖銳，蔣介石處境困難，他企圖通過修養錘鍊自己，應付環境，獲取突破難關的意志和力量 。1927年以後，蔣之地位已定，繼續修養則是為了做“國家代表” 。
戒色
中國古代思想家孟子很早就承認，人有兩種天性：食與色。但是，孟子又主張，人必須遵守道德規範，否則和禽獸就沒有差別。從蔣介石的日記里可以看出，他好色，但是，同時又努力戒色。為此，他和自己的慾念進行過長達數年的鬥爭。
1919年2月，蔣介石在福建曾勉勵自己：“好色為自污自賤之端，戒之慎之！” 次月，他從前線請假回滬，途經香港，曾因“見色起意”，在日記中為自己“記過一次”。 不料第二天，他就在旅館中“見色心淫，狂態復萌，不能壓制矣”。不過。他當晚又檢討：“介石以日看曾文正書，不能窒慾，是誠一生無上進之日矣”！他勉勵自己，在花花世界努力“砥礪德行”。
到上海後，蔣介石與戀人介眉相會。4月23日，蔣介石返閩，介眉於清晨3時送蔣介石上船，蔣因“船位太污，不願其送至廈門”，二人難捨難分，介眉留蔣在滬再住幾天，蔣同意，在滬住了一周。事後深自懺悔。日記云：“母病兒啼，私住海上而不一省視，可乎哉？良心昧矣！” 此後的幾天內，蔣介石一面沉湎慾海，一面又力圖自拔。日記云：“情思纏綿，苦難解脫，乃以觀書自遣。嗟乎！情之累人，古今一轍耳，豈獨餘一人哉！” 在反覆思想鬥爭後，蔣介石終於決定與介眉斷絕關係。5月2日，介眉用“吳儂軟語”致函蔣介石，以終身相許，函云：
介石親阿哥呀：照倷說起來，我是只想銅鈿，弗講情義，當我禽獸一樣。倷個閒話說得脫過分哉！為仔正約弗寄撥倷，倷就要搭我斷絕往來。
我個終身早已告代撥倷哉。不過少一張正約。倘然我死，亦是蔣家門裡個鬼，我活是蔣家個人。
從信中所述分析，介眉的身份屬於青樓女子。蔣有過和介眉辦理正式婚娶手續的打算，但介眉不肯訂立“正約”（婚約）。蔣批評介眉“只想銅鈿，弗講情義”，而介眉則自誓，不論死活，都是蔣家人。
蔣介石收到此信後，不為所動，決心以個人志業為重，斬斷情絲。1919年5月25日日記云：“蝮蛇蟄手，則壯士斷其手，所以全生也；不忘介眉，何以立業！”同年9月27日，蔣介石自福建回滬。舊地重遊，免不了勾起往事。日記中有幾條記載：
10月1日：“妓女嫟客，熱情冷態，隨金錢為轉移，明昭人覷破此點，則戀愛嚼蠟矣！”
10月2日：“ 以後禁入花街為狎邪之行。其能乎，請試之！”
10月5日：“自有智覺以至於今，十七八年之罪惡，吾以為已無能屈指，誠所謂決東海之水無以滌吾過矣。吾能自醒自新而不自蹈覆轍乎？噫！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世人可以醒悟矣！”
10月7日：“無窮孽障，皆由一愛字演成。”
上述各條，可能都是蔣介石為割斷與介眉的關係而留下的思想鬥爭記錄。從中可見，蔣介石為了擺脫情網，連佛家的“色空觀念”都動用了。值得注意的是10月2日的日記：“潛寓季陶處，半避豺狼政府之毒焰，半避賣笑妓女之圈術。”當時，北京政府在抓捕作為革命者的蔣介石，而青樓女子介眉則在尋找“負心漢”蔣介石，迫使蔣不得不躲進戴季陶的寓所。
蔣介石謀求與介眉斷絕關係是真誠的，但是，卻並不能戒除惡習。10月15日日記云：“下午，出外冶遊數次，甚矣，惡習之難改也。” 同月30日，蔣介石赴日遊歷，這次，他曾決心管住自己。關於這方面，有下列日記可證：
10月30：“自游日本後，言動不苟，色慾能制，頗堪自喜。”
11月2日：“今日能窒慾，是一美德。”
11月7日：“欲立品，先戒色；欲立德，先戒侈；欲救民，先戒私。”
可見，蔣介石的自製最初是有成績的，因此頗為自喜，然而，蔣介石究終難以羈勒心猿意馬。11月4日日記云：“色念屢起，幾不能制也。”同月8日，蔣介石到“森福家待花”，結果是“討一場沒趣”，自責道：“介石！介石！汝何不知遷改，而又自取辱耶！”12日，又在日記中寫道：“一見之下，又發痴情。何痴人做不怕耶！”“海外逆旅，豈有妙妓真心眷客者，先生休矣！”
同年11月19日，蔣介石回到上海，過了一段安靜日子，心猿意馬有所收斂。12月13日日記云：“今日冬至節，且住海上繁華之地，而能不稍應酬，閒居適志，我固為難事矣，近日固不知如何為樂事也。” 12月31日歲尾，蔣介石制訂次年計畫，認為“所當致力者，一體育，二自立，三齊家；所當力戒者，一求人，二妄言，三色慾。”他將這一計畫寫在日記中：“書此以驗實踐。” 看來，這次蔣是決心管住自己了，但是，他的自制力實在太差，於是，1920年第一個月的日記中就留下了大量自製與放縱的記載：
1月6日：“今日色念突發，如不強制切戒，乃與禽獸奚擇！”
1月14日：“晚，外出遊盪，身分不知墮落於何地！”
1月15日：“晚歸，又起邪念，何窒慾之難也！”
1月18日：“上午，外出冶遊，又為不規則之行。回寓次，大發脾氣，無中生有，自討煩惱也。”
1月25日：“途行頓起邪念。”
可見，這一個月內，蔣介石時而自製，時而放縱，處於“天理”與“人慾”的不斷交戰中。
第一個月如此，第二、第三個月，也仍然如此。
2月29日：“戒絕色慾，則《中庸》“尚不愧於屋漏”一語，亦能實行。污我、迷我、醉夢我者惟此而已，安可不自拔哉！”
3月25日：“邇日好遊蕩，何法以制之？”
3月27日：“晚，又作冶遊，以後夜間無正事，不許出門。”
3月28日：“色慾不惟鑠精，而且傷腦，客氣亦由此而起。”
3月30日：“邪念時起，狂態如故，客氣亦盛，奈何奈何！”
4月17日：“晚，游思又起，幸未若何！”
6月27日：“色念未絕，被累尚不足乎？”
7月2日：“抵沈家門，積善堂招待者引余等入私娼之家，其污穢不可耐，即回慈北船中棲宿。”
當年7月3日，蔣介石遇見舊友陳峻民，暢談往事，蔣自覺“舊行為人所鄙”，因而談話中常現慚愧之色。這以後，蔣又下了決心，日記中多有自我批判、自我警戒的記錄。8月7日日記云：“世間最下流而恥垢者，惟好色一事。如何能打破此關，則茫茫塵海中，無若我之高尚人格者，尚何為眾所鄙之虞！” 可見，蔣有保持“高尚人格”的念頭，因此“為眾所鄙”始終是蔣介石心頭的夢魘，迫使他不得不有所檢點。8月9日日記云：“吾人為狎邪行，是自入火坑也，焉得不燔死！”23日日記云：“午後，神倦假眠，又動邪念。身子虛弱如此，尚不自愛自重乎！”
當時，“吃花酒”是官場、社交場普遍存在的一種惡習，其性質類似於今人所謂“三陪”中的“陪酒”。9月6日，蔣介石“隨友涉足花叢”，遇見舊時相識，遭到冷眼，自感無趣，在日記中提醒自己交朋友要謹慎，否則就會被引入歧途，重蹈覆轍。 11月6日 蔣介石寄住香港大東旅社，晚，再次參加“花酌”，感到非常“無謂”。這些地方，反映出蔣介石思想性格中的上進一面。
1921年全年，蔣介石繼續處於“天理”與“人慾”的交戰中，其日記有如下記載：
1月18日：“我之好名貪色，以一澹字藥之。”
5月12日：“余之性情，邇來又漸趨輕薄矣。奈何弗戒！”
9月10日：“見姝心動，又怕自餒，這種心理可憐可笑。此時若不立志樹業，放棄一切私慾，將何以為人哉！”
9月24日：“欲立品，先戒色；欲除病，先戒欲。色慾不戒，未有能立德、立智、立體者也。避之猶恐不及，奈何有意尋訪也！”
9月25日：日日言遠色，不特心中有妓，且使目中有妓，是果何為耶？
9月26日：“晚，心思不定，極想出去遊玩，以現在非行樂之時，即游亦無興趣。何不專心用功，潛研需要之科學，而乃有獲也。
12月1日：“陪王海觀醫生診冶誠病。往游武嶺，頗動邪思。”
12月8日：“邪心不絕，何以養身？何以報國？
道學家主張，一念之萌，必須考察其是“天理”，還是“人慾”。倘是“天理”，則“敬以存之”；倘是“人慾”，則“敬以克之”。上述日記，大都屬於“敬以克之”一類。
1922年，蔣介石繼續“狠斗色慾一閃念”。日記有關記述僅兩見。9月27日云：“見色，心邪不正，記過一次。”10月14日，重到上海，日記云：“默誓非除惡人，不近女色，非達目的，不復回滬。今又入此試驗場矣，試一觀其成績！”次年，也只有兩次相關記載：3月1日云：“近日心放，色利之欲又起，戒懼乎！”6日云：“出外閒遊，心蕩不可遏。”兩年中，蔣介石僅在思想中偶有“邪念”閃現，並無越軌行為，說明他的修身確有“成績”。
1925年，蔣介石在戒色方面繼續保持良好勢態。4月6日日記嚴厲自責云：“盪念殊甚，要此日記何用。如再不戒，尚何以為人乎！”11日日記云：“下午，泛艇海邊浪遊，自覺失體，死生富貴之念自以為能斷絕，獨於此關不能打破，吾以為人生最難克制者，即此一事。”這段日記寫得很含蓄，看來，蔣介石打熬不住，又有某種過失。同年11月16日晚，蔣介石參加蘇聯顧問舉行的宴會，在一批外國人面前“講述生平經過、惡劣歷史”，對自己的“好色”作了坦率的解剖和批判。
1926年全年安靜無事，僅11月21日日記云：“見可欲則心邪，軍中哀戚不遑，尚何樂趣之有！”
蔣介石的懺悔不僅見於日記，也見於他的《自述事略》中。例如，他自述辛亥前後的狀況時就自我批判說：
當時涉世不深，驕矜自肆，且狎邪自誤，沉迷久之。膺白冷眼相待，而其所部則對餘力加排斥，余乃憤而辭職東遊。至今思之，當時實不知自愛，亦不懂人情與世態之炎涼，只與二三宵小，如包、王之流作伴遨遊，故難怪知交者作冷眼觀，亦難怪他人之排余，以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也。且當時驕奢淫逸，亦於此為盡。
民國元年，同季回滬，以環境未改，仍不改狎邪游。一年奮發，毀之一旦，仍未自拔也。
膺白，指黃郛，蔣介石的把兄弟。從這份《事略》里，可見當時蔣眾叛親離，為人所不屑的狀況。本文一題《蔣主席自述小史》，這時，蔣顯然已經成為“黨國要人”，但他不僅不隱諱早年惡跡，反而有意留下相關記載，這是極其不易的。
懲忿
蔣介石除“好色”外，性格上的另一個大毛病是動輒易怒，罵人、打人。為了革除這一惡習，蔣介石也進行了多年修養。
《易》經《損卦》云：“損，君子以懲忿制欲。”後來的道學家們因此將“懲忿”列為修身的重要內容，要求人們控制自己的感情，避免暴怒，也避免惡語傷人及相關行為。蔣介石對此也很重視，日記云：“以後修身之道，端在懲忿，其次窒慾也。”
蔣介石深知自身性情上的弱點。1919年1月3日日記云：“近日性極暴躁。”同月7日，有黃定中者來談報銷問題，蔣介石“厲斥其非，使人難堪”。事後追悔，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近日驕肆殊甚，而又鄙吝貪妄，如不速改，必為人所誣害矣。戒之！戒之！”幾個月之後，蔣介石接見鄧某，故態復萌，“心懷憤激，怨語謾言，不絕於口”。這樣的情況發生多次，蔣介石“自覺暴戾狠蠻異甚。屢思遏之而不能”，因此，寫了“息心靜氣，凝神和顏”八字以作自我警惕之用，還曾有意閱讀道學著作，用以陶冶性情 。
然而，俗話說得好：“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一種弱點如果已經成了性格的一部分，要改掉是頗為艱難的。1919年6月27日，蔣介石感嘆說：“厲色惡聲之加人，終不能改，奈何！”7月29日再次為“會客時言語常帶粗暴之氣”而對自己不滿，在日記中寫下“戒之”二字。但是，蔣介石有時剛剛作了自我檢討，不久就再犯。同年8月5日，蔣介石與陳其尤談話，談著談著，“忽又作忿恚狀”，蔣深自愧悔，但是當晚繼續談話時，蔣“又作不遜之言”。這使蔣極為苦惱，日記云：“如何能使容止若思，言辭安定，其惟養吾浩然之氣乎！”
除了罵人，蔣介石有時還動手。
1919年10月1日 ，蔣介石訪問居正，受到人力車夫侮辱，不覺怒氣勃發。居正家人與車夫辯論，發生毆打，蔣介石見狀，忿不可遏，上前幫力，自然，蔣介石不是車夫的對手，反而吃虧。接著，又“闖入人家住宅，毀傷器具”。蔣介石自知理曲，他想起1917年在張靜江門前毆打車夫，被辱受傷一事，真是與此同一情景。當日日記云：“與小人爭閒氣，竟至逞蠻角斗，自思實不值得。余之忍耐性，絕無長進，奈何！”
蔣介石打車夫畢竟只是個別情況，更多的是打傭人。1920年12月，蔣介石在船中與戴季陶閒談，戴批評蔣“性氣暴躁”，蔣聲稱“余亦自知其過而終不能改”，認為要杜絕此病，只能不帶“奴子”，躬親各種勞役。
1921年4月，蔣介石與因事與夫人毛氏衝突，二人“對打”，蔣介石決定與其離婚。4日，蔣介石寫信給毛氏的胞兄毛懋卿，“縷訴與其妹決裂情形及主張離婚理由”。正在此時，發現毛氏尚未出門，又將毛氏“咒詛”一通。當日，蔣在日記中自責說：“吾之罪戾上通於天矣！何以為子，何以為人！以後對母親及家庭間，總須不出惡聲。無論對內對外，憤慨無似之際，不伸手毆人，誓守之終身，以贖昨日餘孽也。”然而，自責歸自責，蔣介石仍然時發暴性。見之於日記者有下列記載，試為分類：
（一）打罵傭人、侍衛、下級：
1921年4月7日：“叱嚇下人，暴性又發，不守口不詈人之誓，記過一次。”
1925年2月21日：“自誤飲水，遷怒下人，逞蠻毆打，尚有人道乎！記過一次。”
1925年2月22日：“吾勉為莊敬寬和，以藥輕浮暴戾之病，則德可進，世可處也。叫人不應，有頃始至，又逞蠻根，日日自悔而不能改之，所謂克己者，如斯而已乎！”
1925年3月4日：“肆口漫罵，自失體統，幾不成其為長官，記大過一次。”
1925年10月5日：“昨夜十時到黃埔，閽者弛臥，鼾聲達門外，久叫始應，又動手打人。記大過一次。”
1925年10月11日：“為傭人蠢笨，事事不如意，又起暴戾躁急，如此將奈之何！”
“暴戾極矣，動手打人，記大過三次。”
1926年1月5日：“腦脹耳鳴，心煩慮亂，對傭人時加呵斥，即此一事，已成吾終身痼疾矣！”
（二）辱罵同事、同僚：
1921年10月22日：“慶華、穎甫先後就談，又發暴性，犯不著也。”
1922年2月25日：“下午，回八桂廳，對禮卿發脾氣，自知形態不雅。”
1926年1月13日：“茂如來會，以其心術不正，敗壞校風，憤恨之餘，大加面斥，毋乃太甚乎！”
1926年8月1日： “動手打人，蠻狠自逞，毫無耐力，甚至誤毆幕友，暴行至此極矣！”
（三）對象不明：
1925年3月3日：“欲為蓋世之人物，不可不自深其學養。近日常多很（狠）厲憤狷，而無靜默沉雄氣象，其何以幾及之也？”
1925年3月5日：“昨夜罵人太甚，幾使夢魂有愧。今日在途懊悔不已。平日宅心忠厚，自揣差近長者，而一至接物，竟常有此惡態，尚何學養可言乎！”
1925年10月7日：“今日暴性勃發，幾視國人皆為可殺。”
以上三種情況中，不論哪一種，蔣介石都知道自己不對，因此事後對自己也多所責備。他也曾設法改正，例如立誓做到“四不”、即“口不罵人，手不打人，言不憤激，氣不囂張”。又立誓作到“四定”，即“體定、心定、氣定、神定”。還曾提出“三要”，即“謹言、修容、靜坐”，但是，收效不大，暴躁狠蠻，幾乎成為他的終身“痼疾”。
戒客氣
蔣介石日記中常見“戒客氣”的記載。所謂客氣，指的是一種虛驕之氣。《宋書•顏延之傳》稱：“雖心智薄劣，而高自比擬。客氣虛張，曾無愧悔。”因此，宋明時代的道學家們也將“戒客氣”作為修養要求。
根據現有資料，蔣介石批評自己的虛驕之氣始於1919年。當年2月4日，蔣介石出席許崇智的晚宴，席間，蔣介石“客氣與虛榮心並起，妄談孫先生事”，當日即懊悔無已，在日記中自責，認為自己的言談“不覺自暴其夸鄙，為人所嗤鼻矣”。同年，他自感人才難得，檢討原因，認為自己“常有驕矜暴戾之色，盛氣凌人之事”，不能“虛心包容”，所以有才之人不樂為己所用。
此後，蔣介石即將“客氣”作為自己修養中的大敵之一，稱之為“凶德”。1919年9月9日日記云：“言多客氣，為人所鄙，良用慚咎。謹其言，慎其行，自強其志，不徇外為人，立身之本也。”同年11月24日日記云：“近日思想漸趨平實，欲改就社會上做一番事業，奈私利心、野心、客氣終不能消除何！”
蔣介石認為：“客氣”的表現之一是“言語輕肆，舉動浮躁”，針鋒相對地提出：“我守我拙，言語遲鈍” 。表現之二是是氣質漲浮，行為佻達，說話太多，因此提出：多言不如少言，有言不如無言，能言不如不能言。日記稱：“人之是非好惡，己之愛憎取捨，默會於心，斯得之矣，何以言為哉！”
1923年7月16日，蔣介石清晨醒來，自省差誤，認為自己“為人所嫌棄者乃在戲語太多，為人所妒忌者，乃在驕氣太甚，而其病根皆起於輕浮二字”，因此，要求自身今後要“謹然自持，謙和接物”。他表示：“寧為人笑我道學，而不願人目我為狂且也。”
戒名利諸欲
道學家們既反對縱情聲色，也反對沉溺名利，視之為“膠漆盆”，要人們通過修養，從中滾脫出來。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陸九淵到朱熹的白鹿洞書院講學。陸的講題是《論語》中的“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二語。他說：“今人讀書便是為利。如取解後又要得官，得官後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頂至踵，無非為利。”朱熹對他的這段講詞非常欣賞，認為“切中學者深微隱痼之病”。
蔣介石早年修身時，也很注意戒名利諸欲。1919年，他作《四言箴》自勵：“主靜主敬，求仁學恕，寡慾祛私，含垢明恥”，明確地要求自己“寡慾”。6月24日日記云：“ 今日餒怯有餘，謹慎不足，終是名利患失之心太重，能於敬、澹二字上用功一番，庶有裨益乎？”
蔣介石這裡所說的“敬”，指的是敬於所事；“澹”，指的是“澹”於所欲。蔣介石要求自己將事業放在首位，而不岌岌於求名求利。這一層意思，他在1920年2月的一則日記中表述得更清楚：“事業可以充滿欲望，欲望足以敗壞各種事業，不先建立各種事業，而務謀饜足欲望，是舍本而逐末也。”
多欲必貪。蔣介石既要求自己“寡慾”，因此，特別注意戒“貪”，保持廉潔。1921年，蔣介石因葬母等原因，花銷較大，欠下一批債務。次年9月，孫中山命他去福建執行軍務，蔣乘機寫信給張靜江，要求張轉請孫中山為他報銷部分債務。寫信之前，蔣矛盾重重，思想鬥爭劇烈，日記云：“今日為企圖經濟，躊躇半日。貪與恥，義與利四字，不能並行而不悖，而為我所當辨。如能以恥字戰勝貪字，此心超然於利義之外，豈不廉潔清高乎！一身之榮辱生死，皆為意中事，安有顧慮餘地乎！”1923年7月，蔣日記有云：“戲言未成，貪念又萌，有何德業可言！”，可見，像他努力戒色一樣，對“貪念”，也是力圖遏制的。
蔣介石長期生活於上海的十里洋場，習染既久，難免沾上奢侈、揮霍一類毛病。1920年歲末。蔣介石檢點帳目，發現全年花費已達七八千元之譜，頓覺驚心，嚴厲自責說：“奢侈無度，游墮日增，而品學一無進步，所謂勤、廉、謙、謹四者，毫不注意實行，道德一落千丈，不可救藥矣！”1925年4月，他到上海的大新、先施兩家著名的百貨公司選購物品，自以為“奢侈”，在日記中提醒自己：“逸樂漸生，急宜防慮。”同年5月，自覺“心志漸趨安逸，美食貪樂，日即於腐化”，曾嚴厲自責：“將何以模範部下，而對已死諸同志也？”
道學家們大都要求人們生活淡泊，甘於“咬菜根”一類清苦生活。上述日記表明，蔣介在這一方面同樣受到道學的影響。
在道學家的修養要求里，寡慾，不只是寡於物質生活，也包括求名一類精神生活內容。在這一方面，蔣早年對自己也有所要求。1925年1月22日日記云：“好名之念太重，一聞蜚語，即覺自餒，是不能以革命主義為中心，而以浮世毀譽為轉轂，豈得謂知本者乎！”
其他
誠是中國古代哲學的重要範疇，原意為信實無欺或真實無妄，後來被視為道德修養的準則和境界。《禮記•中庸》說:“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將“誠”視為天的根本屬性，要求人們努力求誠。在《中庸》有關思想的基礎上，《大學》進一步將“誠意”作為治國、齊家、修身、正心的根本。自此之後，道學家無不尊誠、尚誠。北宋的周敦頤將“誠”說成“聖人之本”，要求人們經過“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之後，回歸“誠”的境界。
蔣介石深受道學影響，自然，他在早年也尊誠、尚誠。1922年11月20日日記云：“率屬以誠為主，我誠則詐者亦誠意矣！”這裡，“誠”被蔣介石視作一種馭下之道。1923年5月4日日記云：“凡事不可用陰謀詭計，且弄巧易成拙，啟人不信任之端。”這裡，“誠”被蔣介石作為處理人際關係的準則。1924年5月3日日記云：“機心未絕，足墮信義與人格。”這裡，“誠”才被蔣介石作為一種道德修養準則。
道學們不僅提出了諸多內心修養方面的要求，而且在人的形體外貌方面也有許多規範。朱熹寫過一篇《敬齋箴》，要求人們“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在這方面，蔣介石也是身體力行者。1925年2月11日日記云：“蒞團部時履不正，為屬下窺見，陡覺慚汗。”近年來出現若干影視作品，其中的蔣介石形象大多衣冠端正，這是符合蔣的性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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