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戰爭和戰略問題》《戰爭和戰略問題》中的哲學思想毛澤東於1938年11月6日在中國共產黨六屆六中全會上所作的結論的一部分。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當時以王明為代表的右傾投降主義，輕視我黨領導的敵後抗日武裝鬥爭。
文章針對王明的錯誤觀點指出：革命的最高形式和中心任務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普遍原則。共產黨員不爭個人的兵權，但要爭黨的兵權，要爭人民的兵權。每個共產黨員都應懂得這個真理：“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
在戰爭問題上，毛澤東分析了中國的社會特點和國共兩黨的戰爭史，闡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共產黨的任務基本地不是進行長期合法鬥爭以進入起義和戰爭，也不是先取城市後取鄉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他強調指出，在中國主要的鬥爭形式是戰爭，主要的組織形式是軍隊，中國的問題離開武裝就不能解決。與此同時提出了“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的原則，指出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不可放棄黨對軍隊的領導權。
在戰略問題上，毛澤東論述了中國共產黨在國內戰爭和民族戰爭中的軍事戰略轉變問題，著重指出由國內正規戰爭向抗日游擊戰爭轉變的重要性。如果對已經變化的敵情和任務估計過份或估計不足，就會在戰略轉變中出現“左”的或右的傾向。他還進一步闡明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要求全黨正確認識抗日游擊戰爭在配合正面戰場作戰，增加敵人後顧之憂，發展壯大抗日武裝力量，以及向正規戰發展和奪取抗戰最後勝利方面的重大作用。同時批評了一切輕視和反對抗日游擊戰爭的觀點。
《戰爭和戰略問題》，是毛澤東指導抗日戰爭的軍事理論著作。它所闡明的戰爭和戰略問題的基本理論，以及喚起全黨重視研究軍事理論、戰略戰術和軍隊政治工作，注意軍事知識通俗化，對於當前和今後發展中國無產階級軍事科學，仍然具有重要指導作用。
文章分析了土地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兩個過程中的三個戰略轉變，即國內游擊戰爭向國內正規戰爭的轉變，國內正規戰爭向抗日游擊戰爭的轉變，抗日游擊戰爭向抗日正規戰爭的轉變。其中第二個轉變關係到整個抗日戰爭的堅持、發展和勝利。
文章闡明了正規戰爭和游擊戰爭的辯證關係。指出在抗日戰爭的全體上說來，正規戰爭是主要的，游擊戰爭是輔助的，因為抗日 戰爭的最後命運只有正規戰爭才能解決。游擊戰爭雖在戰爭全體上居於輔助地位，但卻占據著極其重要的地位。游擊隊和游擊戰爭應不停止於原來的地位，而應向高級階段發展，逐漸地變為正規軍和正規戰爭。我們將經過游擊戰爭積蓄力量，把自己造成為粉碎日本帝國主義的決定因素之一。
這篇文章是毛澤東論述中國革命戰爭問題的傑作，使全党進一步明確了黨的戰略方針，從而取得了全黨在領導思想和工作上的一致。它不僅是一篇研究戰爭的軍事著作，而且是一篇重要的哲學著作。
相關背景
《戰爭和戰略問題》為了解決指導全党進行抗戰的戰略方針問題，毛主席及時寫下了《論持久戰》和《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這兩篇文章，但是，當時擔任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的王明卻拒不執行，繼續堅持自己的錯誤主張，在長江局他所管轄的“一畝三分地”這個範圍內，推行其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也就是什麼“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右傾投降主義那一套東西。對於王明的這一做法，中央及時發現並加以制止，1938年5月，中共中央曾數次電告長江局，立即把黨的工作重心轉到敵後，去放手發動民眾，擴大人民軍隊，開展游擊戰爭，建立華中抗日民主根據地。
同月徐州失守之後，中央又一次指示，武漢也會失守，要他們迅速準備發展游擊戰爭，但王明對中央的指示卻置若罔聞，仍然是極端輕視游擊戰爭的戰略作用，把注意力完全放在運動戰上；為此，他不但對抗中央，拒不執行中央關於開展游擊戰的有關指示，而且還向黨中央提出為了保衛大武漢，阻擋日軍的進攻，“應該把軍隊以及一切地方武裝如北方人民武裝起來，做龐大的運動戰”的方針；可以說，這個王明的的確確是一個脫離實際的盲目的戰爭速勝論者，他反對毛主席關於抗戰應分為三個階段的持久戰思想，主張抗戰只有敵進我退和中國軍隊反攻兩個階段。
毛主席的《論持久戰》發表後，王明就幾次抵抗中央的指示，阻止《新華日報》刊登發表這篇文章，可以說，正是由於王明堅持這種錯誤的戰略方針，使我黨在華中地區失去了廣泛發展游擊戰爭，擴大抗日武裝，建立廣大抗日根據地的有利時機，導致黨以後在這一地區的活動受到限制，甚至在有些地方都難以立足。
可以說，正是由於王明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影響，使我們喪失了建立廣泛的華中抗日根據地的良好時機，不然的話，就不可能發生蔣介石妄圖消滅我抗日有功的新四軍的“皖南事變”，這話說得一點也不玄，你想，如果沒有王明在那裡指手畫腳，我們抓住這千載難逢的有利時機，在整個華中建立起抗日民主根據地，廣泛發動華中人民參軍參戰，擴大自己的抗日武裝，讓國民黨蔣介石一點都插不進手來，那么，就不可能發生國民黨蔣介石妄圖消滅我黨所領導的抗日武裝的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
在當時，不僅是王明擔任書記的長江局搞得一團糟，在黨內，還存在著一種忽視戰爭工作重要性的錯誤傾向。有些黨員，只願做黨的組織工作和民運工作，而不願研究戰爭和參加戰爭；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呢？其實這原因也很簡單，那就是這些同志看不清中國問題的基本特點和中心環節，不懂得其它工作對於革命戰爭的直接或者間接的配合作用。為此，毛主席及時寫下了這篇文章，其目的就是使全黨同志充分認識到這一點。
可以說，在抗戰這個特殊的時期，能否認識到軍事工作的重要性，不能說不重要，而且說是相當的重要，因為，它對於我們能否取得抗戰的最後勝利起著相當關鍵的作用。不僅如此，重視軍事工作，學習軍事理論，更是我們最後取得全國勝利的關鍵。因為，這江山是打出來的，而不是你紙上談兵談出來的。你這個黨再好，再怎么說為解放全體勞苦大眾，叫他們能過上吃得飽、穿得暖的好日子，而你沒有強大的軍隊作後盾，就無法消滅那些剝削和壓迫人民，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以及侵略我們的帝國主義者；所以，擁有我們黨自己的革命武裝至關重要。
內容概要
《戰爭和戰略問題》一 中國的特點和革命
戰爭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是普遍地對的，不論在中國在外國，一概都是對的。但是在同一個原則下，就無產階級政黨在各種條件下執行這個原則的表現說來，則基於條件的不同而不一致。在資本主義各國，在沒有法西斯和沒有戰爭的時期內，那裡的條件是國家內部沒有了封建制度，有的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外部沒有民族壓迫，有的是自己民族壓迫別的民族。基於這些特點，資本主義各國的無產階級政黨的任務，在於經過長期的合法鬥爭，教育工人，生息力量，準備最後地推翻資本主義。在那裡，是長期的合法鬥爭，是利用議會講壇，是經濟的和政治的罷工，是組織工會和教育工人。那裡的組織形式是合法的，鬥爭形式是不流血的（非戰爭的）。在戰爭問題上，那裡的共產黨是反對自己國家的帝國主義戰爭；如果這種戰爭發生了，黨的政策是使本國反動政府敗北。自己所要的戰爭只是準備中的國內戰爭。但是這種戰爭，不到資產階級處於真正無能之時，不到無產階級的大多數有了武裝起義和進行戰爭的決心之時，不到農民民眾已經自願援助無產階級之時，起義和戰爭是不應該舉行的。到了起義和戰爭的時候，又是首先占領城市，然後進攻鄉村，而不是與此相反。所有這些，都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所曾經這樣做，而在俄國的十月革命中證實了的。
中國則不同。中國的特點是：不是一個獨立的民主的國家，而是一個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國家；在內部沒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壓迫；在外部沒有民族獨立，而受帝國主義壓迫。因此，無議會可以利用，無組織工人舉行罷工的合法權利。在這裡，共產黨的任務，基本地不是經過長期合法鬥爭以進入起義和戰爭，也不是先占城市後取鄉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對於中國共產黨，在帝國主義沒有武裝進攻的時候，或者是和資產階級一道，進行反對軍閥（帝國主義的走狗）的國內戰爭，例如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廣東戰爭⑵和北伐戰爭；或者是聯合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進行反對地主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同樣是帝國主義的走狗）的國內戰爭，例如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土地革命戰爭。在帝國主義舉行武裝進攻的時候，則是聯合國內一切反對外國侵略者的階級和階層，進行對外的民族戰爭，例如現在的抗日戰爭。
所有這些，表示了中國和資本主義國家的不同。在中國，主要的鬥爭形式是戰爭，而主要的組織形式是軍隊。其他一切，例如民眾的組織和民眾的鬥爭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一定不可少，一定不可忽視，但都是為著戰爭的。在戰爭爆發以前的一切組織和鬥爭，是為了準備戰爭的，例如五四運動（一九一九年）至五卅運動（一九二五年）那一時期。在戰爭爆發以後的一切組織和鬥爭，則是直接或間接地配合戰爭的，例如北伐戰爭時期，革命軍後方的一切組織和鬥爭是直接地配合戰爭的，北洋軍閥統治區域內的一切組織和鬥爭是間接地配合戰爭的。又如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紅色區域內部的一切組織和鬥爭是直接地配合戰爭的，紅色區域外部的一切組織和鬥爭是間接地配合戰爭的。再如現在抗日戰爭時期，抗日軍後方的和敵軍占領地的一切組織和鬥爭，也同樣是直接或間接地配合戰爭的。
“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也是中國革命的優點之一。”⑶史達林同志的這一論斷是完全正確的；無論是對於北伐戰爭說來，對於土地革命戰爭說來，對於今天的抗日戰爭說來，都是正確的。這些戰爭都是革命戰爭，戰爭所反對的對象都是反革命，參加戰爭的主要成分都是革命的人民；不同的只在或者是國內戰爭，或者是民族戰爭；或者是共產黨單獨進行的戰爭，或者是國共兩黨聯合進行的戰爭。當然，這些區別是重要的。這些表示了戰爭主體有廣狹的區別（工農聯合，或工農資產階級聯合），戰爭對象有內外的區別（反對國內敵人，或反對國外敵人；國內敵人又分北洋軍閥或國民黨），表示了中國革命戰爭在其歷史進程的各個時期中有不相同的內容。然而都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都是革命戰爭，都表示了中國革命的特點和優點。革命戰爭“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也是中國革命的優點之一”，這一論斷，完全適合於中國的情況。中國無產階級政黨的主要的和差不多開始就面對著的任務，是聯合儘可能多的同盟軍，組織武裝鬥爭，依照情況，反對內部的或外部的武裝的反革命，為爭取民族的和社會的解放而鬥爭。在中國，離開了武裝鬥爭，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務。
在這一點上，我們黨從一九二一年成立直至一九二六年參加北伐戰爭的五六年內，是認識不足的。那時不懂得武裝鬥爭在中國的極端的重要性，不去認真地準備戰爭和組織軍隊，不去注重軍事的戰略和戰術的研究。在北伐過程中，忽視了軍隊的爭取，片面地著重於民眾運動，其結果，國民黨一旦反動，一切民眾運動都塌台了。一九二七年以後的一個長時期中，許多同志把黨的中心任務仍舊放在準備城市起義和白區工作方面。一些同志在這個問題上的根本的轉變，是在一九三一年反對敵人的第三次“圍剿”勝利之後。但也還沒有全黨的轉變，有些同志仍舊沒有如同現在我們這樣想。經驗告訴我們，中國的問題離開武裝就不能解決。認識這一點，對於今後進行勝利的抗日戰爭是有利益的。抗日戰爭中全民武裝反抗的具體事實，將教育全党進一步地認識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每個黨員都要時刻準備武裝上前線。我們這次會議又決定黨的主要工作方面是在戰區和敵後，更給了一個明確的方針。這對於有些黨員願作黨的組織工作，願作民眾運動的工作，而不願研究戰爭和參加戰爭，有些學校沒有注意鼓勵學生上前線，等等現象，還是一劑對症的良藥。大部分中國領土內黨的組織工作和民眾運動工作是直接聯繫於武裝鬥爭的，沒有也不能有單獨的孤立的黨的工作或民眾運動。一部分距離戰區較遠的後方（如雲南、貴州、四川）和一部分敵人控制的地區（如北平、天津、南京、上海），黨的組織工作和民眾運動也是配合戰爭的，只能也只應服從前線的要求。一句話，全黨都要注重戰爭，學習軍事，準備打仗。
二 中國國民黨的戰爭史
我們來看一看國民黨的歷史，看一看它是如何地注意於戰爭，是有益處的。從孫中山組織革命的小團體起，他就進行了幾次反清的武裝起義。到了同盟會時期，更充滿了武裝起義的事跡，直至辛亥革命，武裝推翻了清朝。中華革命黨時期，進行了武裝的反袁運動。後來的海軍南下，桂林北伐和創設黃埔，都是孫中山的戰爭事業。蔣介石取代孫中山，創造了國民黨的全盛的軍事時代。他看軍隊如生命，經歷了北伐、內戰和抗日三個時期。過去十年的蔣介石是反革命的。為了反革命，他創造了一個龐大的“中央軍”。有軍則有權，戰爭解決一切，這個基點，他是抓得很緊的。對於這點，我們應向他學習。在這點上，孫中山和蔣介石都是我們的先生。辛亥革命後，一切軍閥，都愛兵如命，他們都看重了“有軍則有權”的原則。
中國也有些不要軍隊的政黨，其中主要的一個是進步黨，但是它也懂得必須靠一個軍閥才有官做。袁世凱、段祺瑞⒂、蔣介石（附蔣的是進步黨之一部轉變而成的政學系就成了它的靠山。歷史不長的幾個小黨，如青年黨⒄等，沒有軍隊，因此就鬧不出什麼名堂來。外國的資產階級政黨不需要各自直接管領一部分軍隊。中國則不同，由於封建的分割，地主或資產階級的集團或政黨，誰有槍誰就有勢，誰槍多誰就勢大。處在這樣環境中的無產階級政黨，應該看清問題的中心。共產黨員不爭個人的兵權（決不能爭，再也不要學張國燾），但要爭黨的兵權，要爭人民的兵權。現在是民族抗戰，還要爭民族的兵權。在兵權問題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點東西。勞動人民幾千年來上了反動統治階級的欺騙和恐嚇的老當，很不容易覺悟到自己掌握槍桿子的重要性。
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全民抗戰，把勞動人民推上了戰爭的舞台，共產黨員應該成為這個戰爭的最自覺的領導者。每個共產黨員都應懂得這個真理：“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但是有了槍確實又可以造黨，八路軍在華北就造了一個大黨。還可以造幹部，造學校，造文化，造民眾運動。延安的一切就是槍桿子造出來的。槍桿子裡面出一切東西。從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學說的觀點看來，軍隊是國家政權的主要成分。誰想奪取國家政權，並想保持它，誰就應有強大的軍隊。有人笑我們是“戰爭萬能論”，對，我們是革命戰爭萬能論者，這不是壞的，是好的，是馬克思主義的。俄國共產黨的槍桿子造了一個社會主義。我們要造一個民主共和國。帝國主義時代的階級鬥爭的經驗告訴我們：工人階級和勞動民眾，只有用槍桿子的力量才能戰勝武裝的資產階級和地主；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整個世界只有用槍桿子才可能改造。我們是戰爭消滅論者，我們是不要戰爭的；但是只能經過戰爭去消滅戰爭，不要槍桿子必須拿起槍桿子。
三 中國共產黨的戰爭史
我們黨雖然在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至一九二四年（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三四年中，不懂得直接準備戰爭和組織軍隊的重要性；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乃至在其以後的一個時期，對此也還認識不足；但是從一九二四年參加黃埔軍事學校開始，已進到了新的階段，開始懂得軍事的重要了。經過援助國民黨的廣東戰爭和北伐戰爭，黨已掌握了一部分軍隊。革命失敗，得了慘痛的教訓，於是有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進入了創造紅軍的新時期。這個時期是我們黨徹底地認識軍隊的重要性的極端緊要的時期。沒有這一時期的紅軍及其所進行的戰爭，即是說，假如共產黨採取了陳獨秀的取消主義的話，今天的抗日戰爭及其長期支持是不能構想的。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黨中央的緊急會議反對了政治上的右傾機會主義，使黨大進了一步。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六屆四中全會(23)，在名義上反對政治上的“左”傾機會主義，在實際上重新犯了“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這兩個會議的內容和歷史作用是不一樣的，但是這兩個會議都沒有著重地涉及戰爭和戰略的問題，這是當時黨的工作重心還沒有放在戰爭上面的反映。一九三三年黨的中央遷至紅色區域以後，情形有了根本的改變，但對於戰爭問題（以及一切主要問題），又犯了原則性的錯誤，致使革命戰爭遭受了嚴重的損失。一九三五年的遵義會議，則主要地是反對戰爭中的機會主義，把戰爭問題放在第一位，這是戰爭環境的反映。
到今天為止，我們可以自信地說，中國共產黨在十七年的鬥爭中，不但鍛鍊出來了一條堅強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路線，而且鍛鍊出來了一條堅強的馬克思主義的軍事路線。我們不但會運用馬克思主義去解決政治問題，而且會運用馬克思主義去解決戰爭問題；不但造就了一大批會治黨會治國的有力的骨幹，而且造就了一大批會治軍的有力的骨幹。這是無數先烈的熱血澆灌出來的革命的鮮花，不但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光榮，而且是世界共產黨和世界人民的光榮。在世界範圍內，還只有蘇聯、中國、西班牙三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三個軍隊，是屬於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方面的，其他各國的黨都還沒有軍事經驗，所以我們的軍隊和軍事經驗特別值得寶貴。為了勝利地進行今天的抗日戰爭，擴大和鞏固八路軍、新四軍和一切我黨所領導的游擊隊，是非常重要的。在此原則下，黨應派遣最好的和足夠數量的黨員和幹部上前線。一切為了前線的勝利，組織任務須服從於政治任務。
四 國內戰爭和民族戰爭中黨的軍事戰略的轉變
我們黨的軍事戰略的變化問題，值得給以研究。分為國內戰爭和民族戰爭兩個過程來說。國內戰爭的過程，大體上可以分為前後兩個戰略時期。在前期，主要的是游擊戰爭；在後期，主要的是正規戰爭。但所謂正規戰爭是中國型的，只表現在集中兵力打運動戰和指揮上、組織上的某種程度的集中性和計畫性方面，其他則仍是游擊性的，低級的，不能和外國軍隊一概而論，也和國民黨的軍隊有些不同。因此，這種正規戰，在某種意義上，是提高了的游擊戰。
在抗日戰爭的過程中，就我黨的軍事任務說來，也將大體上分為兩個戰略時期。在前期（包括戰略防禦和戰略相持兩個階段），主要的是游擊戰爭；在後期（戰略反攻階段），主要的將是正規戰爭。但抗日戰爭前期的游擊戰爭，和國內戰爭前期的游擊戰爭有許多不同的內容，因為是用正規性（某種程度上）的八路軍去分散執行游擊任務；抗日戰爭後期的正規戰爭也將不同於國內戰爭後期的正規戰爭，這是構想在裝備了新式武器之後，軍隊和作戰將要起一個大的變革而說的。這時的軍隊將獲得高度的集中性和組織性，作戰將獲得高度的正規性，大大減少其游擊性，低級的將變到高級的，中國型的將變到世界型的。這將是戰略反攻階段中的事業。
由此看來，國內戰爭和抗日戰爭兩個過程和四個戰略時期之間，共存在著三個戰略的轉變。第一個，國內游擊戰爭和國內正規戰爭之間的轉變。第二個，國內正規戰爭和抗日游擊戰爭之間的轉變。第三個，抗日游擊戰爭和抗日正規戰爭之間的轉變。三個轉變中，第一個轉變曾經遇到很大的困難。這裡有兩方面的任務。一方面，要反對沉溺於游擊性而不願向正規性轉變的右的地方主義和游擊主義的傾向，這是由於幹部對已經變化的敵情和任務估計不足而發生的。這一方面，拿中央紅色區域來說，曾經作了艱苦的教育工作，才使之逐漸地轉變過來。又一方面，則要反對過分地重視正規化的“左”的集中主義和冒險主義的傾向，這是由於一部分領導幹部對敵情和任務估計過分，並且不看實情，機械地搬用外國經驗而發生的。這一方面，在中央紅色區域，曾經在三年的長時間內（遵義會議以前），付出了極大的犧牲，然後才從血的教訓中糾正過來。這種糾正是遵義會議的成績。
第二個轉變是處於兩個不同的戰爭過程之間的，這是一九三七年秋季（盧溝橋事變後）的事情。這時，敵人是新的，即日本帝國主義，友軍是過去的敵人國民黨（它對我們仍然懷著敵意），戰場是地域廣大的華北（暫時的我軍正面，但不久就會變為長期的敵人後方）。我們的戰略轉變，是在這些特殊情況之下進行的一個極其嚴重的轉變。在這些特殊的情況下，必須把過去的正規軍和運動戰，轉變成為游擊軍（說的是分散使用，不是說的組織性和紀律性）和游擊戰，才能同敵情和任務相符合。但是這樣的一個轉變，便在現象上表現為一個倒退的轉變，因此這個轉變應該是非常困難的。這時可能發生的，一方面是輕敵傾向，又一方面是恐日病，這些在國民黨中都是發生了的。
國民黨當它從國內戰爭的戰場向民族戰爭的戰場轉變時，主要由於輕敵，同時也存在著一種恐日病（以韓復榘、劉峙為代表），而遭受了很多不應有的損失。然而我們卻相當順利地執行了這個轉變，不但未遭挫敗，反而大大地勝利了。這是由於廣大的幹部適時地接受了中央的正確指導和靈活地觀察情況而獲得的，雖然曾經在中央和一部分軍事幹部之間發生過嚴重的爭論。這一轉變關係於整個抗日戰爭的堅持、發展和勝利，關係於中國共產黨的前途非常之大，只要想一想抗日游擊戰爭在中國民族解放命運上的歷史意義，就會知道的。中國的抗日游擊戰爭，就其特殊的廣大性和長期性說來，不但在東方是空前的，在整個人類歷史上也可能是空前的。至於由抗日游擊戰爭到抗日正規戰爭的第三個轉變，則屬於戰爭發展的將來，估計那時又將發生新的情況和新的困難，現在可以不去說它。
五 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
在抗日戰爭的全體上說來，正規戰爭是主要的，游擊戰爭是輔助的，因為抗日戰爭的最後命運，只有正規戰爭才能解決。就全國來說，在抗日戰爭全過程的三個戰略階段（防禦、相持、反攻）中，首尾兩階段，都是正規戰爭為主，輔之以游擊戰爭。中間階段，由於敵人保守占領地、我雖準備反攻但尚不能實行反攻的情況，游擊戰爭將表現為主要形態，而輔之以正規戰；但這在全戰爭中只是三個階段中的一個階段，雖然其時間可能最長。故在全體上說來，正規戰爭是主要的，游擊戰爭是輔助的。不認識這一情況，不懂得正規戰爭是解決戰爭最後命運的關鍵，不注意正規軍的建設和正規戰的研究和指導，就不能戰勝日本。這是一方面。
但游擊戰爭是在全戰爭中占著一個重要的戰略地位的。沒有游擊戰爭，忽視游擊隊和游擊軍的建設，忽視游擊戰的研究和指導，也將不能戰勝日本。原因是大半箇中國將變為敵人的後方，如果沒有最廣大的和最堅持的游擊戰爭，而使敵人安穩坐占，毫無後顧之憂，則我正面主力損傷必大，敵之進攻必更猖狂，相持局面難以出現，繼續抗戰可能動搖，即若不然，則我反攻力量準備不足，反攻之時沒有呼應，敵之消耗可能取得補償等等不利情況，也都要發生。假如這些情況出現，而不及時地發展廣大的和堅持的游擊戰爭去克服它，要戰勝日本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游擊戰爭雖在戰爭全體上居於輔助地位，但實占據著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抗日而忽視游擊戰爭，無疑是非常錯誤的。這是又一方面。
游擊戰爭的可能，只要具備大國這個條件就存在的，因此古代也有游擊戰爭。但是游擊戰爭的堅持，卻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才能出現。故古代的游擊戰爭大都是失敗的游擊戰爭，只有現代有了共產黨的大國，如像內戰時期的蘇聯和中國這樣的國家，才有勝利的游擊戰爭。在戰爭問題上，抗日戰爭中國共兩黨的分工，就目前和一般的條件說來，國民黨擔任正面的正規戰，共產黨擔任敵後的游擊戰，是必須的，恰當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協助的。
由此可以懂得，我們黨的軍事戰略方針，由國內戰爭後期的正規戰爭轉變為抗日戰爭前期的游擊戰爭，是何等重要和必要的了。綜合其利，有如下十八項：（一）縮小敵軍的占領地；（二）擴大我軍的根據地；（三）防禦階段，配合正面作戰，拖住敵人；（四）相持階段，堅持敵後根據地，利於正面整軍；（五）反攻階段，配合正面，恢復失地；（六）最迅速最有效地擴大軍隊；（七）最普遍地發展共產黨，每個農村都可組織支部；（八）最普遍地發展民眾運動，全體敵後人民，除了敵人的據點以外，都可組織起來；（九）最普遍地建立抗日的民主政權；（十）最普遍地發展抗日的文化教育；（十一）最普遍地改善人民的生活；（十二）最便利於瓦解敵人的軍隊；（十三）最普遍最持久地影響全國的人心，振奮全國的士氣；（十四）最普遍地推動友軍友党進步；（十五）適合敵強我弱條件，使自己少受損失，多打勝仗；（十六）適合敵小我大的條件，使敵人多受損失，少打勝仗；（十七）最迅速最有效地創造出大批的領導幹部；（十八）最便利於解決給養問題。在長期奮鬥中，游擊隊和游擊戰爭應不停止於原來的地位，而向高級階段發展，逐漸地變為正規軍和正規戰爭，這也是沒有疑義的。我們將經過游擊戰爭，積蓄力量，把自己造成為粉碎日本帝國主義的決定因素之一。
六 注意研究軍事問題
兩軍敵對的一切問題依靠戰爭去解決，中國的存亡繫於戰爭的勝負。因此，研究軍事的理論，研究戰略和戰術，研究軍隊政治工作，不可或緩。戰術的研究雖然不足，但十年來從事軍事工作的同志們已有很多的成績，已有很多根據中國條件而提出的新東西，缺點在於沒有總結起來。戰略問題和戰爭理論問題的研究，至今還只限於極少數人的工作。政治工作的研究有第一等的成績，其經驗之豐富，新創設之多而且好，全世界除了蘇聯就要算我們了，但缺點在於綜合性和系統性的不足。為了全黨和全國的需要，軍事知識的通俗化，成為迫切的任務。所有這些，今後都應該注意，而戰爭和戰略的理論則是一切的骨幹。從軍事理論的研究，引起興趣，喚起全黨注意于軍事問題的研究，我認為是必要的。
評價
《戰爭和戰略問題》在文章中，毛澤東同志在強調黨必須要擁有自己的武裝的同時，還專門列出一定的篇幅來解讀國民黨的戰爭史，其目的就是在於告誡全黨，作為一個無產階級的政黨要想生存，要想站得住腳，從長遠了說要想取得革命的勝利，不掌握軍隊是不行的。這一點姑且不說無產階級是這樣，作為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政黨——國民黨的代表人物，蔣介石更是懂得這一點。
而且從國民黨的歷史來看，從孫中山到蔣介石，國民黨由它的前身一個小團體發展到今天的規模（指抗戰初期），主要靠的就是抓槍桿子，就是武裝鬥爭；尤其是蔣介石，創造了國民黨全盛的軍事時代，他緊緊地抓住了“有軍則有權，戰爭解決一切”這一基點，結果使他在國民黨中的統治地位得以鞏固，要不然，為什麼他當初放著高官不做，卻甘願當一個黃埔軍校的校長呢？其目的不言而喻，那就是為自己日後登上最高統治者的寶座來籠絡親信和黨羽，說白了就是拉攏和培養自己的人，尤其是未來軍隊中的高級將領，要不你翻開有關國民黨的書籍和影視作品，國民黨高級將領中的相當一部分人為什麼見到蔣介石不稱其“委員長”或“總裁”、“總統”，而稱呼他為“校長”呢？這呀，就是蔣的高明之處所在，他在當黃埔軍校校長的時候是沒少下功夫來大力培養自己日後所需要的“人才”。通過這些，我們不難看出，這掌握軍隊的重要性。當然，這蔣介石所做的一切是為了維護他的反動統治，而我黨卻與之正好相反，是為了解放全中國人民，是救勞苦大眾於水火之中，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性質。
在中國，由於到處都是封建割據，軍閥混戰，可以說這地主、資產階級的政黨或集團，是誰有槍誰就有勢力，誰的槍多誰的勢力就大。說白了，在當時，是有槍就要一切，有槍就是草頭王。這大軍閥吳佩孚、張作霖、張宗昌等等不都是這樣嗎！所以說呀，這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就是靠槍桿子才站穩腳跟，才站住腳的。作為無產階級，要想消滅他們，同樣也需要槍桿子，因為這反動派，是你不打，他就不倒。這是一個被歷史證明了的顛覆不破的真理。正如毛澤東同志所一再強調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就是這么一個道理。當然，作為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必須要為人民服務，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一句話：為了解放全中國受剝削、受壓迫人民而不惜流血犧牲，同一切國內外反動派血戰到底。這才是我們人民軍隊所應當做到的。
因此，我們共產黨人必須要掌握好自己的軍隊，更要行駛好這支人民軍隊的兵權。我們共產黨人所要爭的和所要掌握的兵權是黨的兵權，是人民的兵權，而不是哪個人的兵權；這同國民黨蔣介石乃至那些割據一方的大小軍閥們所掌握的兵權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性質，因為，軍閥們手中的軍隊是他們的私有財產，是他們為了爭權奪利、割據一方，以便用來消滅異己和鎮壓人民的工具。而我們所要掌握的兵權是共產黨的兵權，是人民的兵權。正如我在前面所講到的，為了消滅國內外一切反動派，救人民於水火之中，我們必須要擁有自己的軍隊，即人民軍隊。而有了這支軍隊以後，作為共產黨人，我們還要牢牢掌握住這支軍隊，即掌握好這支軍隊的兵權，使它能夠更好地為人民服務，因為，為人民服務是我們黨所領導的這支人民軍隊的宗旨。它包括在抗戰時期堅決抵抗日本侵略者，把受日本鬼子奴役的四萬萬同胞從鬼子的鐵蹄下解放出來。
為此，我們更要認識到掌握槍桿子即掌握軍隊掌握兵權的重要性。當然，這掌握兵權的人應該是一個無私心雜念，忠於黨，忠於革命，忠於人民的人，而不是一個心存私慾，有野心的人，象張國燾那樣在長征中分裂黨，分裂紅軍，企圖以槍桿子相要挾，以達到篡黨奪權的罪惡目的。這樣的人是萬萬要不得的，是絕對不能叫他來掌握軍隊掌握兵權的。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就是這個道理。
再有，在抗戰期間，我黨與國民黨以及全國其它各黨各派達成共識，形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但是，由於蔣介石念念不忘排斥異己，消滅共產黨。所以，在統一戰線內部設定重重障礙，如在我工農紅軍按國共兩黨所達成的協定改編為八路軍和新四軍這個問題上，蔣介石就處處刁難我們，先是在人員編制和數量上，其次就是在幹部的配備上，尤其是在幹部配備這個問題上，他堅持要取消我軍所設定的政治委員制度；其次，八路軍各師的主要幹部他堅持要派南京國民黨的官員來擔任。對於蔣介石的這一陰謀，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早有察覺，因此，在與國民黨蔣介石的談判中堅持原則，據理力爭，挫敗了蔣介石的這一陰謀，使八路軍和新四軍這兩支武裝力量牢牢地掌握在我黨的手中，使之成為抗日的一支中堅力量，並為日後打敗蔣介石，解放全中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和積蓄了強大的武裝力量。
因此，實踐告訴我們，掌握好槍桿子至關重要，這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共產黨人不爭個人兵權，但要爭黨的兵權，要爭人民的兵權。現在是民族抗戰，還要爭民族的兵權，在兵權這個問題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點東西。”，可以說，毛澤東同志這一席話說得可真是太好了，它揭示出了一個真理，那就是要想建立一個真正屬於人民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就必須要有一支強大的人民軍隊，否則，將一事無成。這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就是這么一個道理。還是那句話：這天下是打出來的，可不是紙上談兵談出來的。可是，話又說回來，作為一個無產階級政黨的中國共產黨，掌握和領導一支黨所領導的強大的人民武裝固然至關重要，但是，掌握這支軍隊的人那就更加重要。
因為，作為一支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而不懈奮鬥的人民軍隊，它的領導者就應該是一名忠於黨忠於人民，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而不惜拋頭顱、灑熱血，甚至獻出生命的忠誠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而不是假借革命名義，披著馬列外衣，實際上卻幹著分裂黨分裂國家的罪惡卑鄙勾當的陰謀家和野心家，如張國燾、高崗、饒漱石、林彪、江青之流，對於這類人，我們還真不能掉以輕心，因為，如果叫他們的陰謀得逞的話，那么，我們無數革命先烈所為之奮鬥的革命事業就將被他們所斷送。這絕不是危言聳聽，而是有實際例子在那兒擺著，1935年6月，在長征途中，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師後，張國燾擔任紅軍總政委（在此之前，張在紅四方面軍擔任主要領導）之後，他出於不可告人的個人目的，同時也是出於他那愈加膨脹的個人野心，專門與黨中央唱對台戲，他先是反對中央關於紅軍北上抗日的決定，進而發展到分裂黨、分裂紅軍，另立中央的地步，幸虧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及時發現了他們的這一陰謀並採取了果斷措施，力挽狂瀾，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同時也挽救了紅四方面軍的全體指戰員，由於發現及時，措施得力，才使得中國革命這艘航船在遇到急流險灘時沒有迷航，沒有觸礁，順利地渡過了“危險期”，朝著勝利的彼岸乘風破浪勇往直前。
事實也正是如此，由於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卓有成效的工作，才使得張國燾於1936年6月被迫取消了第二中央，與紅二、四方面軍一路北上，於同年12月到達陝北。1937年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深入揭露和批判了張國燾所犯的嚴重錯誤，同時通過了《關於張國燾錯誤的決定》。可以說，黨中央所做出的這一決定是及時的，同時也是正確的。因為，如果讓這樣的人掌握了軍隊，那么，我們這支革命隊伍就將蛻化、變質，進而成為他實現個人野心的工具。這是萬萬要不得的。因為一旦叫這樣的人掌握了軍隊，掌握了兵權，那么，中國革命肯定是要斷送在他的手裡的。因此，選拔好我黨所領導的這支革命軍隊的司令官至關重要，因為，“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絕不容許槍指揮黨”。
再有，如我先前所講，這江山是打出來的，而不是紙上談兵談出來的，我們共產黨人要想創造出一個為人民當家作主的天下，就必須要擁有一支強大的人民軍隊，只有這樣才能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這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才能徹底消滅那些吃人不眨眼不吐骨頭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從而建立起一個由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而在我們建立新中國以後，同樣需要由這支強大的人民軍隊來捍衛它、保衛它。俗話說：創業難，守業更難。這句話的很大一部分也是指如果你這個國家沒有現代化的國防實力，是很難守住你這個國門的。因此，建設一支強大的現代化人民軍隊至關重要。它不僅在戰爭年代，在今天的和平年代也是如此。因為擁有一支現代化的強大的人民軍隊，是保衛國家和平與安全的一道堅不可摧的鋼鐵長城。這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軍隊是國家政權的主要成分。誰想奪取國家政權，並想保持它，誰就應有強大的軍隊”，再有，“帝國主義時代的階級鬥爭的經驗告訴我們：工人階級和勞動民眾，只有用槍桿子的力量才能戰勝武裝的資產階級和地主，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整個世界只有用槍桿子才能改造。我們是戰爭消滅論者，不要槍桿子必須拿起槍桿子”。
再有，在這篇文章中，毛澤東同志還著重闡述了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這個問題。可以說，這個問題還真是個極為重要的問題。因為，就當時抗日戰爭的具體情況來說，國民黨軍隊主要是在以城市為中心的正面戰場作戰，而我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以及抗日游擊隊卻分布在廣大鄉村與鬼子周鏇。這樣的話，就不能不使用游擊戰術，因為，在當時，敵人的主要力量絕大多數用於占領城市，在廣大鄉村所駐的軍隊相對甚少，而我國的土地和人口分布，百分之八十以上是農村，這樣就決定了我們在打鬼子時必須使用游擊戰，而不能像國民黨那樣使用正規戰。因為國民黨軍隊所打擊的是城市中的敵人，而我們所面對的卻是農村中的日本鬼子，如我前面所言，當時敵人的主要力量用於占領城市，而在鄉村中的駐兵卻相對甚少，且中國的廣大鄉村分布甚廣，占整個國土面積的百分之八十左右，可以說，是一個縣才駐有鬼子的一個大隊，而每個鄉也才駐有鬼子的一個中隊或小隊，這樣分散的兵力，分散在廣闊的鄉村，我們就不能象對付鬼子集中的城市那樣採用正規戰，而只能採用游擊戰。
事實證明，游擊戰對於我們來說，確實是事半功倍，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它不僅狠狠地打擊了敵人，同時也掐斷了敵人的後方補給線，使它在占領一個地區後，想站穩腳跟再去占領其它地方的想法行將破滅，欲罷不能，從而大大地鉗制了敵人。這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游擊戰爭是在全戰爭中占著一個重要的戰略地位的。沒有游擊戰爭，忽視游擊隊和游擊軍的建設，忽視游擊戰的研究和指導，也將不能戰勝日本。原因是大半箇中國將變為敵人的後方，如果沒有最廣大的和最堅決的游擊戰爭，而使敵人安穩坐占，毫無後顧之憂，則我正面主力損傷必大，敵之進攻必將猖狂，相持局面難以出現，繼續抗戰可能動搖即若不然，則我反攻力量準備不足，反攻之時沒有呼應，敵之消耗可能取得補償等不利情況，也都要發生。假如這些情況出現，而不及時地發展廣大的和堅持的游擊戰爭去克服它，要戰勝日本也是不可能的”。從毛主席的這一席話中，我們不難看出，這運動戰和正規戰，如果沒有游擊戰來配合，也是打不贏的。因為，這游擊戰術最大的特點就是能牽制敵人，使其想從“後方”調兵增援而動彈不得，這樣就為正規戰場能放手殲敵創造了有利條件。
因為，“在抗日戰爭的全體上來說，正規戰爭是主要的，游擊戰爭是輔助的，因為抗日戰爭的最後命運，只有正規戰爭才能解決”。但是，游擊戰爭也不可忽視，因為它可以有力地配合正面戰場作戰，起到正面戰場想起而起不到的作用，兩者相輔相成，誰也離不開誰。在國共兩黨為了抗日這個大局而再次攜手合作，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開始全面抗戰的時候，就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在戰爭問題上，抗日戰爭中國共兩黨的分工，就目前和一般的條件說來，國民黨擔任的正規戰，是必須的，恰當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協助的”，而作為我們中國共產黨更應該認識到，“我們黨的軍事戰略方針，由國內戰爭後期的正規戰爭轉變為抗日戰爭前期的游擊戰爭，是何等重要和必要……”。因為它不僅關係到整個抗日戰爭的堅持、發展和勝利，關係到中國共產黨的前途，更是關係到中國民族解放之命運。
評論
《戰爭和戰略問題》我們常說，我們共產黨人的宗旨是要叫全世界受剝削、受壓迫的人民都擺脫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剝削和壓迫，都能過上好日子，在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這不僅是中國共產黨，包括世界各國的共產黨，也都是這個共同的目標。但是，這大家可要明白呀，要想實現這個共同目標，沒有自己強大的武裝力量那可是無論如何也是不行的呀！這正如我前面所說的，這江山是打出來的，而不是紙上談兵談出來的。你想想，那些殺人不眨眼，吃人不吐骨頭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你能不動用武力去消滅而採取和平手段叫他把自己所坐的江山拱手讓給你，你說他能傻到那個份兒上嗎？那是絕對不可能的！只有對他們訴諸武力，才能最終消滅他們，從而解放全人類。
這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而且這一點，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是普遍地對的，不論在中國在外國一概都是對的”。可以說，毛澤東同志的這一論述是相當正確的，因為按照歷史發展規律，這社會主義終究是要代替資本主義，只是在同一原則下，由於各國的條件不同，而有著不同的具體表現形式。比如說，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內消滅了剝削制度，建立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外部沒有民族壓迫，而是壓迫別的民族。基於這一點，這些資本主義國家內的無產階級的任務是：對外，反對自己國家的帝國主義戰爭，使本國政府在戰爭中失敗；而對內呢，則應經過長期的不流血的合法鬥爭，如利用議會講壇，進行經濟和政治的罷工，組織工會和教育工人，要積蓄力量，準備最後推翻資本主義，推翻這個由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操縱和把持的人吃人、人剝削人和人壓迫人的社會，讓全體勞動人民都能過上暢快舒心的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的新生活；具體說來，就是無產階級自己的力量不斷得到積蓄和壯大後，一旦時機成熟，便可以發動國內戰爭，首先占領城市，然後進攻鄉村，來奪取全國政權。這是一條適合於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進行革命鬥爭的道路，因為，它適合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情，並已經被實踐所證實，因為，俄國的十月革命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而中國則不同，因為，這中國的特點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內部沒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所壓迫；因此，不可能像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那樣利用議會進行合法的鬥爭，更沒有組織工人舉行合法鬥爭的權利。所有這些絕不是空口說白話，而是實實在在的事實，你比如說在國民黨統治時期，這蔣介石所實行的就是一黨專制，根本容不下其它各黨各派，別說是無論從軍事力量上和政治上都能夠與之抗衡的中國共產黨，就是如民盟、民進等其它黨派他也是一概予以排斥在外而予以根除為快。你說，這國民黨蔣介石這樣專制，這中國哪還會有民主、哪還會有議會可言呢？在當時，中國不但內受封建制度壓迫，在外部也沒有實現其民族獨立，而深受帝國主義的壓迫。
因此，也就無議會可利用，更不用說有組織工人舉行罷工的合法權利。基於此，根據這些特點，我們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是：在帝國主義舉行武裝進攻的時候，聯合國內一切反對外國侵略的階級和階層，進行對外的民族戰爭（如在抗戰初期所形成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國內，基本也不是經過長期合法鬥爭進入起義和戰爭，也不是先進攻占領城市後再奪取鄉村，而是走與之相反的道路，即“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全國勝利。通過這些比較，我們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那就是我國與外國有著完全不同且極其複雜而又特殊的國情，如果離開了自身的國情而一味模仿和套用外國革命的某些做法，那么就勢必要撞牆要碰壁，不但要撞牆要碰壁，而且弄不好的話還會碰它個頭破血流。因為國情不同，這革命的方法也就不盡相同，所以說，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的前提下，必須要同本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這樣才能取得革命的最後勝利。這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在同一個原則下，就無產階級政黨在各種條件下執行這個原則的表現說來，則基於條件的不同而不一致”。
剛才，我們談到了中國無產階級的革命（由於國情不同）不可能象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那樣利用議會和合法罷工手段來爭取自己的權利，積蓄力量，最後進入起義和戰爭來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自己執政的國家。而是要組織自己的軍隊，直接和壓迫他們的地主老財等剝削階級斗。因為，在當時，這中國並不是象西方那樣，對內消滅了剝削制度，建立了資產階級民主制度，有議會等可利用，而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是對內沒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壓迫。
因此，對於中國無產階級政黨來說，只有組織勞苦大眾拿起槍桿子和欺壓他們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斗，以此來打倒他們並奪取屬於無產階級自己的政權。這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在中國，主要的鬥爭形式是戰爭，而主要的組織形式是軍隊”，不僅如此，“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一切，絕不是紙上談兵，因為，“經驗告訴我們，中國的問題離開武裝鬥爭不能解決”。可以說，毛澤東同志這一席話說得可真是一針見血，這對於王明提出的所謂“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謬論給不少人頭腦中所造成的模糊認識不失為一副清醒劑，因為，作為一個無產階級政黨，如果你不掌握自己的武裝，那就勢必會被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黨所吃掉。
意義
《戰爭和戰略問題》《戰爭和戰略問題》這篇文章，的的確確是一篇指導中國戰爭取得勝利的重要軍事綱領性文獻。它在抗戰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相持階段的重要時刻，堅持和重申了黨的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方針，全面闡述了游擊戰在整個抗戰中的戰略地位、戰略作用和戰略功能以及發展前途，深刻而極有說服力地批評了王明的軍事投降主義路線，徹底否定了其配合國民黨打正規戰的錯誤主張，澄清了戰略是非，從而進一步統一了全黨的思想，明確了正確的戰略方針，為以後黨在漫長的戰略相持階段，廣泛而深入地開展抗日游擊戰爭，擴大抗日民主根據地，壯大人民武裝力量，準備戰略大反攻，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不僅如此，同時這篇文章也是指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軍事綱領性文獻。本文深刻地分析了我黨獨立地領導人民開展武裝鬥爭的歷史經驗，同時在吸收了國民黨戰爭歷史的有益經驗的基礎上，精闢地闡述了武裝鬥爭對於中國革命的重要意義暨“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道理。中國革命必須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全國政權的道路，以教育和動員全黨，重視武裝鬥爭，樹立戰爭中心和全局觀念，克服忽視和輕視戰爭工作的錯誤傾向，全力以赴投入各項實踐活動。所有這些，不僅有力地保障了抗戰的順利進行，而且為日後進行解放戰爭，進而奪取全國勝利，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可以說，《戰爭和戰略問題》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代表作之一。它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特殊道路、特殊的戰略和策略。直到今天，我們建設二十一世紀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人民軍隊，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做好軍事鬥爭準備，應對複雜的世界政治、軍事新格局，仍然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因為，自從紅軍長征途中召開的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之後，鐵的事實就已經證明，毛澤東軍事思想是符合中國國情的，是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最好的證明，因為，我英勇的人民軍隊，正是按照毛澤東軍事思想才一步步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並最後建立了由人民當家作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