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毛澤東(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
過去我們的黨很長時期為主觀主義所統治，立三路線和蘇維埃運動後期的“左”傾機會主義都是主觀主義。蘇維埃運動後期的主觀主義表現更嚴重，它的形態更完備，統治時間更長久，結果更悲慘。這是因為這些主觀主義者自稱為“國際路線”，穿上馬克思主義的外衣，是假馬克思主義。
在蘇維埃運動後期，五中全會[2]的精神，提倡搞社會主義革命，否認革命發展不平衡，認為當時的鬥爭是兩條道路[3]的決戰。這些都比立三路線的“左”傾在政治上表現得更完備。
在軍事上，立三路線尚未完全影響蘇區，而蘇維埃運動後期的“左”傾機會主義則完全影響蘇區，使紅軍遭受更大的失敗。
在組織上，蘇維埃運動後期打擊幹部、胡亂肅反等等，比立三路線更厲害。
主觀主義者提出不合實際情況的任務，如要求擴大百萬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等。
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共三年多的黨的路線，尚未作總結，現在要準備在黨的七大作總結。
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蘇區中央局的決議[4]，是完全主觀主義的東西。
一九三三年反鄧、毛、謝、古[5]“右傾機會主義”的一篇文章，實際上是指雞罵狗的。當時認為“羅明路線”[6]在福建，在江西，在建黎泰[7]，整箇中央蘇區都弄成是“羅明路線”。這篇反“羅明路線”的綱領性的文章，認為江西“羅明路線”的主要錯誤是:(一)取消反帝運動，(二)放棄蘇區，(三)富農路線，(四)官僚主義。
遵義會議，實際上變更了一條政治路線。過去的路線在遵義會議後，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觀主義的遺毒仍然存在。
六中全會[8]對主觀主義作了鬥爭，但有一部分同志還存在著主觀主義，主要表現在延安的各種工作中，在延安的學校中、文化人中，都有主觀主義、教條主義。這種主觀主義同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是相對抗的。它的來源是:
(一)中國的傳統，“左”的傳統。
(二)外國的傳統，過去共產國際如布哈林、季諾維也夫[9]等人的影響。
(三)中國是科學不發達的、存在廣大小資產階級的國家。
現在，延安的學風存在主觀主義，黨風存在宗派主義。
克服這些不正之風的辦法是:
(一)要認識主觀主義的嚴重性。延安處在和平環境的後方，主觀主義表
《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二)要分清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和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
(三)宣傳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
(四)我們反對主觀主義，是為著提高理論，不是降低馬克思主義。我們要使中國革命豐富的實際馬克思主義化。
(五)對於理論脫離實際的人，提議取消他的“理論家”的資格。只有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來研究實際問題、能解決實際問題的，才算實際的理論家。史達林說，脫離實際的理論是空洞的理論[10]。我認為空洞的理論是荒謬絕倫的理論。
對研究實際問題的文章，要多給稿費。能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教員，才算好教員，要多給津貼。
(六)宗派主義現在也有。在延安，首長才吃得開，許多科學家、文學家都被人看不起。宗派主義是排擠非黨幹部的一種風氣，即排外主義。同時也排內。鬧獨立性、不服從決議、沒有紀律的現象，必須整頓。
路線是“王道”，紀律是“霸道”，這兩者都不可少。
過去衛生部門一個負責人違反對專家的政策，本位主義，違反共產主義道德，所以被撤職。
(七)對宗派主義、本位主義，必須從原則上開展鬥爭。要實行兩條路線的鬥爭，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反對教條主義和事務主義。
(八)報紙上要多登文章，獎勵辯證唯物論的文章，反對主觀主義的文章。
(九)實行學制的改革，把過去的一套徹底打碎。研究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論，以《聯共黨史》[11]為學習的中心，多看反對主觀主義的言論。
組織思想方法論的研究組，首先從政治局同志做起。
以思想、政治、政策、軍事、組織五項為政治局的根本業務。
政治要注意時局動向，中央委員必須增加政治知識。
軍事是目前戰時必須研究的業務。
掌握思想教育是我們第一等的業務。
(十)要用分析的方法來解決問題。這是過去資產階級提出的科學方法，但還要綜合。我們要用分析和綜合的方法，從整個事物中抽出問題來作分析，再加以綜合。
(十一)研究六大至七大的中央決議。
中央研究組一方面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論，一方面研究六大以來的決議，毛澤東為組長，王稼祥為副組長。
(十二)教育委員會(以洛甫[12]為首)的工作，先進行調查，再進行改革。
(十三)延安開一個動員大會，中央政治局同志全體出馬，大家都出台講話，集中力量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
(十四)打倒兩個主義，把人留下來。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把犯了錯誤的幹部健全地保留下來。
(十五)電告少奇、恩來，徵詢他們的意見。
(十六)實行全黨動員，除增強黨性決定、調查研究決定[13]外，再寫些文章。
注釋
毛澤東[1]這是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2]指一九三四年一月召開的中共六屆五中全會。
[3]指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
[4]指《蘇區中央局關於領導和參加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瓜分中國與擴大民族革命戰爭運動周的決議》。
[5]鄧，指鄧小平，一九三二年冬任中共會昌中心縣委書記，一九三三年三月時任中共江西省委宣傳部部長。毛，指毛澤覃，一九三一年六月任永（豐）、吉（安）、太（和）中心縣委書記，一九三三年三月時任中共蘇區中央局秘書長。謝，指謝唯俊（一九○八――一九三五），湖南耒陽人，一九三三年三月時任江西省軍區第二軍分區司令員兼獨立第五師師長。古，指古柏（一九○六――一九三五），江西尋烏人，一九三三年三月時任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委員、裁判部長和黨團書記。一九三三年三月起他們被指責為“江西羅明路線的創造者”，後受到撤職等處分。
[6]羅明（一九○一――一九八七），廣東大埔人。一九三三年在擔任中央革命根據地中共福建省委代理書記時，曾因提出閩西上杭、永定等根據地邊緣地區的工作條件比較困難，黨的政策應當不同於根據地的鞏固地區，而受到黨內“左”傾領導者的打擊。當時這些領導者把他的意見錯誤地說成是“悲觀失望的”、“機會主義的、取消主義的逃跑退卻路線”，並且開展了所謂“反對羅明路線的鬥爭”。
[7]建黎泰，指福建的建寧、泰寧和江西的黎川。當時在這裡建有中共中心縣委。
[8]指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召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
[9]布哈林（一八八八――一九三八）、季諾維也夫（一八八三――一九三六），曾是共產國際的主要領導人。自一九一三年三月共產國際成立至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季諾維也夫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布哈林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二九年四月，布哈林接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
[11]即《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
[12]洛甫，即張聞天，當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央宣傳部部長。
[13]指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和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中共中央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
當時中央宣傳部相關檔案
中央宣傳部關於反對主觀主義反對宗派主義的宣傳要點
（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一）本部宣傳要點，以前偏重黨外宣傳，從本期起，決定加上黨內宣傳，希各地同志注意。
（二）鑒於遵義會議以前，主觀主義與宗派主義錯誤給予黨與革命的損失異常之大，鑒於遵義會議以後黨的路線雖然是正確的，但在全黨內，尤其在某些特殊地區與特殊部門內，主觀主義與宗派主義的殘餘，並沒有肅清，或者還很嚴重地存在著，故在去年內，中央政治局多次地著重地討論了這個問題，發表了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關於開展調查研究的決定，關於幹部學校的決定與關於高級學習組的決定。此外，毛澤東同志根據中央的決定，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上發表了反對宗派主義的演說。這些決定及演說，已在全黨起了指導的作用，已引起了很多同志的注意，已在具體糾正至今尚存在著的主觀主義與宗派主義的殘餘，這是好的現象，這是一方面的現象。但在另一方面，中央的決定及中央同志的演說，在另外許多同志中，並沒有引起深刻的注意。其原因，或則是有些同志過去犯了主觀主義與宗派主義的錯誤相當的嚴重，一時尚沒有深刻認識自己的錯誤，不願意作深刻的自我批評，不願迅速地改正自己的錯誤；或則是有些同志自以為過去並沒有犯過主觀主義與宗派主義的路線錯誤，因此事不關己，高高掛起，而不知這些同志在他們自己過去與現在的思想中行動中，也曾有過主觀主義與宗派主義的因素，也曾犯過某些錯誤。例如容易衝動，以感想代政策，對子敵友我三方情況懂得很少也安之若素，對客觀事物缺乏科學的周密的調查研究精神，而有自以為是的精神，這些便都是主觀主義的錯誤因素。再則，例如在黨內鬧獨立性，把發揚獨立工作能力，發揚馬克斯主義的創造性這些正確的東西與不服從上級、不服從多數、不服從中央、將個人與黨對立、個人超過了黨（個人突出）、個人英雄主義（與民族英雄主義民眾英雄主義相區別的）這些錯誤的東西，混激起來。在外來幹部與本地幹部的關係上，在軍隊幹部與地方幹部的關係上，在本軍幹部與友軍幹部的關係上，在老幹部與新幹部的關係上，不注意互相幫助互相團結，而是一個輕視一個，甚至一個欺負一個。在這裡，沒有加重外來幹部、軍隊幹部、本軍幹部及老幹部的責任，而對本地幹部、地方幹部、友軍幹部及新幹部則〈沒有〉多加原諒，多加幫助，以期團吉他們提拔他們在鬥爭過程中克服各種弱點。許多地方既尚存在著各種不正常的內部關係，這些便都是宗派主義殘餘在黨內的表現。至於黨員與非黨員，黨的幹部與非黨幹部之間的關係，則更加存在著非常之大的隔閡，不了解，不關心與輕視，而其責任則主要應由黨員及黨的幹部擔負之。三三制在各根據地並沒有完滿的澈底的十分認真的實行，就是這種宗派主義存在的表現。在黨內與黨外的關係上存在著十分嚴重的宗派主義錯誤這一點，並未為一切或大多數同志所深刻注意，這是真確的事實。凡此主觀主義與宗派主義的思想與行動，如不來一個澈底的認真的深刻的鬥爭，便不能加以克服，便不能爭取革命的勝利。而要進行鬥爭，加以克服，非有一個全黨的動員是不會有多大效力的。因此，希望全黨全軍的各級領導機關與各級領導同志對於這個問題加以注意，進行宣傳，進行工作。本部對這個問題將陸續給以上述材料，以為同志工作的參考。
中宣部[1]
根據中央檔案原件刊印
注 釋
[1]原件缺最後一頁。“將陸續給以上述材料，以為同志工作的參考。中宣部”幾字，是根據另一文本補訂的。
背景資料
隨著1940年秋天以後同共產國際發生意見分歧，經過皖南事變仍未解決，再到蘇德戰爭爆發，為了援蘇問題與蘇聯發生矛盾，這迫使毛澤東下決心解決黨內路線問題，以調整中共中央同共產國際和蘇共之間的關係。
早在1936年9月，毛澤東就曾經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過，應當對1931年以後黨內“左”傾路線問題進行討論，以分清是非。但因為種種原因，這一討論一直未能進行。1938年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作風、中國氣派和學習要理論聯繫實際的問題，但未能引起多數領導人的足夠重視。到1940年12月4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再度明確提出了蘇維埃末期的路線錯誤，認為當時打倒一切和兩條道路決戰的“左”傾政策使軍隊損失十分之九，蘇區所剩的只有陝北。因此，他認為遵義會議決議必須有所修改。因為遵義會議決議只說是軍事上的錯誤，“實際上是路線上的錯誤”。這個時候，黨內多數領導人已經能夠接受毛澤東的這一觀點了。博古就明確講：毛主席指出蘇維埃末期的許多錯誤，我是同意的。但在當時遵義會議時我是不了解的，經過幾年來我是清楚了的。這些我要直接負責。今後有機會還可以說。參見毛澤東：《目前時局問題》，1940年12月4日，並見《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759-760頁。
皖南事變之後，毛澤東趁熱打鐵，先是做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針對留蘇學生抽象地學習和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卻自以為老子天下第一，動輒擺出“欽差大臣”的架勢唬人，斥之為“頭重腳輕根底淺”，“嘴尖皮厚腹中空”，是黨性不純，害人害己。毛澤東：《改造我們的學習》，1941年5月，見《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800頁。
接著，蘇德戰爭爆發，毛澤東於7月中旬又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直言“二十年來由於主觀主義與形式主義，由於幼稚無知識，使革命工作遭受損失的嚴重性，尚未被全黨領導機關及一切同志所徹底認識”。提出要全面加強調查研究，樹立起“實事求是，理論與實際密切聯繫”的優良黨風。《中共中央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1941年8月1日，見《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360-363頁。
7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決定。8月28日、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進一步決定成立以毛澤東為組長的“中央同志思想方法學習小組”，和以毛澤東為主任、任弼時為副主任的“中央調查研究局”。調研局下設政治研究室和情報部，研究室內分中國經濟組、中國政治組、國際問題組、敵偽研究組、黨務研究室、根據地組、大後方組、敵占區組和海外組。同時，根據毛澤東提議，為“徹底打破目前黨內教學方法與思想方法上的主觀主義與形式主義”，決定由張聞天、王稼祥、鄧發、凱豐、康生、陳雲、李維漢等組織委員會，討論改造學習辦法。《中共中央關於中央機關組織與編制問題的決議》，1941年8月29日。
9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召開會議，開始思想方法學習。毛澤東做了《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報告。他上來就說：“過去我們的黨很長時期為主觀主義所統治，立三路線和蘇維埃運動後期的’左‘傾機會主義，都是主觀主義。蘇維埃運動後期的主觀主義表現更嚴重，它的形態更完備，統治時間更長久，結果更悲慘。這是因為這些主觀主義者自稱為’國際路線‘，穿上馬列主義的外衣，是假馬克思主義。”遵義會議固然在實際上變更了一條政治路線，六中全會也對主觀主義作了鬥爭，但學風上的主觀主義和黨風上的宗派主義依然存在。他引用史達林關於脫離實際的理論是空洞的理論的說法，斷言“空洞的理論是荒謬絕倫的理論”，主張對於理論脫離實際的人，要取消他的理論家的資格，“只有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來研究實際問題、能解決實際問題的，才算實際的理論家”。主張要“分清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和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宣傳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他提出，今後的理論學習要“把過去的一套徹底打碎”，要以研究兩條路線鬥爭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為中心，著重學習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論，多看反對主觀主義的言論。他並且提議，在延安開一個動員大會，“中央政治局同志全體出馬，大家都上台講話，集中力量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1941年9月10日，見《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372-375頁。。
毛澤東的這些看法，得到了與會者的認同。張聞天當場表示，毛主席的報告是對黨的路線的徹底轉變，有極大意義。主觀主義的最大錯誤就是脫離實際，過去共產國際把我們一批沒有做過實際工作的幹部提到中央機關來，這是一個很大的損失。過去沒有做過實際工作的，現在要補課；過去的老賬，今天要還。博古也表態“完全同意毛主席的報告”，坦言1932-1935年的錯誤，我是主要負責的人。我和一些同志都只是些學生，只學了一些理論，拿了一套公式教條和歐洲黨的經驗到中國來，過去黨的許多決議其實都是照抄國際的指示，完全脫離中國的實際。
王明的態度與其他留蘇學生有明顯區別。他雖然也承認自己學了一些洋教條，但同時言談話語中則反覆強調回國後做了一些實際工作、民眾工作，思想上、作風上有了一些轉變。因此，即使後來回到共產國際做領導工作，還是能夠看出博古、張聞天等在對毛主席的態度，以及路線政策方面的許多錯誤。他並且在批評李維漢發言的同時，特彆強調說不能說博古等人的錯誤與共產國際，或與共產國際代表有關係，強調他進入中央的六屆“四中全會的政治路線也是正確的”；說四中全會以後的“左”主要是博古、張聞天、周恩來、李維漢陸續進蘇區以後，接連奪了毛澤東的軍、黨、政各項領導職務，這與共產國際沒有關係。王明還突然表示要“揭穿一個問題”，說1931年他與周恩來離開上海時，博古、張聞天、陳雲等組織了上海臨時政治局，說明將來到政治局委員多的地方要交出來，博古等人事實上沒有這樣做。因此，他說他不僅對李維漢的檢討不滿意，對博古、張聞天的檢討也都認為“不徹底、不誠懇”RussianCenterforthePreservationandStudyofDocumentsonModernHistory（RPSDMH），514/20/324。。
王明與博古曾經是最為接近的留蘇同學，他這時突然反戈一擊，不能不引起博古的強烈不滿。博古堅決不承認所有錯誤都是自己的責任。他明確講：錯誤怪不得別人，但共產國際與中共代表團當時也曾助長了這種錯誤。如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十一、十二、十三次全會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和中共代表團的報告等，都批准了中國黨的路線。到中央蘇區後排斥毛澤東，也是因為遠東局負責人兩度叮囑他，中央書記處是工作機關，不是吵嘴的俱樂部，應該吸收毛參加工作，但必須執行國際路線，並且不得讓毛參加領導核心。RussianCenterforthePreservationandStudyofDocumentsonModernHistory（RPSDMH），514/20/324。
與此同時，與會者幾乎一致對王明的檢查及其態度產生了反感。他們一面不能不承認王明在一些問題上有功勞，一面卻一致認為王明也應該對博古臨時中央的錯誤負有一定的責任，特別是與會者幾乎不約而同地提出了王明應當檢討1937年底回國後“目無中央”的問題。
毋庸置疑，王明在理論上的擅長，以及在共產國際多年擔任過領導工作，深受蘇共領導人重視的經歷，使其在中共黨內有著極為特殊的地位。要解決中共黨內脫離實際的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傾向，王明如不能心悅誠服地作出深刻的檢討，毛澤東所發動的這場鬥爭就不可能達到目的。因此，9月底政治局會議討論告一段落後，毛澤東即親自找王明談話，希望他就抗戰初期與中央關係及右傾傾向作出檢查。王明不僅不願按照毛澤東的意見檢查，而且還進一步提出了他與共產國際在與國民黨關係上的分歧，認為他的做法不妥。
10月7日晚，毛澤東、任弼時、王稼祥還與王明就季米特洛夫發來的電報進行了討論。季米特洛夫在電文中一連提出了15個問題，質問中共中央究竟打算如何改善國共關係以便共同打擊主要敵人？如果中共與蔣介石分裂，它還能與哪些力量繼續合作？並質問中共準備採取何種措施在中國戰場上積極打擊日本，以使德國的盟國日本無法進攻蘇聯？王明明確表示贊同季米特洛夫的觀點。
在第二天召開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王明更詳盡地解釋了他贊同共產國際而不同意毛澤東的幾點基本看法。在政策上，他認為中共應當按照共產國際的要求，搞好與國民黨的關係，共同對日。在理論上，他認為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有缺點，一是將反帝與反封建相提並論，含混並舉是不妥的；二是只講聯合中產階級，不講今天還聯合大資產階級抗日，甚至主張不要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這是缺點。在實踐上，他認為過去的一些做法“左”了，有些鬥爭可以避免，沒有避免。而對於在抗戰初期向中央“鬧獨立性”問題和重視妥協、忽視鬥爭問題，他則再三解釋，認為自己並未違反史達林和共產國際的政策，雖然1937年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講鬥爭講得不夠，但自己在處理與國民黨關係的問題上始終是堅持鬥爭的。RPSDMH，514/20/327。
王明的傲氣，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自恃共產國際和蘇共看重他，他顯然沒有想到，從莫斯科回來的王稼祥和任弼時，竟帶來了對他十分不利的季米特洛夫的指示。特別是任弼時剛從莫斯科回來，他專門介紹說，季米特洛夫在莫斯科與他和周恩來談話時，特別談了對王明一些缺點的擔心，如王習慣於把自己的意見當成是中央的意見，喜歡拉幫結派，有些滑頭，虛榮心過強，喜歡自吹自擂等。任說，季米特洛夫特地要他們把這些情況告訴毛澤東，幫助王明改正。因此，他們回國後就向毛澤東說過了，因為感覺不好對王明講，一直沒有告訴王明本人。鑒於王明不接受批評的態度，他不得不把共產國際領導人對王明的批評公開講出來。因為“根據國際說的這些話和王明回國後的情形，王明同志確有欽差大臣的味道。王明同志的主要問題，便是突出個人，自以為是，對國共關係問題有原則上的錯誤”RPSDMH，514/20/328。。
因為太過於看重自己在共產國際和蘇共領導人心目中的形象，王明對任弼時等人轉達的這些內容毫無思想準備，以至精神大受刺激，當晚即因胃出血而躺倒了。據10月13日會議內容看，王明關於8日病倒，9日還被毛揪到會上去（王明：《中共五十年》，現代史料編刊社1981年版，第38-39頁）的說法明顯不實。實際上，8日會上歷史問題的討論已告一段落，原準備繼續討論的是王明提出的有關當前政策的一些原則性問題。因為王明病倒，這一討論被擱置。12日毛派任弼時去王住處探視，詢問病況，王表示同意毛澤東10月8日會上對他在抗戰期間的問題所作結論，即“王明在武漢時期政治上、組織上都有原則的錯誤，但不是路線的錯誤”。因為是胃出血，主要靠養，故他表示願意繼續參加政治局會議，只是不能參加書記處的工作會議。13日白天醫生會診，也建議王靜養三個月。見RPSDMH，514/20/324；中央檔案館黨史資料研究室：《延安整風中的王明——兼駁王明的〈中共五十年〉》，《黨史通訊》1984年第7期。關於王明此後因神經性心臟病入院及為解決便秘使用清泄藥物甘汞製劑不當以至中毒事，可參見丁曉平：《塵封66年“王明中毒事件”調查材料驚現民間》，《黨史博覽》2009年第12期。
對於毛澤東來說，在黨的領導人一致批判王明的情況下，王明這時是否能夠繼續參加會議並按他的要求作出檢查，已經不是那么重要了。會議在10月13日已宣布中央歷史問題的討論告一段落，毛澤東所作的結論是：蘇維埃後期錯誤的主要負責者是博古，李維漢也有很嚴重的錯誤，張聞天算犯第二等錯誤，王明在四中全會中形式上糾正了立三路線，在後來的實際工作中仍未克服立三路線。其他同志的錯誤都是不自覺的。歷史問題的討論主要是要從錯誤中得到教訓。RPSDMH，514/20/3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