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蔡襄楷書萬安橋記》

蔡襄因屬個人詩稿，無意求工，故筆致飄逸流暢，點畫婉轉精美，充分展示了蔡襄中年清健圓潤的書風特色與純熟的功力。自書詩卷初寫時筆尚收斂，行中帶楷。《萬安橋記》碑由當時著名石刻家上官力鐫刻成前後兩方，立於大橋的中亭供後人瞻仰。後來為避免風化，移立於忠惠公祠中。

基本信息

北宋蔡襄《萬安橋記》全文共153字，用楷體書寫，記載造橋的時間、年代、橋的長寬、花費的銀兩，

蔡襄《萬安橋記》碑刻局部

參與的人物等，分刻在兩石碑上，每碑高2.89米，寬1.46米，厚0.3米，碑字分為6行，每字長1.8厘米，寬1.5厘米，現存碑刻有二，一為損毀後，於1963年摹擬原作重刻；另一為北宋原刻，原露天崖刻於岸左，宣和間（1119－1125年）由在泉州任市舶司後為知州的蔡襄曾孫蔡桓拓本重刻立於祠內。《萬安橋記》碑為洛陽橋增輝不少。

碑刻介紹

蔡襄《萬安橋記》，楷書。洛陽橋原名萬安橋，在福建省泉州市鯉城區洛陽鎮洛陽江上。

蔡襄書法欣賞【萬安橋記】楷書

由於洛陽江入海口過去稱為萬安渡口，所以當地人又稱洛陽橋為萬安橋。洛陽橋是北宋泉州太守蔡襄倡建。北宋皇佑五年（1053年）開始動工，歷6年8個月竣工。橋建在江海交匯處，水闊浪急，工程非常艱巨。當時的勞動人民首創“筏型基礎”來建造橋墩，並發明了“殖蠣固基”。以固橋基。使往來行旅“去舟而徒，易危為安”。洛陽橋規模宏偉，原長1200米，闊5米許，橋墩46座，橋欄柱500根，石獅28隻，石亭7座，石塔5座。現存橋長834米、寬7米。殘存船形橋墩31座。洛陽橋附屬文物很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橋南的“忠惠蔡公祠”內，蔡襄自撰親書的《萬安橋記》碑，此碑不僅書法端莊沉著，而且文字精煉，工刻細緻，譽為文、書、鐫“三絕”。

作品釋文

泉州萬安渡石橋，始造於皇祐五年庚寅，以嘉祐四年十二月辛未迄功。址於淵，釃水為四十七道，梁空以行。其長三千六百尺，廣丈有五尺，翼以扶欄，為其長而兩之。糜金錢一千四百萬，求諸施者。渡實支海，去舟而徒，易危而安，民莫不利。職其事者：廬錫、王實、許忠、浮圖義波、宗善等十有五人。既成，太守莆陽祭襄為之合樂宴飲而落之。明年秋，蒙召返京，道由出是，因紀所作，勒於岸左。

蔡襄書法欣賞【萬安橋記】楷書

法帖賞析

蔡襄不僅撰碑文，還親自揮毫題寫記文，成為《萬安橋記》碑的又一絕。蔡襄是宋代著名書法家，與蘇軾、黃庭堅、米芾並稱為“宋四家”。蘇軾稱讚蔡襄的書法曰：“君謨（蔡襄字）書天資既高，積學深至，心手相應，變態無窮，遂為本朝第一。”後代許多文人對《萬安橋記》碑書法予以稱讚。朱熹贊道：“頌公之功兮萬安有碑。楷法草書，獨步當世，文章青史，見重列淡。”《龠州以人稿》寫道：“萬安天下第一橋。君謨此書，雄偉遒麗，當與橋爭勝。結法全自顏平原來，唯策法用虞永興耳”。《萬安橋記》碑文字型系楷書，字徑19×18厘米，端莊遒麗，豐趣俊逸。

作者簡介

蔡襄（1012－1067），字君謨，興化（今福建仙遊）人。天聖八年（1030）進士，先後在宋朝中央政府擔任過館閣校

萬安橋

勘、知諫院、直史館、知制誥、龍圖閣直學士、樞密院直學士、翰林學士、三司使、端明殿學士等職，並出任福建路（今福建福州市）轉運使，知泉州、福州、開封（今河南開封市）和杭州府事。卒贈禮部侍郎，謚“忠惠”。蔡襄為人忠厚、正真，講究信義，學識淵博。書法史上論及宋代書法，素有“蘇、黃、米、蔡”四大書家的說法，他們四人被認為是宋代書法風格的典型代表。“宋四家”中，前三家分別指蘇軾（東坡）、黃庭堅（涪翁）和米芾（襄陽漫士）。宋四家中，蔡襄年齡輩份，應在蘇、黃、米之前。從書法風格上看，蘇武豐腴跌宕；黃庭堅縱橫拗崛；米芾俊邁豪放，他們書風自成一格，蘇、黃、米都以行草、行楷見長，而喜歡寫規規矩矩的楷書的，還是蔡襄。蔡襄書法其渾厚端莊，淳淡婉美，自成一體。展卷蔡襄書法，頓覺有一縷春風拂面，充滿妍麗溫雅氣息。蔡襄其書法在其生前就受時人推崇備至，極負盛譽，最推崇他書藝的人首數蘇東坡、歐陽修。蘇東坡在《東坡題跋》中指出：

蔡襄書法欣賞【自書詩卷】

“獨蔡君謨天資既高，積學深至，心手相應，變態無窮，遂為本朝第一。然行書最勝，小楷次之，草書又次之……又嘗出意作飛白，自言有翔龍舞鳳之勢，識者不以為過。”歐陽修對蔡襄書法的評價真是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歐陽修說：“自蘇子美死後，遂覺筆法中絕。近年君漠獨步當世，然謙讓不肯主盟。”（《歐陽文忠公集》）黃庭堅也說：“蘇子美、蔡君漠皆翰墨之豪傑。”（《山谷文集》）北宋科學家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評論蔡襄的草書曰：“以散筆作草書，謂之散草，或曰飛草，其法皆生於飛白，自成一家。存張旭懷素之古韻，有風雲變幻之勢，又縱逸而富古意。”
《宋史·蔡襄傳》稱他：“襄工於手書，為當世第一，仁宗尤愛之。”許將《蔡襄傳》說：“公於書畫頗自惜，不妄為人，其斷章殘稿人悉珍藏，仁宗尤愛稱之。”朱長文《續書斷》：蔡襄書頗自惜重，不輕為書，與人尺牘，人皆藏以為寶。仁宗深愛其跡……及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敕書之，君謨辭不肯書，曰：“此待詔職也。儒者之工書，所以自游息焉而已，豈若一技夫役役哉？”從以上三段記載中，可以知道，蔡襄書法從當朝皇上到普通百姓都十分珍惜。由於他頗自惜，不妄為人書，所以傳世作品較少。另外可以看出當時書壇的風氣已完全轉向了詩文尺牘，而書碑則被看作是一技夫役役之事，為士大夫所不屑為，甚至連帝王的敕命也已不能左右之。這與唐代以前的情況有著根本的不同。
蔡襄不是一個開宗立派的大師。總體上看，他的書法還是恪守晉唐法度，創新的意識略遜一籌。但他卻是宋代書法發展上不可缺的關紐人物。他以其自身完備的書法成就，為晉唐法度與宋人的意趣之間搭建了一座技巧的橋樑。蔡襄傳世墨跡有《自書詩帖》、《謝賜御書詩》，以及《陶生帖》、《郊燔帖》、《蒙惠帖》墨跡多種，碑刻有《萬安橋記》、《晝錦堂記》及鼓山靈源洞楷書“忘歸石、”“國師岩”等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