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陰的故事》[電影]

《光陰的故事》[電影]

1982年由台灣“中影”出品的、由陶德辰、楊德昌、柯一正、張毅聯合執導的四個獨立故事組成的集錦式電影。影片時代背景是漸進的,分別表現了“童年”、“少年”、“青年”、“成年”這成長的四個階段,四位年輕導演描寫出各自對周圍世界的感覺。

基本信息

劇情梗概

《光陰的故事》《光陰的故事》

本片由四個導演分別執導四個獨立故事。

《小龍頭》敘述一個比較內向的男孩小毛,經常沉迷於個人的幻想世界,不敢接近別的孩子。只有女孩小芬了解他,他和小芬成了朋友,兩人 共享一段愉悅的童年。不久小芬隨父母移居美國,又留下寂寞的小毛和他心愛的恐龍玩具。

《指望》敘述正值青春期的國中女學生小芬,與充滿 夢想的鄰居男學生小華一起玩耍,一起成長。她暗戀一個大學生,後來發 現他竟是姐姐的男朋友,才意識到自己已經長大。

《跳蛙》的主人公大學生杜時聯,總想乾出一番大事業。他興趣廣泛,精力過剩,報名參加很多社團活動,有時又迷失目標。最後在一場激流游泳比賽中,找到了自己追求的信念。

《報上名來》描寫一對年輕夫婦,搬入新居的一個早晨,女的忘記帶證件上班而被拒之門外,男的在家中被人誤會是小偷,挨了一頓揍。表現現代人在繁忙緊張的社會生活中,竟然會喪失表明身份的能力和權利 。

拍攝背景

一九八二年,楊德昌張毅柯一正陶德辰以合作的形式執導共同拍攝了這部四段式影片,用四個人生不同階段的故事表現人的成長、人際關係的演變和三十年來台灣社會形態的變遷。這部電影的劃時代意義體現在多個方面,在體制上,起用年輕導演,突破中影用人成規;低成本拍攝減少商業回收的壓力來換取創作的自由,為台灣新電影鋪下一條返樸的路向;在題材上開掘了新電影的成長-歷史記憶主題,也牽引出本土經驗的回顧;在影像風格上,以清新樸實的紀實影像與當時的電影風氣相區別;故事以低調處理,一反做作的戲劇模式。

拉開序幕

在新電影運動出現之前,台灣電影已經到了所謂的“國片死亡”境地,而香港電影新浪潮的成功出現,給台灣的電影業和當時默默無聞的一群年輕電影人帶來了曙光。台灣新電影運動,就如同電影史上其他的電影運動---義大利新現實、法國新浪潮、德國新電影一樣,在主題、形式各方面,發展出另一種可能性。

1982年由台灣“中影”出品的、由陶德辰、楊德昌、柯一正、張毅聯合執導的集錦式電影《光陰的故事》拉開了台灣新電影運動的序幕,台灣電影史的一片燦爛就此孕育而出。

背景
上世紀80年代,台灣影片市場僅有少數幾種類型影片上映,瓊瑤電影也失去了文藝片宗主的地位,電影已走入困境,三家公營製片廠配合當局政策攝製的《辛亥雙十》、《大湖英烈》、《戰爭前夕》等片,耗費巨資,財務虧空嚴重。《大湖英烈》耗資四千萬元,賣座不到五百萬元,而另外一部耗資五千萬、宣稱要囊括金馬獎的《苦戀》慘敗,連廣告費都沒收回。

到了1982、1983年台產電影票房逐漸陷入谷底,業界幾陷半休業狀態。銀幕上不是老套的愛情文藝片便是流於教條的軍教片,再或是假社會寫實片,在這種情況下,“中影”打破按資排輩的舊片場制,起用年輕作家小野、吳念真組成“二人小組”負責選報題材,並審核或參與別人創作的題材,這是戰後成長的一代第一次有機會進入電影體制的決策層,對新電影的產生和發展起到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

1982年夏,楊德昌、張毅、柯一正、陶德辰各執導一段,共同拍攝了四段式影片《光陰的故事》。當時,楊德昌、柯一正、陶德辰都是從美國留學歸來,張毅從事小說創作,這四個人都是從未拍過商業劇情片的新手,低成本拍攝從而減少商業回收壓力、在題材上開掘了“成長與歷史”的主題以及清新的紀實影像都是這部影片帶來的開拓性意義。

成長四階段

這部集錦式電影由《小龍頭》、《指望》、《跳蛙》和《報上名來》四段構成,影片時代背景是漸進的,分別表現了“童年”、“少年”、“青年”、“成年”這成長的四個階段,四位年輕導演描寫出各自對周圍世界的感覺。楊德昌執導的《指望》是全片中技巧最成熟、藝術造詣最高的一段。13歲的少女小芬暗戀房客大學生,滿懷美好幻想的時候無意撞見姐姐和大學生之間的戀情,單戀只留在她心間伴她成長。《指望》將少女對於異性的夢想描述得格外真誠而細緻。 陶德辰導演的《小龍頭》描寫一個乏人關心的孩子小毛終日沉迷於幻想世界。導演拍出了童真情趣,同時也寫出了父母與兒女的隔膜。《跳蛙》由柯一正執導,影片以大學生為主題,以自由、奔放的筆調描寫一個大學生想乾件轟轟烈烈的大事,結果像青蛙一樣不安閒、不停地跳動,卻找不到自己確定的目標。影片還藉此批判了現代生活中許多荒謬的現象。《報上名來》由張毅導演,講遷到新居後的一個早晨,年輕夫妻大衛和芬蘭上班時遇到的誇張故事,在描述成年的無奈的同時也指出了台北日趨繁華帶來的一些社會問題。

環境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電影”的潮汐不約而同生髮於兩岸三地的電影界。北京電影學院資深教授、著名電影評論家黃式憲解釋,“‘新電影’形成三‘環’交會的狀況。首先是1979年後‘香港電影新浪潮’扮演了前衛的角色,這次溫和的、改良式的‘電影革命’為內地和台灣電影向現代轉型提供了實踐參照。”

“台灣新電影”與“香港新電影”是不同的兩種氣質。黃式憲認為“以電影與民族文化根脈傳承而言,香港屬於無根飄萍,而台灣則根基深厚、傳統紮實。台灣工業體制也與香港不同,承擔文宣使命的劇情片為龍頭,商業片為主流,兼及一些藝術片,‘新電影’主要著力於電影文化品格的提升。以侯孝賢、楊德昌為旗手的新一代電影,是對李行、白景瑞‘健康寫實’的告別,也是對沉溺功夫和愛情的商業類型的決裂“。

稍晚於港台的內地“第五代”群體出現在1984年後,黃式憲認為,“有意思的是侯孝賢、陳凱歌等同代電影,通過不同方式沿著不同弧線實現了‘殊途同歸’,產生出一種一拍即合的文化整合力。”

楊德昌電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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