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此我在打理自己對於明理、務實、閒心三大追求比例的時候還在慚愧，自己太重於明理，而太多的事情並非明白了就做到了解決了，然而或許是慣性的約制，如今明理的喜悅依然可以打動我。今天整理文獻的時候，認真地學習和思考了《中共中央十六屆六中全會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結合在深圳和上海的所見所思，不覺開始在腦海里浮現“政治的棋局”。先前曾經和朋友們一樣往往並不看重官面的檔案，然而這次因為有了實踐的了解之後再去學習，當可從此打消我那年不少卻仍輕狂的浮躁和淺薄。
先拋開文心城府帝王術和在中國要考慮人的因素和特色問題的羈絆（這些是國人最常認為的“政治”），在現世的中國治理當中，基本已經具備了良性進步的苗頭和潛力。大凡政治領域當中的一務實事之行，或由客群利益需要驅動，或由學界倡議，或由國際衝擊，或由領導人的宏略遠圖，或受企業啟發。目今的中國政治治理中，其實多受驅動的是企業的需求與啟發，還有國際的衝擊與接軌，因為普通民眾的公共利益達成機制尚在中國政制當中缺乏必要的鏈條連線，而學界的很多研究似乎又往往落在了企業的領跑和政府的追風之後，更不消言學界本身的諸多硬傷。所以，大略來看，中國目今的社會運行端賴於所謂市場經濟的揭開甲殼，然後在利益欲望起錨的背景下，企業率先翹首弄潮，過程中的諸多嘗試、摸索，而在交易領域最容易接觸到人性、文化、意識、視界、內外之溝通，於是利用國際先進技術和管理就呈現趨之若鶩之狀，它們就使得商業和管理意識漸漸占據了一席之地，然後是學界的梳理和深入，然後是培訓互動推廣，在這些過程中，普通民眾利益訴求鏈條匱乏的中國就出現了法人、組織作為民眾動力形成的替代機制，他們對於政府管理開始產生越來越強烈的衝擊，於是目今就形成了企業領頭、發達地方政府引導探索、中央政府定調規範、落後地方政府跟風、學界梳理輔助知識傳播能力建設的格局和步調，此之謂我腦海中的政治的棋局，棋子且不論，棋路和棋局的合理結構實在重要。一地之商業意識發達、人文蘊涵豐富、民情追求發展，則推動政府向學界求智源，然後推動嘗試，然後摸索創新，然後給中央要政策要法律要各種支持，然後中央總結地方的探索和教訓，提出整體性的全國的方向和態度，然後落後地方學習取經，先進地方就再完善、再探索、再創新，期間為學界提供大量的任務和機會，這樣就可漸成良性態勢。之所以想起這些，是因為在讀《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時候充分結合了上月在上海學習調研的經歷和思考，發現其實檔案當中所說的很多事情和表明的態度基本上都是針對上海市的探索和問題所言講的，多年以來沒有過的再一次象小學生一樣（現在終於發現小學生樣的簡單思維並不比讀書人所壘砌起來的那么多的關懷和理路更不重要和合理），我好好地梳理出其中講到公共服務和社會組織的話語，涉及公共服務和社會組織的共有以下幾處——
1、三（六）“加快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滿足人民民眾文化需求”（P4）中提到“鼓勵社會力量捐助和興辦公益性文化事業，加快建立覆蓋全社會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
2、四（二）“完善法律制度，夯實社會和諧的法治基礎”（P5）中提到“完善……推進社會事業、健全社會保障、規範社會組織、加強社會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規。”
3、四（四）“完善公共財政制度……健全公共財政體制”（P5）中提到“把更多財政資金投向公共服務領域”“增強基層政府提供公共服務能力”。
4、四（六）“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保障民眾基本生活”（P6）當中提到“建立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慈善事業相銜接的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多渠道籌集社會保障基金”、“探索建立多種形式的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發展社會醫療救助”、“發展老齡事業，開展多種形式的老齡服務”、“發展慈善事業，完善社會捐贈免稅減稅政策，增強全社會慈善意識”。
5、五（四）“廣泛開展和諧創建活動，形成人人促進和諧的局面”中提到“深入開展城鄉社會志願服務活動，建立與政府服務、市場服務相銜接的社會志願服務體系”（P7）。
6、六“完善社會管理，保持社會安定有序”導語和六 （一）（三）（P7）當中集中提到了關於社會管理公共服務以及在這些工作當中對待NGo的政策和態度。完全針對NGo社會組織的是六（三）“健全社會組織，增強服務社會功能。堅持培育發展和管理監督並重，完善培育扶持和依法管理社會組織的政策，發揮各類社會組織提供服務、反映訴求、規範行為的作用。發展和規範律師、公證、會計、資產評估等機構，鼓勵社會力量在教育、科技、文化、衛生、體育、社會福利等領域興辦民辦非企業單位。發揮行業協會、學會、商會等社會團體的社會功能，為經濟社會發展服務。發展和規範各類基金會，促進公益事業發展。引導各類社會組織加強自身建設，提高自律性和誠信度”。
看完這些簡直真是震驚，上述問題和表述似乎沒有一個不是上海有關人士所提到的，繼在深圳切實體驗其中國改革排頭兵的地位之後，再次感受到上海政府公共治理對於全國的引領，然而竟至於在中央檔案當中如此的對口其問題和經驗，不由人不感慨。
然而從這個角度思索政治棋局的時候，這中間存在幾個值得關注的問題——學界和政府研究機構的關係、公共人員的管理問題、突破和融入的關係、民情視界的約制等等問題。
學界和政府研究機構的關係，首先是學界如今存在消費學術觀念，正如我前此觀察《新結婚時代》一書所體現出的作家意識一樣，學界、作家現在受商業消費、創意項目經營的影響太明顯，容易輕易地引起風潮和即時消費，而這個時候政府研究機構的課題立項和研究經費審批就往往會捲入其間，當風潮平息之後便容易導致研究成果和政府治理實務探索努力的風流雲散。這一點我印象中在上半年中美公共管理論壇閉幕式上青島市政府候副秘書長的演講里體現的最為充分，記得當時很多朋友感慨按照其字面上所透露出的理論信息量，青島市政府應該是中國公共管理研究的集大成者和最優秀的團體機構。當然，在績效管理還在政府推行的時候，青島市政府由於其電子政務建設水平在2006年的評估當中位於全國各大城市之首，其他城市是會學習、競爭的。然而，其所言講到的各種政府管理理論的落實，除了他們自己，是沒有人敢相信的。至於說學界和政府研究機構的關係，這個關係不是指他們的交流互動細節，而是說在政府進行管理創新的時候採納學界和所轄研究機構方案的比例問題，這一點，其實從“市場化”一詞上最可體現出來，儘管在這個問題上學界當然脫不了干係，現在大家都看到了地方政府在教育、醫療和住房改革上的市場化，根本就不是市場化，而是市場化名義下的行政壟斷繼續化，然而到了影響社會和諧的時候學界才來開始歸納總結地方政府市場化改革的模式和教訓，既反映出學界的失職，也說明了市場化改革並沒有過多的切實的採用學界的智源，而只是利用了學界市場化風潮的大好時機而已。
關於突破和融入，其實是一個涉及各落後地方政府的最為緊要的問題。目今的政府治理創新，很多的是源於企業和學界、國際組織的聯動，儘管說在企業的商業意識和治理成熟度以及接觸國際組織的機會上來講，北京上海深圳等地更有優勢，但是在很多的社會事業方面，如今的中部西部地區同樣有著很多的機會，也就是說存在突破的機緣，然而最終是否能夠融入到當地政府治理實際當中，就表明了在政府治理創新問題上是存在其他更多制約因素的。比如，關於項目管理，應該說，在中國是2000年以後才慢慢在企業當中抬頭，至於今日，已是到處都是課題、項目、項目官員、CPO了，可是中國的項目管理乃是發源於1980s雲南魯布革水利工程的試點，然而到了如今卻是雲南的企業人士來北京上海深圳參加項目管理培訓學習項目管理經驗套用項目管理教材，而雲南到目前為止似乎也只見汪小金博士赴澳幾年後在項目管理文化理念上的探索和努力。而我們知道的是，在雲南，每年其扶貧、環保、婦女兒童權益、動物保護和愛滋病傳染疾病防護等諸多的領域當中都有著很多的和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福特基金會和德國日本美國的眾多Ngo組織的合作機會，他們在項目經營操作上都有著規範的程式和嚴格的能力建設，業務培訓和監測評估等等也都堪稱典範，那么多的技術援助項目並沒有導致雲南學界在項目管理上異軍突起，更沒有引領得雲南政府公共治理翻天覆地，或許只留下一些政府研究機構所總結的“做成了一些事情、培育了一批人才、探索了一種機制”等等這樣表面性的東西。如今江西省和亞洲開發銀行的扶貧項目已經於12.1進行了第二批的招標工作，這是一次在中國公共治理當中規格最高最具探索價值的項目，然而我卻對江西省政府學習這種項目經營理念並沒有多大信心。那就是因為，在政府公共治理創新的背後，存在著更多的約制因素： 一地之發展，概源於多由，諸如一地人之意識、觀念、視界、價值觀、風氣、民情、利益訴求、追求等等，在這些的背後再是政策、資源、人才的約制和優惠。在特大城市，之所以一些高規格的項目能夠激發很多的創新，那是因為在這些地方，存在著人才、視界、觀念、民情等等多方面的積澱和儲備，所以大多的機緣就能夠融入該地和獲得推廣，甚至創新、擴散和繼續的突破。昨天有朋友要我拜讀一篇思考山西發展困境的文章，我就在想，河南??多議，然而未知何日會有人切實關注各地民情的良化，應該說山西的一個“喬家大院”抵得上眾多河南人的辯解，辯解本地的優秀就如大家已經厭煩的“中國是四大發明的文明古國”一樣俗套，河南人歧視問題太多的人在反駁和思索，然而這個事件最有意義的應該是使河南人意識到民情良化的歷史任務，它比終於排在了GDP總量全國第5位的努力要重要的多。然而啊，思考問題最忌無的放矢，不知“河南人”如何細化！不知誰會為“河南人”的名譽切實努力！儘管未見民情之努力，山西已經有見於幼軍和學者們很好的交流，但是山西的涅磐要比河南困難的多。
民情視界對於事業發展和管理創新的約制是最為人忽視的，然而在我的體會卻是最為重要的，夏期里行走中山市和拜訪中山先生故居，最令我震撼的就是中山人經歷當中所體現出的民情，有著這樣觀念意識人才的地方不可能不發展，就象如今的韓國一樣，那樣的民族精神之下，創造奇蹟並不是沒有理由的。容閎、鄭觀應、孫中山以及他們身邊的朋友，那都是四海為家努力治事之人，又能真正行走寰宇，哪裡有先進觀念和意識他們都是最為清楚的，誇張的說，也就是，他們都站在世界文明的頂端，人類歷史當中的科學管理和正確觀念他們都是蘊涵於胸的，一個有著中山先生和富蘭克林先生的地方，我想不發展是不可能的。那樣的宏富世界先進知識而又熱心公共事務，在事業進步上，可以不恰當的說，他們是拔著頭髮上升，唯恐不高；而更多的地方，是拽著腳跟下沉，象籠子裡的一群螃蟹一樣，生怕有人爬出去，一是向後看，所謂落後的傳統文化勢力影響，一是對內，所謂的內訌內耗人事糾葛，這樣當發達地區在西方文明學習成熟的時候，反過頭來學習和經營傳統文化的時候卻也多見這些地區乏善可陳，當文化沙漠的深圳都已經成為中國文化力最強的城市的時候，我們才見到各地紛紛學習取經的身影。看出這些並不難，然而難為的是在所謂建立兄弟城市、友誼城市的時候，各地的公共人員是否思考過民情良化之途，真正的學習一個城市，那就在你的本地建立一個另地的博物館，全面的展示其人文民情。當然這往往是長期的影響，所以追求顯績的政府鮮有人為。走在中山的各種公共設施當中，到處可見致富南洋的民眾捐資建設的標記，其商業文化步行街的優秀建築設計恐怕更少不了學外智源的功勞。
在深圳的時候曾經跟毛老師反映過我的苦惱，有時候容易激動，對一個事項產生很大的熱情和寄予熱切的企盼當時跟她說比如各地政府如今在積極推動的績效管理與評估，其實關於中國的公共人員管理，就緊要的也的確就是責任追究機制問題，而如果靠了績效管理在評估體系當中細化人員責任和政府治理目標，則無疑就可以扭轉國人重做人輕做事的傾向、改變黑箱政治為透明的民意滿意度指標，而靠了這一個管理工具就可以引領和激發中國公共治理的良性運行。所以越想越覺得應該好好研究和思考，而且信心倍增，然而，很快隨著績效管理思考的深入，很快碰到了有專家提到的績效管理推行需要所謂的九大運行機制基礎，不言而喻，其背後正式中國存在了多年的諸多問題的累積，這就相對於你興奮地舉起旗幟要起跑的時候，發現原來不是站在奧林匹克運動場上那透明無攔、“一馬平川”、公平公開的跑道上，而似乎是山嶺，是牆壁，是泥淖！於是你就想回頭……你似乎要懷疑是否南轅北轍了，那你再回頭，那將是人與制度的圓圈，和先前制度經濟學的修習經歷多么的相似啊！
至於公共人員的管理問題，由於中國整體的政制存在諸多問題，所以不得不令人多多思考公共人員務事的動力機制。前此讀史思考清流物議和精幹對策思維的時候，由於感慨歷代死諫的文人，我曾觸及到公共人員務事、為公的動力思考，然而終因千頭萬緒無從抓起，而且還想起了人與制度的困惑，想起了“線和圓”的思考，想起了“裹挾著進步”，想起了“行走在理想和現實之間”等等。記得曾經和CFPA的廖女士和清華Ngo研究中心的韓先生都交流過關於“中國NGO生存狀態的樂觀狀況”問題，儘管他們多鼓勵我樂觀看世，然而我不得不想起我的“人與制度”的困惑。在Goco和菲利普談論合作申請福特基金會資助的時候，我就曾經拼寫過中國學界和國外機構組織聯動引進走出的激動圖景，可惜最終是“行走在理想和現實之間”的尷尬。如今再拼圖“政治”的棋局，我已經不再顧及自己的情緒體驗，而堅決地走向對策思維，可巧的是，發現了一個小小的秘訣，那就是體現在機構編制問題上，若要推動一項事務，不用太過呼籲和要求，在編制上下功夫，改變或者重設機構，指向欲為的事業，則只要架子搭起來，就有人唱戲，有人愁事業的發展，有人去爭事業發展的政策財政環境。在民意驅動滲漏於政制安排當中、政績評估變革缺乏執行力的中國，社會事業的發達或許只能暫時寄托在觀念衝擊和組織編制驅動的奇巧之上，政治棋局的良化似乎也可以從小處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