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述
理學創始人周敦頤他還認為，由於理是宇宙萬物的起源，所以萬物“之所以然”，必有一個“理”，而通過推究事物的道理（格物），可以達到認識真理的目的（致知）。
“理學”在中國古代又稱義理之學或道學，其創始人為北宋的周敦頤、邵雍及張載。繼後有程顥和程頤等人繼續發展，最終由南宋朱熹集其大成，因此這種理學常被稱為“程朱理學”，在元朝及其後的朝代中均為國家的官方思想。研究理學的學者稱為“理學家”。
徽州是程朱理學的大本營理學初起於北宋、盛極於南宋與元、明時代，清朝中葉以後逐漸沒落。它是宋朝以後才發展出來的一種新儒學思想，除了傳統儒學的自身更張和社會形勢所迫之外，還與大量融入了佛老思想。宋明以降，著名理學名家有：周敦頤、張載、二程（程顥、程頤）、楊時、羅從彥、朱熹、呂祖謙、陸九淵、楊簡、真德秀、魏了翁、許衡、吳澄、曹端、薛瑄、吳與弼、邱浚、陳獻章、王守仁、王艮、劉宗周……等。
魏晉南北朝玄學盛行，在唐代佛、道思想盛行，儒家思想不再獨尊於一家。但是南宋的朱熹卻完成了新儒學的改革。朱熹的深刻之處在於，把孔孟置於正宗，同時又把董仲舒陰陽五行，把張載、周敦頤、二程的觀點，以及佛學高度一元化的哲學和道家無為的思辨精神，加以整理，小心而細緻地構造出內容精深的新儒學體系。
儒學在世界觀、方法論上的短處被克服了。這使佛、道等學說再也不會動搖它了。宋以後七百年間，理學一直被奉為正統，與宗法體制十分的適應。
基本觀點
其基本觀點包括：1理一、元論的唯心主義體系，認為理或天理是自然萬物和人類社會的根本法則；2、理一分殊[1]，認為萬事萬物各有一理，此為分殊。物、人各自之理都源於天理，
此為理一；3、存天理、滅人慾，天理構成人的本質，在人間體現為倫理道德“三綱五常”。“人慾”是超出維持人之生命的欲求和違背禮儀規範的行為，與天理相對立。
將人們追求美好生活的要求視為人慾，是封建綱常與宗教的禁慾主義結合起來。程朱理學是儒學發展的重要階段，適應了封建社會從前期向後期發展的轉變，封建專制主義進一步增強的需要，他們以儒學為宗，吸收佛、道，將天理、仁政、人倫、人慾內在統一起來，使儒學走向政治哲學化，為封建等級特權的統治提供了更為精細的理論指導，適應了增強思想上專制的需要，深得統治者的歡心，成為南宋之後的官學。
理論形成
二程曾同學於北宋理學開山大師周敦頤，著作被後人合編為《二程集》。他們把“理”或“天理”視作哲學的最高範疇，認為理無所不在，不生不滅，不僅是世界的本源，
也是社會生活的最高準則。在窮理方法上，程顥“主靜”，強調“正心誠意”；程頤“主敬”，強調“格物致知”。在人性論上，朱熹主張“存天理，滅人慾”，並深入闡釋這一觀點使之更加系統化。二程學說的出現，標誌著宋代理學思想體系的正式形成。南宋時，朱熹繼承和發展了二程思想，建立了一個完整而精緻的客觀唯心主義的思想體系。從廣義上說，它也包括由朱熹所攝入的北宋“五子”（周敦頤、邵雍、張載和二程）的學說，並延伸到朱熹的弟子、後學及整個程朱的信奉者的思想。由於朱熹是這一派的最大代表，故又簡稱為朱子學。程朱理學在南宋後期開始為統治階級所接受和推崇，經元到明清正式成為國家的統治思想。故如對宋明理學的概念不做特別規定的話，在通常的意義上便是指程朱一派的理學。
他認為，太極是宇宙的根本和本體，太極本身包含了理與氣，理在先，氣在後。太極之理是一切理的綜合，它至善至美，超越時空，是“萬善”的道德標準。
宋元明清時期，歷代統治者多將二程和朱熹的理學思想扶為官方統治思想，程朱理學也因此成為人們日常言行的是非標準和識理踐履的主要內容。在南宋以後600多年的歷史進程中，程朱理學在促進人們的理論思維、教育人們知書識理、陶冶人們的情操、維護社會穩定、推動歷史進步等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同時，它對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歷史和文化發展，也有巨大的負面影響。不少人把程朱理學視為獵取功名的敲門磚，他們死抱一字一義的說教，致使理學發展越來越脫離實際，成為於世無補的空言，成為束縛人們手腳的教條，成為“以理殺人”的工具，從而反映出它的階級和時代的局限性。
在人性論上，朱熹認為人有“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前者源於太極之理，是絕對的善；後者則有清濁之分，善惡之別。人們應該通過“居敬”、“窮理”來變化氣質。朱熹還把理推及人類社會歷史，認為“三綱五常”都是理的“流行”，人們應當“去人慾，存天理”，自覺遵守三綱五常的封建道德規範。朱熹學說的出現，標誌著理學發展到了成熟的階段。
發展
理學大家 朱熹程頤嚴肅剛正，神聖不可侵犯，甚至不通人情，實為後世所見的“道學臉孔”。在婦女貞操方面，程頤認為：“……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己失節也。”有人問程頤先生曰：“寡婦貧苦無依，能不能再嫁乎哉？”，程頤則提出“絕對不能，有些人怕凍死餓死，才用饑寒作為藉口，要知道，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程氏遺書》卷二十二），作為衡量賢媛淑女的標準。他們的好後學朱熹（1130—1200）在〈與陳師中書〉也同意這樣的說法：“昔伊川先生嘗論此事，以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自世俗觀之，誠為迂闊；然自知經識理之君子觀之，當有以知其不可易也。”主張婦女“從一而終”、壓抑“人慾”。
程朱理學反對佛道的虛無主義，認為它忽略了倫理道德秩序，但同時又從道家思想里借鑑了許多關於道的論述，作為儒家形上哲學體系的材料。其實這正是儒家經典《大學》所謂“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的具體表現。
朱熹的思想體系博大精微，教人的方法也較為平易近人，因此能集宋代理學之大成，朱子是繼孔子後，儒學集大成者。他的許多著作都是下細功夫的。他與呂祖謙共同編撰了一本著作《近思錄》作為理解四子書（指周、二程、張）的階梯，而他認為四子書是通往五經的階梯，《近思錄》曾為後世儒生必讀。
繼朱熹之後，明朝大儒王陽明（王守仁）將儒家思想再次推向了另一個極致－－心學。
清朝以後，“反理學”的態勢一度形成。顏元此後力反程朱的守靜與虛學，痛斥朱熹是“滿口胡說”、“自欺欺世”，“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程朱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又批程朱“徒見道於紙，談道於口，考道於筆”。他深感“誤人才，敗天下事者，宋人之學也”，他說：“率天下入故紙中，耗盡身心氣力，做弱人病人無用人，皆晦庵（朱熹）為之也！”在五四之後，知識份子極力破除“吃人的禮教”，甚至對理學有一致的觀點，中國的衰落自宋開始，其中，朱熹的理學曾被認為是所有這些衰落的罪魁禍首。
近代研究
馮友蘭 版《中國哲學史》從1900年至1949年。在這五十年間，研究程朱理學的論文多以人物個案為主。最早研究二程的論文有兩不的《程伊川之宇宙觀》（1921年），最早研究朱熹的論文有程南園的《與友人論朱陸書第四》（1915年）此時也有中國哲學史或思想史的著作問世，其中都有關於北宋“五子”、朱熹及其後學思想的論述，但人物個案研究的專著很少。最早的中國哲學史的專著為1915年出版的謝無量的《中國哲學史》 。該書以簡潔的筆法對道學（理學）的淵源作了追溯，並分述了周濂溪、邵康節、張橫渠、程明道、程伊川、程門諸子、朱晦庵、朱子門人之學。呂思勉的《理學綱要》（1931年）可以說是較早的一本斷代哲學史論著。在該書中，呂思勉同謝無量一樣認為“宋學長河，當推安定（胡瑗）、泰山（孫復）、徂徠（石介）”，但宋儒言哲學之首出者則為周濂溪。呂思勉對明道伊川之學，有獨到見解，認為洛學中之明道伊川，性質本有區別，學於其門者，亦因性之所近，所得各有不同。對晦庵之學，呂思勉的論述亦較懇切，認為其哲學思想則未有出於周、張、二程之外者，不過研究更為入細，發揮更為透闢，因此，朱子非宋學之創造家，而是宋學之集大成者。
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中亦對程朱一派道學作了詳述。陳寅恪先生在審查此書時所作的《審查報告》對此書的評價頗中肯，認為此書於朱子之學多有發明。此時，中國哲學史方面的著作還有范壽康的《中國哲學史通論》（1936年）。雖然此間對程朱理學的研究業已基本展開，但大多只是從總體上闡述，並且對諸多問題的解析還不夠明確，故把這一時期的程朱理學研究稱為開創期。
第二個時期
從1950年至1965年。此間研究程朱理學的文章著作基本上都採用唯心主義、唯物主義劃分的方法，普遍認為程朱代表了客觀唯心主義學說。這段時間出版的有關中國哲學史、思想史的著作大致有楊榮國的《簡明中國思想史》（1952年）、侯外廬等人的《中國思想通史》（1959年）、任繼愈的《中國哲學史》（1964年）等，其中都有專門章節分述程朱之學。此間研究程朱理學的論文亦有一些，其中專門研究二程的論文有兩篇，研究朱熹的大致有十四篇。這些論著中的絕大多數對程朱理學持否定態度，認為他們的哲學思想和他們的政治立場相應，是極端反動的。
朱熹的哲學在歷史上的作用只是對唯物主義哲學的發展起了一種刺激的作用，但如果對朱熹哲學沒有批判、沒有認識，就不能起到刺激唯物主義發展的作用，反而會起破壞作用。當然，亦有學者對程朱理學有肯定的一面，認為程朱的哲學思想中包含有辯證法的因素，認為這是二程哲學體系中的合理思想。但從總體上認定二程的思想是唯心主義的，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從總體上說，此間對程朱理學的研究多集中在北宋“五子”及朱熹等幾個主要人物上，對程門及朱門後學則研究較少。雖然此時是以唯物唯心的方法進行研究讀到，但相對於第一個時期，對問題的研究已相對深入了些。因為方法論上的偏差，故這一時期只能稱作探索期。
第三個時期
從1966年至1976年。這一時期正值“文化大革命”，深受“唯心主義等於反動保守”之公式的影響，故對程朱理學的批判不斷升溫。這段時間研究二程的著作有批判文集一本，二程言論選批一本，分別為《程顥程頤及其思想批判》（1974年）、《程顥程頤言論選批》（1975年）。研究朱熹的論文大致有54篇。“文革”期間，對程朱理學批判的主要內容是把程朱放在儒法鬥爭史上，作為法家對立面的反動儒家人物而加以批判。另外還批判程頤要寡婦守節而帶來的“貞節殺人不見血”的後果。總之，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程朱理學甚至整箇中國哲學史、思想史的研究可謂百花凋殘、野草滿徑，所以這一時期只能稱為挫折期。
第四個時期
從1977年至20世紀末。此間程朱理學研究真正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其中不僅與程朱理學相關的宋明理學斷代哲學史的研究愈加深入，而且人物個案研究也得到了發展，大量的論文及專著問世，真可謂“百家爭鳴，百花齊放”。
批判觀點
明末，湖北人李贄針對正統理學家的“存天理滅人慾”的命題，他提出“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的主張，認為“理”，就在百姓的日常生活當中，對正統思想提出了挑戰。
李贄
清朝以後，“反理學”的態勢一度形成。顏元此後力反程朱的守靜與虛學，痛斥朱熹是“滿口胡說”、“自欺欺世”，“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程朱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又批程朱“徒見道於紙，談道於口，考道於筆”。他深感“誤人才，敗天下事者，宋人之學也”，他說：「率天下入故紙中，耗盡身心氣力，做弱人病人無用人，皆晦庵（朱熹）為之也！」。
清代戴震認為：“理者，存乎欲者也。”（《孟子字義疏證》卷上）“凡事為皆有於欲，無欲則無為矣。有欲而後有為，有為而歸於至當不可易之謂理。無欲無為，又焉有理？”（《孟子字義疏證》卷下）。
五四運動後，知識份子極力破除“吃人的禮教”，甚至對理學有一致的觀點，中國的衰落自宋開始，其中，朱熹的理學曾被認為是所有這些衰落的罪魁禍首。
當代研究
二十世紀中國大陸程朱理學的研究大致可分為四個時期。
開創期
從1900年至1949年。在這五十年間，研究程朱理學的論文多以人物個案為主。最早研究二程的論文有兩不的《程伊川之宇宙觀》（1921年），最早研究朱熹的論文有程南園的《與友人論朱陸書第四》（1915年）此時也有中國哲學史或思想史的著作問世，其中都有關於北宋“五子”、朱熹及其後學思想的論述，
呂思勉
但人物個案研究的專著很少。最早的中國哲學史的專著為1915年出版的謝無量的《中國哲學史》。該書以簡潔的筆法對道學（理學）的淵源作了追溯，並分述了周濂溪、邵康節、張橫渠、程明道、程伊川、程門諸子、朱晦庵、朱子門人之學。呂思勉的《理學綱要》（1931年）可以說是較早的一本斷代哲學史論著。在該書中，呂思勉同謝無量一樣認為“宋學長河，當推安定（胡瑗）、泰山（孫復）、徂徠（石介）”，但宋儒言哲學之首出者則為周濂溪。呂思勉對明道伊川之學，有獨到見解，認為洛學中之明道伊川，性質本有區別，學於其門者，亦因性之所近，所得各有不同。對晦庵之學，呂思勉的論述亦較懇切，認為其哲學思想則未有出於周、張、二程之外者，不過研究更為入細，發揮更為透闢，因此，朱子非宋學之創造家，而是宋學之集大成者。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中亦對程朱一派道學作了詳述。陳寅恪先生在審查此書時所作的《審查報告》對此書的評價頗中肯，認為此書於朱子之學多有發明。此時，中國哲學史方面的著作還有范壽康的《中國哲學史通論》（1936年）。雖然此間對程朱理學的研究業已基本展開，但大多只是從總體上闡述，並且對諸多問題的解析還不夠明確，故把這一時期的程朱理學研究稱為開創期。
探索期
從1950年至1965年。此間研究程朱理學的文章著作基本上都採用唯心主義唯物主義劃分的方法，普遍認為程朱代表了客觀唯心主義學說。這段時間出版的有關中國哲學史、思想史的著作大致有楊榮國的《簡明中國思想史》（1952年）、侯外廬等人的《中國思想通史》（1959年）、任繼愈的《中國哲學史》（1964年）等，其中都有專門章節分述程朱之學。此間研究程朱理學的論文亦有一些，其中專門研究二程的論文有兩篇，研究朱熹的大致有十四篇。這些論著中的絕大多數對程朱理學持否定態度，認為他們的哲學思想和他們的政治立場相應，是極端反動的。朱熹的哲學在歷史上的作用只是對唯物主義哲學的發展起了一種刺激的作用，但如果對朱熹哲學沒有批判、沒有認識，就不能起到刺激唯物主義發展的作用，反而會起破壞作用。當然，亦有學者對程朱理學有肯定的一面，認為程朱的哲學思想中包含有辯證法的因素，認為這是二程哲學體系中的合理思想。但從總體上認定二程的思想是唯心主義的，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從總體上說，此間對程朱理學的研究多集中在北宋“五子”及朱熹等幾個主要人物上，對程門及朱門後學則研究較少。雖然此時是以唯物唯心的方法進行研究讀到，但相對於第一個時期，對問題的研究已相對深入了些。因為方法論上的偏差，故這一時期只能稱作探索期
挫折期
從1966年至1976年。這一時期正值“文化大革命”，深受“唯心主義等於反動保守”之公式的影響，故對程朱理學的批判不斷升溫。這段時間研究二程的著作有批判文集一本，二程言論選批一本，分別為《程顥程頤及其思想批判》（1974年）、《程顥程頤言論選批》（1975年）。研究朱熹的論文大致有54篇。“文革”期間，對程朱理學批判的主要內容是把程朱放在儒法鬥爭史上，作為法家對立面的反動儒家人物而加以批判。另外還批判程頤要寡婦守節而帶來的“貞節殺人不見血”的後果。總之，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程朱理學甚至整箇中國哲學史、思想史的研究可謂百花凋殘、野草滿徑，所以這一時期只能稱為挫折期。
發展期
從1977年至20世紀末。此間程朱理學研究真正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其中不僅與程朱理學相關的宋明理學斷代哲學史的研究愈加深入，而且人物個案研究也得到了發展，大量的論文及專著問世，真可謂“百家爭鳴，百花齊放”。
程朱理學在思想上對封建倫理綱常的強調，某種程度上束縛了人們的思想，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當時的審美和意識形態，許多藝術形式追求空靈、含蓄、自然、平淡。如，宋詞一掃唐之鮮艷，追求細膩浸潤、色調單純的趣味；而宋代山水畫則採用水墨淡彩，表現出人與自然無間的親密交融和牧歌化的心情和思緒；在服飾風格上，這一點表現得更為明顯，朝廷多次定製申飭“務從簡樸”、“不得奢靡”，不少學者也紛紛提倡服飾要簡介、樸實。袁採在《世苑》一書中對女性著裝就提出“惟務潔淨，不可異眾”的要求。紹興五年，宋高宗亦主張：“金翠為婦人服飾，不為靡貨害物，而奢靡之習，實關風化。已戎中外及下令不許進宮門，今無一人犯者，尚恐市民之家未能盡革，宜申嚴禁，乃定銷金及采捕金翠罪賞格。”因此，整個宋代的服飾風格趨以修長、纖細，樸素無華；在形態上不像唐代的華貴、誇張和開放；色彩質樸而潔淨。
中國傳統文化（2）
| 中國上下五千年的歷史在傳統藝術、習俗、文化等領域更能體現出它的深厚底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