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一分殊
正文
中國宋明理學講一理與萬物關係的重要命題。源於唐代華嚴宗和禪宗。華嚴宗在四法界中講理法界和事法界時，認為理是全遍，不是分遍。“能遍之理，性無分限。所遍之事，分位差別。一一事中，理皆全遍，非是分遍”（《華嚴法界觀門》）。禪宗玄覺禪師在《永嘉證道歌》中說：“一性圓通一切性,一法遍合一切法,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水月之喻，被概括為“月印萬川”。它與華嚴宗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思想相似。太空一月映現在眾多江海湖泊中可以看到無數月，無數月終歸來源於一月。同一本體顯現為形形色色的事物，千差萬殊的事物的本質又同一。宋明理學家採納了華嚴宗、禪宗的上述思想，提出了“理一分殊”的命題。張載在《西銘》中說：“乾稱父，坤稱母”，“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從中發揮萬物同屬一氣的觀點。程頤把張載的上述思想概括為“理一分殊”，其實張載並沒有在《西銘》中提出“理一分殊”的命題，這是程頤的發揮。朱熹轉述其老師李侗的話說:“吾儒之學,所以異於異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李延平先生答問後錄》)。但從程頤到李侗，都還沒有從本體論角度系統闡發“理一分殊”的理論。朱熹一方面接受程頤和李侗的觀點，認為《西銘》通體是一個理一分殊，一句是一個理一分殊，另一方面融合佛教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和月印萬川的思想，把理一分殊作為其理一元論哲學的重要命題。朱熹從本體論角度指出，總合天地萬物的理，只是一個理，分開來，每個事物都各自有一個理。然千差萬殊的事物都是那個理一的體現。“萬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則其理之用不一”（《朱子語錄》卷十八）。例如屋、草木或人，只是一個道理,有廳有堂,有桃有李，有張三有李四。“只是一個道理”便是理一，廳堂、桃李、張三李四的差別是萬殊。他依此概括說：“《西銘》言理一分殊，亦是如此”。從倫理角度而言，人物以天地為父母，天地以人物為子女，因此以乾為父，以坤為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這是理一；人人各親其親，各子其子，這便是分殊。他說：“天地之間，人物之眾，其理本一，而分未嘗不殊也。”知其理一，所以為仁，便可以推己及人；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故愛必從親人開始。朱熹又把總天地萬物之理，說成太極。太極便是最根本的理,理一分殊就是太極包含萬物之理,萬物分別完整地體現整個太極，“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由此看來，萬物之理與太極，似乎是普遍的理與特殊的理的關係，實質上還是理一與萬物的關係，他虛構出一個最一般的理，安置到每一具體事物之中，實際上是把觀念的東西當作事物的根源。
明代的羅欽順改造了朱熹的理一分殊說，認為理只是氣之理。世界上的人和物稟氣而生，理便是一氣變化的理，其理是惟一，所以叫理一；在其“成形之後，其分則殊”，便叫分殊。兩者的關係是，理一存在於分殊之中，即存在於千差萬別的事物之中，這種認識接觸到了一般寓於個別之中的辯證關係。王夫之揭示朱熹以月印萬川喻理一分殊的矛盾，指出“迨其分殊，而理豈復一哉！夫不復一,則成乎殊矣”,認為理一既可分殊，就不再是理一；理既是全遍，就談不上分殊。王夫之從邏輯矛盾上批判了朱熹，並從本末、大小關係上論述了理一分殊。他認為，萬物之大原惟天地，如由一向萬，本大為一，即理一；末小而萬，便是分殊。這包含著事物的同一性與差別性、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係。同時，由於王夫之把被朱熹顛倒了的理氣關係又顛倒過來，使理成為氣的理,認為“而氣必有理,則理既殊而氣亦不同”。從而把理一分殊建立在了唯物論的基礎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