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
梁父吟
步出齊城門，遙望盪陰里。
里中有三墓，累累正相似。
問是誰家墓，田強古冶子。
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紀。
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
誰能為此謀，國相齊晏子。
一夜北風寒， 萬里彤雲厚，
長空雪亂飄， 改盡江山舊；
仰面觀太虛， 疑是玉龍斗，
紛紛鱗甲飛， 頃刻遍宇宙。
騎驢過小橋， 獨嘆梅花瘦。
梁父吟解析
《梁父吟》是齊魯歌謠，內容講述春秋時期齊國國相晏子設計誅殺齊國勇士的故事：齊景公時期，齊國有三個勇士田開疆，古冶子和公孫接。他們勇猛無比，為國家立下很多功勞，只是他們個性高傲而且狂妄，如果他們聯合起來，足以威脅齊國王室的安全，這使得齊景公和晏子都很擔心，於是晏子就設計了一個陷阱除掉了他們三個，這就是梁父吟中所說的“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
公孫接等“三士”,死於論功而爭食“二桃”。“桃”所象徵的,是功名利祿。“桃”僅有“二”,是功名利祿甚少。“士”卻有“三”,是士較多。論功食“桃”,是使士人競相爭奪功名利祿。故“二桃殺三士”者,乃朝廷以功名利祿為陷阱也,亦士人以爭奪功名利祿而自蹈於死道之悲劇也。“三士”竟因此而遭殺身之禍,固然可傷;“三士”竟至死不悟殺身之由,尤為可嘆!不僅“三士”也,多少士人為功名利祿所羈縻、所役使,感情繫於得失,身心役於勢利,又豈非無量數士人之大悲劇乎!君主懸爵祿於上,士人相爭相殘於下,士之悲慘劇,非僅由君主用術造成也。故士人於出處、進退、辭受之際,當思之又思,慎之又慎。
梁父吟按,陳壽記諸葛亮隱居隆中時事,有“好為《梁父吟》”及“每自比於管仲、樂毅”。“好為”和“每”,皆經常性行為。自比管、樂,人皆知其抱負不凡。至於諸葛亮何以“好為《梁父吟》”,則古今研究諸葛亮者雖多,卻未見有深入探討者。“詩言志”,諸葛亮“好為《梁父吟》”,究竟有何寄託呢?此事於諸葛亮一生事業,有何意義呢?
清人張澍於所編《諸葛忠武侯文集》卷二《梁甫吟》題下,加案語云:
張衡《四愁詩》雲:“欲往從之梁甫艱。”注:泰山,東嶽也,君有德則封此山。願輔佐君主,致於有德,而為小人讒邪之所阻。梁甫,泰山下小山名。諸葛武侯“好為《梁父吟》”,恐取此意。
《梁甫吟》即《梁父吟》。按諸葛亮《梁父吟》有“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其意較《四愁詩》顯豁。張澍以張衡詩句“欲往從之梁甫艱”的寓意,來說明諸葛亮“好為《梁父吟》”之寓意,是離開本詩說詩,未免迂迴,反致隱晦。
逯欽立輯校的《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漢詩》載有《梁父吟》,逯氏於題下說明:
《古文苑》作《古梁父吟》,不題諸葛亮名字。《類聚》、《樂府詩集》等均題蜀諸葛亮作,按李勉《琴說》曰:“《梁父吟》,曾子撰。”《琴操》曰:“曾子耕太山之下,天雨雪凍,旬月不得歸,思其父母,作《梁山歌》,”蔡邕《琴頌》曰:“梁甫悲吟,周公越裳。”按梁甫,山名,在秦山下。據此,《梁父吟》不始於孔明,而此辭亦與孔明無關。今附入漢《雜曲歌辭》中。
又,《樂府詩集·梁甫吟題解》謂:“《梁父吟》,蓋言人死葬此山,亦葬歌也”。《梁父吟》作為樂府古題,“不始於孔明”,是對的。但無論曾子所作是古歌還是古葬歌,均不傳。至於傳世的,“此辭亦與孔明無關”,即所敘非孔明事,也是對的。但以“此辭”所敘非孔明事,即斷言非孔明作,則不妥。蓋自來詩人吟詠,借他事以抒已懷者多矣。再者,諸葛亮何以“好為《梁父吟》”,逯氏未作說明。
不過,逯氏據《梁父吟》本詩立論,是不錯的。《梁父吟》曰:
步山齊城(一作東)門,遙望盪陰里。里中有三墳(一作墓),累累正相似。問是誰家墓(一作冢)?田疆古冶子(一作氏)。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紀(一作理)。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國相齊晏子!
此詩所詠,為春秋時期齊國國相晏嬰設謀“二桃殺三士”事。事見《晏子春秋》卷二《內篇·諫下第二·景公養勇士三人無君臣之義晏子諫第二十四》:
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內不可以禁暴,外不可以威敵,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天而嘆曰:“……接一搏特 ,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仗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從君濟於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中流。當是時也,冶……得黿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冶獨生之,不仁。恥人之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亦反其桃,挈領而死。
此即“二桃殺三士”之本事。晏子以“三士”“無君臣之義”,故巧計除之。《梁父吟》雖詠此事,而態度與《晏子春秋》迥異。全詩抒寫悼傷“三士”之情,而與《晏子春秋》以為“三士”當除不同。“一朝被讒言”以下四句,嚴責“晏子”,尤與《晏子春秋》肯定晏子的立場相反。故《梁父吟》雖用《晏子春秋》所記事,而旨趣有別。顯然,諸葛亮“好為《梁父吟》”,應有深意。
二
梁父吟先論為士之道。吳宓《雨僧日記》1919年9月8日記:
陳君寅恪嘗謂:“昔賢如諸葛武侯,負經濟匡世之才,而其初隱居隆中,嘯歌自適,決無用世之志。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及遇先主,為報知己,乃願出山,鞠躬盡瘁。”宓按,武侯《梁父吟》之詞意,原系明哲保身。而太白乃雲“長嘯《梁甫吟》,何時見陽春”,其旨卑矣。
按,李白《梁甫吟》曰:
長嘯《梁甫吟》,何時見陽春?君不見朝歌屠叟辭棘津,八十西來釣渭濱。寧羞白髮照淥水,逢時壯氣思經綸。廣張三千六百釣,風期暗與文王親。大賢虎變愚不測,當年頗似尋常人……我欲攀龍見明主,……以額扣關閽者怒……智者可卷愚者豪,世人見我輕鴻毛。力排南山三壯士,齊相殺之費二桃……《梁甫吟》,《梁甫吟》,聲正悲!……
觀李白詩的本意,不但吟唱“何時見陽春”,一吐懷才不遇之塊壘,抒寫“逢時壯氣思經綸”之抱負,而且深悼“力排南山三壯士,齊相殺之費二桃”之悲劇。在後一點上,李白的態度同於諸葛亮《梁父吟》,而異於《晏子春秋》。故李白《梁甫吟》,其旨不卑。
李白與陳寅恪、吳宓,皆以諸葛亮《梁父吟》之寄意為士人立身處世之道,這是不錯的。陳謂“其初隱居隆中,嘯歌自適,決無用世之志”,吳謂“《梁父吟》之詞意,原系明哲保身”,則誤。蓋如此理解,則是以“好為《梁父吟》”者為一人,而以“每自比於管仲、樂毅”者為另一人。至於李白《梁甫吟》,雖在同情“三士”和不滿“齊相”上與諸葛同,但“長嘯《梁甫吟》,何時見陽春”以及“《梁甫吟》,聲正悲”,認為諸葛急於用世且以隱居躬耕為苦,則錯會了諸葛之意,於諸葛之人格及“好為《梁父吟》”之深意,實未了解。諸葛亮“好為《梁父吟》”,於士人立身之道深致感慨,有其深刻的歷史及現實背景。
在春秋時期的社會變革中,產生了自由的士的群體。孔子作為士的大師,提出了為士之道即君子之道。《論語·憲問》載:
梁父吟“安人”、“安百姓”,即以“仁道”治國平天下。傳統的為士之道,即是“修己”以成為君子,以仁道治世以安百姓。“修己”是向內求諸己,“安百姓”是向外施於世。“修己”是前提,蓋未有不“修己”而能“安人”者。
士的優勢是擁有知識,但是“無恆產”。為生存,為行道,士都需要求仕。《論語》里就有孔門弟子子張“學乾祿”的事。《史記·蘇秦列傳》記蘇秦“出遊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後來蘇秦佩六國相印,行過洛陽,“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感嘆:“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而輕易之,況眾人乎!且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故士無恆產,便不得不乾祿;而人情勢利,尤驅使士人熱中於富貴,君主亦因而得以爵祿駕馭士人。孔子提倡的“修己以安百姓”的君子之道,多數士人其實難於遵行,所以孔子囑其弟子“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公孫接等“三士”,死於論功而食“二桃”。“桃”所象徵的,是功名利祿。“桃”僅有“二”,是功名利祿甚少。“士”卻有“三”,是士較多。論功食“桃”,是使士人競相爭奪功名利祿。故“二桃殺三士”者,乃朝廷以功名利祿為陷阱也,亦士人以爭奪功名利祿而自蹈於死道之悲劇也。“三士”竟因此而遭殺身之禍,固然可傷;“三士”竟至死不悟殺身之由,尤為可嘆!不僅“三士”也,多少士人為功名利祿所羈縻、所役使,感情繫於得失,身心役於勢利,又豈非無量數士人之大悲劇乎!
君主懸爵祿於上,士人相爭相殘於下,士之悲慘劇,非僅由君主用術造成也。故士人於出處進退辭受之際,當思之又思,慎之又慎。《論語·泰伯》:“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同書《述而》:“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真能做到浮雲富貴、見利思義,則“二桃”安能殺“三士”?故諸葛亮由“三士”之死於“二桃”,思士之所以立身,感慨深矣。“好為《梁父吟》”,其思慮遠矣。當漢末世亂,政衰俗怨,士多置身非所,亦多死非其所之時,諸葛亮躬耕隴畝,不求聞達,是天下“無道則隱”,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非無用世之情也,故劉備三顧草廬即出。以此觀之,諸葛亮嘯歌自適之時,非僅全性命也,亦兼全志節也。此即揚雄《法言》所謂“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
評論
梁父吟諸葛亮淡泊躬耕,是“修己”之事。“修己”不是目的,“安人”進而“安百姓”,才是目的。 《論語·泰伯》載孔門弟子曾參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士的使命,是行仁道於天下,而唯仁者能行仁道。《論語·雍也》雲:“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持此以觀“晏子”“二桃殺三士”之謀,則“晏子”為不仁。此所以諸葛亮《梁父吟》由齊相“晏子”之設謀殺“三士”,而深思治國及用士之道也。
《孟子·盡心上》:“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諸葛亮隱居隆中,是士窮之時。然而“窮不失義,故得己焉”。“得己”者,“修己”以葆高格調也。故諸葛之隱居,乃士“不得志”時,“修身見於世”也。世稱“臥龍”,其故在此。故諸葛不但能以躬耕嘯歌為樂,並且能在“得志”時“澤加於民”。“獨善其身”與“兼善天下”,是一人之事而不是二人之事,是同一人在“窮”或“達”時的不同表現。二者是相通的。
諸葛亮隆中“修己”的一個成績,是當劉備三顧草廬時縱論三分大局,這裡展示了他非凡的相才。另一個成績,是他“好為《梁父吟》”,深思立身及用人治國之道,他後來為人稱道的相德,即涵蓄其中。故“每自比於管仲、樂毅”與“好為《梁父吟》”,皆為諸葛亮“窮不失義”的表現。他後來“伯仲伊呂”的煌煌相業,則是“達不離道”的表現。
《諸葛亮傳》載其臨終上表後主:“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余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三國志》作者陳壽接著寫道:“及卒,如其所言”。則是身居丞相高位的諸葛亮,生活儉樸,政風清廉。他能如此,與其在隆中“好為《梁父吟》”時,深以“三士”爭“桃”致死為戒有關。蓋“窮”時不欲得“桃”,故能“不求聞達”,此即“窮不失義”。“達”時不貪得“桃”,則不但正身以正天下,並且向天下人昭示了公忠廉讓的志節,此即“達不離道”。故雖“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卻能做到“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 《諸葛亮傳》注引《袁子》)。中國古代史上輔政相臣,能令舉國上下親之、信之、服之、敬之者,諸葛亮一人而已。此無他故,視名位利祿之“桃”如無也。
諸葛亮達時,不但立身不離於道,而且待士亦不離於道。
《蔣琬傳》載:蔣琬為廣都長。“先主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眾事不理,時又沈醉,先主大怒,將加罪戮。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後來,蔣琬繼諸葛亮為相,“承諸葛之成規”,“邊境無事,邦家和一”。故諸葛亮當年力救蔣琬,是為蜀漢保全了一位國之棟樑。此與“晏子”之待“三士”,用心全異。
《李嚴傳》載:諸葛亮北伐,以李嚴為中都護催督糧運。值天霖雨,運糧不繼,嚴遣人呼亮還軍。軍既退,嚴卻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又上表後主,說“軍偽退,欲以誘賊與戰”。諸葛亮“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奏請廢李嚴為民。後來諸葛亮病死,李嚴因為“常冀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由是“激憤”,亦“發病死”。又,《廖立傳》載:廖立以罪廢為民,徙置汶山。聞諸葛亮死,垂泣嘆曰:“吾終為左衽矣!”李、廖皆不但服罪,而且深信只要諸葛亮在,自己終有起用之一日。事實是,諸葛亮奏免李嚴以後,曾下教與李嚴之子李豐:“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闕。……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臨書長嘆,涕泣而已!”諸葛亮為國惜才如此,較之“晏子”謀誅“三士”,相去何可以道里計!
《楊洪傳》載:楊洪原為犍為太守李嚴屬下之功曹,以才略為諸葛亮知賞,破格升任蜀郡太守,其時李嚴仍在犍為太守任上。同傳又載:任祗原為蜀郡太守楊洪門下書佐,以“才策功乾”升任廣漢太守,其時楊洪亦仍在蜀郡太守任上。以此之故,“西土鹹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又,《諸葛亮集·稱姚伷教》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屬其望!”按:“進人者各務其所尚”,即能“廣文武之用”,此即“盡其人之器用”。蓋用人如器,則各有長短之人才,皆得展其長處,如此,士人進身之路廣矣,國家得人才之用亦多矣。如此用人,則即使《晏子春秋》中勇而無禮之“三士”,亦可使之盡其所能,為國效力。
《董和傳》載諸葛亮《與群下教》曰:“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闞損矣。違覆百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載:街亭失利以後,諸葛亮“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並下教要求將士:“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蹻足而待矣。”諸葛亮以丞相總理國政,位尊權重,與群下相處,如此披瀝肝膽,開誠布公,“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 《張裔傳》 )
諸葛亮達不離道,受其影響,蜀臣頗多賢德而清廉者。《董和傳》謂:和“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劉巴傳》謂:巴“躬履清儉,不治產業。”《董允傳》謂:允“正色匡主”,“守正下士”,“甚盡匡救之理”。《楊洪傳》謂:洪“忠清款亮,憂公如家。”《費禕傳》注引《禕別傳》:禕為相,“雅性謙素,家不積財。兒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從車騎,無異凡人”。《姜維傳》載:維“據上將之重,處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褻,後庭無聲樂之娛”。《鄧芝傳》謂:芝“賞罰明斷,善恤卒伍”,“不治產業,妻子不免於饑寒,死之日,家無餘財。”以此之故,諸葛亮治下的蜀漢,“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陳壽《進〈諸葛亮集〉表》)。
寄寓
梁父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