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派概況
新劍橋學派代表人物
新劍橋學派代表人新劍橋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瓊·羅賓遜、卡爾多、斯拉法、帕西內蒂等。他們都是英國劍橋大學的教授。其中瓊·羅賓遜和卡爾多是這個學派的實際領袖。瓊·羅賓遜和斯拉法作為以馬歇爾為代表的劍橋學派的成員瓊·羅賓遜和斯拉法，在20世紀的20年代曾是馬歇爾理論的積極支持者，但同時又發展了馬歇爾學說。例如，他們創立了壟斷競爭理論。在凱恩斯《通論》發表後，瓊·羅賓遜轉而追隨凱恩斯，成為凱恩斯經濟學的積極鼓吹者。她所著的《就業理論引論》、《資本積累論》、《經濟成長的理論》、《經濟學異端》等著作，被認為是根據凱恩斯經濟學並在理論上有所發展的作品。1973年她與約翰·伊特韋爾合寫的《現代經濟學導論》一書，則被認為是按照新劍橋學派觀點系統闡述經濟問題的一本入門書。目前，瓊·羅賓遜是新劍橋學派中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在她的晚年研究生涯中，曾經想把馬克思、凱恩斯和李嘉圖的經濟理論結合在一起，形成一套新的經濟學理論。但並沒有實現這一不切合實際的幻想。
卡爾多（1908年--），1930年畢業於倫敦經濟學院，留校任教；1947年擔任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研究及計畫小組組長；1949年起任劍橋大學教授。他的主要著作有《經濟穩定與增長論文集》、《經濟政策論文集》等。他與瓊·羅賓遜在分析方法上雖然不完全一致，但他們之間仍有基本的相似性。例如，他們都以凱恩斯關於資本主義經濟收入分配失調作為考察的重點，都把收入分配理論作為經濟學的研究任務。
斯拉法（1898年--），早在1936年以前，就是以馬歇爾為首的劍橋學派的著名經濟學家，曾寫過一些論文對以馬歇爾為代表的經濟理論提出了修正。他長期從事《李嘉圖著作和通信集》的編輯和考訂工作。1960年，他的名著《用商品生產商品》一書出版。這本書在西方經濟學界引起了巨大反響，被認為是對李嘉圖--馬克思價值論的重大發展，並對新劍橋學派經濟理論的發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瓊·羅賓遜認為，新劍橋學派的經濟理論正是以斯拉法的學說作為進一步探討價值和收入問題的依據。她把斯拉法的這本著作的出版稱作經濟理論上的“革命”。
帕西內蒂的貢獻被認為是在卡爾多理論的基礎上，對收入分配問題作了進一步的理論分析，豐富了新劍橋學派的經濟成長理論。
理論淵源
新劍橋學派代表人追溯新劍橋學派的理論淵源，自然要提到波蘭經濟學家米哈爾·卡萊斯基的理論。在凱恩斯的《通論》出版之前，卡萊斯基在1935年就以波蘭文發表了幾乎和凱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相同的理論。他把社會分為兩大階級，國民生產分為兩大部類的分析引人資本主義經濟活動的分析，把不完全競爭、壟斷價格的作用結合到國民收入決定理論中，強調投資對國民收入變動和分配所起的決定作用。這些對新劍橋學派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作用。羅賓遜對卡萊斯基非常推崇，她說：“卡萊斯基的論述在某些方面是比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更為真正的'通論'”。凱恩斯的經濟理論是新劍橋學派的思想基礎。例如，新劍橋學派師承凱恩斯的投資--儲蓄分析；堅持有效需求原理；強調投資支出對經濟活動水平的決定作用。正因為如此，他們自命是凱恩斯經濟理論的嫡傳。他們將凱恩斯《通論》第24章中關於社會哲學的思想更加系統化和深入化。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財富和收入分配是不均等的，因而是不合理的；資本主義社會存在著坐收利息的食利者階層，只要消滅了這個食利者階層，資本主義社會就可以改觀，走向"文明生活新階段"。
對新劍橋學派有影響的，還有長期在劍橋大學工作的義大利經濟學家斯拉法。斯拉法在1960年出版的《用商品生產商品》的一書，為新劍橋學派提供了微觀經濟理論基礎，新劍橋學派對斯拉法的這本著作極為推崇，宣稱要通過斯拉法的理論體系回到李嘉圖古典經濟學的傳統，"重建政治經濟學"。所以，這個學派有時又有"新李嘉圖主義"之稱。
學派特點
新劍橋學派新劍橋學派在理解凱恩斯理論的問題上與新古典綜合派有著根本的分歧，而在方法論的論戰中，該學派表現出理論分析的特點。
（1）以歷史觀代替均衡觀。新古典綜合派從凱恩斯以前的"新古典經濟學"那裡尋覓補救凱恩斯經濟學之術，它把後者的巨觀經濟理論與前者的微觀經濟理論加以綜合，在方法論上基本上接受了馬歇爾的均衡觀念，並糅合瓦爾拉的一般均衡觀念。薩繆爾森在《經濟學》中雖也談到不確定性和預期，卻是輕描淡寫。他特彆強調的是均衡及其穩定性，確認資本主義經濟是一個一般均衡的制度，是一種逐步接近均衡的價格和生產的制度。"他的微觀經濟分析，基本上就是馬歇爾供求均衡價格及其引申而來的各種生產要素的供求均衡價格理論。他的巨觀經濟分析，則強調儲蓄曲線與投資曲線相交的均衡點。所以，均衡觀可以說是新古典綜合派的基本分析方法。
新劍橋學派代表人新劍橋學派嚴厲地指責新古典派背棄了凱恩斯的“歷史觀”，該學派的旗手瓊·羅賓遜指出：“在理論方面，《通論》的主要論點是打破均衡的束縛，並考慮現實生活的特性--昨天和明天的區別”。就這個世界和現在說來，過去是不能召回的，未來是不能確知的。"這後兩句話，是新劍橋學派分析方法的基點，所謂"過去是不能召回的"，即現實生活發生的各種事件均有著歷史與制度的根源。所謂未來是不能確知的，即要考慮因信息缺乏而產生的不確定性。因為未來實質上是不能確定的，所以嚴格的理性行為是不可能的。經濟生活很大部分都是根據公認慣例來處理的。
（2）以凱恩斯經濟理論體系的完整性為理由，反對綜合"巨觀與個體經濟學。新劍橋學派的觀點是：新古典綜合派採取的是返回凱恩斯以前經濟學的均衡論傳統去，用微觀的生產要素供給和市場分析來"填補"凱恩斯總量經濟學的"空白"，於是就拼湊起一個雜種的巨觀--微觀理論。在這裡，似乎不僅總需求和總供給是從一個均衡狀態過渡到另一個更高的均衡狀態的，而且每一個個別市場上的供給和需求也總是處於均衡狀態的。所以，這種分析的實質是，綜合已經回到凱恩斯以前的市場均衡論的傳統上去。這完全破壞了凱恩斯理論體系的完整性。新劍橋學派的分析方法是：凱恩斯經濟學作為一種巨觀的經濟理論，所缺乏的是價值論和分配論，凱恩斯本人也不曾對這兩個理論進行探討，因此，要使總量經濟學具有"個體經濟學基礎，那就應當研究價值理論和分配理論。在價值理論方面，關鍵在於價值本身是否具有客觀的、物質的基礎，價格主要應該由生產條件來決定，而不能把價值視為主觀的。
理論觀點
新劍橋學派從方法論說，他們主張摒棄新古典派的均衡概念（不論是馬歇爾的還是瓦爾拉斯的），樹立“歷史時間”概念。羅賓遜認為“凱恩斯革命”的實質在於從“均衡概念”向“歷史概念”的轉變，《通論》的基本觀點是打破均衡論的束縛，考慮現實生活的特性：過去是不能逆轉的，未來是不能確知的。羅賓遜認為人們一旦承認一種經濟是時間中的存在，歷史是從一去不返的過去向著未卜的將來前進的，那末，以鐘擺在空間來回擺動的機械比喻的“均衡”就站不住腳，整個新古典派的傳統經濟理論就需要重新考慮。與之相聯繫，這個學派強調“不確定性”對分析資本主義經濟的重要性，認為貨幣的存在就是和這個“不確定性”有密切聯繫；對生產、就業、收入水平起決定作用的投資之所以易於發生波動，正是由於這個“不確定性”。他們批判新古典綜合派在一些教科書里把傳統的均衡概念恢復起來,移植到凱恩斯理論中去,忽視“不確定性”的重要作用，認為這是一種倒退。其次，他們堅持凱恩斯對新古典派理論作過的一些批判，如摒棄薩伊定律和資本主義經濟通過市場的自發調節作用總是可以達到充分就業的傳統假定；摒棄儲蓄支配投資的傳統觀點，堅持投資支配儲蓄的凱恩斯觀點等。再次，他們徹底否定以邊際生產力論為基礎的新古典派分配理論，認為這個傳統理論是為資本主義社會收入不均的現狀辯護的，在邏輯上是一種循環推理。他們也用斯拉法的生產價格論否定新古典派的主觀價值論和均衡價格論。
英國後凱恩斯經濟學認為資本主義經濟是在歷史時間中增長的經濟，但它的增長過程是很不穩定的，因而處於不均衡狀態是常規。為了說明這種不均衡，他們在分析步驟上首先確定為保證經濟按穩定的比率不斷增長所需的條件。他們在哈羅德“有保證的增長率”（即可以保證經濟不斷地穩定增長的增長率）公式Gω=S/V（Gω是有保證的增長率，S是儲蓄在國民收入中的比率，V是資本－產出比率）的基礎上，把社會儲蓄傾向（儲蓄在國民收入中的比率）S，分解為利潤收入的儲蓄傾向Sp和工資收入的儲蓄傾向Sω；
主要影響
新劍橋學派新劍橋學派是當代凱恩斯主義的一個重要分支，也是在與凱恩斯主義的另一個重要分支——以美國薩繆爾森等人為首的新古典綜合派，就增長理論、資本理論、分配理論等進行論戰過程中形成的。
該學派自命為凱恩斯學派的嫡傳，而把新古典綜合學派稱為“雜種的”或“冒牌的”凱恩斯主義。因該學派主要代表人物都執教於英國劍橋大學而得名，同時，又與以馬歇爾為代表的舊劍橋學派的傳統理論相背離，所以，又被稱為新劍橋學派或後凱恩斯學派或新凱恩斯學派。主要代表人物有瓊·羅賓遜、N·卡爾多、對新劍橋學派的產生有重大影響的還有P·斯拉法以及倫敦大學的羅伊·哈羅德、波蘭學者卡萊茨基等，以上幾個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學者，是新劍橋學派的先驅、是新劍橋學派產生的理論基礎。1958年，羅賓遜的代表作《資本積累論》發表，同年卡爾多在《經濟研究評論》上發表一篇名為《幾種不同的分配理論》的論文，把經濟成長理論和收入分配理論結合起來，著重考察在經濟成長過程中勞動收入（主要是工資）和財產收入（主要是利潤）在國民收入中相對份額的變化。他們在分析這種份額變化的規律以及對消費和投資需求的影響後認為，國民收入分配失調是社會癥結所在，強調應由國家採取各種措施對國民收入的分配進行調節，以實現收入的“均等化”。他們兩人根據共同的理論特點，並提出自己的模型。由此，標誌著新劍橋學派的產生。
新劍橋學派1962年，羅賓遜又出版了《論經濟成長的理論》論文集，再一次宣揚如何利用凱恩斯理論來解決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等所謂迫切問題。使新劍橋學派的理論與政策的觀點更加旗幟鮮明。新劍橋學派的稅收理論主要反映了在其代表人物與薩繆爾森等人的新古典綜合派的論戰中。這兩個學派都把稅收看成是國家調節經濟的重要工具。兩者的主要區別是，後凱恩斯主流學派主要把稅收視為調節需求水平，保持巨觀經濟穩定的工具；而新劍橋學派除了承認這一點外，強調充分發揮稅收在縮小貧富不均方面的作用。在稅收政策上，新劍橋學派認為在稅制的設計方面，應根據不同的行業和納稅人的負擔能力，體現公平原則。在所得稅制度上，採取累進稅率，使高收入者多納稅，低收入者少納稅。在消費稅上，對奢侈品徵稅，對生活必需品則給予減負稅；特別主張實行沒收性的遺產稅（除了給寡婦、孤兒留下適當的終身財產所有權外，以便消滅私人財產的集中，抑制食利者收入的增長，並把政府通過沒收性的遺產稅所取得的財產及其收入用於公共目標。事實上，新劍橋學派也同時意識到，政府在制定稅收政策時，往往為一些政治因素所左右，從而削弱了稅收在縮小貧富分配不均方面的功用。在適用稅收槓桿來調節有效需求，不僅要注重對需求總量的調節和巨觀分析，而且還要做好微觀分析，即分析減稅的好處由誰獲得和增稅的負擔由誰承受的問題。
那么，政府減稅的好處由誰獲得則有三種可能：
（1）收入越低的人減免越多。
（2）不分收入大小一律按同一比例減稅。
（3）減稅的好處主要由最富有的少數財團或個人獲得。他們認為，最理想的是第一種情況，後兩種情況都不符合公平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