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學派

乾嘉學派

乾嘉學派是指清代的一個學術流派,以對於中國古代社會歷史各個方面的考據而著稱。由於學派在乾隆、嘉慶兩朝達到頂盛,故得名。

簡介

乾嘉學派乾嘉學派

乾嘉學派是清代乾隆、嘉慶時期思想學術領域逐漸發展成熟的以考據為

主要治學方式的學術流派。因為此一時期的學術研究採用了漢代儒生訓詁、考訂的治學方法,與著重於理氣心性抽象議論的宋明理學有所不同,所以有“漢學”之稱。又因此學派的文風樸實簡潔,重證據羅列而少理論發揮,而有“樸學”、“考據學”之稱。

清代乾嘉學派的出現,一般認為是清朝統治階層殘酷鎮壓和籠絡羈縻臣民政策的產物。雍正、乾隆時期,清朝的統治獲得了相對的穩定,對文人採取了嚴酷的統治政策。尤其是乾隆時期,屢次禁毀書籍,大興“文字獄”。當時的文人學士不僅不敢抒發己見,議論時政,即使是詩文奏章中有一言一名的疏失,也有遭致殺身滅族慘禍的危險,而把時間和精力用在古代典籍的整理上,尋章摘句,逃避現實。乾隆即位後,大力提倡經學的考據,一些達官貴人如阮元、畢沅等,也出而倡導經學。

考據,作為治學的一個內容和方法,各代都存在。但時至清代初期方專業從事考據,把學術全部納入考據的軌道,甚至在考據和學問之間劃一等號。乾嘉時期學人反對宋明理學好發空論言之無物的弊病,走上從書本上尋找疑難問題進行考據的務實道路。所以在思想發展史上,他們建樹不大,在學術研究方面,卻有一定的造詣和貢獻。

乾嘉學派的奠基人,學術界有多種說法。大致可以追溯到清初學者黃宗羲、顧炎武、方以智、閻若璩、胡渭和毛奇齡等人重視對儒家經典的研究,顧炎武被公認為是開了清代考據學的先河。但至乾嘉時期的考據學家,遺其大而傳其小,他們沉溺於故紙堆中,脫離實際,放棄了顧炎武經世致用的本意。

乾嘉學派,一般說來以惠棟為首的“吳派”和以戴震為首的“皖派”影響最大。吳派的學風即蒐集漢儒的經說,加以疏通證明。它的特點是“唯漢是信”,即推崇漢代經說,遵循漢代經學研究,重視名物訓詁、典章制度的傳統。凡屬漢學,就一概予以採納而加以疏通解說。吳派的主要學者有沈彤、江聲、余蕭客、江藩、王鳴盛等。皖派則重視三禮(即《周禮》、《儀禮》、《禮記》)中名物制度的考證。此派的特點是從音韻、國小(即文字學)入手,通過文字、音韻來判斷和了解古書的內容和涵義,即以語言文字學為治經的途徑。他們在文字、音韻等方面作出了不少的貢獻。此外,皖派也頗重視思想和理論,如戴震作《孟子字義疏證》就是例證。戴震的學生很多,以段玉裁和王念孫、王引之父子最為有名。

乾嘉學派乾嘉學派

乾嘉學派重視客觀資料,不以主觀想像輕下判斷,廣泛收集資料,歸納研究

,有著細緻、專一、鍥而不捨等可貴的治學精神。清代之前,舊有的學術研究長期致力於對於古代經典的闡述,處處講求微言大義,而對於經典本身的真偽卻不聞不問。至清代時期,古代的“疑古”學風達到一定的高度,學者在梳理舊有經典過程中,證實了很多被前輩學人奉為圭臬的經典為前人偽作,開一代學術疑古之風氣。他們對古代經典的細心整理,為後來學者的學習研究工作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但是,乾嘉學派也存在著嚴重的缺點:脫離實際、煩瑣細碎。脫離實際主要表現在存古薄今、舍本求末。他們考訂問題,用形式邏輯的歸納法,把同類材料羅列一起,旁徵博引,然後得出結論,只講證據不講道理。結果在細微末節上功夫很深,涉及全套的需要說明解決時,就無能為力,造成了不通世務,不切實用,考據愈細愈是無有物惡果。煩瑣細碎主要表現在許多考據家的作品,都是以繁為貴,一字的偏旁、音訓考證動輒千言。為了標新立異,解釋一個字的古義,疏至盈千累百,議論不休。結果是雜引衍流,不知所歸。學者們畢生的精力,耗於一字一句的正訛,一名一詞的淵源,造成很大的浪費。嘉慶以後,有人從不同的角度對考據學派提出異議和批評,乾嘉考據學也開始由極盛轉向衰落。

中國清代的學術,稱漢學、樸學、考據。因其在乾隆、嘉慶兩朝達於極盛,故名。惠棟、戴震、錢大昕、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為其代表人物。其中有吳、皖二派之分:吳派創自惠周惕,成於惠棟;皖派創自江永,成於戴震。

乾嘉學派乾嘉學派

乾嘉漢學家繼承古代經學家考據訓詁的方法,加以條理髮展,治學以經學為主,以漢儒經注為宗,學風平實、嚴謹,不尚空談。以古音學為主要研究對象,通過古字古音以明古訓,明古訓然後明經,為其共同的學術主張。此風自清初顧炎武開其端,中經閻若璩、胡渭等人的推闡,至惠棟、戴震、錢大昕而張大其說,迄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遂臻於極盛。這一學派首重音韻、文

字、訓詁之學,擴及史籍、諸子的校勘、輯佚、辨偽,留意金石、地理、天文、曆法、數學、典章制度的考究。在諸經的校訂疏解中,取得了超邁前代的成就。對古籍和史料的整理,亦有較大貢獻。長於考據,這是清代漢學家樸實力學的傳統。但清初漢學興起之時,有濃厚的反理學內容及反民族壓迫的思想,而考據只是藉以通經致用的手段。顧炎武關注社會現實,反對理學,進而主張以經學去取代理學,目的就在於“經世致用”。顧氏之後,此風漸趨蛻變。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以下,更是遠離社會現實,止於訓詁考據。因此,乾嘉學派是清初之學的倒退。清初,為確立封建專制的政治統治,在文化上也推行了極為酷烈的專制政策(見文字獄)。在文網羅織之下,學者無不噤若寒蟬。惟有埋頭考據,才有立錐之地。然而就其為學的特色及其在各個領域所取得的學術成就言,乾嘉學派又是清初之學的發展。這一學派的形成,正是清初學者對宋明理學進行批判和總結的必然結果。清初之學,以博大為其特色。乾嘉漢學,則以專精而揚其幟。乾嘉學派諸學者,無論在經學、史學、音韻、文字、訓詁,還是金石 、地理 、天文 、曆法、數學等方面,都取得了當時最好的成就。其平實、嚴謹的學風以及精湛的業績,是值得肯定的。道光以後,清王朝搖搖欲墜,加以西方殖民主義勢力的入侵,封建士大夫再不能不問社會的現實問題。於是,學術風氣久經醞釀而發生了一個較大的變化,沉淪千餘年的今文經學得以復興。一時學者遂多捨棄文字訓詁,而從事於“經邦濟世”之學。同治、光緒之世,漢學於窮途末路之中,得俞樾、孫詒讓諸人堅守壁壘,在古籍整理上同樣做出了值得稱道的成就。而章太炎重倡顧炎武“博學於文,行己有恥”之學,以伸張其政治主張,是漢學的一個光輝結束。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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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文字獄對乾嘉學派的研究影響較大

乾嘉學派的主要創始人是明末清初的大儒顧炎武,其後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閻若璩、錢大昕、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等。

學派研究的對象上至天文地理,下至各朝規章制度的細節,但是總體特點是避免涉及與明、清有直接關係的事物。一般認為,這主要是因為清代的文字獄盛行,研究前朝或當朝一不小心就可能引來殺身之禍。到了學派發展的全盛期時,其研究的話題基本已經與當時的社會現實完全脫節,與明代朱張等理學學以致用的情況大相逕庭。

嘉慶朝以後,清朝面臨內憂外患,對於思想學術等的高壓統治則不得不放緩,之後的學者於是放棄了只致經典不問世事的姿態,乾嘉學派逐漸淡出歷史舞台。

雖然學派有一定的壓抑新思維和脫離社會的缺點,但是由於百餘年間一大批飽學之士刻苦鑽研中國傳統文化,學派對於研究、總結、保存傳統典籍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

算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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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學派的算學研究活動,對十九世紀中國數學發展造成極深遠的影響。通過他們的輯失、校勘與考證等工作,失傳五百年之久的古算典籍《算經十書》 ,乃至宋金元四大家的傑出作品,才得以重見天日,並進一步成為十九世紀中國數學家所憑仗的主要研究資源之一,更值得注意的,是“談天三友”:焦循(1763~1820年)、汪萊(1768~1813年)和李銳(1768~1817年),在方程論和符號代數上的成就,為中國傳統古算可以更新,留下了最優美的一個腳註!

不過,乾嘉學派的過度醉心復古,卻不可避免地在算學的認識上造成了一些局限,他們對汪萊的算學創新無法賦與恰當的評價,可以說是相當顯著的例證之一。由於汪萊的《衡齋算學》概以“西法”立論,而且多半無關“興復古學昌明中法”的宏旨,因此,汪萊被批評為“尤於西學太深,雖極加駁斥,究未能出其範圍”,當然就很容易了解了。

這個例子發生在乾嘉學派大儒錢大昕、阮元以及傑出數學家李銳身上。錢大昕先是從《隋書律曆志》 ,獲知祖沖之的圓周率π值的估計:

古之九數,圓周率三圓徑率一,其術疏舛,自劉歆、張衡、劉徽、王蕃、皮延宗之徒,各設新率,未臻折衷。宋末南徐州從事史祖沖之更開密率,以圓徑一億為一丈,圓周盈數三(刻本作二,誤)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七忽,朒數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六忽,正數在盈朒二限之間,密率圓徑一百一十三,圓周三百五十五,約率圓徑七,周二十二。又設開差幕、開差立,兼以正圓參之,指要精密,算氏之最者也。

圓周徑率,自劉徽、祖沖之以來,雖小有同異,大要皆徑一周三一四而已。溉亭獨創為三一六之率,與諸家之說迥殊。余考秦九韶《數學九章》 「環田三積術」,其求周以徑冪進位為實,開方為圓積,是九韶亦以三一六為圓率,與溉亭所創率正同,蓋精思所到,闇合古人也。江寧談教諭秦,今之算學名家,曾作一丈徑木板,以篾尺量其周,正得三丈一尺六寸奇,以為溉李之說,至當不可易也。

針對這樣的斷言,乾嘉學派的算學家似乎都不曾提出評論,有意見的,反倒是些熱衷西學的算學家,譬如曾任江蘇巡撫的徐有壬(1800~1860年)即以“內容外切,反覆課之,其說遂破。”

有關徐有壬的這一辨駁,並未刻入現傳的《務民義齋算學》,上一段引文出自諸可寶撰著的《疇人傳三編》,但無法知道原始數據為何。不過,稍早的董佑誠(1791~1823年)已經發難在先了,在他的《董方立遺書》中,論文《圓徑求周辨》就是為此目的而寫。

董佑誠字方立,江蘇陽湖(今常州市)人,少年時工為駢體文詞,繼通數理、輿地之學。晚清張之洞的《書目答問》(1875年)曾把他歸類為駢體文家和中西法兼用算學家。其實,我們光看他的算學著作如《割圜連比例圖解》(1819年)、《堆垛求積術》、《橢圓求周術》和《斜弧三邊求角補術》(後三種都撰於1821年),即可斷定他比較熱衷西學。

董佑誠的《割圜連比例圖解》 ,是在北京友人朱鴻處見到明安圖的《割圜密率捷法》第一卷抄本以後,“反覆尋繹,究其立法之原”而寫成的。《割圜密率捷法》第一卷納入“西士杜德美圓徑求周諸術”,因此,董佑誠對於杜德美的π近似值當不陌生。然而,董佑誠在他的論文《圓徑求周辨》中,卻隻字不提杜德美,反倒是口口聲聲劉徽,利用劉徽的“割圓術”和它的改良形式「今割圓術」,來證明阮元、錢大昕、錢塘乃至李銳的謬誤!

學風

乾嘉學派的學風:立義必憑證據、援據以古為尚,孤證不為定說,隱匿或曲解證據為不德,剿襲舊說為不德,文體貴樸實簡潔,辯詰不避本師,不出本題,詞旨務篤實溫厚等。

乾嘉學派與稷下學派的學風一陰一陽,互為極點。相較於“重行思而不離考證”的稷下學派,乾嘉學派的“重考證而不廢行思”,雖然是清中期以後正式定型的,其源流卻可遠追秦漢;二者雖然定名相差千年,其各自的成型與共存,卻已延續今古。

歷史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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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總體上看,其治學宗旨和治學內容仍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封建文化,這就注定了其不可克服的歷史局限。它的治學宗旨和特點,決定其治學內容主要是儒家經典和其他封建文化典籍,它研究考證的問題,幾乎全是書本上的問題,缺乏新鮮的、現實的實際內容,確有脫離實際的傾向。

乾嘉學派觀察和思考問題的角度是向後看的而不是向前看,論證問題的過程和方法也過於機械和煩瑣,這是其最突出的弊端。由於乾嘉學派的治學內容是以儒家經典為中心,其治學方法是以考據為特點,一些乾嘉學者認為儒家典籍越古越真,越符合經書的本來面目。甚至認為對儒家典籍的註疏,也是唐勝於宋,漢必勝於唐。這種觀點使他們觀察和思考問題時,走上復古、佞古傾向。特別是以惠棟為代表的吳派學者,抱著“凡古必真,凡漢皆好”的態度,具有明顯的復古,泥古毛病。

黨同伐異、壁壘森嚴的門戶之見,這是乾嘉學派的另一突出弊端。乾嘉學派,公開打出漢學的旗幟後,以恢復漢學為己任,而排斥宋學。在清代堅持宋學立場的,也不屑與漢學家為伍。在整個有清一代漢、宋學之爭,此伏彼起,一直不絕如縷。在漢、宋兩派的對立鬥爭中,無論是漢學和宋學,都有很深的門戶之見。

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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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炎武

顧炎武(1613年-1682年),原名絳,字忠清。明亡後,以慕文天祥學生王炎午為人,改名炎武,字寧人,亦自署蔣山傭。學者尊為亭林先生。江蘇蘇州崑山人,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學家、語言學家。知識淵博,與黃宗羲、王夫之並為明末清初三大儒。

炎武生於明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原為顧同應之子,過繼為堂伯顧同吉為嗣。寡母王氏未婚守節,獨力撫養顧炎武成人,教以岳飛、文天祥、方孝孺忠義之節。十四歲取秀才,即入復社。與同鄉歸莊友好,個性特立耿介,時人號為“歸奇顧怪”,以“行己有恥”、“博學於文”為學問宗旨。

清兵入關後,炎武投入南明朝廷,任兵部司務。清軍攻陷南京後,又轉投王永祚義軍,又與歸莊聯合吳志葵、魯之嶼軍隊,欲解崑山之圍,終至功敗垂成。母親王氏遭清軍斷去右臂,絕食而亡,遺命炎武終身不得事清。

安葬王氏後,炎武棄家遠遊,曾受隆武帝封授官職,領導義軍,屢經失敗。後北上考察山川形勢,聯結反清人士,至晚年遍歷山東、山西、河南、河北、陝西等地。

炎武后致力於學術研究,留心於經世致用之學。對宋明所傳心性之學,深感不滿,主張“著書不如抄書”。晚年側重經學的考證,考訂古音,分古韻為10部。著有《日知錄》、《音學五書》等,他是清代古韻學的開山祖,成果纍纍;他對切韻學也有貢獻,但不如他對古韻學貢獻多。

1678年,康熙帝開博學鴻儒科,招致明朝遺民,炎武以死堅拒推薦。1679年清廷開明史館,炎武以“願以一死謝公,最下則逃之世外”回拒熊賜履。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初四在山西曲沃韓姓友人家,上馬時不慎失足,嘔吐不止,初九醜刻卒,享年七十。

炎武學術的最大特色,是一反宋明理學的唯心主義的玄學,而強調客觀的調查研究,提出以“實學”代替“理學”的主張。開一代之新風,提出“君子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清代中期許多學者以此發端,崇尚研究歷史典籍,對中國歷史從天文地理到金石銘文無一不反覆考證,被稱為“乾嘉學派”。顧炎武則由於其經史考證的嚴謹學風,被普遍認為是學派思想的主要奠基人。

顧炎武強調做學問必須先立人格:“禮義廉恥,是謂四維”,提倡“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日知錄》卷十三:“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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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大昕

錢大昕(1728年—1804年)是中國清代史學家,語言學家。字曉征,一字辛楣,號竹汀。江蘇嘉定(今上海嘉定)人。

早年以詩賦聞名江南,獻賦獲賜舉人。乾隆十九年中進士,曾在鐘山、婁東、紫陽等各書院講學。對於音韻學和訓詁學很有創見。首先注意到了古聲母的研究,證明了古代沒有輕唇音和舌上音的分別。錢大昕考證,上古無輕唇音(唇齒音),“無”發成“模”,又轉為“毛”。“毛”的古音為“謀”,所以模能轉為毛。錢大昕撰《廿二史考異》一百卷,以顧炎武之歷史考據方法,拾遺規過,最享時譽。曹聚仁說:“錢大昕推許戴東原‘實事求是,不主一家’,儼然是科學家的頭腦了。

假如他們研究的對像是自然科學的話,他們便是達爾文、法布耳那樣的科學家了。”他還稱讚說:“這(考據學)便是牛頓、達爾文的治學態度。”(《中國學術思想史隨筆》)錢也寫過〈奕喻〉這樣的文章,他在下棋時,領悟了一些道理:“今之學者,讀古人書,多訾古人之失;與今人居,亦樂稱人失。人固不能無失,然試易地以處,平心而度之,吾果無一失乎?吾能知人之失,而不能見吾之失;吾能知人之小失,而不能見吾之大失”。

近代史學家陳寅恪獨服錢大昕,稱之為“清代史家第一人”。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依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所謂“唐制服色不視職事官,而視階官之品”,考證當時“江州司馬青衫濕”的白居易,雖名義上為“從五品下”,然卻是“將仕郎守江州司馬”;據此,陳寅恪得出以下結論:“樂天此時止為州佐,固唯應依將仕郎之階品著青衫也。”。陳垣曾說:“《日知錄》在清代是第一流的,但還不是第一,第一應推錢大昕的《十駕齋養新錄》。”趙翼的《廿二史札記》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與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合稱清代三大史學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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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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