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漢生:廖漢生（1911年11月14日—2006年10月05日），新中國 -百科知識中文網

簡介

廖漢生（1911—2006），湖南省桑植縣人，土家族。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人民解放軍傑出的政治工作領導者，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曾榮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1988年被授予一級紅星功勳榮譽章。

生平概述

廖漢生，一九二九年參加湖南桑植蘇區游擊隊。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鄉蘇維埃代表。湖北鶴峰第四游擊大隊副大隊長，中國工農紅軍第三軍政治部秘書，七師黨委書記，九師政治委員，紅二方面軍政治部組織部部長，紅二軍團第四師、六師政治委員。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一二○師三五八旅七一六團副團長、政治委員，獨立第二旅副政治委員、代旅長，中共襄南地委書記兼分區政治委員，江漢軍區副政委委員、政治委員。解放戰爭時期，任晉北野戰軍副政治委員，晉綏軍區第一縱隊政治委員，第一野戰軍一軍政治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第一兵團軍政治委員兼青海省軍區政治委員和中共青海省委書記，西北軍區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員，國防部副部長，軍事學院院長，北京軍區政治委員，軍事科學院政治委員，南京軍區、瀋陽軍區第一政治委員。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是第一、二、三屆國防委員會委員，第一、三、四、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第八屆候補中央委員，第十一、十二屆中央委員。

大事年表

廖漢生1911年11月14日出生於湖南省桑植縣。
1927年積極參加農民運動。
1928年3月參加賀龍等同志發動的工農武裝鬥爭。
1929年7月被選為桑植縣蘇維埃代表，並在縣農民協會和縣蘇維埃工作。
1930年後在游擊隊中堅持湘鄂邊蘇區反“圍剿”鬥爭。
1933年5月任湖北鶴峯縣第四游擊大隊副大隊長，7月調任紅三軍軍部書記員，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4年10月紅二、六軍團會合後，任紅二軍團第六師政治委員，率部參加開闢湘鄂川黔蘇區的一系列戰鬥。
1935年春任紅二軍團政治部組織部部長，其間兩次火線受命任第四師代理政治委員，8月在澧縣大堰當戰鬥中負傷，傷愈後重任第六師政治委員，11月從桑植出髮長征。
1937年5月出席了黨在延安召開的蘇區代表會議。
抗日戰爭爆發後，廖漢生同志任八路軍一二〇師三五八旅七一六團副團長、政治委員，率部開赴抗日前線。
1939年初率部作為一二〇師主力挺進冀中。同年4月任由七一六團和冀中部隊編成的獨立第二旅副政治委員。
1940年重任七一六團政治委員，參加了晉西北夏季反“掃蕩”戰役和百團大戰。
1941年，廖漢生到延安八路軍軍政學院、政治學院學習。
1942年進入中共中央黨校學習，參加了延安整風。
1943年任黨校第二、第四部組織教育科科長，後任第三五八旅副政治委員。

1944年10月任八路軍南下支隊第五幹部大隊政治委員，奉命率部分幹部重返洪湖地區開展工作，任新四軍第五師第三軍分區政治委員兼中共襄南地委書記。
抗日戰爭勝利後，他任江漢軍區副政治委員、政治委員兼中共江漢區委書記。
1946年4月調北平軍調處執行部工作，不久奉命返回延安。
1946年11月任晉綏野戰軍第一縱隊政治委員。
1947年3月先後擔任陝甘寧野戰集團軍副政治委員、西北野戰軍第一縱隊政治委員。
1948年2月底，參加宜川戰役。
1949年2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軍政治委員，9月解放青海，任青海省軍政委員會主任。
新中國成立後，廖漢生同志擔任陸軍第一軍政治委員兼青海軍區政治委員、中共青海省委副書記、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1952年起歷任西北軍區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員、黨委第五書記，後主持西北軍區工作。
1954年任國防部副部長。
1955年進入解放軍軍事學院戰役系學習。同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榮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1957年任解放軍軍事學院院長。
1960年1月至1967年1月任北京軍區政治委員、黨委第三書記、中共華北局書記處書記。

“文化大革命”期間，廖漢生受到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迫害。
1972年7月經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批示，重獲自由。
1973年12月重新工作，任軍事科學院政治委員。
1975年2月調任南京軍區政治委員。
1976年10月，他堅決擁護黨中央粉碎“四人幫”的決策，並按照中央要求做好有關工作。
1977年8月任中央軍委委員。同年9月任南京軍區第一政治委員。
1980年1月，廖漢生任瀋陽軍區第一政治委員。
1983年至1993年，廖漢生擔任第六、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併兼任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
1988年被授予一級紅星功勳榮譽章。
2006年10月5日6時3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5歲。

投身革命

廖漢生，1927年積極參加農民運動。1929年7月被選為桑植縣蘇維埃代表，並在縣農民協會和縣蘇維埃工作。
1930年後在游擊隊中堅持湘鄂邊蘇區反“圍剿”鬥爭，1933年5月任湖北鶴峯縣第四游擊大隊副大隊長，7月調任紅三軍軍部書記員，由賀龍、關向應同志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此後，他參與了糾正“肅反”擴大化、重新登記黨團員、發展新黨員、恢復黨團組織和政治工作制度等工作，先後擔任紅三軍政治部秘書、第七師黨務委員會書記、第九師政治委員，參加了黔東蘇區的創建。
1934年10月紅二、六軍團會合後，任紅二軍團第六師政治委員，率部參加開闢湘鄂川黔蘇區的一系列戰鬥。
1935年春任紅二軍團政治部組織部部長，團結來自兩個軍團的同志一道工作，其間兩次火線受命任第四師代理政治委員，8月在澧縣大堰當戰鬥中負傷，傷愈後重任第六師政治委員，11月從桑植出髮長征。
在長征路上，他以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動員和激勵全師指戰員堅決貫徹“主力紅軍會師西北、建立抗日根據地”的戰略方針，與敵軍的圍追堵截和雪山草地等艱難險阻進行了英勇頑強的鬥爭，為實現與紅四方面軍、紅一方面軍大會師作出了貢獻。
1937年5月出席了黨在延安召開的蘇區代表會議。

浴血抗戰

1911年，廖漢生出生於湖南桑植一個農民家庭。此時正值辛亥革命爆發之際，父親便按照鄉間流行的“推翻滿清統治，恢復漢家天下”的口號，給他起名“漢生”。1986年，桑植縣民族事務委員會給廖漢生來函稱，根據查證他的民族成份不是漢族，應定為土家族。這下，廖漢生的“漢生”之名，是地地道道的“名不副實”了。
廖漢生的父親廖蘭湘是一位進步人士。1915年，林伯渠奉中華革命黨總部之命在長沙組織反袁機關，任湖南支部黨務科長，與廖蘭湘是好友。1916年，賀龍在湘西桑植豎起“討袁護國”的義旗，拉起一支民軍，投身到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中，成為名震湘西、叱吒風雲的“活龍”。廖蘭湘認定賀龍所選擇的道路是正確的，毅然投筆從戎，來到賀龍的桑植獨立營里擔任書記官，被百姓稱為“廖師爺”。
賀龍是廖漢生童年時崇拜的英雄，並一直在賀龍的呵護下就學成長，這為他以後參加賀龍的紅軍部隊打下了基礎。在賀龍極其艱難困苦的時期，家族中有人指責他：“你當過鎮守使，當過軍長，是有前程的。現在你當共產黨、紅腦殼，脫下將軍服穿粗布衣，脫下皮鞋穿草鞋，圖的是什麼?”面對族人的指責，賀龍斬釘截鐵地說：“我找真理找了大半輩子，今天總算找到了。我跟著共產黨走定了!”這一幕，曾在廖漢生心裡刻下了深深的印痕，使他更加敬仰賀龍。

1927年賀龍參加了南昌起義，失敗後奉黨中央之命到湘西開展土地革命。1928年冬，黨中央來信介紹了朱毛紅軍建軍經驗和井岡山工農武裝割據鬥爭的經驗，指示工農革命軍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4軍，開始創建湘鄂邊工農武裝割據根據地和開展蘇維埃政權的鬥爭。1929年，賀龍建立了以桑鶴為中心的湘鄂邊蘇區，廖漢生被派到桑植縣長瑞鄉組織農民協會，開展土地革命。從這一年起，廖漢生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3年，時任桑植游擊第4大隊副大隊長的廖漢生奉命調入紅3軍軍部當文書。同年，在關向應的介紹下，廖漢生加入中國共產黨。1934年7月，廖漢生調到紅3軍第7師任黨務委員會書記（相當於師政委）。9月，廖漢生改任紅3軍9師政委。同年10月，紅3軍與紅六軍團會師以後，恢復了紅二軍團的番號。會師後，紅六軍團的一批幹部調入紅二軍團工作，幹部重新進行了調整，廖漢生改任紅二軍團6師副政委，1935年3月任紅二軍團政治部組織部長。1935年11月19日，紅二、六軍團從湖南桑植出發，開始長征。
廖漢生當師政委的三年，是紅二軍團最艱苦的三年。憑著頑強的意志，廖漢生戰勝了種種困難，取得了突出的業績。回首這段艱苦卓絕的經歷，廖漢生總結了三條經驗：第一，打仗不怕死，即做英勇戰鬥的模範；第二，多擴大一些人，少減員一些人，即做擴大與鞏固部隊的模範；第三，按政策紀律辦事，不搞特殊，即做聯繫民眾的模範。這三條經驗，既是廖漢生個人的經驗，也是許多紅軍政治幹部的共同經驗，是他以後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建國後當團政委、旅政委、分區政委、縱隊政委、軍政委、軍區政委乃至他整個政治工作生涯中始終恪守的準則。

1937年9月，隨著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廖漢生任八路軍120師716團政委，先後兩任團長為賀炳炎、黃新廷，他們共同指揮著這支英雄部隊，馳騁在抗日戰場上。
在廖漢生一生的戰鬥歷程中，抗戰初期在寧武縣城的所見所聞令他終身難忘。10月初，120師東渡黃河後，收復被日軍侵占的山西寧武縣城。走進城內，廖漢生和眾將士不禁驚呆了：街頭、院內、屋裡、菜窖下、水井中，到處是被日軍殘殺的百姓屍體，有的身首異處，有的肢體殘缺。廖漢生滿懷悲憤地帶領戰士們掩埋罹難同胞，同時用血淋淋的事實對部隊進行政治教育：我們一定要為死難同胞報仇！
在不久的雁門關伏擊戰中，716團的戰士們用勝利作出了回答。1937年10月18日，在團長賀炳炎、政委廖漢生的率領下，716團官兵冒著敵人數架飛機助戰的危急情勢，呼喊著“為寧武百姓報仇”的口號，迎著敵人的刺刀上，奮勇殺敵，贏得了戰鬥的勝利。

兩天后，716團再次伏擊日軍車隊，斃敵200多人，擊毀敵軍車數十輛，一度切斷日軍交通運輸線。這給在忻口鏖戰的國民黨友軍以有力的支援，受到八路軍總部和國民政府的褒獎。雁門關伏擊戰，作為抗戰初期120師有代表意義的一仗載入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史冊。雁門關之戰首戰告捷，沉重打擊了日軍的囂張氣焰，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海內外報紙大力宣傳雁門關伏擊戰的戰果，稱之為“雁門關大捷”。日軍後繼部隊在雁門關豎了一塊木牌子，上面寫著“此地殉國67人，過往車輛千萬小心”。
1938年11月，黃新廷、廖漢生奉命率716團開赴晉察冀，歸聶榮臻指揮。在滑石片戰鬥中，716團以一團之力殲滅日軍一個大隊，這在當時是創紀錄的，出乎許多人的意料。1939年，黃新廷、廖漢生率716團開赴冀中。他們到達冀中的當天，日軍7000餘人對他們發起圍攻。黃新廷、廖漢生避敵所長，採取近戰殲敵的辦法，白天防守，夜晚反攻。這一仗殲滅日軍300餘人，日軍大隊長湯田四凱也被擊斃。兄弟部隊還乘勢收復了任丘縣城。九天內三戰三捷，亞六團（716團的代號）的名聲在冀中大平原上傳揚開來。
1941年初，廖漢生奉命到延安學習，先後在八路軍軍政學院、政治學院、中央高級黨校學習。三年後，即1944年10月，廖漢生重返戰場，任八路軍南下支隊第5幹部大隊政委，率隊赴湖北洪湖地區，抗戰勝利後任江漢軍區副政委、政委。解放戰爭初期，廖漢生先後擔任晉北野戰軍副政委、晉綏軍區第1縱隊政委、陝甘寧野戰集團軍副政委。1947年，賀炳炎任西北野戰軍一縱司令員，廖漢生任政治委員。這兩位老戰友又開始了親密合作，共同指揮了保衛延安的戰鬥，參與了青化砭、羊馬河、蟠龍、沙家店、宜川、西府、隴東、宜瓦、荔北等戰役戰鬥的組織指揮工作。

1949年8月26日，賀炳炎、廖漢生率領第1軍解放蘭州。9月5日，第1軍進占西寧，青海全省解放。正巧，廖漢生的二女兒也在9月5日出生了，廖漢生特意給她起了一個名字叫“滌青”，以紀念解放軍如鐵流一般蕩滌青海國民黨軍隊。
青海解放後，擺在解放軍面前的首要任務就是迅速接管地方各項工作，幫助青海各族人民建立起新政權。由於馬步芳家族在青海進行了40年的殘暴統治，致使青海全省在解放前都沒有一個中共地下黨組織和一個共產黨員，連一個民主黨派和出名的民主人士也沒有。在這種情況下，在青海建立新政權時就缺少大批幹部，特別是當地少數民族幹部。同時，由於部隊進軍神速，接管地方工作的幹部一時還來不及隨軍行動。這樣，在青海建立人民政權的重任，便歷史性地落在解放軍指戰員的肩上。
在廖漢生的帶領下，第1軍廣大指戰員擔負起建設新政權的工作。西寧解放後，廖漢生立即抽調幹部組成了軍管會，下設民政、公安、軍事、文教、財經、交通、民族等處，接著又相繼在西寧市和各縣建立人民政府，對關係國計民生的各行各業實行全面接管。9月26日和10月1日，青海人民軍政委員會和青海軍區相繼宣告成立。軍政委員會是解放初期的臨時最高行政機構，代行人民政府的職權，並負責籌備成立青海省人民政府。廖漢生被任命為青海人民軍政委員會主任兼省軍管會主任，主持全省軍政工作，事實上成為新中國成立後青海省第一任省長。1950年1月1日，青海省人民政府宣告成立，趙壽山任主席，張仲良、廖漢生、喜饒嘉措、馬朴任副主席。此後，省人民軍政委員會即行撤銷，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

在廖漢生的領導下，軍政委員會確定了“穩步前進，耐心地提高民眾覺悟，團結各民族，建設人民的新青海”的基本施政方針。根據這個方針，第1軍官兵深入宣傳共產黨解放軍的綱領、政策，動員逃散在外的舊公教職員和民眾回來安居樂業，組織恢復生產，穩定社會治安，贏得了廣大民眾的信任和擁護。為了儘快開闢工作，廖漢生從第1軍抽調了大批優秀幹部到地方工作，到各縣去擔任縣委書記、縣長。當時採取各單位劃分區域、包乾負責的辦法，一個團級單位包一個縣，迅速在各地建立人民政權。在短短一年的時間裡，第1軍共抽調2000多名幹部和黨員、老戰士到地方工作。這些同志堅決回響黨的號召，紮根青海幾十年，奉獻出了自己的青春、熱血乃至生命。
青海解放後，馬氏家族統治宣告終結。但反動殘餘勢力不甘心失敗，馬步芳在逃離西寧時，其子馬繼援給部下暗授策變機宜，要求他們戰馬變耕馬、刀槍埋地下，伺機而動，捲土重來。在馬家上層軍官、惡霸地主、反動宗教上層分子的糾合下，青海反動殘餘勢力伺機掀起反革命武裝暴亂。

1949年12月5日，部隊解放西寧僅3個月，原馬家軍騎兵第8師師長馬英、馬成彪兩股匪徒發起暴亂。一時間，青海各地匪亂四起，大有黑雲壓城之勢。他們圍攻縣城重鎮，襲擊解放軍，搗毀黨政機關，殘殺解放軍人員，嚴重威脅著人民政權。此時，部隊尚未完全站穩腳跟，青海邊遠地區尚未完全解放，新生的人民政權尚未完全建立和鞏固。反革命匪徒企圖趁此時機推翻人民政權，狂妄叫囂要把共產黨、解放軍趕出青海。面對叛匪的猖狂進攻，賀炳炎、廖漢生決心給予狠狠打擊。解放軍首先擊斃匪首馬英，在青海引起很大震動，震懾了其他股匪，並迫使馬忠義、韓進祿、馬希統、馬全彪等匪首投降。1950年8月，青海大股匪徒被基本肅清，剿匪戰爭取得重大勝利。在這之後，解放軍繼續對分散流竄和隱蔽活動的零星散匪進行分區駐剿。
在青海，廖漢生不但在剿匪、保衛新生的人民政權上功績顯著，他還竭盡全力帶領軍民共同努力建設新青海。青海幅員遼闊，資源豐富，素有“黃金青海”之美稱。但在舊中國，青海的經濟卻極度落後，百業凋零，民不聊生，幾乎沒有什麼近現代工業。以廖漢生為首的軍管會和軍政委員會設立了工業、財經、交通等部門，發動工人民眾修復機器，清理場地，迅速將原有的工廠、作坊全部復工。同時，組織貿易公司和yinghang平抑物價，遏制通貨膨脹，把組織生產、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作為自己的首要工作。第1軍全體官兵為幫助人民政府解決財政收支的嚴重困難，部隊自動停止開支，並繼續承擔從部隊調到地方工作人員的供給，把節省下來的錢支援人民政府渡過難關。針對一些同志嫌青海苦，不安心在青海工作的思想，廖漢生組織部隊深入地開展“熱愛青海、建設青海”的教育；引導廣大指戰員既要看到舊青海貧窮落後的一面，又要看到新青海前景遠大的一面；不但解放青海，而且還要建設起一個欣欣向榮的新青海。通過教育，廣大指戰員們樹立起紮根青海、建設青海的思想，投身到建設新青海的偉大事業中。

解放戰爭

解放戰爭開始後，廖漢生同志任晉北野戰軍副政治委員，參與指揮晉北戰役。
1946年11月任晉綏野戰軍第一縱隊政治委員，率部開赴陝甘寧邊區，執行保衛黨中央、保衛延安、保衛陝甘寧邊區的任務。
1947年3月先後擔任陝甘寧野戰集團軍副政治委員、西北野戰軍第一縱隊政治委員，率部參加了延安保衛戰，爾後轉戰陝北，參加了青化砭、羊馬河、蟠龍和隴東、三邊、榆林、沙家店、清澗等戰役。
冬季整訓期間，他領導第一縱隊率先開展“訴苦三查”教育，有力地提高了指戰員的階級覺悟，增進了官兵團結，激發了練兵殺敵積極性。
在中央會議和野戰軍前委會議上，他匯報了部隊教育情況，受到中央領導同志和野戰軍首長的好評。
1948年2月底，在宜川戰役中，他率部風雪兼程趕到瓦子街作戰地域，頑強阻擊敵軍主力突圍，保證了整個戰役全殲敵整編第二十九軍的勝利，取得了“西北大捷”。在戰略進攻階段，他率部參加了西府、澄合、荔北、冬季等戰役。
1949年2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軍政治委員，率部進軍大西北，參加陝中、扶眉等戰役，9月解放青海，任青海省軍政委員會主任。

“文革”歲月

“文革”爆發後，身為北京軍區政委的廖漢生地位舉足輕重。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登上天()安()門城樓首次接見紅衛兵。那天，毛澤東把北京軍區司令楊勇、政委廖漢生叫到面前，指示說：“你們兩個一是要團結好，二是要向林彪多請示匯報。”
然而，林彪已經對賀龍磨刀霍霍，欲除之而後快。廖漢生是賀龍的親屬、老部下，自然成為林彪的眼中釘。廖漢生在回憶錄中談及與賀龍關係時說：“我跟賀龍的關係更長、更深。我跟賀龍是家鄉人；我父親就跟著賀龍，死在賀龍軍中；我的前妻是賀龍跟我父親做的媒，是他二姐的女兒，八九歲就定了親；我多年在賀龍的大姐賀民英的隊伍里，一直到她犧牲；我參加革命是賀龍的影響和帶領，入黨是賀龍和關向應作介紹人；我從紅軍時期一直到解放戰爭初期都在賀龍領導下戰鬥工作。因此，林彪要‘削其羽翼’，我是在劫難逃的。”
1967年1月8日，北京軍區常委會在北京衛戍區司令部召開。正當會議舉行當中，軍區保衛部打來電話報告說：“文工團‘造反’的人已經出發，到廖政委家裡去了。”接到報告，軍區黨委副書記鄭維山離開會場，出面去和文工團“造反派”交涉。鄭維山走後，列席常委會議的軍區幹部部長董奮說：“今天早上，在西山的軍區司令部辦公樓里，有人給廖政委貼出一張大字報。他們大概就是為著這張大字報來的。”會議室里的氣氛緊張而壓抑，會議無法再開下去，大家都在默默地等待。

廖漢生意識到，厄運已經來了。不久，鄭維山返回會議室，對廖漢生以及軍區常委們說：“沒有事，他們要廖漢生同志去看大字報。”廖漢生知道，這一去肯定是凶多吉少，於是收起筆記本，掏出檔案櫃的鑰匙，一同放在桌子上，然後向主持會議的軍區黨委第二書記楊勇和全體常委們告辭：“我回去見他們，請常委將情況報告軍委和總政。”一出會場，廖漢生就失去了自由，被帶到軍區大院關押起來。有人告知他：當天早上有人貼出大字報，提出了他的“四大罪狀”。多年後廖漢生得知，大字報是林彪叫人到其住處炮製的，他被關押也是林彪授意的。幾天后，楊勇也被關了起來。
此後，廖漢生受到了各種形式的批鬥與審問。林彪給賀龍的所謂“兵變”畫了一個“藍圖”——許光達是“總參謀長”，成鈞是“空軍司令”，廖漢生是“負責北京軍區和衛戍部隊”，王尚榮是總聯絡員。“賀龍的親信”、“二月兵變的幹將”、“假黨員”、“三反分子”等一大堆莫須有的罪名，一時間都扣在廖漢生的頭上，從此他身陷囹圄。1972年7月1日，廖漢生的子女給毛主席寫信說，父親自從1967年1月8日被隔離審查，至今已經五年多了。“我們聽到主席曾幾次提到要讓父親出來工作，我們非常高興，都盼望父親能儘早地出來為黨和人民重新工作。但是，至今不見有任何動靜。我們請求讓父親回到北京，回到家裡，在外面等待組織結論，以便讓他了解形勢，熟悉情況，檢查身體，治療休養，好更早地回到為黨和人民工作的崗位上。”中共中央辦公廳信訪處7月7日編印的《來信摘要》第465號摘登了這封來信。
毛澤東在這一期《來信摘要》上作出批示：“送總理閱處。我看廖漢生和楊勇一樣是無罪的，都是未經中央討論，被林彪指使個別人整下去的。此件你閱後請交葉劍英、李德生一閱。”有了毛澤東的批示，周恩來立即落實廖漢生等人的事情。7月間，廖漢生被特偵組人員從石家莊關押地帶回北京。當時的總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向他宣布：“第一條，毛主席說的，你沒有罪，有錯誤；第二條，解除監護。”

廖漢生這才意識到：從此他又獲得了自由！7月31日，廖漢生接到去人民大會堂出席“八一”建軍節招待會的通知。他半信半疑：“我還能出席‘八一’招待會呀？”王震見到廖漢生後問：“通知你了沒有？”廖漢生答道：“通知了，我能出席嗎？”王震鄭重地說：“當然能出席，一定要出席！”8月1日，建軍節招待會出席人員名單在報紙上公布。在一份名單就是一張政治晴雨表的特定年代，人們重新看到了包括廖漢生在內的一批被打倒的將軍的名字，也從中看到了一線希望之光。而這正是毛澤東和周恩來為糾正林彪極“左”路線，重新“解放”並啟用老幹部的一個重要步驟。
1973年12月，廖漢生出任軍事科學院政治委員。1975年1月，毛澤東親自提名鄧小平擔任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總參謀長等要職，同時調整了各大軍區主要領導。廖漢生被任命為南京軍區政治委員，主持日常工作。當時，張春橋仍然在名義上兼任著南京軍區第一政委和黨委第一書記。到這樣一個是非之地任職，廖漢生深知絕非易事，做好了充分的思想準備。臨行前，鄧小平找廖漢生談話，態度鮮明而又寓意深長地說：“你過去是有角的，有硬角，你到了那裡要保持這個角！”葉劍英元帥也先後幾次叮囑：毛主席已經多次批評了“四人幫”，你們沒事不要往上海跑。按照小平同志和葉帥的囑託，廖漢生積極貫徹中央軍委關於“軍隊要整頓”的方針，下部隊，跑海防，一心撲在部隊建設上。在中央果斷粉碎“四人幫”後，廖漢生作為南京軍區政委為穩定上海局勢發揮了重要作用。

堅定信仰

廖漢生同志入黨70餘年，始終堅持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具有堅強的黨性，無論是在艱苦的戰爭年代還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無論是在順境還是逆境，他都堅貞不渝，矢志不移。
他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堅決貫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堅決擁護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堅決擁護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對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充滿信心。
廖漢生同志從事軍隊政治工作50年，致力於我軍的革命化、現代化和正規化建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他聯繫實際，深入進行革命理想教育、艱苦奮鬥教育、光榮傳統教育。他以身作則，身體力行；崇尚實事求是，反對弄虛作假和形式主義；性格直率，為人坦誠，辦事公道，不徇私情；治軍嚴格，鐵面無私，關心戰士，愛護部屬；嚴於律己，不謀私利，艱苦樸素，廉潔奉公；熱愛人民，情系老區，關心家鄉發展建設。
他嚴格要求子女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始終保持著一名老共產黨員和老紅軍戰士的本色。
廖漢生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赤膽忠心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的一生。他把畢生精力獻給了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立下了不朽的功勳。他的革命業績將永載史冊。

人物性格

作為一個投身中國革命七十餘年的軍人，廖漢生將軍是一個平時不被外人注意的人，儘管經歷了中國當代幾乎所有重大歷史事件，他仍然不是一個明星級的人物，這在相當程度上可能和將軍的性格有關——一個不事張揚，沉穩持重的人。
“四人幫”橫行之時，鄧小平將廖漢生派往華東，說：“你是有角的。”政治局會議上，廖漢生不堪重壓，頂得江青瞠目結舌。

人物評價

廖漢生從事軍隊政治工作50年，致力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革命化、現代化和正規化建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他聯繫實際，深入進行革命理想教育、艱苦奮鬥教育、光榮傳統教育。他以身作則，身體力行；崇尚實事求是，反對弄虛作假和形式主義；性格直率，為人坦誠，辦事公道，不徇私情；治軍嚴格，鐵面無私，關心戰士，愛護部屬；嚴於律己，不謀私利，艱苦樸素，廉潔奉公；熱愛人民，情系老區，關心家鄉發展建設。他嚴格要求子女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始終保持著一名老共產黨員和老紅軍戰士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