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職務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平江縣長壽區赤色工會委員長,中國工農紅軍第三軍團政治部秘書處處長、青年部部長、民運部部長、宣傳部部長,紅四方面軍政治部宣傳部部長,紅四軍政治部主任。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一二九師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副主任,東進縱隊政治委員,冀南軍區政治部主任,軍委一局副局長。解放戰爭時期,任晉冀魯豫軍區第十縱隊政治委員,桐柏軍區政治委員兼第十縱隊政治委員,第二野戰軍第四兵團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央軍委情報部副部長、部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總政治部副主任,軍事科學院政治委員,昆明軍區第一政治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院長兼政治委員。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是第三屆國防委員會委員,第二、三、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第十一屆候補中央委員,第十二屆中央委員。一九八五年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被增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大事年表
劉志堅,1912年1月出生在湖南省平江縣一個貧農家庭。國小畢業後放牛、當長工。
1928年參加平江農民撲城起義。
1930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任紅三軍團政治部宣傳隊宣傳員。同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1931年9月任紅三軍團政治部秘書處秘書、文書科科長。12月任紅三軍團政治部秘書處處長。
1932年1月任紅三軍團政治部青年部部長。
1933年任紅三軍團直屬隊黨總支書記。
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參加湘江、土城、婁山關、遵義、四渡赤水等戰役戰鬥。
1935年8月至10月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宣傳部副部長。
1936年春任中共甘孜工委書記。後奉命到紅四方面軍做宣傳北上抗日工作,同月至8月任紅四方面軍政治部宣傳部部長。三過雪山草地。同年9月至1937年8月任紅四方面軍第四軍政治部主任。
抗日戰爭期間,1937年8月任八路軍第一二九師政治部宣傳部部長、1938年春任一二九師政治部副主任。5月和副師長徐向前率兩個團抵達南宮,穩定了冀南抗日局面,並成立冀南軍政委員會,統一領導冀南區軍政工作。
同年至1939年6月任八路軍第一二九師政治部教育部部長。
1939年6月至1940年5月任八路軍第一二九師東進縱隊政治委員。
1940年6月至1944年5月任冀南軍區政治部主任。
1942年4月至1943年9月任冀南軍區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1942年12月至1944年5月任中共冀南區委委員、敵工委員會書記。
1943年9月赴延安參加七大。11月到延安,進中共中央黨校一部學習。
1944年7月至1945年10月任中央軍委總參謀部第一局副局長兼軍事報導處處長。
1945年4月至6月作為晉冀魯豫代表團成員出席中共七大。同年8月至1947年下半年任中共冀南區委副書記。
1945年8月至9月任冀南軍區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
1946年秋至1947年6月任晉冀魯豫軍區第二縱隊副政治委員。
1947年9月至12月任晉冀魯豫野戰軍第十縱隊政治委員、黨委書記。
1947年12月至1948年12月任中共桐柏區黨委書記。1948年5月至1949年2月任桐柏軍區政治委員、第十縱隊政治委員,支援淮海作戰。
1949年2月至9月任第二野戰軍第四兵團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兵團黨委副書記。1949年9月任中共中央華南局委員。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49年12月起,先後任中央軍委情報部副部長、部長。
1950年2月至1951年4月任中央軍委直屬機關臨時黨委書記,1951年4月至1952年4月任直屬機關黨委副書記。
1951年12月至1954年任中央軍委直屬隊總黨委委員。
1952年9月至1957年10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將軍銜。榮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1961年2月至1964年8月任總政治部宣傳部黨委書記。
1957年10月至1966年5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兼宣傳部部長,1960年6月至1965年4月兼軍事藝術學院院長。
1960年10月至1966年5月任總政治部黨委委員。
1965年12月至1966年5月任總政治部黨委副書記。
1966年5月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副組長、全軍文革小組組長。
“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7年1月遭到江青一夥的誣陷批判,被錯誤關押、批鬥、審查近八年。1974年9月29日在毛澤東、周恩來的關懷下,被解除關押審查。
1975年3月至8月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第二政治委員。
同年5月至1979年1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昆明軍區政治委員,1976年10月至1979年1月任昆明軍區黨委書記。1978年7月至1982年10月任昆明軍區黨委常委。
1979年1月至1982年10月任昆明軍區第一政治委員、黨委第二書記。1979年春,他參與指揮了昆明戰區對越自衛反擊作戰及戰後的優撫、表彰、總結工作。
1980年4月至1982年10月任昆明軍區黨委第一書記。
1983年6月至1985年11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院長兼政治委員、黨委書記。
1988年7月被中央軍委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一級紅星功勳榮譽章。於2006年3月11日19時50分在北京逝世,終年95歲。
人物事跡
那是在1942年10月的一天夜晚,時任八路軍一二九師冀南軍區政治部主任的劉志堅帶領一個騎兵班,到六分區傳達冀南區黨委的指示。行進途中與敵人遭遇。在向外突圍時,劉志堅的右腿被敵人的子彈打中,摔了下來。受傷的劉志堅一步也挪不動了,自覺凶多吉少,於是他將身上所有的口袋仔細摸了一遍,將能失密和暴露身份的檔案資料都撕得粉碎,放在嘴裡嚼爛。又將隨身攜帶的妻子劉萊瑛的照片和一塊懷表,埋在土坑裡面。一切都安排好了,劉志堅就等著與敵人拚命。終因寡不敵眾,被圍上來的敵人捉住後關進大營據點裡。
劉志堅被日軍俘虜後,敵人突擊審訊他。劉志堅隨便給自己起了個名字並機智地對翻譯說:“我說是連長,你們不會相信,說是營長,你們大概也不會相信,實話說吧,我是個團長,還是副的。”日軍對他的“直言不諱”大加讚賞,並決定於次日押送他到棗強縣城移交給情報部門,聽候進一步查證、審訊。八路軍的內線情報人員將此信息傳回。得知這一情報後,時任一二九師冀南軍區司令員的陳再道制定出營救方案。
當押送劉志堅的日本騎兵隊伍大約100多人進入八路軍伏擊圈之後,突然從路邊坡地躥出的十多個挑柴農民,一下把柴捆插到路上,擋住了汽車。隨著“砰砰”的幾聲槍響,開車的司機和探頭的日軍就被擊斃。瞬間大路左右兩翼槍聲大作。戰士紀志明飛身上車,將身體護住躺在車廂里的劉主任,同時左右開槍,20響、40發子彈在數秒鐘內從手槍里發射出來,日軍全部被殲。幾個戰士把劉主任抬下車,紀志明背起劉志堅就向指揮所跑。整個戰鬥,八路軍未傷亡一人。事後,當日軍得知被八路軍營救的劉志堅是冀南軍區政治部主任,是八路軍的高級官員時,驚呼:“上當,上當,八路軍真是神出鬼沒。”
劉志堅被自己的部隊搶回來後,因腿受重傷不能行走,軍區安排他在永年縣警備大隊長韓蔭亭家裡養傷。韓家對劉志堅的照料熱情周到。1943年春天,陳再道要赴太行北方局黨校學習。黨委書記宋任窮特別交待他到韓蔭亭那裡帶上劉志堅同志,並安全護送到劉、鄧首長那裡。
一路上,陳再道與護送小分隊抬著劉志堅遭遇了重重驚險。在日軍所轄地盤,碉堡林立,鐵路兩側全是敵人挖的封鎖溝,既寬又深。雖然護送小分隊隊員身著偽軍服裝,但還是引起了日軍的懷疑。他們走了3天,打了好幾次戰鬥,總算到達了目的地。劉、鄧首長親切地接見了陳再道,說他們很幸運,沒出事,安全地把劉主任送來了。
“文革”蒙冤
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次實行軍銜制。在懷仁堂東廳,毛澤東主席親自參加了為這些戰功卓著的高級將領授銜、授勳儀式。當毛澤東走到一個小個子的將軍面前時,握著他的手,拍著他的肩膀,習慣地打趣道:“你是那個劫法場搶出來的劉跛子!”向毛澤東敬禮的將軍答道:“我是劉志堅。”然而,誰也沒有想到,10年之後,這位被“搶出來的劉跛子”竟在一夜間成了“叛徒”。
“文化大革命”是一個人人自危的年代。“文革”之前就擔任總政治部副主任、“文革”中又擔任“全軍文革小組”組長的劉志堅,時時處處在動亂的風口浪尖上。他在葉劍英、徐向前等元帥領導下,主持“全軍文革”,陸續起草了一些檔案和電報,對軍隊“文革”做出若干特殊規定和必要限制。如《關於軍隊文工團文化大革命的幾條規定》、《軍隊院校文化大革命的補充指示》等等,但這些防亂穩軍的一套做法很快招來林彪、江青的不滿。1966年國慶節那天,在天安門城樓上,江青的追隨者唆使第二軍醫大學造反組織的一個頭頭向毛澤東、林彪告狀,說軍隊院校鎮壓民眾,條條框框限制太多。林彪看毛澤東沒有表示反對,就說軍隊這樣搞不行,要允許他們搞“四大”。“全軍文革小組”不敢違抗林彪的指示,隨即起草了《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但檔案仍然堅持要黨委領導,沒有放開,林彪看後不滿意,將檔案草稿送“中央文革小組”審改。經陳伯達、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改後的檔案,特別加進了“取消軍隊院校黨委領導”的條文。在釣魚台討論這個條件時,發生了激烈爭吵。
劉志堅事先向葉劍英元帥作了匯報,故而會上態度消極,說:“檔案中首次取消黨委領導,這在解放軍是史無前例的。”張春橋卻說:“黨的領導就是毛主席的領導,就是毛澤東思想領導。”劉志堅反駁說:“毛澤東思想的領導是不錯的,毛主席的領導也是不錯的,但是下面還是要有具體人去執行的啊!”
陳伯達、江青等人依仗毛澤東的支持,一齊否定劉志堅提出的異議。軍隊亂了,天下大亂。劉志堅根據葉帥的指示精神主持起草了一份通知:《關於各總部、國防科委、軍種兵種機關必須經常保持戰備狀態的通知》。11月6日經林彪轉送給“中央文革”,又被陳伯達以“借戰備壓革命”的罪名扣壓下發。
此後,為了控制《緊急指示》下達後各地出現的混亂局面,劉志堅又組織“全軍文革”前後起草過5份電報,都被陳伯達扣壓了。在一次“中央文革小組”會議上,陳伯達當面指責道:“你劉志堅思想不對頭,發的幾個電報,都是壓製造反的。我都給扣留了。”
江青還幾次叫嚷要關鋒、戚本禹到總政當主任、副主任,被葉帥頂住,沒有任命。紅衛兵們已經從某種渠道得知劉志堅有“叛徒”嫌疑,開始圍攻他的家。為了更方便工作,葉帥讓劉志堅搬到他家後面去住。這樣,劉志堅每天早晨都把“中央文革”的情況向他報告,同時聽取他的指示。11月初,劉志堅和葉帥、徐帥、陳老總等幾個人在聶帥家裡吃飯,老帥們大罵江青、陳伯達一夥。葉帥感慨地說:“現在我們都沒有發言權了,志堅同志雖然在‘中央文革’,可也沒有發言權,連戚本禹都敢跟他拍桌子,那是江青、康生給他撐腰的,他們要打倒你呢!”
1967年1月3日,劉志堅正處於高度忙碌之中。那天,許多“紅衛兵”要揪斗陳毅。葉劍英知道了,急召劉志堅,要他做工作,不許揪斗陳毅。劉志堅剛到葉帥那裡,周恩來總理來了電話,要劉志堅火速趕往釣魚台。到了釣魚台,周恩來也要劉志堅出面做工作,勸造反派們不要開批判陳毅大會,希望劉志堅對學生們講幾句話。這天晚上,49所大專院校派出100多名代表,來到人民大會堂,要求召開批陳大會。根據周總理的指示,劉志堅出面勸導。談了一晚上,未能完全說服學生代表。於是,1月4日晚,在人民大會堂繼續跟學生代表談話。周恩來總理髮表了講話,勸告學生們不要組織批陳大會。劉志堅也講了話,贊同總理的意見。然後,劉志堅又說,陳毅同志對部隊的講話如有不妥之處,首先的責任在於他——因為他是“全軍文革小組”的組長。他正說著,忽聽得康生拍了桌子,厲聲道:“劉志堅,你不是什麼折衷主義,你就是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軍隊里的代表。這個會要開!要批!要斗!要揭開軍隊里階級鬥爭的蓋子,首先要批判劉志堅,打倒劉志堅!”
康生是“中央文革小組”的顧問。康生這么一發威,那些學生代表就大轟大嗡起來,高呼口號“打倒劉志堅”。接見會成了打鬥會,一直折騰到5日凌晨,“打倒劉志堅”之聲仍不絕於耳。當劉志堅好不容易回到家中,天已蒙蒙亮了。那些學生代表迅速把康生的“號令”傳遍各校。5日,5000多名紅衛兵前往國防部,要求葉劍英、肖華接見並交出劉志堅。葉劍英、肖華拒不接見。劉志堅聞訊,怕波及他們,便給葉帥打電話:“我去國防部見學生。”葉帥嘆了一口氣,說道:“你一去恐怕就回不來了,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冒著嚴寒,劉志堅還是去了。到了那裡,劉志堅立即陷入重圍之中。他的帽徽、領章被揪了下來,一頂高帽子按在他的頭上,“打倒劉志堅”的口號聲震耳欲聾。當天晚上,劉志堅被關押在一輛大卡車上。接著,被弄到一間空房子裡關起來,那房子原是總政一位副處長住的。1月8日,劉志堅被轉送到北京衛戍部隊,關押在北京順義縣。此後,大會批、小會斗,他頭上的“帽子”也越來越多,從“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軍隊的代表”,升級到“兩面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三反分子”,以至升級到“叛徒”。
這“叛徒”一說是陳伯達“揭發”的,他的依據就是“被敵人抓走又活著回來了”。於是,1月11日,中央軍委下令改組了“全軍文革小組”,撤消了劉志堅的組長職務。一時間,“打倒劉志堅”的大字報、大標語布滿全國。劉志堅遭受批鬥後即被關押。2月11日下午,在中南海懷仁堂的會議室里,在周恩來同志主持下,召開當時主持黨、政、軍日常工作的同志和“中央文革”成員的碰頭會議(即擴大的政治局常委碰頭會),會議原定的議題是討論“抓革命、促生產”的問題。
會上,圍繞著“文化大革命”要不要黨的領導,應不應把老幹部統統打倒,要不要保持軍隊的穩定等幾個關係黨和國家命運前途的大問題,同林彪、江青一夥,進行了全麵攤牌。
軍委副主席葉劍英首先站起來講話,向陳伯達一夥說:“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你們還嫌不夠,還一定要軍隊搞亂!這樣搞,你們想乾什麼?”葉劍英對坐在對面的康生、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王力等人說:“軍隊要是再穩不住,天下就要大亂了!我請諸位幫幫忙吧,不要再把軍隊搞亂了!”
坐在葉劍英旁邊的新任“軍委文革”組長徐向前,激憤地拍著桌子說:“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這樣把軍隊亂下去,還要不要支柱了?難道我們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這類人來指揮軍隊嗎?如果不要,我們這些人乾脆回家種地去!”
他還專門提到劉志堅的所謂“叛徒”問題,向陳伯達說:“劉志堅不是叛徒。”但是,陳伯達卻蠻橫無理地說:“劉志堅叛徒的案已經定了,再也不能改變了。”於是,劉志堅仍被關押著。
重獲自由
劉志堅在戰爭年代九死一生,在“文革”期間卻蒙此奇冤。劉志堅在順義被關押了3個月,受到多次批鬥。然後,被押回拐棒胡同家中看管,一個排警戒著那座四合院。劉志堅被關在一間小屋裡,小屋只放著一張小床,一張三屜桌,床前一盞100瓦燈泡通宵達旦亮著,目的是讓監視者能看清他的活動。不久,肖華也被打倒,張春橋出任總政主任。劉志堅的夫人劉萊瑛被關押在另一處,兩年後,她才獲釋。但是,她不能探望丈夫。在林彪摔死在溫都爾汗之後,她才被允許每個月回家一次,看望劉志堅……在劉志堅被打倒之後,“中央文革”的副組長只剩下江青和張春橋了——另一副組長王任重在劉志堅之前便被打倒了。
“九大”期間,許世友面見毛澤東。在談過一些事情之後,許世友仗義執言:“主席,戰爭年代有兩個人很能打仗,但他們現在的日子都不好過,一個是王近山,一個是劉志堅,請主席過問一下。說劉志堅是叛徒,他怎么成了叛徒?”徐向前元帥也在不同場合談起過:“陳伯達說劉志堅同志是叛徒,其實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毛澤東點頭後,解放劉志堅的工作由周恩來來做。在國慶25周年之前,9月28日,中央政治局對出席國慶招待會名單進行討論時,周恩來提出:“遵照主席精神,再加劉志堅一人。”第二天,門庭冷落多時的拐棒胡同入口處的四合院突然駛來了一輛轎車。來人突然變得對劉志堅客氣起來,他滿臉笑意地說:“奉上級指示,你可以自由活動了。通知您,準備一下,明天請你出席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國慶25周年招待會。”
當天,就有人給他送來了一套嶄新的軍裝。試穿著軍裝,劉志堅百感交集,這一關就是7年零9個月啊!隨著一道命令,劉志堅的待遇有了地下天上之感:看管他的人撤了,警衛員回來了,炊事員回來了,連原先那輛他一直乘坐的吉姆轎車也回來了。
10月1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新聞節目裡,在報導昨晚的國慶招待會出席人員名單時,提到了劉志堅的名字。人們立即知道:劉志堅被“解放”了。10月3日,還在主持軍委工作的葉劍英元帥召見劉志堅,詢問了他的身體和其他情況。4個月後,劉志堅作為全國人大代表,又出席了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1975年3月,劉志堅被任命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政治委員。5月,他的老上級、兼任解放軍總參謀長的鄧小平副主席召見劉志堅。劉志堅的車子趕到鄧小平家時,看見張愛萍正從車子裡出來。進屋後,鄧小平對他倆說:“你們的工作要有變動。張愛萍同志到國防科工委,劉志堅同志到昆明軍區。”雖然久經磨難,鄧小平仍是戰爭年代的幹練作風,說話乾脆利索。他先和張愛萍談,劉志堅就坐在旁邊。內容不是很多,但重點十分突出,就是要張愛萍當好科技人員的後勤部長。“要讓他們安心搞科研,要解決他們的後顧之憂”。
和張愛萍談完,他把目光轉向了劉志堅。“你去昆明,第一條,首先要把軍隊的工作搞好。”他看了看劉志堅,相信他是理解這話的含義的。見劉志堅點頭,他又接著說:“第二條,軍隊不能搞資產階級派性。”劉志堅知道,當時昆明軍區內部的派性也相當嚴重,這對軍隊的破壞是很厲害的。“第三條,軍隊要同地方的派性徹底脫鉤。”劉志堅深知出任總參謀長的鄧小平,是要下決心治理整頓軍隊了。“還有什麼問題嗎?”見他們沒有說什麼,鄧小平又說:“那就這樣吧。”不久,劉志堅被任命為昆明軍區第一政委。他在這個崗位上一乾又是7年多,直至退休回到北京,住進西城一座小院內。經一再調查,劉志堅的所謂叛徒冤案終於有了結論。而中央軍委作出正式平反,這已經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的1980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