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新與舊》敘述的是一個劊子手在兩個不同的歷史時段價值錯位的故事。砍頭是他的職業，也是他的事業，最終則奇異地成為他生命價值的唯一支撐。當刑罰手段從“野蠻”的砍頭進化為現代的槍斃時，此劊子手便不可避免地喪失了從砍頭中所獲得的美感甚至神聖感。從福柯的意義上說，沈從文消泯了刑罰史的進化理念，很難說槍斃就一定比砍頭更為進步抑或人道。但《新與舊》的更耐人尋味之處還在於沈從文似乎採取了價值無涉的立場。在面對諸如砍頭這樣大是大非的問題時，沈從文居然顯示出在別的作家那裡很難想像的“高蹈”般的姿態。同樣是寫砍頭，沈從文顯然缺乏魯迅式的義憤，毋寧說，他竟帶有幾分鑑賞和審美的觀照心態，而且一如既往地沿用他那典型的田園牧歌般的抒情文類。在這裡，文體的以及審美的層面與題材和內容間就有一種不協調的張力。是沈從文失去了對題材內容和文體形式之間互動關係的敏感性嗎？還是他有著更深的用意與圖謀？這一點，王德威在《從頭談起》一文中有著非常精闢的論述。他認為：“‘親民愛物’式的人道主義辭令，不足以解釋沈寫那些最殘酷血腥人事的動機。從他對語言修辭上的強烈寓意特徵，我們或能揣摩他出入生命悲歡仁暴之間，而能不囿於‘一’的原委。砍頭當然是極其可怖的暴行。但不象魯迅對砍頭所賦予的唯一象徵內涵，沈從文自其中還看到許多‘意料以外’的意義，同樣需要我們的關注。既然他無意自頭的斷裂中，引申一環環相扣的象徵危機，他的反應在悲憫之餘，竟多了一層寬容。既然他不汲汲預設一道統知識的始原中心，他的視界因可及於最該詛咒詈恨的人或事。”沈從文筆下形式與內容的張力正使他的言說超越了“一”，超越了中心主義的一元論，最終恰恰返歸到歷史的有待無窮拆解的本真的領域。
價值
有研究者發現了沈從文的小說《新與舊》的價值所在。《新與舊》的上下兩部分的開頭都有“編年史”式的時間標示（“光緒某年”與“民國十八年”），兩個時間標識毫無疑問具有一種寓言性，暗示著“傳統”與“現代”的界分。尤其是後一個時間近乎於作者寫作的當下時間，直接表征著小說題旨中所謂“新”的一維。然而，當沈從文把這兩個時間並置在同一個文本中之後，所生成的總體意圖卻發生了偏轉，新與舊的對壘被打破了，兩者間的本來鮮明的界分變得模糊了，“‘新’並不是與‘舊’截然對立，‘舊’的滲入攙雜，與‘新’招牌‘舊’貨色，倒是更為普遍的；因而，歷史不是直線進化，‘新’不如‘舊’的歷史倒退（迂迴）是經常發生的。”而從歷史主義的角度上看，所謂新與舊的價值內涵在沈從文這裡也趨於消解，用沈從文所習用的語彙來說，即“常”中有“變”，“變”中寓“常”，常與變打成一片，不再有絕對的價值分野。
應該從中國現代文化寓言的角度重新審視沈從文的《新與舊》。它揭示的是一個新舊錯雜的時代，對於消解單一的線性歷史時間，消解現代性的有關“進步”的整一性圖景，建立審美主義的多重視野，是一個不容忽視的文本。
書評
一個很簡單的故事。一個光緒年間的劊子手，殺了人之後都會跑到城隍廟對菩薩叩頭然後鑽到香案下躲起來，然後縣官裝模作樣的來審判“一五一十”的打個八下。那個時候劊子手殺人是受訓練的，是一種“一口氣用拐子刀團團轉砍六個人頭不連皮帶肉”的技藝。縣官象徵法律，城隍廟是神的代言。有人說過：“一切不幸最大的不幸是殺人。”而在這裡，在那個年代的中國，殺人的悲劇通過與法律與古代民俗的宗教儀式的聯合，在裝模作樣官腔和看客懵懂的觀賞中成為真正的戲劇。魯迅曾總結過中國人的國民性：“嗜殺性和遊戲國”他通過“狂人”從中國幾千年的文化中看到2個字“吃人”沈從文和魯迅風格主張如此不同的作家卻在著一點上殊途同歸了。而沈從文所覺得悲哀的是：殺人在喧囂的戲劇表演中早虔誠的宗教儀式中暗暗完成。這對被殺者來說是精神和肉體上的雙重殺害，他們的被殺不論怎樣都是一個悲劇，然而在國人眼中卻是戲劇，是玩笑是熱鬧，這才是最大的悲哀。而看的人本身也是死的。
這是舊中國的殺人。新呢？沈從文把時空拉到民國十八年，當年具有傳奇色彩的老戰兵已經變成守城門的老頭子。沒有了斬首，開始執行槍決。而執行槍決只是因為要殺的人太多。老戰兵在新舊時代的交替中有一種強烈的失落感。他覺得這是個夢。他重演的機會來了。政府要殺2個青年教師，玩花樣想起了老戰兵。他儘管覺得2人面善卻依然揮手即斬。完事後照老規矩跑到廟裡躲起來。所有的人都以為他瘋了，把他掉起來，幾百人呼拉拉的跟過來，圍觀，出點子……
當斬首的戲碼再次上演，有的變了，有的沒有。這是一個新的社會。然而殺人是不變的。人們看殺人的熱情是不變的。在舊時代，殺人還要演戲，還要對神叩頭，在神面前懲罰一下。殺人要尋求神的認同和一個合法性，人們內心是認為殺人是有罪的，用這種方式消除罪惡，取得一種內心的平衡。在愚昧麻木的同時有一種原始樸素的人性的遺留。可是新社會呢？殺人成了赤裸裸的事情。殺人的人被殺被圍觀取笑。這個唯一尚存著殺人有罪的觀念的人卻成了民眾眼裡唯一的瘋子。這是怎樣的悲哀？沈從文看到了常古不變的2個方面，一方面是歷史的人的惰性也就是嗜殺性，一方面是古老儀式背後殘留的原始天良。他一直希望用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來照亮這些。可是留下來的偏偏是嗜殺性。
不要以為新中國成立了，這些殷紅的醜陋的事情不存在了。五四那一代人包括魯迅都受進化論的影響。魯迅一開始很相信，認為新的總是比舊的好的。所以他連給他學生擦鞋的事情都做了。後來發生了蔣介石的反革命政變，他發現告密的多是青年學生。於是魯迅懷疑了。而沈從文是從來都懷疑，他看到了新舊間糾纏不清的東西。記得新中國成立後，那些民主黨派和一些學者死都不肯走，國民黨的飛機都派到天安門光場來接他們了。這是為什麼？因為他們相信會有一個自由民主的新社會。可是一切成了欺騙和愚弄，最後等著他們的多是死亡。再來看看近的。馬家爵被判死刑後雲南政府說了四個字：“大快人心！”我們想想這有什麼好快的？5條生命。就是對馬本身以及他家來說對這個社會發生這樣的事情來說怎么都是一個悲劇。他的父母在大雨里在被害者家門前長跪不起，為了贖那贖不起的罪……這些有什麼好快的？？我們居然還是這么熱愛著殺人。再說俄羅斯去年的暴亂全球跟蹤報導，我們的中央電台4頻道滾動著精彩活動------問題：“在XX事件中死亡的小學生人數為多少人？A400人。B……小靈通撥打XXXXX手機撥打……”這是我們國家的國際頻道啊！後來這件事情引起的世界的公憤……
最後再來看看沈從文先生的命運吧。他是一個敏感善良堅強的老人。沒有什麼政治思想。在白色恐怖時期什麼都敢寫。他1921年入黨是最早的黨員，見過成筐的被割下來的人耳朵，他怕過什麼？可是這樣一個人，新中國成立後不給他工作不給飯吃，被逼得割腕自殺！後來被安排到故宮整理國故。一個優秀的作家，黨員，文藝理論者……卻是如此下場。他的弟弟是國民黨的將軍，但在和平解放湘西立下大功。51年當地少數民族叛亂，毛澤東把他列入絞殺名單。他寫過20W字的辯白沒人理會。將軍被槍決前拖掉軍服，指著自己的腦門說：“朝這打不用蒙臉了。”沈老先生對此沒說過一句話……還有一個人名字我不列了因為反對文革，反對那樣處理劉少奇，中共怕他喊口號，活活的用鈍刀割斷他的喉管就這么一直到刑場。毛澤東那年開的必殺名單上百分之九十六被評反。我們的政府國家就是這么把人當人看的？
沈從文老人去世的時候他兒子問他有沒有什麼想說的，老人說了一句話：“對這個世界，我沒什麼好說的。”他去世後各大報紙都不敢報導，於是巴金老人拍著桌子發火了，才有一個副刊的一個小豆腐塊。
《新與舊》是多么沉重的故事，我們深厚博大的文化同時又是多么沉重。沈從文的一生是悲哀的，但更悲哀的不僅僅如此，不僅僅是他個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