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阿麗思中國遊記》《阿麗思中國遊記》是文學大師沈從文創作的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長篇小說。沈從文的《阿麗思中國遊記》被認作是世界文學名著《阿麗思漫遊奇境記》的中國續書，他借鑑19世紀英國作家卡羅爾(LewisCarroll1832—1898)這本風靡全球的兒童讀物的技法和風格，讓書中12歲的英國小阿麗思小姐和45歲的兔子紳士儺喜先生，迢迢萬里來到中國，漫遊遼遠東方這塊古老而又神秘國土的奇境，在中國的大都會和僻遠鄉村，，他們遇到利種荒誕無稽、離奇古怪、荒唐不經的可笑可驚又可嘆的故事，比如，剛踏上中國土地，就碰上一個攔路求死的餓漢，他已經好久沒有吃東西了，連自殺的力氣都沒有，只能乞求別人殺死自己。從這個求死者身上，映照出當時中國由於戰亂、災荒、失業和外國入侵，而千萬的餓殍遍地的慘狀。在民間，敬神崇鬼、占卜打卦等痼疾陋習，隨處可見，蒙昧迷信浸蝕著人們的靈魂，在儺喜先生造訪古蹟、搜羅文物以及與上層社會的交往中，對紳士崇尚孔孟、媚外畏洋、重虛禮愛面子的文化心態，給予揶揄嘲諷。在“八哥歡迎會”上，百禽畢集，各展歌喉，在紛擾嘈雜中，影射中國知識界的淺薄無聊、凡庸猥瑣、攻訐傾軋，阿麗思還饒有興味地遊覽了中國南方農村，看到水田裡各式各樣的水車，並在深夜聆聽了兩輛水車有趣的對話。當最後來到作者的故鄉——湖南湘西苗人居住區，親身體驗山區淳樸率直而又怪異古舊的風情民俗，特別是目睹了慘無人道的原始奴隸買賣，天真善良的阿麗思小姐感到不可思議，她大惑不解地問：“把人不當人，來買賣……買來有什麼用處呢?”帶著遊歷中國的許許多多疑惑和感想，阿麗思隨著儺喜先生悄然打道回國。小說借阿麗思小姐和儺喜紳士的眼睛，對20世紀20年代中國社會的愚昧、迷信、滯後和黑暗，作了嚴厲的批判和諷刺。
鑑賞
殖民敘事與租界體驗
混身於五方雜處、華洋混居的十里洋場，沈從文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租界風氣的浸染。租界話語近似於殖民話語，租界話語構設了租界人的生存空間和生存體驗，進入創作中，則使文本帶有殖民敘事的特徵，這種特徵從故事的組織、題材的選擇、人物的搭配、敘事者的設定和隱含作者的文化立場等方面表現出來。身處租界，耳濡目染殖民化租界的文化風潮，入其內，故能有真實的體驗，出其外，故能靜觀剖析。沈從文正因為入其內，又出其外，以敏銳的洞察力穿透了殖民者的文化心態，並以戲謔調侃的筆調描畫了殖民者的複雜嘴臉和東方體驗。
沈從文第一次提到租界的文本是《在私塾》：“大家來到院中玩捉貓貓的遊戲，倉底下成了頂好地方。從倉外面瞧裡面，弄不清，裡面瞧外又極分明。遇到充貓兒的是膽小的人時，他不敢進去，則明知道你在那一個倉背後也奈何你不得。這下倉底下說來真算租界。”沈從文在這段話中用語碼編制的租界喻體，獨特而耐人尋味。最表層的含義可以理解成租界為各種偏離社會規則的冒險者提供庇護所。冒險者之所以能夠取得存在的優勢，在於他們能夠掌握明暗交混中的自由空間。如果我們對這段話語進一步解碼，還可以尋繹出這么些意味：糧倉的倉底可謂既是一個賞心悅目的地方，又是一個黑暗而神秘之處，糧倉“下面極乾爽，全是細沙”，而且還窩藏著小花兔，兔的巢穴錯雜相通，足以引起外界的“好奇”，但要進入這片陌生而神秘的大陸，是需要“腰躬著”的，在糧倉底下的人把自身融入不熟悉的黑暗中難免忐忑不安。黑暗的“異域”之所以誘惑著進入者，是因為進入者能夠藉助中心空間控制邊緣地帶。如果把這些文化語碼再一次“轉譯”，就編碼成租界殖民者在“東方黑暗大陸”的冒險模式和生存體驗，或來自外地的華人闖蕩洋場的生存狀態。不論對誰而言，租界都是瀰漫黑暗神秘，令人忐忑不安而又充滿誘惑的區域。
沈從文殖民化經驗敘事的典型文本是《阿麗思中國遊記》。《阿麗思中國遊記》寫於1928年春季前後，那時沈從文孤身一人初到上海，住在法租界善鍾里的一個亭子間。《阿麗思中國遊記》是沈從文創作的第一個長篇，最初發表在《新月》雜誌上。《阿麗思中國遊記》在沈從文的創作歷程中具有重要的意義，在這個長篇中，沈從文初步確立了都市鄉村二元對立的敘事模式，開始對現代文明進行反思和批判，開始在文化身份上皈依苗族血統。可以說，《阿麗思中國遊記》是理解租界體驗對沈從文創作的影響，理解沈從文小說基本文化品格的標誌性文本。
沈從文創作《阿麗思中國遊記》的最初動機，是想寫一點類似於《阿麗思漫遊奇境記》的東西給他的小妹看，讓她看了好到家裡向患病的母親說說，使老人開開心。這和當年路易斯·加樂爾創作《阿麗思漫遊奇境記》給一個可愛的小女孩看的動機有相似之處，都是為了愉悅親近的人。《阿麗思漫遊奇境記》的原名為“TheAdventuresofAliceinWonderland”，於1867年前後在英國出版。《阿麗思漫遊奇境記》第一個中譯本出自著名語言學家趙元任先生的手筆。趙先生的這部譯作曾由商務印書館於1922年出版。《阿麗思漫遊奇境記》是一本純粹的奇思異想的童話，是遊戲和幻想結合的佳作。正如趙元任在“譯者序”里所說的，《阿麗思漫遊奇境記》是一本充滿大量“不通”的笑話、具有“沒有意思”的“意思”的童話故事，故事的呈現建立在兒童的敘事視角和經驗視界的基礎上。
但是，當沈從文走進人物和故事的自足世界時，文本《阿麗思中國遊記》漸漸脫離作者創作初衷的風格要求，也和元故事《阿麗思漫遊奇境記》的童趣風格和文體要求產生了巨大的疏離，做了一次“在通常標準與規則外”寫作的嘗試，“對帝國主義者與偽紳士有所攻擊”。由於沈從文借文本來排遣“心上非發泄不可的一些東西”，造成《阿麗思中國遊記》在旨趣上幾乎“寫得與前書無關”，成了殖民者經驗和租界本土經驗的諷喻文本。
至少近十多年以來，沒有人專門著文對《阿麗思中國遊記》這部小說進行個案解讀。研究者忽略這個文本，也許是因為沒有感悟到文本的反殖民文化主題。英國作家康拉德的小說《黑暗的心臟》（寫於1897年-1898年）發表許多年後才為研究者重視，也是由於研究者使用殖民主義理論來解讀，才發掘出了文本中豐厚的文化蘊涵。筆者相信，如果從殖民文化這個角度來解讀《阿麗思中國遊記》，肯定能開掘出我們所不應當忽視的文本價值空間，從而增進對沈從文小說創作歷程的理解。
沈從文把《阿麗思漫遊奇境記》的兩個人物阿麗思和兔子挪移到《阿麗思中國遊記》中，作為小說的主人公，並在他們的身上套用了西方殖民者在東方旅遊、探險經歷的故事模式。我們應該看到元文本和續文本之間的互文性，元文本《阿麗思漫遊奇境記》中“漫遊奇境”的故事映射了續文本《阿麗思中國遊記》里的中國作為另一個“奇境”而存在。續文本起頭一句就是“阿麗思小姐自從遊歷奇境回家後”，暗示了下面講述的是阿麗思在中國的獵奇經歷。漫遊者漫遊中國的動機出自“獵奇”的嗜好，但是所“獵”之“奇”已經不是元文本提供的天方夜譚似的童話世界，而是續文本里呈現的“東方色彩”之“奇”。阿麗思小姐早晚向上帝禱告，希望上帝的使者早日把她寫在聖經最後一頁白紙上的信函送到兔子儺喜先生手裡，以便她能趕上觀看中國過舊年時節“頂有趣”的“作揖磕頭的風俗”。阿麗思擔心中國那時正在進行的“革命”如果成功，將會剷除一切舊習慣和風俗，而進入新時代的中國人“大概同歐洲人一個模樣”，“再沒有戴小瓜皮帽子的紳士了，再沒有害癆病的美人了，再沒有一切的東方色彩了，那縱到中國去玩一年兩年，也很少趣味。”阿麗思和儺喜感到好奇並加以稱頌的幾乎都是中國古典、落後、愚昧、野蠻和迷信的一面。他們喜歡中國乾隆年間的陶瓷和古典的韻語，不喜歡白話。儺喜先生走在上海租界“歐洲人從歐洲運來紅木、水泥、鐵板、鋼柱建築成就的大路，”看到外國人的貨物、歐式的房子，心裡並不大暢快，他不情願中國像英國，他需要“指引一條到中國去的路”，想要到那“矮房子，髒身子，赤膊赤腳，抽鴉片煙，推牌九過日子的中國的地方去玩玩”，而且感覺“到這些地方來天就似乎低了些”。這就是阿麗思和儺喜要找的“感覺”！總之，阿麗思和儺喜是把中國當作一件年代久遠、霉跡斑駁的“古董”來鑑賞把玩，以滿足殖民者的畸形心態。沈從文對殖民者盛讚的“東方色彩”有著自覺的反感。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說到梅蘭芳在美國的演出的事件認為，梅蘭芳“特意跑到紐約來做生意，我覺得不拘這事如何得美國人快樂，這快樂總是一種羞辱。‘東方趣味’有些事是對於民族人格不過問的，想不到這些有知識的人，還特意到紐約去介紹這些趣味給美國人。”
小說聚焦者或遊記漫遊者身份的設定，即故事是經過誰的觀察眼光過濾的，是決定一個文本的敘事風格和思想傾向的一個關鍵因素。《阿麗思中國遊記》的聚焦者主要是來自大英帝國的阿麗思小姐和約翰·儺喜先生，中國租界醜惡可笑的現象、湘西愚昧野蠻的習俗，正是通過他們的眼光“被觀看”。需要解釋和強調的是：沈從文是如何獲得阿麗思和儺喜的這種“看中國”的殖民眼光的？或者從另一個角度說，製造文本殖民話語效應的文本外因素是什麼？我認為可以從四個方面來解釋：其一，是沈從文對租界殖民者心態、眼光的揣摩和體認。艾耶爾認為：“一個好的歷史學家，必須能夠想像他自己就置身於他所談論的角色的環境之中，並且在那一點上使自己與那些角色等同起來。”一個好的文學家也是這樣。沈從文從租界生活得來的直接經驗和通過新聞報刊獲得的間接經驗是理解殖民者心態、眼光的具有說服力的佐證。其二，殖民地的土著往往習慣於用殖民者的文化眼光和價值理念來代替自己的文化眼光和價值理念，這是強者對弱者、強勢民族對弱勢民族整治的結果，也是弱者對強者、弱勢民族對強勢民族模仿、認同和屈服的結果。租界是殖民性的區域，具有租界生活體驗的華人（包括沈從文）在這一點上也難以完全擺脫殖民地土著慣有的這種心態和思維特性。其三，“我們如何看待西方人”往往成為我們剖析“西方人如何看待東方人”的知識經驗背景。生活在租界裡的人，傾向於把西方“西方化”，按照“西方化”的尺度衡量理解西方，按照“東方化”的模式向西方展示東方。其四，沈從文寓居上海租界後，自我認定為“鄉下人”，在文化血緣上向祖母的苗族族性歸依，並且，這種歸依帶有種族自豪感。這樣，他自我體認的身份就是鄉下苗族的後裔。由於對自我體認的身份持道德倫理上的優越感，因此，在觀照漢族的生活世界，尤其是都市漢族（現代中國都市是漢族的都市）的生命形態時，在一定程度上，就和西方殖民者的眼光和心態取得了一致性――以優越的眼光“看”“他者”。這一點從小說的聚焦者看取上海租界世界和看取湘西苗民世界截然不同的態度中可以明了。
《阿麗思中國遊記》的視角設定，可以用賽義德的話來詮釋：“東方被觀看，因為其幾乎是冒犯性的（但卻不嚴重）行為的怪異性具有取之不盡的來源；而歐洲人則是看客，用其感受力居高臨下地巡視著東方，從不介入其中，總是與其保持著距離，總是等著看《埃及志》所稱的‘怪異的快樂’（bizarrejouissance）的新的例證。東方成了怪異性活生生的戲劇舞台”。《阿麗思中國遊記》的殖民文化性質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此產生的。小說採用全知視角。從文本第二卷的第三章以及後幾章的元敘事中透露的信息來判斷，我們有理由把敘事者等同為文本中儀彬的二哥，也就是作者的化身。這樣，在文本中，敘事者、隱含的作者和作者就趨向統一。小說蘊含的複雜而深刻的殖民文化，是依靠敘事者、聚焦者和聚焦對象之間所產生的文化張力來維持。一個具有民族主義情感而對中國醜惡現狀取譏諷態度的敘事者，兩個從大英帝國到中國來漫遊的聚焦者，和大量令聚焦者“驚異”“好奇”的中國醜惡生存現狀的“展示”，這些因素在文本中構成了極富張力的文化交流空間。民族自豪感的失落，混合著對殖民者卑劣行徑虛偽心態的譏諷；對西方文化的傾慕，交織著出於民族主義立場的反帝情緒，使得文本的殖民文化內涵變得錯綜複雜。因此，需要不斷地破解文化隱喻和諷喻，才能破解文本的文化密碼,才能體會到沈從文所表露的“說話象小針小刺，不過酸氣一股，憤懣所至，悲憫隨之”的敘事心態。
文本故事的主要聚焦者是來自大英帝國的兩個漫遊者――十二歲的阿麗思小姐和四十來歲的約翰·儺喜紳士。阿麗思是一個“牧師”的女兒，儺喜在一個“意外機會”由流氓癟三成為了體面的紳士。他們的身份和來歷就富有意味，帶有殖民者的面影。阿麗思的個性大致承續了元文本《阿麗思漫遊奇境記》同名主人公的性格特徵，天真、愛幻想、喜思辨。但是，即使一個帝國主義的小姑娘來到中國，看取事物的眼光中也難免摻雜了“東方主義”的色彩。約翰·儺喜形象則屬於沈從文的再創造。在《關於約翰·儺喜先生》一章中，敘事者巧妙的把在元文本中居於次要角色的儺喜賦予新的意義：“在阿麗思小姐的上一次奇境漫遊中，所說到的約翰·儺喜先生的性格，有些是已經被記敘這個旅行的人弄錯了，有的簡直疏忽了。在此實在有提一提的必要。”沈從文虛構了儺喜充滿傳奇色彩的發跡史，並把他取名為約翰·儺喜。姓名中的姓氏是西方的，名字則是中國式的，是所謂英國的姓氏中國的名字。他的名字是有來歷的，“此名為中國某總理在家裡時之小名，‘儺喜’意謂還一次願為儺神所喜而賜雲”。姓名和來歷暗示了儺喜這個英國紳士對中國的“君臨”心態。和阿麗思一樣（阿麗思把請求上帝傳送的信函寫在聖經最後一頁的白紙上），儺喜“進入”中國也是秉持神的旨意，為神所支持，因此他們的所作所感便獲得了合法性和神聖性。他們有理由輕視“並不念過書受過洗禮的外教地方。”他們也認為自己有能力有責任使憂愁的灰鸛一家快樂起來。
沈從文深入揣摩到了帝國子民的殖民主義文化眼光和思維方式。所有到東方或非洲冒險旅行的西方殖民者，都傾向於把這些民族的文化簡化，以為憑藉先前探險旅遊者的旅遊日記就能把握這些民族的本質，把西方旅行者撰寫的“中國旅行指南”當作解讀中國的聖經。殖民者“獵奇”的心理決定了他們把陌生的中國神秘化，同時誇大其野蠻、邪僻、迷信和不開化的一面。他們認為古老的中國永遠古老，中國的現狀逃不脫西方的想像性規定。儺喜在哈卜君家裡喝過龍井茶、吃過了中國菜，看了中國畫和中國的古板書以後，“回家途中的儺喜先生，已是儼然游過中國一次了”。有過中國旅行經歷的西方人，事後會覺得去中國一趟，就仿佛去自己的莊園瞧瞧一樣的輕鬆和自在。當儺喜詢問“中國通”哈卜君“去中國是不是同去美國一樣？”哈卜君回答說：“不。你要去中國，就把船票買好去就是了。到了就上岸。隨便住，你到中國比到這裡還自由許多。”。西方殖民者“進入”中國之所以如此灑脫，是由殖民者的雄強文化心態決定的。美國記者海倫·斯諾是這樣敘事她迫近上海外灘時的感覺：“站在‘林肯總統號’上，我們覺得也是這個古老傳統的一部分。我站在船頭，像一隻古老的快速帆船的船頭雕飾一樣，面對未來，體魄健壯而又雄心勃勃。”殖民者在文化立場上，以文化認同的姿態把帝國的子民認定為“我們”，把殖民地的土著以輕視和拒斥的態度認定為“他們”，在“我們”和“他們”之間劃出明確的“邊界”，不認為中國和英國有相似的合理性，對“新發現”的中國的“優點”要么詫異，要么持質疑態度。“阿麗思小姐是不能相信中國人會演戲的。但同時她承認到中國看一切也都象有很有趣味的戲。”“回到家來的阿麗思，感到最出奇的還是中國小孩子的聰明。”也許阿麗思的這些言行和想法還和她的年齡有關，但是，在作這種考慮時，我的眼前馬上就浮現了朱自清的散文《白種人――上帝的驕子》里的小洋人朝朱自清“將臉盡力地伸過來了”所擺出的殖民者慣有的挑釁和鄙視的神情。朱自清想：“他已懂得憑著人種的優勢和國家的強力，伸著臉襲擊我了”。[朱自清對“小西洋人”的一些感想也適合於阿麗思。
《阿麗思中國遊記》對殖民文化的透視，還得力於核心意象的營造。通過刻意營造核心意象來創造文化喻體，是現代小說常取的方式。“意象真正的功用是：它作為抽象之物，可作為象徵，即思想的荷載物。”《阿麗思中國遊記》最值得注意的是“牆”意象。小說中有兩處集中營造了“牆”意象。第一處是小說第一部的第六章。儺喜和阿麗思從上海租界坐汽車“到鄉下去”。走了很長一段路，在遠離租界的地方，“他們的車子是為一堵斜牆擋著了”，“從那牆的一個缺處露了一個瘦瘦尖臉。”對西方的漫遊者而言，中國人總是危險的怪物，但是在殖民地旅行的“我們”總毫不畏懼，且能控制“他們”。所以，儺喜先生第一反應是把瘦漢子判定為“匪徒”，雖然他有“頂和氣象人的臉”。瘦漢子拿著一件東西逼過來，儺喜照樣是“並不怕”。按照西方冒險旅遊者的思維慣例，在儺喜的視角觀照下，瘦漢子被“漫畫化”：“如一匹瘦狗，身上用一些布片包作一條很有趣味的棍棒形狀，手象一些竹子作的，但顏色卻是蠟。”在儺喜聚焦下的瘦漢子，不但被“漫畫化”，而且被“物化”，描繪他的話語都是以“某物”作為換喻代碼：棍棒、竹子、蠟。在儺喜的視閾下，這種視覺換喻顯得很有“趣味”。當我們這樣解讀文本時，還需要加以說明：沈從文追求的是反諷與真實雜錯的敘事效果，也就是那種深深觸動我們情感的“說話象小針小刺，不過酸氣一股，憤懣所至，悲憫隨之”的言說方式。“牆”隱喻西方人在東方和西方之間劃定的“邊界”，“牆”內“牆”外可以說是兩個世界。“牆”內的世界是陌生的，不可思議，不能體驗。儺喜先生和阿麗思小姐無法理解瘦漢子的一切，他們憑藉西方經驗對眼前發生的事件加以解釋。儺喜“奇怪”瘦漢子怎么不吃兜安氏補藥；阿麗思小姐奇怪瘦漢子怎么不去館子吃飯，是不是不喜歡館子做的口味，漢子怎么會沒有錢。他們以自己的經驗為瘦漢子設法。瘦漢子向他們展示了一篇充滿反諷意味的隨筆：《給中國一切窮朋友一個方便的解決辦法之商榷》。隨筆以戲謔的筆調揭示了“友好”的帝國主義者的卑劣和殘暴面目，披露出中國下層人們的走投無路。隨筆採取正話反說的敘事策略。為了解決中國的窮人問題，隨筆提到了英國人“盡義務”掃射貧窮絕望的貧民的舊辦法，提到用中國的小孩醃製火腿供外國人享用的構想。這篇駭人聽聞的隨筆，約翰·儺喜先生是在“一種很閒澹的情形下”看完的，而且，“他首肯”！在西方殖民者看來，中國的一切苦難和怪現狀都不足詫異，中國人的一切情形又都是奇異的。這似乎是矛盾的表述，但西方漫遊冒險者的真實面目和殖民心態就在這個矛盾中浮現出來。在他們看來，中國是“隱藏”的，瘦漢子最初“隱藏”在牆後，而後又“走到那斜牆下重新隱藏起來”。阿麗思主觀臆斷地猜想：“這漢子或者這時就在那牆下哭泣”，雖然她並沒有聽到哭泣聲。在這一章中，“牆”成了殖民者經驗和被殖民者經驗的聚焦點和核心意象。
在小說的第二卷第二章，“牆”意象再一次出現，不但對前面的“牆”意象進行了補充和強化，而且兩處“牆”意象還在文本內構成了互文關係。這一次是阿麗思小姐一個人外出漫遊，同樣是在路的“盡頭”，出現了一堵牆。中國對於殖民者的經驗而言，總是“遙遠的”。“牆雖是另外一堵牆，究竟還是一堵牆”。牆後的情況還是令阿麗思惴惴不安，但是，西方旅行者慣有的冒險意識鼓舞她探究牆那面的世界。當阿麗思把自己分成兩個思想辯論，猜想牆那面的景致，第一次兩個聲音都認為是“海”。“然而海的意義在兩個阿麗思小姐印象上卻各不相同。一個覺得海偉大奔放，一個又以為海是可怕的東西。”她第二次猜想牆外應當為一個“花園”，但“一則以為花園既是別一個人家的，其中不定有咬人的狗，一則以為花園這個時節必有臘梅以及迎春之類。”第三次她猜想牆後是“羊”，但一個所說的“羊”是指富有攻擊性的“公羊”。西方殖民者總是樂於在想像中虛構他們所認為的東方世界。這幾種猜想，提供了西方殖民者對中國的“想像”模式。“中國想像”在殖民者的心理上總是充滿了矛盾和歧義，東方既是等待他們征服的野蠻之地，又是為他們而設的“樂土”。走過牆去，原來是一片樹林，難以找到出路的樹林；樹林下是柔軟的草地，可以供她隨意“翻筋斗”的草地；草地上有蚱蜢，認為“外國人來中國，專收小孩魂魄，又得挖眼睛熬膏藥，就膽戰心驚的一翅飛去”的蚱蜢。這些場景，都是典型的西方冒險者的體驗想像。
自我文化身份的建構與租界體驗
沈從文寓居租界後，才真正遭遇到西方文明的面影，雖然是被雜糅過的西方文明。寓居租界後，沈從文才真正地回過頭來重新審視湘西苗族文化傳統。寓居租界後，沈從文在審視苗族文化、漢族文化（中國傳統的主流文化）和西方文化這三種文化時，其態度雖然有明顯偏向，但是，由於實際情形總比文化宣言複雜得多，再加上文本敘事的自足性，他的文化心態有時就呈現出複雜的形態。我們如果把三種文化置於中心與邊緣的框架中來看取，沈從文的文化心態的複雜性就更加顯明。西方文明作為侵略者的文明，作為一種殖民文化，對之，沈從文無疑是不懷好感的，這一點毋庸細述。西方文明如果僅僅作為一種現代文明，對之，沈從文還是充滿嚮往的。沈從文和好友王際真的通信中多次提到想到美國去，也設法使他的妹妹學好法語，喜歡看王際真寄來的法國的畫報。他的職業理想是去外國隨公使做一個小辦事員。他如果去紐約“可以很耐煩的數那街道上的汽車的號碼，以及街道邊的廚窗里廣告。”對現代西方文明的兩種取捨態度，略不經意，也會給沈從文打上賽義德所說的“自我東方化”的烙印。《一個女劇員的生活》（1930年）的戲劇性結尾就暗示了這一點。小說的主人公，即驕傲的話劇演員蘿，一直樂於在陳白、士平和姓周的學生這三個男性之間穿梭，把他們的感情玩弄於股掌之間，但高傲而美麗的她最被日本人宗澤所征服。宗澤以一慣的冷漠和寡言擒獲了驕傲的蘿，並寫了一封態度專斷的信給蘿：“當我覺得我愛了你時，我就想，我應當告你，我不怕唐突你，且應當說，‘我覺得你得嫁我’。”宗澤的來信以“一種不可抵抗的力”，最終使得蘿很快和他訂婚了。宗澤在文化身份上屬於“我們”之列，具有“我們”應有的“專斷”、“冷漠”和孤傲，對於蘿，能夠產生“不可抵抗的力”。蘿的愛情選擇，和丁玲的小說《莎菲女士的日記》（1928年寫於上海法租界）主人公莎菲的遭遇，有著本質上的相通。莎菲傾倒於南洋青年凌吉士的驕貴態度，在他面前感到自卑，企望被他占有。相反，莎菲認為真心愛她的中國青年韋弟缺乏男子漢氣概，有點鄙夷他，覺得他憐憫。就文本提供的男主人公的國籍身份、性格氣質和女主人公的矛盾心態、愛情選擇來看，《莎菲女士的日記》和《一個女劇員的生活》都透露出對“洋人”（凌吉士是南洋人，宗澤是東洋人。）的仰視和對同種族男人的鄙視。《莎菲女士的日記》、《一個女劇員的生活》與30年代上海上映的好萊塢電影所傳達的殖民精神有著相通之處。魯迅曾這樣描述他對好萊塢電影的印象：“看了什麼電影呢?現在已經絲毫也記不起。總之，大約不外乎一個英國人，為著祖國，征服了印度的殘酷的酋長，或者一個美國人，到亞非利加去，發了大財，和絕世的美人結婚之類罷。”這段話實際上概括了殖民者征服殖民地的兩種象徵形式：征服殖民地的政權和征服殖民地的女人。蘿投入宗澤的懷抱，是不是可以想像為西方文化征服中國文化的一個寓言？如果可以，沈從文的潛在心理就沒有擺脫殖民地人們慣有的對殖民者的仰視心態和民族自卑心態。如果這還只是我的推測，那么，《阿麗思中國遊記》的隱含作者在失望於租界的人生世態後，敘事者熱情高漲而不無自得地向阿麗思講述和呈現湘西苗族“令人驚異”的生存狀態，是對殖民者審美文化趣味的俯就，使西方漫遊者的獵奇心理得到了極大的饜足。沈從文在此無疑陷入了“自我東方化”的陷阱。
對苗族的敘事中，我們還可以看出沈從文對苗漢兩個民族的複雜態度。隱含作者是充滿了敬意和憐憫來呈現苗人的生命狀態。《阿麗思中國遊記》的敘事者這樣引誘阿麗思去湘西苗鄉：儀彬的母親說，“阿麗思，你也應見一見我那地方的苗子，因為他們是中國的老地主。如同美國的紅番是美國老地主一樣。”苗人被當作了“中國的老地主”，現實中處於地理和文化邊緣的苗民在文本中被當作了中國的中心和象徵性主人，漢人自然就被邊緣化了。苗民具有漢人所不具備的優秀品德。“雖野蠻民族不比高尚的白種黃種人講究奴性的保留，可是這個事就很可喜，有了這個也才能分出野蠻民族之所以為野蠻民族。一個野蠻民族的苗中之王，對他的臣民卻找不出象英日皇帝的驕傲與自大，又不能如昔日中國皇帝那么奢侈浪費。他的省儉同他的和氣，雖說是野蠻，有時我以為同這些野蠻人接近五個月，還比同一個假紳士在一張餐桌上吃一頓飯為受用的！你見到苗中之王與苗子的謙虛直率，待人全無詭詐，你才懂到這謙虛直率在各個不同的民族中交誼的需要。阿麗思，還有咧。還有他那種神氣，那種美！……”。在苗鄉，阿麗思“不能用小費來問路了，也不能用‘我是英國人’那種話來問路了。儺喜先生老友哈卜君在他的大作上，提出小費的常識，卻只能用於中國大都會，苗疆鄉僻可不成。”沈從文借阿麗思對邊緣化的湘西文明的評判與欣賞，來提升湘西文明的價值，貶斥中國的漢族中心文明。借殖民者的眼光來確證提升湘西文明的地位，其本身就隱含了被殖民者的心態。在沈從文的心理上，都市的墮落和漢民族的劣根性是相關聯的，都市是漢族的都市，邊地是苗民的邊地，都市鄉村的分野實際上也包含著漢族和苗族的優劣。沈從文把漢族當作失去血性和民族活力的種族，“女人們對於戀愛不能發狂，不能超越一切利害去追求，不能選她頂喜歡的一個人，不論是白耳族還是烏婆族，總之這民族無用，近於中國漢人，也很明顯了。”沈從文的祖母是苗族，母親是土家族。沈從文明顯頌揚苗族族性的小說寫於《阿麗思中國遊記》之後，如《七個野人和最後一個迎春節》（1929年3月1日）、《龍朱》（1928年冬）、《媚金·豹子·與那羊》（1928年冬）、《神巫之愛》（1929年春）。可以說，是租界的體驗激發了沈從文對自身血緣族性的文化自豪感。但是，在《阿麗思中國遊記》里，沈從文對苗民生存狀態的展示是一種“他性”眼光，同樣含有獵奇和憐憫的態度，而且，對苗民愚昧野蠻落後生活方式的展現，又是憑藉他的都市漢族知識分子身份的優越眼光來看取的。不過，阿麗思由都市到湘西的旅行路線，又微微透露出作者回歸苗鄉的傾向。小說結尾阿麗思“要想回去”，回到可親可敬的格格佛依絲的身邊，似乎是沈從文歸依祖母血緣族性的隱喻。
沈從文對苗漢兩族的複雜態度，與他自我文化身份的建構有關。文化身份的“生產”是一個永不完結的過程，“而且總是在內部而非在外部構成的再現。”沈從文在租界化都市生活的“提示”下，對自己苗族血統產生了自豪感。“我們當下不應該低估或忽視關於重新發現的本質身份的觀念所導致的想像性重新發現行為的重要性。‘隱蔽的歷史’在我們時代出現的許多重大社會運動——女性主義、反殖民主義和反種族主義——中起到了關鍵作用。”沈從文“重新發現”了自己的“本質身份”，身份的重新發現對他的創作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苗族血統可以說是他個人的“隱蔽的歷史”，隱蔽歷史的照亮，觸發他思考民族文化重造的大問題，在對苗族的記憶、幻想、敘事和神話建構中，沈從文進行了一次次的精神還鄉。但是,沈從文在內心對苗族身份的認同，並不是毫無疑問。雖然他自稱為“鄉下人”，在他和都市人之間劃了一條鴻溝，但是他正是在都市中自稱為鄉下人，只有在遇事不順和心境不佳時，才會想到返鄉過日子。《夫婦》的敘事者兼主人公是有身份的城裡人，在處理捉姦事件時依憑的是文明人的精神優勢和權威話語。但是沈從文有的小說則流露出隱含作者在城裡紳士、教授和淑女面前的自卑心理。沈從文在內心愿意認定自己為苗族的後裔，卻又認為自己已被都市生活改造，那么柔弱，以致不配作他們的子孫。沈從文的苗族文化身份並不是純粹的，而且是“重新發現”的，所以苗族和漢族雙重身份在心理上的共存，有時就導致了族性敘事態度的曖昧和複雜。這也造成了沈從文的小說對西方文化、漢族文化和苗族文化做出中心與邊緣的定位、優與劣的區分時，呈現出複雜的情態，這一點從《阿麗思中國遊記》的敘事中可以看出。
1933年，沈從文重返北平後，隨即發表了《文學者的態度》等文，反戈一擊，指責上海文人的墮落，挑起一場京海派論爭。由此，他的文化身份又一次“重構”。在這一次重構中，眾所周知，他以“京派”的姿態出現。但是，大家忽略了一點：上海時期的租界體驗在沈從文這一次文化身份重構中所具有的制約作用，簡明地說，租界文化與租界體驗在沈從文的文化身份重構中扮演著“他者”的角色。領會了這一點，有助於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待京海派論爭。
